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国内论文,经济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需问题是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年底首次提出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再次提出扩大内需问题，并将其逐步地升格为长期战略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2011年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那么，如何通过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实现我国扩大内需这一长期战略目标呢？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笔者曾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自我国在1998年年底提出启动内需的口号以来，经济学界对扩大内需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我国为什么不仅一直无法启动内需，而且内需越来越萎缩呢？①在过去的三年中，笔者逐步认识到，内需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特别难以解决，但面对世界经济长期萧条和我国海外市场不断萎缩的前景，这个问题又不得不解决，这是我国一再提出内需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拓宽视野，笔者在本文中试图通过对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并以相关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例证，从实体经济角度入手，建立一个对内需问题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按照这个框架，从四个主要方面分别对我国内需不振的深层次发展模式和体制根源进行解释，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则对全文进行总结。
一 国内经济一体化：内需分析的理论框架与历史经验
德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迪尔特·森哈斯在《欧洲经验：发展理论的历史性批判》中，通过对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世界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该书没有涉及对非洲和日本、德国、法国等少数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凡是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崛起的国家，无不在政策制定上把开发国内经济潜力和国内经济一体化置于优先地位。②然而，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伯特·韦德指出的，今天我们使用“一体化”这个词排他性地是指外部一体化，我们假定与世界经济更多地一体化总是好的，因此，发展研究最奇怪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内部一体化的沉默。但实际上，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内部一体化。在韦德看来，内部一体化不单单是指国内市场的统一，它还具有两个更重要的特点：第一，在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更密切的投入产出联系，如在农村和城市、消费品和中间产品之间高水平的部门间的紧密联系。第二，它具有一种更高比例的国内产品出售给国内工资收入者的需求结构，在工资、消费和生产之间存在着高水平的社会建构。
按照韦德的看法，除了经济规模过小的国家外，建立在内部一体化基础之上的一国经济也必然是内需主导型的经济。韦德认为，只有在高度内部一体化的经济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才能建立起利益和谐关系，因为资本家、工人和政府都能认识到，工资增长作为销售和需求的源泉是其共同利益之所在，而不只是把工资看作生产成本。但在一种高度外部一体化的经济中，情况则恰好相反，工资被简单地看作是成本而非需求的源泉，生产的目的是向全球市场出口，这种纯粹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不仅难以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还会因对劳工的过度压榨造成尖锐的阶级冲突。韦德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外部一体化不会自动推动内部一体化，相反，它更有可能阻碍和破坏内部一体化。因此，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创造一种内部高度一体化的国民经济③，这是内需主导型经济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韦德对上述两种不同的一体化方式的区分，对于研究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内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韦德对此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而目前的经济学文献则完全缺乏对韦德问题的关注。那么，是否有可能以“国内经济一体化”概念为核心，建立一种分析内需问题的理论框架呢？在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中，除了19世纪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内需说”以外④，几乎就不再有直接论述内需问题的经济理论，但在有关市场范围(市场规模)、工资和发展战略的论述中，包含着可以转换为内需研究的相关理论，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理论的阐释和进一步发挥，拓宽韦德的研究思路，提出四个依次递进的关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命题，并辅之以相关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例证，构建一种对我国内需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⑤
命题一：内需受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限制，统一国内市场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斯密定理的推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章中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他从地理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交通廉价与否等方面讨论了作为市场范围的地理空间对分工的重要作用，他还隐含地预见到商业流通体制等制度因素对市场范围的重要性，但他对此并没有进行讨论。斯密定理的政策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国之内，消除妨碍国内商品、人员和资本流通的各种障碍，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市场。概括起来说，它至少具有以下三种重要作用：第一，降低交易成本。道格拉斯·诺思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通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统计分析，发现在这一时期尽管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海洋运输成本有很大下降，从而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⑥诺思的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大国的国内市场一体化问题。第二，提高规模报酬递增水平，推动国内区域间水平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分工最直接的经济性要求是分工专业化后的单位成本最小，这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但每项分工只有在形成其经济规模的情况下，才能使其单位成本最小，而每项分工所需的经济规模无疑要取决于其产品的市场规模，因此，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为其规模报酬递增过程提供了动力和条件。第三，降低产品价格，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
统一国内市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崛起过程中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34年德国关税同盟的建立对德国经济的统一以及后来的政治统一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国内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广阔国内市场规模曾是美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在此都没有必要再加以讨论。然而，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是在保护国内工业的重商主义制度之下诞生的，但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却指出，重商主义“在它的核心深处，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性关税或者航海法案，而是在于某些远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及其组织、国家及其制度体系的整体性转变，在于用民族国家的经济来替代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经济”，⑦用笔者本文的话来说就是在于国内经济的一体化。著名的重商主义研究者赫克谢尔也指出，“凡将经济生活限制于特定地区，并且妨碍贸易在国界之内进行的事物”，都是重商主义所反对的，重商主义迫使国界之内的城镇和省份的贸易更为自由。⑧因此，英国重商主义不仅是实施工业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而且也是对内自由贸易的政策，这是因为，如果要发展本国的工业，就必须对国内交通的便利加以特别的注意，必须废除或减轻各种通行税和落地税等苛捐杂税，并且还要撤销基尔特的都市经济所建立的种种障碍，以国家之独占替代都市之独占，以法令统一国内所有经济事务，制定工业标准和条例，对生产和质量进行监督，保护消费者利益，⑨所有这些对内政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统一国内市场，推动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命题二：内需由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良性循环所决定。换言之，内需受生产和消费的一体化程度所限制，保持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同步增长是扩大内需的根本性措施。由于实际工资是内需最重要的指标，因此，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杨格定理的推论：市场规模由实际工资所决定，而实际工资受生产率的限制，反过来生产率又受到实际工资的限制，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互为因果的循环累积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机制。杨格定理的诞生是因斯密定理的缺陷而产生的：亚当·斯密说明的只是“外延式的”发展过程，而在人口不再增加(甚至减少)和贸易的区域无法再扩大的情况下，“内涵式”的分工将如何发展？斯密定理对此无法说明。⑩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指出的，斯密“看到了分工同在生产过程使用资本一事有密切的联系。他实际上等于说使用资本的程度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在这里他指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根本真理。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真理。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市场的范围(亦即容量)倒转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工(亦即使用资本的程度)……他避开了这样的循环关系，而提出了一种直线式的因果关系”。(11)杨格指出，作为经济进步的核心，报酬递增的分工经济取决于市场规模，但何谓市场规模呢？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年产出的能力。”(12)这句话最重要的含义是：实际工资是市场规模最重要的因素，它与生产之间具有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因此，内需最终是由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良性循环所决定的，保持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同步增长是扩大内需的根本性措施。
杨格定理实际上是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的发展，后者旨在解释像19世纪下半叶美国这样的高工资经济为什么要比欧洲和其前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在工业制成品的售价上要低，原因就在于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工资的增加；它还致力于说明，“高工资是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条件”，(13)工人阶级的高工资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以此敦促资本家开发内需，而无需依附于英国市场的需求，(14)也不需要对外扩张。然而，美国学派的这种理想在19世纪的美国并没有得到实现，只有到了1914年，当福特汽车公司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一倍以上的时候，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才有了实践者，由此产生了所谓的福特主义：工人必须得到更高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产品，从而为美国国内所有生产商的产品创造市场。但这种局部的实践并没有能够阻挡“大萧条”的发生，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二十多年中，由于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相结合，福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贯彻，这些国家把阿林·杨格的“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良性循环”打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造财富的引擎。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却把世界经济推进了“低工资”的陷阱，这不仅是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导致目前帝国主义行径日益高涨的基本原因，正如赫德森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以其内需不能产生增长作为前提的，美国目前在近东、中亚(以及亚洲)建立军事霸权的行径说明，资源控制和抽取租金的经济观而非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支配了目前美帝国主义的好战行为。(15)
