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注：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年第5期第34页。）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几乎每一个正确的重大决策背后，都有一个调查研究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说，调查研究“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P264)。因此，学术界在研究毛泽东生平事业与思想的过程中，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如能进一步就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特点进行专题分析和研究，将会有助于我们多层面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价值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一、一贯倡导，长期坚持，广泛调查
毛泽东调查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次数多、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为古今中外所少见，更为同时代人所不及。
毛泽东并不是社会学家，但他却能像社会学家一样孜孜不倦，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从1917年到1971年五十多年时间里，他从对一村、一乡、一县的调查，到对几个县、几个省乃至大江南北各条战线的调查，有文字可查的就有上百次之多。关于毛泽东所做过的调查研究活动，在拙作《青年毛泽东与调查研究》、《毛泽东与调查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1993年第4期）中已有叙述，此处不再重述。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毛泽东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其特点是调查研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与游历相结合，与锻炼胆识及培养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相结合。在当时的《讲堂录》中，他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2](P587)这一时期，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17年暑期“游学”，与同学肖子升徒步游历长沙周围五县城乡长达一个月之久。这种“游学”式的社会调查在1918年暑假同样进行过。“游学”既了解了社会，克服了“闭门求学”的弊端，又培养了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也完成了学校规定的“修学”任务，更为毛泽东后来从事的社会调查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从事调查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大革命到长征前（1925-1934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常年从事农村工作，相对集中并系统地做了六、七年的农村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足迹遍及湖南、江西数县，所做的调查也较为系统，形成的调查报告多达十余篇。仅1930年一年，他就做了八个地方的调查，写出八篇约十四万字的调查报告，还写出一篇从理论上阐述调查研究的著名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这一时期从事的调查研究活动在1930年达到高峰，《寻乌调查》与《反对本本主义》分别在调查研究的实践和理论上成为这一时期标志性的作品，可称“双峰并峙”。
第三个时期是50-6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探索阶段。毛泽东经常抽时间各处巡视，正式或非正式地做一些调查。这一时期，他除了利用巡视机会做调查外，还在1955-1956年，用四个半月时间与中央其他核心成员一起听了九个省、市及中央各部委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1961年，又亲自组织和领导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提出，把1961年当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出现了三个新的特点：一是在视察中穿插进行社会调查，二是派调查组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三是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间接调查。繁重的领导工作使他难以像30年代那样去长期蹲点、系统调查基层情况，但他仍然尽可能采取多种方式去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并及时把了解到的情况运用到决策中。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中，“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3](P21)。毛泽东则对调查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成为注重调查研究的一代楷模，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他的带动和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也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加以推广。党中央在1941年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1年，时隔20年，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4](P507)。于是60年代初期，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这些情况都说明，注重调查研究，一贯倡导调查研究，广泛深入进行大量调查研究，长期不懈地坚持调查研究，的确是毛泽东人生中与众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人如此执著于调查研究长达50年之久呢？首先，从毛泽东个人对调查研究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来看，他深知“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3](P15)。《实践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5](P284)而“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就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P1)。其次，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如司马迁、顾炎武等）、湖湘文化传统、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育、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等，也都从不同程度上对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给以深刻的影响[6]。这些影响，加上毛泽东自身远大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共同构成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主客观因素。
二、以农村为对象的调查活动明显多于其它方面的调查
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从事调查研究具有历时长、范围广的特点。在他广泛的调查研究中，虽然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对象（包括工、农、商、学、宗教等各阶层、各行业），但总体上看，还是面向农村、调查农民问题的居多，而其它方面（例如工业）相对较少。前一部分所分析的毛泽东从事调查研究的三个时期中具有标志意义的调查，大多是以农村为对象的，当然其中也含有部分非农村对象的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相对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调查对象的农村特色，虽然其中不乏对寻乌城商业和交通的描述。关于对工人的调查，毛泽东早年就对长沙泥木工人、安源煤矿工人等做过调查，建国后又几乎每年都外出巡视调查，了解各行各业情况，但就其整个调查活动而言，对农村的调查，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深度、广度及系统性看，都超过对其它方面的调查。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农村特色，首先应归因于中国的国情。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面积和农业人口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从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斗争来看，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中国武装斗争的战场常年集中在农村，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量开辟和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最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建国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基础上搞建设，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农业的发展，我国就无法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也就不会有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的紧密联系，从客观上促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以农村为多的特色。其次，毛泽东个人的经历也是形成这种特色的重要因素。毛泽东生长在农村，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十余年。在党内及国民党中央任职期间，又长期担任农运工作，“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从他担任过的相关职务，就可看出他与农村有多么密切的联系：1926年，他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并指导学员学习，后又担任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土地委员会5人小组成员（该小组以调查中国土地的分配情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为任务）。如此丰富的农村工作经历，再加上长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都为毛泽东创造了广泛接触农村的便利条件，也为毛泽东提供了更多了解农村的机会。建国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领导，可以说具备了任意调查各行各业的条件，也多次外出巡视大江南北，到各地去做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国的城市乡村、工矿企业，但调查最多的仍是农村以及与农业相关的内容。建国后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就有两次主要是面向农村的。
注重社会调查，更多地以农村为调查对象，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三、典型调查与开调查会是毛泽东用得最多的调查形式和方法
