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中国到现实的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也象一个人，当他无所作为或软弱无能时，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关注他；而当他成就斐然或十分强大时，就必定引人注目。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且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即使没有什么作为，自然也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那种关注是作为对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的关注，而不是对一个强者的关注。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创造了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的奇迹，1997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的近20倍，综合国力一跃而居世界前列。这一辉煌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强者受到了世人前所未有的注意。世人关注我国视角转换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在这20年间从传统的“汉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研究”。这一视角转换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从研究的重点来看，近20年海外学者的研究逐渐从中国历史转变到了中国的现实。研究重点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变，是传统汉学研究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研究的主要表现。过去，海外学者对我国的研究统称汉学（sinology），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那种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而8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则日益转向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汉学研究显然不能包含上述转变的意义，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过去海外一些著名的研究我国的机构和学者几乎都与研究我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有关。象美国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和慕尼黑大学的汉学研究所，荷兰莱登大学的汉学研究院等世界上著名的研究机构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著称；而最近20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当代中国的专门机构相继建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德国汉堡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等，而且即使那些过去的汉学研究机构，现在也日益加大其研究当代中国的比重。
过去一代国际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几乎清一色都是汉学权威，如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bank）、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许华茨（Benjamin Schwartz）、史敬思（Jonathan D.Spence），德国的傅欧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都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传统语言文化见长；而最近20年中产生的著名中国研究学者多半都以研究当代问题而成名， 如美国的何汉理（Harry Harding ）、 麦克法夸尔（RoderickMcFarquar）、德里克（Arif Dirlik）、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拉迪（Nicholas R.Lardy）、兰普顿（David M.Lampton）、沈大伟（Danid Shambaugh）、欧迈格（Michel C.Oksenberg），德国的海贝勒（Thomas Herberer）、波奈特（Armin Bonnet），荷兰的赛奇（Tony Saich），英国的戈登·怀特（Gorfdon White）等。20 年前海外研究我国的著名刊物当首推美国的《近代中国》和荷兰的《通报》，而现在反映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英国的《中国季刊》已经后来居上。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通讯》则干脆改成了《中国研究》。
从研究的领域来看，20年间海外对我国的研究逐渐从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转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后者成为这20年间海外研究中国的热点学科。从发表的成果看，传统的文史哲方面的论著虽然仍占很大比例，但这些年来关于我国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分析日益增多，发表的论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文史哲。
从研究者来看，这20年中脱颖而出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中，多半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如哈里哈丁、弗里德曼、麦克法夸尔、海贝勒、赛奇、怀特等是政治学家，拉迪、波奈特、青木昌彦等都是经济学家，路易·亨肯是法学家。学科重点的转换与海外有关中国研究的基金会的资助方针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些年几个较大的基金会资助有关中国研究的课题来看，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课题的资助，无论从项目的数量还是从资金的额度上看都明显超过了文史哲课题。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之一福特基金北京办事处，主要资助对象就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从研究主体看，海外中国学者已经从单纯的国别专家，发展成为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群体；从单纯的学者，成为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或智囊人物。以往的海外汉学家大体上都是比较单纯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是国别专家；但近20年来，除了国别专家以外，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例如，世界著名的反腐研究权威琼斯顿（Michacl—Johnston），根本不懂汉语，但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腐败问题有普遍的学术研究价值，所以也涉足了对我国腐败问题的研究。以往的汉学家除了做纯粹的学问外，基本上不涉足现实政治，与政府政策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成为该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顾问或智囊人物，在国会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他们的意见往往举足轻重。更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直接就任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 如美国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中国事务帮办的谢淑丽（Susan Shirk）女士就是一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学者，1993 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使她一举成名，为民主党政府瞩目。海外中国学研究主体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近年来定居海外的华侨学者正在海外中国研究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乃至不可取代的作用。他们拥有不少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例如母语是汉语，非常熟悉国内情况，在中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等等。他们或是与国外学者合作，或是单独进行研究，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许多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研究的意义来看，近20年来海外的中国研究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区域研究的范畴，而开始成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过去，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范围相当狭小的区域研究圈子，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局限于圈内学者阅读，而近20年这种情况大大地改变了。上面说过，中国研究已经不是国别专家的事，而引起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的广泛关注，甚至其中的一些学者连起码的汉语常识也没有。以前，海外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学汉学系或亚洲及中国研究机构，而现在则几乎分布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著名大学的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几乎都有中国问题专家。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也远远不只发表在专门的中国研究刊物上，而几乎在所有重要的社会科学刊物上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例如，分别在美国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最有影响的《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政治学评论》上，近年来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了许多篇，这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当代历史》、《经济学家》、《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杂志》等有世界影响的报刊上，关于中国研究的文章和报道更是屡见不鲜。
（二）
近20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上述戏剧性变化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逻辑的必然性。造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或许有好多，但基本的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中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了，其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界而影响到了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之一，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本身就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又有着近5000年文明史，20年间积累起来的强大的综合国力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得空前重要。任何重大的国际事务，任何带有世界意义的重要活动，若没有中国的参加和支持，其效果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有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任何国际贸易离开中国就很难说是完整的，至少它将丢失一个不小的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它们需要了解中国，需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依托的国内政治经济背景。这一点是20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从历史向现实发展的首要原因。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又必然对世界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1／5，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使全人类的1／5变得富强起来，这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是全人类的一个壮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的时期正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从两极向多极转变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功和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还将对类似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提供借鉴。简言之，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仅对我国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世界历史进程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有助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这是海外中国研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