命题三：资本品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的高端价值链是所有部门生产率进步的关键，在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良性循环(命题二)中居于核心地位：换言之，内需受资本品工业的价值链高端环节与国民经济的一体化程度的限制，它不仅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的关键，而且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这一命题是笔者对埃里克·赖纳特有关“替代性经济学教规”(16)核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演化经济学卢森博格在研究了19世纪美国经济史之后指出的：资本品工业是创新和收益递增的主要来源(17)。也有学者曾将各产业部门划分为技术创造行业和技术使用行业，赖纳特指出，技术创新并不必然导致国民财富的增进，只有携带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产品创新特别是资本品工业的创新，也就是技术创造行业的技术创新才能使一国致富。资本品工业由于具有高度进入壁垒和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特点，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收益将以利润或工资收入的形式归生产国国内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和工人)所占有，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共谋型”分配方式；而作为技术使用行业，消费品工业的技术创新或者没有产生动态不完全竞争，或者因为激烈的竞争导致了使消费者受益，而使生产者受损的价格下降，这种价格下降使其产业的利润和工资都有可能下降，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被称作“古典型”分配方式(18)。赖纳特还指出，发达的资本品工业不仅是财富创造的引擎，而且它还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消费品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者分享其科技创新的收益。我们可以观察到，发达国家的理发师、出租车司机和农民的实际工资要比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高出很多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在一国之内所有产业的劳动力都共享着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资本品工业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这就是发达的资本品工业保障民生的功能。
德国经济学家森哈斯通过对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比较，说明了资本品工业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上的重要作用。与我国目前的情况相类似，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两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不相上下：阿根廷居世界第五位，澳大利亚第六位，但到了1977年，前者却只是后者的1/4.5。两个国家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在经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阶段后，在20世纪最初10年采取了大力扶植和发展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国内资本品工业等“调结构”的战略举措，由于这种高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国内一体化的经济结构的出现，由此催生了作为内需主导力量的包括技术工人、白领工人在内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上升，从而使得工资收入在澳大利亚1975年的GDP中占到68%；但在阿根廷，由于资本品工业被外资所支配，因此，它就无法产生澳大利亚在国内经济一体化中所取得的成效，这不仅使其工资收入在1975年的GDP中只占46%的份额，而且也导致了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这是长期以来阿根廷陷入依附型经济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不能自拔的根源。(19)
命题四：内需受国内企业间和产业间相互提供的中间性生产需求的限制，换言之，内需受多样化分工体系的生产一体化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平衡发展(20)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命题三中的科技创新和系统协同效应如何通过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效应和战略性互补，从而累积性地扩大内需？本命题就是对这一作用机制的讨论，它在杨格定理中已经隐含地存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的名著《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就是通过对杨格定理的深入讨论，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杨格—纳克斯定理。众所周知，纳克斯认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出口战略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第三种战略，即工业产出为国内市场生产，也就是内需主导型的工业化战略，纳克斯的这本著作讨论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扩大内需战略中的资本形成问题。值得指出的是，纳克斯所谓的资本形成是指机器设备等资本品而非金融意义上的资金供给问题。在纳克斯看来，欠发达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低，群众贫困，所以国内市场有限，“解决的办法似乎是，对若干不同部门进行平衡投资，使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从而能更有效地工作的人们彼此成为顾主。……一种在不同生产部门进行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能扩大市场规模，填补低收入国家国内市场不足的空白，简单地说，这就是平衡增长的概念”。(21)在一种内需主导型的经济中，由于存在着韦德的“在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更密切的投入产出联系”，因此，通过各产业部门之间相对平衡的增长，国内企业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就可以通过相互提供中间性生产需求的战略性互补，累积性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在过去，由于人们把纳克斯的平衡增长战略与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或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使人们采取了“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态度抛弃了国民经济平衡增长的概念。但实际上，虽然他相信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是不可能达到平衡增长的，因此，他把政府作用看作是推动平衡增长的一种选择，但他又说，作为创造诱导性投资的手段，平衡增长主要与私人企业系统相关。因此，纳克斯只是简单地表明，平衡增长是创造内需市场和资本形成所必需的。实际上，纳克斯和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位开拓者——罗森斯坦·罗丹——1943年的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讨论的是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国内产业间互补性的生产需求的平衡发展创造内需市场的问题，但在后来，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著名争论却严重地忽视了他们论著的这种初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我们今天重读他们的经典论著时，就会发现经济学界对他们思想的认识遗漏了对目前世界经济具有更重要启发价值的深邃思想。(22)
在这里，我们再次以美国1815-1914年崛起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命题四对扩大内需的重要性。美国的崛起是通过典型的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第一，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长期保持在12%～14.1%之间。第二，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还不到十分之一。(23)第三，企业严重的内向倾向，使美国公司只有在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分配网络之后，才对国外市场感兴趣。(24)在这种内向型的美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平衡增长对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扩大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部门自发地形成比较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工业中轻重工业之间，农业中种植业和畜牧业之间，以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上，发展比较平衡，相互促进，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25)
理论的发展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从命题一到命题四通过对西方经济学史中相关理论的简单讨论，本文为对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问题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实际上，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问题在2011年12月12～14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有所反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与命题三和命题四相关)；二是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加强城乡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提高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与命题一和命题二相关)；三是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与命题三相关)；四是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命题四相关)，本文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可以囊括所有这些政策焦点所涵盖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第二到第五部分将分别以上述四个命题为框架，通过对我国内需不振的深层次根源进行深入分析，论述我国扩大内需的四大战略途径：统一国内市场、实际工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品工业高端价值链的自主创新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 统一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和事半功倍的捷径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一个高效率的国内统一市场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降低产品价格，从而大幅度地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但目前我国国内市场的分割却严重地阻碍了内需市场的开发。例如，许多人曾经注意到，我国的许多外销商品与内销商品相比，不只是价格低廉而且质量也好得多，相对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无疑是极其不正常的。又如，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销困难，国内一些营销商从外贸企业采购到一些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口转内销仍被外贸工厂看作是下乘之选。(26)最近有报道说，三年前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而被迫开拓国内市场的外贸企业已有大半铩羽而归。(27)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单从人口规模上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企业无视国内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偏爱出口呢？