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3](P15)社会调查有不同的类型和方法，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和方法，这是每一位调查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几十年的调查研究活动中，毛泽东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过多种形式和方法。通过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考查，我们发现，典型调查和开调查会的方法是毛泽东大力倡导、使用最多且富有成效的方法。他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都要高明的学校。”[3](P16)
开调查会的方法，是社会学中访谈调查法的一种。访谈调查法也是社会调查方法中最古老、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典型调查，则是对总体范围内最有代表性的单位所做的调查，这是相对于重点调查、抽样调查而言的。在典型调查中，人们采用最多的具体做法，也是开调查会。典型调查可以用具有代表性的个别去推论一般。开调查会便于相互启发，相互质疑，展开讨论，集思广益，把调查的问题反映得更加全面深入。毛泽东在1927年至1933年间“用六七年时间”所做的十几个有系统的农村调查，多属典型调查，且多采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完成。据笔者查证，“调查会”一词，在21万字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出现18次。其中有几篇文字还就“开调查会”进行具体的说明和阐述。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把调查技术单列为一章，其中第一条技术就是“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3](P9)，文中还就参加调查会的人员问题进行说明介绍，并对此方法大加推广；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他再次强调：“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第二是开调查会。……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3](P16)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又一次就“怎样开调查会”回答了大家的问题，较为详细地谈了自己多年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也就“怎样找调查典型”、“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如何使对方说真话”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使用开调查会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对调查者的素质有极高的要求，因为调查结果的质量和科学性与调查者的能力和经验有极大的关系。因此，调查者要善于引导，善于归纳综合，要有熟练的谈话技巧。正如毛泽东所言，“要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要会众口说”、“提起辩论”[3](P9)，调查者“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3](P16)。实践证明，毛泽东以其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技巧、过人的素质，成功地运用开调查会的方法，进行了许多典型调查，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问题，成为一代社会调查的大师。
为什么毛泽东特别注重典型调查和开调查会的方法呢？为什么毛泽东用这些方法所做的调查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起了重大作用呢？我们知道，适当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取得调查研究成功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典型调查与开调查会的方法简单易行，有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优点。特别是开调查会，作为一种访谈式的调查方法，在面对面的场合进行，可以通过讨论听到各种意见，全面了解情况，得出正确结论。另一方面，其它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不很普及，不易操作，而典型调查和开调查会的方法却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每一个乡、每一个县都可以被视作一只麻雀、一个典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选择有代表性的乡县进行典型调查，以对一个个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了解，来推论中国农村的一般情况，这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辩证唯物论关于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因为中国农村长期以来以自然经济为主，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县与县之间具有同质性。解剖一个农村的阶级情况，其它农村也大体如此。所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调查了解，主要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情况的了解，主要靠的也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当前的工作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四、大量的社会调查与大量的文章写作相得益彰
毛泽东不仅经常性地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还常把他调查的成果用之于写作，发表了许多调查报告和文章，为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制定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也为中国革命理论增添了许多宝贵的内容。他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结合调查研究所进行的写作可分三个类型。一类是直接反映和记录某一调查结果的调查报告，如《寻乌调查》。这类文章发表的大约有18篇，各篇长短不一，风格各异。第二类是根据其调查研究所制定和起草的一些文件，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这类文章发表的大约有5篇。第三类是对调查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或推广介绍的文章，如《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这类文章大约有3篇。这些都是直接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文章。此外，毛泽东还有许多文章或报告都与他做过的调查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如果没有他多年的社会调查，恐怕这些文章也难以达到那么高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写作调查报告最高产的年代是1925-1934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几乎每两年就有一篇调查报告问世。仅1930年就完成了8篇调查报告，成为调查报告写作最多的一年。
在毛泽东的著作集中，除了《选集》、《文集》、《文稿》外，还有一部专门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这部《文集》，收录了毛泽东20、30年代所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和根据调查所制定的文件，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集中体现；它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真态度和重视程度。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曾像毛泽东那样留给后人如此丰富多彩的调查文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也没有第二人能留下这样一部文集。马克思、列宁著作颇丰，其中不乏对调查研究的理论阐述，但他们同样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调查研究文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方面的确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写作，使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成果得以保留和传播；写作，使毛泽东把调查所得转化为理论成果。社会调查与各类文章的写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又一特色。
以上仅就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而分析其特点，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价值，探寻毛泽东成功或失误与调查研究的内在联系。从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特点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为调查研究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几乎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他几十年调查研究的成果，成为他事业成功的基石。在建国后最初的几年中，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但仍抽出大量时间做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这三次大调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毛泽东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国内群众运动和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上，几乎没再作出过像20-30年代、50-60年代初那样系统、周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因而也就没有新的调查报告问世，我们也就看不到一部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调查文集》。显然，毛泽东一向注重的调查研究活动未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形成新的里程碑。如此看来，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与其调查研究的“滑坡”是不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呢？诚然，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有多方面复杂的因素，诸如体制原因、思想认识原因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段时间里系统、周密调查研究的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国外资本主义世界实际调查的缺乏，必然导致他认识上的局限或偏差，进而造成指挥、决策上的某些失误。
由此可见，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特点，既给我们以成功的启示，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