总的来说，造成大量外贸企业对开拓国内市场望而却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高昂的物流成本、商业流通渠道严重不畅和地方保护主义，它不仅大幅度地推高了社会交易成本和内销商品的价格，严重地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也阻碍了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首先，高昂的物流成本是我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比国外昂贵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7.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8.1%，比发达国家要高1倍左右，许多商品的价格变化，不再取决于生产和供求，而是取决于物流成本。(28)高昂的社会物流费用的负担绝大部分通过商品价格的上涨被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据报道，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对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费放行的措施在2010年12月1日实施后，蔬菜批发价格立马就下降了10%左右。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耿书海在2011年1月19日召开的2011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指出，我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总成本的1/3。曾经有人吃惊地发现：从中国内地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虽然这还不是导致我国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比国外昂贵的最重要原因，但我国交通运输的各种收费无疑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商品流通的发展。
其次，在国内商业流通体制上，沉疴日久的“潜规则”几近成为体制的痼疾，极大地提高了商品交易成本。国内商业流通体制的潜规则包括高达商品销售额20%～30%的高昂进场费、约占商品销售额10%的各种名目的杂费以及“没有止境的货款拖欠”等问题。国内营销商特别是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企业通过垄断流通渠道，吞噬掉了生产企业辛辛苦苦赚来的大部分利润，2011年年初频频传出不堪重负的中小供应商纷纷“逃离”家乐福的消息就说明了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实际上，我国商业流通体制中的这些“潜规则”是由外资企业在我国率先建立的，而在发达国家，它却被视作垄断行为遭到禁止。针对这种状况，虽然商务部在2011年一直计划出台第三次修订的《零售商、供货商商品购销合同规范》，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仍无法解决国内商业流通体制的顽疾。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不仅在进出口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都没有渠道控制权和价格定价权，而后者又多为外资企业所掌控，如果不从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和市场结构等系统思维入手，这一问题将无法解决。
最后，有增无减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仍然严重地阻碍着高度一体化的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总的来说，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不利影响。在加入WTO之前，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各省之间产业结构雷同情况相当严重，因此，在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就把我国各省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自然资源迅速地纳入其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其结果是我国各省的国际一体化程度大幅度地增加了，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却进一步被弱化了，这种状况导致了外资在我国畅通无阻，而国内市场的分割却有增无减。我国目前对外贸易中仍严重存在的低价竞销、多头对外与肥水外流的局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它是造成我国制造业企业不仅在进出口上没有渠道控制权和商品定价权，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一定程度上丧失其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造成我国国内市场分割的第二个原因是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所导致的保护主义盛行。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沦为外商垄断我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例如，据报道，国产盾构机的出口比获得国内订单还容易，其原因就在于随着全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及城际铁路、水利工程、过江隧道等项目的规模不断加大，盾构机作为挖隧道的专用大型工程机械，其市场需求也成倍数增长。因此，目前各大城市在修地铁的同时都成立了自己的盾构机厂，但这些工厂由于没有掌握盾构机的技术，它们要么和外资品牌合资，要么进口其产品，国产企业参加项目招投标，虽然在技术和价格上都占优但却拿不到标，其产品被迫远走异国他乡。2010年11月14日，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茅仲文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除了大连和少数几个城市，目前，德国海瑞克几乎垄断了其他城市的盾构机市场。地方保护成为了外商垄断我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他还指出，“正在进行庞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我国市场几乎被外资品牌垄断。其实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其他机械，盾构机是突出代表之一。”(29)该报记者报道说，不久前工信部刚刚召开了针对这一现象的研讨会，希望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工信部还是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似乎暂时都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曾撰文指出，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国内市场分割、商业流通体系严重不畅、道路通行关卡林立和跨国公司在我国畅通无阻而我国企业却生存困难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难以实现的。历史经验说明，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是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基础，改善国内市场环境是扩大内需的必经之路。(30)在这一点上，蔡洪滨也提出了和笔者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内存在着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之所以没有被满足，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分割。但与笔者不同的是，他还指出，目前有关解决内需不足的流行看法如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因为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问题，在近期之内很难得到解决，因此不可能成为解决内部需求不足的有效药方。(31)蔡洪滨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与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等这些根本措施相比较，统一国内市场将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和商品价格，这对于刺激消费需求来说无疑是事半功倍和相对简单易行的有效方法。就物流成本而言，《证券时报》评论员曾指出，物流成本畸高对物价攀升的“贡献”以及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要比所谓的“输入型通胀”严重得多，降低物流成本要远比个税减负更能促进内需；该评论员还指出，早在2009年3月，国务院就颁布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但时至今日，物流业的高成本顽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32)那么，如何解决物流业高成本和国内市场分割的顽症呢？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仅提出以下两条具体的建议。
第一，建议以后停止修建收费(高速)公路，借鉴美国经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从财政中共同出资修建免费(高速)公路，目前的绝大部分收费(高速)公路也要制订计划逐步地转变为免费(高速)公路。众所周知，美国是私有化程度最高并高度强调地方政府分权的国家，但与更强调政府公共职能的我国相比，奇怪的是，作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美国收费公路比例却非常低。原因何在？1956年，美国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1的比例出资，这实际上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利用公共投资免费提供高速公路这一公共产品。美国这一法案遵循着在历史上曾导致其成功崛起的“内部改善”的基本经济学原理：在基础设施上免费公共投资所获得的回报不能通过它产生的收益来测量，而是应该按照它在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体成本上的作用来衡量。免费公共投资的目的在于降低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进而使生活和商业经营成本最小化，降低商业流通成本和商品价格，提高国内市场运转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推动内需市场的大力发展。目前，世界上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它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市场的统一，而且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并成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患，而中央政府税收多年来高速增长，2011年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经有充足的财政可以提供免费(高速)公路。
第二，通过国内自由贸易、改革商业流通体制，构造国家产业价值链，彻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统一国内市场，迅速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以构造国家产业价值链为例，像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具有广大的和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规模，这就为我国以内需为基础、打造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我国企业家应该高度注重本土市场，通过兼并、重组和发展综合型大型企业，打造由本土企业控制其高端环节和流通渠道的国家产业价值链，改变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商业流通体系的现状，这是从根本上由民族企业掌握渠道控制权和价格定价权并大幅度降低商业流通费用的基本途径。
三 工资增长如何使扩大内需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基点
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其基本含义就在于扩大内需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第一部分的命题三已经指出：保持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同步增长是扩大内需的根本性措施，而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密切相关。那么，如何认识工资增长对后者的重大战略意义呢？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在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中又具有什么地位呢？前者正是本部分的着眼点所在，而笔者将在下部分对后者加以讨论。
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是在实际工资提高的同时仍然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但利用低工资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彻底地颠倒了这种国际竞争力的逻辑。由于低工资成本的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过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得不通过竞相削价扩大出口，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迫使企业只能通过削减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其结果是造成内需越来越萎缩，而内需的萎缩又迫使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因而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就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难以自拔，这也是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和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霸权理论家廖子光就一直在倡导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他指出，低工资导致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导致了在美元霸权之下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而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又产生了压低工资的内在要求，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结构性陷阱之中。除非我们进行大胆的、勇敢的和独立的思考，并采取大胆的行动突破这种陷阱，否则，中国经济将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不能自拔。具体而言，如果国内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那么，扩大内需、转变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等就无法做到。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非常强大，现在需要的就是通过提高工资，使原来为出口生产的能力转变为为国内需求生产。(33)
实际上，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廖子光提出的问题，近年来一直在通过提高工资推动内需的发展。国际劳工组织在2010年发布的《2010～2011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金融危机后全球工资增速几近折半，但中国增速“引涨”全球工资，超欧美国家达5倍之多(见图1)；在我国，“十二五”规划也已经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要在13%以上，这表明我国政府致力于让广大民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并通过提高工资推动内需发展的决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在过去通过过度消费和财政赤字维系经济增长的局面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使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需求约束而非供给约束，这造成了我国外需市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日益萎缩，在我国投资拉动目前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下，通过不断提高工资推动国内消费增长就成为我国目前扩大内需的重要选择。
图1 全球年工资平均增幅与中国增幅
资料来源：黎史翔、王进雨《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中国工资增长被疑高估》，http://business.sohu.com/20101220/n278397106.shtml。
提高工资涉及与利润的关系，目前人们注意到的只是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虽然人们对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的下降趋势几乎很少有异议，但对下降的程度在估算上却存在很大争议。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1978-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则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34)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指出，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没有像这些数据显示的那么大，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2005年应为50.58%，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是美国，达到56.92%。尽管如此，贾康仍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仍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应当引起重视，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5)
但是，目前的讨论几乎没有注意到工资提高对利润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如杨格定理指出的：报酬递增的分工经济取决于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所以，福特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工人的工资收入就是资本的利润来源，只有当工人的工资合理地增长时，资本的利润才能不断增加，虽然利润在GDP中的占比有可能有所下降，但利润总额却是增加的，而一个工资不断下降乃至停滞的经济迟早会因为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而发生马克思所说的严重经济危机。因此，笔者认为，即使承认贾康的看法，我们也不能把美国目前的比例作为标杆，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的，工资占GDP比例的下降在过去20多年中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把工资看作成本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与垄断资本通过全球化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进行全球工资套利有关，它导致了全球工资水平的持续下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不例外，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甚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这一比例要高达70%多。但由于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呈长期上升趋势，因此，工资占GDP的比例至少要在60%以上才是比较合适的，因此，我国在提高工资占GDP的比重上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有关工资增长问题的讨论几乎没有注意到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下降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密切关系。确实，提高工资对于突破我国所陷入的“低工资——内需不足——出口依赖——低工资——……”的结构性陷阱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意义，但是，提高工资并不能自动地调整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依赖，如果没有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大调整，这一战略将会受到很大掣肘。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对外贸易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处于长期恶化的趋势，因此我们首先运用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对这种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行简单解释，然后再讨论我国的对策。
伊曼纽尔认为，南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来自南北方之间的工资不平等，这主要是由两个制度性因素所决定的：其一，北方国家存在着比南方强大很多的工会组织，而南方的工会不是不存在就是不起作用，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北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福特制和福利国家制度，虽然这种制度不断地遭到侵蚀；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当地政府对外资的热烈欢迎和给予各种优惠，国际垄断资本却进行着低工资和没有福利保障的“外围福特制”生产。其二，南北间的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但却存在着投资自由，而资本的报酬在南北方国家应相等，甚至由于南方国家把低工资作为竞争优势，因此资本具有更高的报酬，这是跨国公司之所以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成本国家、进行工资套利的原因。这两种制度因素导致了，尽管北方国家的工资占GDP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也下降了，但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却无法缩小，事实上是在不断地扩大，这是导致南方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
在缺乏强大工会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干预强制提高工资对于改变其不利的贸易条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实是关键性的，但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这样做，然而，当许多国家都在努力维持低工资成本的时候，“唯独新加坡试图提高工资，以此作为一项有意识地迫使产业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转移的政策。1975年的经济衰退后，新加坡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工资吸引外商投资。外资虽然进来了，却基本上集中在低工资的产业。……1979年，新加坡推出一个为期三年的工资调整政策，由政府‘建议’工资每年提高20%。这项政策奏效了——还延长了两年。经过五年中每年20%以上的工资增长后，到了1984年，由于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挤出新加坡，引发了1985年的一场经济衰退！新加坡政府随之采取了为期两年的工资限制政策，直到衰退结束”。(36)新加坡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于新加坡摆脱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低工资陷阱”而不能自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国在通过提高工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工资推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比新加坡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首先，我国出口产品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与新加坡致力于产业升级的性质不同，我国目前提高出口部门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恢复出口商品应有的价值，因此不会降低出口规模。例如，当印度在2010年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37)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工人的工资提高两倍也不会影响企业的销售。其次，由于三年来我国内需市场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更由于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大国，地域广阔，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因此，这对于我国首先在沿海出口部门特别是外资企业强制性地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我国可以更好地应对工资提高所带来的冲击。
与目前政府被迫应付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大幅度扩大进口的政策不同，笔者在本文中建议政府大胆地采取大幅度地提高出口部门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的措施(38)，因为后者确实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前者不仅不能，反而将使我国陷入日益被动的局面之中。首先，由于工资增长，将促使企业从低工资成本竞争转向技术创新竞争，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生产率增长将为工资的进一步提高奠定基础，而工资的再次提高又将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在技术创新与工资增长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可以同时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的双重目标。其次，工资增长将达到稳定汇率、平衡贸易和从出口依赖的经济中摆脱出来的三重目标。(39)最后，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和大幅度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对机器设备和高端技术的进口改变不了对我国非常不利的“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而提高工资可以有力地推动对高端产品的进口替代，从而达到推动自主创新的目的，笔者在第四部分将对此展开讨论。
但是，要实施通过大幅度提高出口部门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推动中国整体工资水平上升的战略，就必须要有相配套的政策措施，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首先，需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的自由竞争与跨国公司垄断国际贸易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出口产品的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被严重低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没有定价权的重要原因。为此，我国必须加强对对外贸易的统筹工作，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产业协会的作用、建立大型企业集团或者仿效石油输出国组织，建立中国进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卡特尔等措施达到我们的目的。其次，我国出口产品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被严重低估以及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没有定价权问题与我国出口产品的大量产能过剩及其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五部分对此加以讨论。
四 资本品工业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
我们现在已经讨论了工资增长作为产品销售“市场”和利润来源的重要性，也讨论了工资增长在推动技术进步和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战略意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我们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工资增长必须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命题二所谓“工资增长与生产率提高的良性循环”揭示的就是这种互动关系。然而，根据命题三，并不是所有的生产率提高都能构成工资增长的基础，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就揭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普雷维什—辛格假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他们的工资收入和资本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却降低了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新技术的采用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反而恶化了，因此，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普雷维什—辛格的这一命题就成为了经典发展经济学(1943-1970)的一个基本法则。
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对制造业和初级产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什么导致这两个部门的工资收入和资本利润发生相反变化的原因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请看表1。赖纳特指出，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澳大利亚人非常清楚地了解专事初级产品部门生产的危害，因此坚持建立自己的制造业部门，即使它绝不能与英国和美国的工业相竞争，但这是防止“资源诅咒”所必需的。(40)
但是，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但在现实中遇到两个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一个是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其工业化(有些国家更早些，如阿根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新自由主义兴起，工业化是拉丁美洲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同样作为资源丰富的国家，芬兰、瑞典和澳大利亚等都成为了富裕国家，而拉丁美洲国家却为什么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不能自拔呢？看起来原因并不在于埃里克·赖纳特笼统上所说的制造业部门，而在于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是否存在一个自主的资本品工业部门，正如前面提到的德国经济学家森哈斯的案例研究所揭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国家在消费品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上是成功的，但在资本品工业的进口替代上却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跨国公司支配了其资本品工业。芬兰、瑞典和澳大利亚虽然资源出口在其出口结构中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但由于都存在着自主的资本品工业部门，所以没有陷入拉丁美洲国家难以摆脱的“资源诅咒”，例如，人口只有500万人的芬兰和人口只有1000万人的瑞典不仅出口纸浆，而且更出口用于木材采伐和造纸的机器设备，它们还拥有在国际上著名的信息技术企业——诺基亚和爱立信。
演化经济学家理查德·R.纳尔逊早在1993年的著作《经济增长的源泉》中，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资本品工业的进步“为范围广泛的——从高速列车到蜂窝电话到商业银行——下游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着基石和关键的机遇。……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自己的企业将来在下游产业变得强大，该国最好是不要让外国企业控制关键的上游技术”。(42)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技术创新是国民财富和工资增长的不竭源泉，而自主的资本品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则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技术创新及其收益提高提供了基础，它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等教育扩张和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它在内需增长的长效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2011年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资本品工业自主创新的关键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没有一个自主的资本品工业部门，企图通过工资增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拉丁美洲的教训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拉丁美洲，民众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登上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43)其执政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增加(最低)工资和提高社会福利是其主要的政策手段，目前，左派政府在拉丁美洲的上台使民众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44)樊纲等人把拉丁美洲民众主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看作是拉美陷阱的表现之一，提醒中国政府要警惕出现拉丁美洲“福利赶超”的不利后果。(45)但是，樊纲等人对民众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不利后果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民众主义经济政策在拉丁美洲之所以无法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控制拉丁美洲各国的资本品工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仅占有了全部技术创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额外的利润，因此断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善国民福利，其表面现象就必然表现为樊纲等人所说的“福利赶超”。
普雷维什—辛格命题难以解释的第二个现象是由辛格本人和其他经济学家所发现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生产率进步很快，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也在恶化，发展中国家仍然无法摆脱贸易条件恶化的命运。(46)“在1988年至2001年之间，收入越低的群体，遭遇的价格下跌的趋势越严重；但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下降趋势甚至超过最低收入组国家，与此相似的是，技术含量越低，价格可能下跌得越厉害。出乎意料的是，资源依赖型产品的价格不如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价格那样趋向于下降。”(47)但大约从1998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改善，而我国的总体国际贸易条件却急剧恶化(参见图2(48))，发展中国家总体国际贸易条件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作为世界制成品出口基地对自然资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的结果。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呢？除了以往经济学家们在讨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时所谈到的工会力量弱小、工资套利和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垄断因素外，卡普林斯基认为，全球范围内工业制成品的产能过剩是其重要原因，而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大量出口则是造成这种产能过剩和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49)对于我国由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工业制成品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但是，卡普林斯基并没有注意到，我国不仅出口服装、玩具等消费品，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包括机械和信息产业产品等资本品货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自主的资本品工业部门作为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和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这一命题还能成立吗？
图2 中国以及相关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条件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ata base)；其他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data base)。
这就需要对我国资本品货物出口的性质做出判断：它与芬兰和瑞典等国家的资本品货物出口在性质上一样吗？2009年年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走访我国沿海省市装备制造业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国资本品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的高端组装和中低端加工基地，在技术绝对垄断的外资挤压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出“低端混战、高端失守”的状态，自主创新困难重重，资本品工业自身所需要的核心基础元器件、大型铸锻件和自动化控制装置发展滞后，关键配套受制于人，大型、精密、高效装备仍依赖进口。(50)这种状况造成了我国“进口高端技术和高附加值的资本品，出口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出口(无自主技术的)低附加值资本品”的局面。显而易见，我国资本品工业是不可与历史上澳大利亚、芬兰和瑞典自主型资本品工业所起的作用同日而语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无法承担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历史重任并作为扩大内需之基础。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国工业发展特别是资本品工业的“去技术化”过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从英国工业革命一直到日本和韩国的崛起，为什么抓住了工业特别是资本品工业就抓住了国家致富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在那时由于整个工业特别是资本品工业的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因此，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制成品”是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但是，由于全球产业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新国际分工”中承担的是已不具备报酬递增之特征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因此他们再也无法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了，因为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欠发达国家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现在的所有发达国家之所以相继崛起，本质上并不在于他们抓住了工业，而是在于抓住了隐藏在工业背后的本质：只有抓住资本品价值链高端等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国家才能致富；否则，国家将陷入贫困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我国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自主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和理论根源。
我国资本品工业高端价值链的落后直接造成了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许多严重困境。例如，它是造成消费品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日益丧失竞争力的直接原因。众所周知，我国曾经在国际市场上风云一时的彩色电视机工业因平板电视新技术的出现在前几年遭遇到严重危机，现在我国的纺织业将要面临同样的困境。据报道，由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土耳其等国的劳动力成本比我国更低，2011年已有大量产能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10年前最有国际竞争力的纺织业，现在面临的产业升级压力也最大，但我国并没有升级所需的自主技术，“据一位排名国内前十的化纤企业的工程师对本刊记者透露：该厂不仅大型设备得从国外进口，而且防静电油剂等耗材及一些小部件也要从日本买。以生产涤纶丝用的喷丝板为例，就是一个布满小眼的钢板，眼要细，漏丝还要通畅，看似简单要求，中国的机械加工工艺就达不到。‘宇宙飞船我们都能自己造，为什么一个小眼儿打不好？但这显然不是纺织企业和行业的问题。’”(51)由此可见，我国机械工业等资本品工业的落后是我国纺织业在国际市场上日益丧失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资本品工业高端价值链的落后也是造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和大学生就业日益困难的重要原因。(52)
本部分从理论与历史经验相结合的角度，讨论了经济学家们关于国家致富基础的产业和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相关经济学说的批判性考察，把国家致富的关键因素从一般而言的工业化推进到资本品工业，再从资本品工业深入到其价值链高端，论证了资本品工业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在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地位。限于篇幅，本部分只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保护和扶植民族资本品工业的价值链高端，大幅度降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拉丁美洲的经验说明，外国直接投资是导致其资本品工业部门自主性丧失的基本原因，而我国目前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第二，对资本品工业价值链高端有计划地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进口替代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自主创新的基础，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资本品工业价值链高端的进口替代。显而易见，一国的资本品工业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如果不能实现国产化，该国是不可能建立起自主的资本品工业部门的。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因为民主化不成功就不再追求民主化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拉丁美洲进口替代工业化不成功的经验就因噎废食，何况还有韩国、中国台湾和许多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可供我国借鉴呢？
五 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为互补性的生产性需求创造巨大的内需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调结构、扩内需和保增长”成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调，虽然在内容和重点上有所变化。但是，在目前有关扩大内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上，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调结构”将如何直接创造内需市场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没有注意到国内企业间和产业间如何通过提供互补性的需求直接扩大内需问题。归纳起来，“调结构”的含义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调整过于倚重外需的经济结构，但却是从宏观总量而言的；调整“重投资需求，轻消费需求”的结构；调整区域结构，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投资结构，降低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的比例，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然而，这些“调结构”的含义都没有包含通过调整产业间供求关系从而更好地提供互补性生产需求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本部分的着眼点。正是从这一着眼点出发，笔者将主要着墨于如何解决目前棘手的外需与内需的结构平衡问题，并为此提出新的政策建议。(53)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借鉴美国经济崛起时期的历史经验谈起。在命题四中，我们已经指出，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是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之一，但这个特点的形成要追溯到美国从初级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当时，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不仅由于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外国移民更多地涌入农业领域，因此经常性地导致农产品出口出现生产过剩和收益下降，而且也导致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和环境的破坏。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美国采取了保护和扶植工业发展的国策，达到了“调结构”的三重目的：首先，工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为农产品创造一个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抵御外部需求下降的风险的能力；其次，工业发展导致大量农民被转移到城市工业，这不仅减轻了农产品供给过剩的压力，而且也因此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由于前两个目标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而且由于对工业采取了高关税保护的政策，因此美国农民只能购买本国工业品，这就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的幼稚工业提供了有保证的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美国工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就是通过这种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美国在这一时期由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提供的市场对美国工业的赶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包括加工贸易)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着与美国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之初非常类似的困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大量被消耗，产能大量过剩导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陷入了生产增加但出口收入下降的“贫困性增长”的陷阱，在海外市场不断萎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更加严重。特别是与当时美国的情况相比，我国还陷入了更令人痛心的“美元陷阱”之中：我国连年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国民财富的严重流失。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美元绿纸片，低价购买我国出口产品，而我国由此形成的美元贸易顺差不仅夺走了我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所急需的资金，(54)而且其价值也因美元的不断贬值而不断耗散，正如余永定先生指出的，这无异于我国把贸易顺差产品直接扔到大海里，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发给这些出口企业。(55)
连年的贸易顺差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和严重通货膨胀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以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为例，按当年末1美元兑6.6227元人民币的人民币汇率计算，贸易顺差总额为12126.1637亿元人民币，假如2010年我国实现贸易平衡(也就是贸易顺差为零)，该年贸易顺差部门的产品投放国内市场，那么，按2010年末中国城乡7.9亿的就业人员计算，平均每个就业者将增加1777元工资；而如果按2010年末我国2.2亿农民工计算，那么每位农民工将增加5512元人民币收入，这也就是说，按保守计算，如果该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增加40%，不会发生任何通货膨胀，而由于农民工消费倾向最高，由此所形成的扩大内需效应是任何其他措施所无法达到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2010年巨额贸易顺差的存在，我国农民工不仅不能增加40%的工资，反而却因外汇占款而增发人民币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其实际收入下降，实际收入的下降反过来又加重了内需不足。
为了解决因连年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并发症问题，我国政府在2011年采取了扩大进口的战略，并于2011年底推出了2012年大范围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的措施。(56)无疑，扩大进口的战略将有助于贸易平衡，如果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单纯地扩大进口并不能解决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过剩所内生的贸易条件恶化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而且，它无法解决由于我国出口产品海外市场在未来的持续萎缩而产生的失业问题，反而会加重失业问题，因为进口将冲击国内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国内就业。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扩大进口的战略能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自主创新？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特征是“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在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思想史中，这种贸易结构因为是“出口本国报酬递减的产品并进口外国报酬递增的产品”，因而被看作是“坏的贸易”，(57)这正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要转变的对象。按照命题三，资本品的自给自足或在出口占比中不断增加是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我们可以把2012年730种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率降低为4.4%的商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能源资源性产品、用于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的日用品和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产品，这些产品进口将改善国内供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不利影响。第二类则是资本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以及大马力拖拉机等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这类产品降低进口关税将冲击我国亟须扶植的资本品工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但是，如果打算在短期进口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展进口替代，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我国在进口价格等问题的谈判上将处于有利地位，这无疑是一个准备进口替代的好时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希望通过进口平衡贸易，并认为这种进口长期化是正常的，那么，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将会受到很大抑制。
另外，还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扩大进口战略对我国贸易结构和国际收支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首先，因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加工贸易产生的，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一直都处于逆差状态，因此，扩大进口战略将导致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依赖，这与我国大力压缩加工贸易的既定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其次，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由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形成的，如果把扩大进口作为一种战略长期实施，是否会加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并在未来某些时候导致外汇危机？例如，以2010年我国1831亿美元的顺差构成为例，外商投资企业占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的68%，顺差额为1243亿美元；而我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贸易顺差总计仅598亿美元，占比为3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代表着外资对我国资产的索取权，是我国间接的对外资的隐性债务，因此，一旦外资外逃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再通过结汇制把美元交给中国人民银行，而我国进口比例如果无法压缩，这将有可能发生外汇危机。
相对于我国连年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财富损失和通货膨胀而言，笔者并不反对扩大进口战略，因为这总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但这种战略对长期发展将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寻求更好的途径，在这种途径中，扩大进口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进出口价值总量的长期失衡，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产业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大量产能过剩的困境是与我国经济结构其他方面的失衡相伴而生的：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大量进口；由“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所导致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生的结构失衡，(58)这些结构失衡也必须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结构失衡通盘考虑，采取一揽子的战略，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连年巨额贸易顺差所产生的问题。
我们首先讨论如何解决我国价值链低端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一枝独大”的问题。我们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扩大进口战略在解决贸易顺差上的副作用较大，也无法解决贸易条件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问题，而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只有压缩低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规模，别无他途。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办法。首先，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并尽快取消出口退税。出口退税不仅与我国压缩加工贸易的既定目标背道而驰，而且也主要是补贴了外资企业，因为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是外资企业形成的。例如，据商务部资料，2009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加工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为84%。其次，逐步实施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资源战略，当我国为巨额外汇储备贬值而发愁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再通过出口自然资源增加贸易顺差。最后就是第三部分已经提出的大幅度提高出口部门特别是外资企业工人工资水平的措施。
上述措施会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如果实施上述措施，对失业问题将如何处理？第一，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我国出口商品价值在国际市场上被严重低估，虽然我国许多出口商品不会像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的产品价格提高两倍还比印度产品便宜，但大部分商品仍有相当大提价空间，这种提价不会导致失业。第二，跨国公司通过垄断贸易获得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因此取消出口退税和提高工资就是迫使它们对中国工人和企业让利，因此不会产生更多的失业。第三，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依赖和对基本消费品在相当程度上的刚性需求，销售量不会因上述措施而有较大的减少。第四，取消出口退税后，原先中央财政为此准备的资金可以转作失业救济准备金，以备支付失业救济之用。例如，2010年我国财政就为出口退税支付了730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每位失业人员支付每月1200元计算，这些出口退税转作失业救济准备金后，每年至少可以支付给5千万名因上述措施而失业的人员，但上述措施决不会造成5千万人口的失业。第五，仍以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计算，由于实施上述措施，出口企业产品出口转内销，假如贸易顺差减少一半，由此国内商品供给增加6000亿元人民币，5千万失业人员可以再增加6000亿元人民币(每人每月再增加100元救济金)，而且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第六，由于大幅度提高了出口部门特别是外资企业工人工资水平，工人消费的增加将刺激国内生产，从而扩大就业。总之，如果实施上述措施将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失业，较小范围的失业问题可以妥善地被处理。
在实施上述措施的同时，我们可以对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实施进口替代，这不仅将为我国资本品工业的自主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而且，由于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生产性服务业也将因此得到更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大幅度地减少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并恢复此类商品的国内生产规模。这些措施将大范围地增加大学生、研究生、农民和服务业的国内就业，这不仅将弥补上述措施所造成的失业，而且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增加也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这无疑将增加对原先生产出口产品的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刺激原先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为国内生产，其生产率、工资和利润都将得到提高；而资本品工业高端产品、农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发展也将增加对原先用于出口的资本品的生产性需求。(59)这样，我国资本品工业、农业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就可以逐步地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彻底扭转内外需失衡的局面，不仅可以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有力地扩大国内产业和企业之间生产性需求的内需市场，而且还可以为我国资本品工业高端产业的自主创新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
六 结语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就明显地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导致世界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世界各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它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在发达国家造成了内需的严重不足。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宽松的信贷政策，大量进口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消费品，维系着其国民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种“发达—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活—生产”模式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并最终揭露出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造成内需严重不足的破坏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政府与垄断资本相勾结，为挽救危机采用了使用公共财政拯救投机金融大亨的金融财政政策，赤裸裸地向雇佣劳动转嫁危机，终于酿成了2011年的新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使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需不足问题进一步恶化。(60)为了解决其危机，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同时，最终将不得不在未来不断加大保护其内需市场的保护主义力度，恢复国民经济优先于国际贸易的“去全球化”过程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
如果“去全球化”过程成为现实，内需不足将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扩大内需将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性要求。因此，哪个国家越率先较好地解决了内需不足问题，哪个国家在21世纪1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率先走出危机就越占据先机。我国已经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这为我国应对“去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但是，除余永定等少数学者外，国内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存在着“去全球化”的可能性，这不仅对我国应对这种可能的挑战带来措手不及的后果，而且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也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流行至今的“用开放倒逼改革”的观点仍支配着人们的观念，这种观念使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几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与全球化接轨上，几乎排他性地关注国际经济一体化，而严重地忽视了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以至于在我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改革的情况下，统一国内市场问题至今仍困难重重，甚至使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外商垄断我国市场最有力的工具，诸如此类的现状对我国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为了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我们需要大力解放思想。事实证明，由于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其理论的内在缺陷，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我国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因此，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从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经济学说史中汲取营养，借鉴世界各国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为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出谋划策。本文史海钩沉，以经济学说史中很少被注意到但却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说为基础，并从实体经济角度入手，以“国内经济一体化”作为内需增长的核心理念，试图构建一个在内需分析上比较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对我国扩大内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是，由于扩大内需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需要在产业、贸易、创新和财政金融等许多领域采取整体推进的系统性经济政策，其理论分析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本文在这方面只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有可能存在漏洞和缺陷；文中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也是初步的，例如，本文提出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思路与我国目前实施的扩大进口战略之间的关系仍需深入研究，但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期待着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研究成果有教于笔者。
①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②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Berg Publishers Ltd.,1985),pp.151,161-162.
③Robert Hunter Wade,"What Strategies Are Vi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ment Space",Crisis States Programme,Working Papers Series No.1,June 2003,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internal+integration++Robert+Hunter+Wade&source.
④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59页。
⑤由于本文的主要目标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暂不讨论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相关理论以及主权信贷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问题。同样，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历史经验研究也只能是例证性的，更全面的研究需要专文加以讨论。
⑥转引自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5页。
⑦斯莫拉(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商务印书馆，1936，第61页，引文对原译文有较大修改。
⑧转引自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30页。
⑨斯班：《经济学说史》，区克宣译，大东书局，1932，第3页。
⑩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15页。
(11)拉格纳·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斎译，商务印书馆，1966，第21页。需要指出的是，纳克斯在其著作中所谓的资本是指工具、仪器和机器设备等各式各样能够大大增加生产力效果的资本品，而不是我们今天从货币角度理解的资本。
(12)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载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第226页。
(13)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0页。
(14)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中国无需依赖向美国的大规模出口。
(15)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325页。
(16)赖纳特、贾根良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贾根良、王中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7)Nathan Rosenberg,"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1840-191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4),1963.
(18)Erik S.Rèinert,"Evolutionary Economics,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A Plea for Theorizing by Inclusion",Working Paper No.1,2005,http://hum.ttu.ee/tg/.
(19)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Berg Publishers Ltd.,1985),pp.146-151.
(20)为了避免误解，本文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较协调和相对平衡的发展，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上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着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因此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衡发展；即使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对的平衡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21)转引自杨敬年编《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第9页。
(22)贾根良：《扩大内需、平衡增长与主权信贷——重读〈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光明日报》(理论版：经典导读专栏)2012年6月8日。
(23)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9，第38页。
(24)转引自理查德·R.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第277页。
(25)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第45～46页。
(26)王思璟：《打破行业“潜规则”：外贸工厂转投国内零售商》，《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4月1日。
(27)李妍：《外贸企业：内销之路尚漫漫》，《国际商报》2011年2月9日。
(28)陈圣莉：《暴利路桥业后遗症：上万亿运输费打入商品成本》，《经济参考报》2011年5月5日。
(29)尹乃潇：《地方保护主义成了外资品牌“保护伞”》，《经济参考报》2010年11月15日。
(30)贾根良：《内部改善：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光明日报》2011年7月15日。
(31)蔡洪滨：《扩内需难在何处？》，《财经》2011年11月28日。
(32)《证券时报》评论员：《降物流成本比个税减负更能促内需》，《证券时报》2011年5月13日。
(33)廖子光：《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的战略》，《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第76页。
(34)李静睿：《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新京报》2010年5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05-12/024420251101.shtml。
(35)财政部官员称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被低估，《人民日报》2010年5月18日，http://news.sohu.com/20100518/n272176752.shtml。
(36)纳谢德·福布斯、戴维·韦尔德：《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与创新》，沈瑶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84页。
(37)钟玉明、郭奔胜、项开来：《巨额反倾销税下的低工资》，《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5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5/24/c_12134002.htm。
(38)最近三年来，我国工人的罢工大都发生在外资企业也说明了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可能比其他所有制企业更低。
(39)贾根良：《解决“美元陷阱”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正确思路》，《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40)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23～124页。
(41)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18页，并见该书第204～205页更详细的图表。
(42)理查德·R.纳尔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第332页。
(43)贾根良主编《拉丁美洲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第224～227页。
(44)江时学等：《拉美发展前景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7～19页。
(45)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46)Sarkar,Prabirjit and Hans W.Singer,"Manufactured Exp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Terms of Trade Since 1965",World Development 19(4),1991,pp.333-340.
(47)卡普林斯基：《夹缝中的全球化：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200页。
(48)卢荻：《世界发展危机与“中国模式”》，《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28页。
(49)卡普林斯基：《夹缝中的全球化：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中文版导言、译者序和第187～228页。
(50)陈冀、贾远琨：《外资垄断“锁喉”中国装备业》，《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12月2日。
(51)林小骥：《WTO博弈之纺织业：不能再回避陷阱问题》，《中国企业家》2011年12月5日。
(52)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53)无疑，通过发展区域间多样化的水平分工，推进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纵深发展，推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可以有效地开发中西部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涉及该问题，笔者将有专文对此加以讨论。
(54)贾根良：《外储问题的根本在于外资和美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8期。
(55)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6)郭丽琴、付晶晶：《“扩进口”发力：财政部下调73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2月16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11216182652996.html。
(57)埃里克·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8)刘书瀚、贾根良、刘小军：《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根源与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
(59)扩大进口的战略不仅不会为这些就业和收入提高效应，反而会减少国内就业。实际上，扩大进口的战略是扩大了对别国产品的需求，有利于解决别国而不是本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尽管这样，扩大进口还是必要的，实际的政策制定可以是折中平衡的，也就是说可以把扩大进口与本文的思路折中结合。例如，财政都在2012年大范围下调某些商品进口关税的同时，可以大幅度提高大豆、玉米等农产品的进口关税，这样就为我国恢复和支持该类商品的国内生产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60)许建康：《“衰”上加“衰”，世界要大乱？》，《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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