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破除迷信论文,经验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理解和科学态度，即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是前提，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搞清楚，或者没完全搞清楚，那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无从谈起。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来看，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极其丰富。它的精髓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多次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是在绪论中已经引述过的。恩格斯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方法，并不是说不需要重视和研究他们的理论，只是强调不要将他们的理论当成具有宗教迷信色彩的教义、教条。这是非常科学的态度。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时，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明确地将其归纳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十分看重他们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列宁著作来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是赞同的。毛泽东多次引述列宁的观点教育全党。他在《矛盾论》中两次强调列宁的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抗战形势、说明党的工作方针时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在党的七大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②在20世纪60年代初反思“大跃进”、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他继续强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③由于毛泽东十分强调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比较完整的强调学马列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方法论”。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在总体上是源于毛泽东，但在具体表述上又不同于毛泽东。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主要归结为“实事求是”四个字。在批评“两个凡是”、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期间，邓小平不断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④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⑤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归结为实事求是，同列宁和毛泽东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两者是否有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主要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列宁和毛泽东是从辩证法角度讲的，邓小平是从唯物论角度讲的。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因为要实事求是，就必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要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实事求是”更具中国味、更“大众化”、更简洁，因而更能为中国普通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认识，不是通过熟读马列著作，从本本出发而作的结论，而是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而作的概括。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⑥这没有丝毫的书卷气，没有一点学院腔，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做高深莫测的学问，说得玄而又玄。
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实事求是”，其实是毛泽东的创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⑦“实事求是”本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成语，典出东汉班固的《汉书》汉朝皇帝在河北的河间地区(今河北省河间市)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称赞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讲治学态度的，意谓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强调经世致用的湖湘之学很重视实事求是的思想。毛泽东深受湖湘之学的熏陶，深谙实事求是的要义，在抗战期间经常引用这个广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语，赋予其新意，用于讲共产党的思想作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中华民族到达解放之路时，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开始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毛泽东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⑧在目前公开的毛泽东文献中，这是比较早地使用成语“实事求是”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
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用“实事求是”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我们在绪论里已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和演变的历史，即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10月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后，在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以这个为线索来概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此后，毛泽东更多地使用这个概念来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讲的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谈到如何使马列主义的理论成为行动的向导时指出：这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⑨这里对“实事求是”的界定，实际上就是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就将“实事求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也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概括。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十分重视并高度评价“实事求是”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和精神资源。他不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还从哲学层面指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⑩；从党的指导思想层面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11)。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12)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的概括是准确的。实事求是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毫无疑问，也应当是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讲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这里也是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
二、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
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这没有什么玄奥的道理。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而言，它不仅用于科学地说明世界，更在于要实践地改变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改变中国。实事求是如毛泽东所言，就是“有的放矢”，即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来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个“的”，所以它是精髓，是实质。
但是，获得这样的结论、形成这样的共识，却并非易事。自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对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态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指南性、科学方法性和不断发展性。这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即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这里是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至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则属于另类，不在我们所论的范围之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而言，主要是文中所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它时隐时现、时起时伏地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最早提出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这个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篇文章中论及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时写道：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对立的情况，在前文中有所论及。这里，将其中比较突出和尖锐的几次对立情况归纳如下：
一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开始盛行起来。无论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是从苏联回国的负责人，不少人都是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以为有了党的六大决议的“本本”，无须根据各个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唯书”的倾向，还批评了“唯上”的倾向。他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客观情势的。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在他看来，正确的态度正如后来将那时已萌生的思想加以明确表述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3)。这篇著作是我们党阐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毛泽东所批评的，不仅仅是“左”倾教条主义，还包括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是大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从那时开始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尖锐对立，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
二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的延安时期。经过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为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危害，肃清其影响，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通过对此前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后来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去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作了深刻而生动的分析，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14)他还说，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就是说，香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所要求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15)。他批评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时说：一些同志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很会的，但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则是不会的。他们学习马列理论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列的，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他还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以降妖捉怪一般。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经过三年整风运动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全党普遍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由于弘扬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十年大动乱使国家遭受了全面的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16)1974年年底又提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并在次年初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在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这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更加严重地弥漫全国。但是，自“文化大革命”伊始，坚持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趋向就一直以各种形式进行抗争。比如，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特别是1975年年初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后进行的全面整顿，从指导思想上说，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抵制和反对。当时进行的有限的拨乱反正，为后来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实行各方面的改革，作了某些准备。在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较量中，尽管当时正确的发展趋向被压倒，但却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性的思想基础。
四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典型表现。它涉及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指示和决策，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等问题。这就引发了是坚持实事求是还是“两个凡是”的激烈争论，它实际上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邓小平在1977年四五月间率先批判“两个凡是”，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报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积极赞同和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观点。1978年年底，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实际上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批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檄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进行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革命性调整，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这标志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重新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开辟，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国家的发展又处于一个紧要关头。在国内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各种思潮的激荡日趋加剧。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影响有所扩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等根本性问题的怀疑、动摇的倾向有所抬头。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我国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作了科学总结，对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持有异议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深刻回答。针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引发的“左”的思潮，他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对于不少人存在的姓“资”姓“社”的顾虑，他发表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发展是硬道理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样，他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所提出的上述重要问题，对全党又进行了一次有强烈震撼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对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关系我们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从而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主导作用更加牢固。
六是世纪之交时期。此时，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形势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怎样在新的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党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举世关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表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它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并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批评。2000年5月，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以找，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中求得解答。死搬教条，不顾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就不能前进。”(17)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他又说：思想脱离实际，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制定的具体行动纲领而不能与时俱进，必然会使党的事业发生失误，甚至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历史上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必须牢牢记取。我们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之后不久，他又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当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一切都要先看本本上有没有，老祖宗讲过没有，就很难在实践中迈开步子”(18)。在2002年“五·三一”讲话中，他还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19)这些论述将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表达得非常充分，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虽然一直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时期占大多数。这是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不断摈弃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和弘扬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会尽量减少挫折，在正确的道路上向前发展。
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看，最重要的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典范。
(一)毛泽东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毛泽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可视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哲学论文。他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说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他号召领导干部要破除迷信，指出：教条主义迷信马列主义词句，盲目性发展到高度固定化，就成为迷信。打胜仗了，以为从此天下无敌，是迷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狭隘经验主义也是迷信。迷信他们的经验可以解决问题，而不对当前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我们的同志多少有点迷信抽象条文及历史陈旧经验。要破除迷信，对具体事物加以详尽分析。马列主义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自觉性增加了，就能主动地解决好问题。
不仅如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个命题，也是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并长期提倡的。他在1954年6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20)1956年9月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外国党代表团，评论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又阐发了这个思想。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这使那些迷信他的人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21)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毛泽东一贯不迷信本本，对任何事都不盲从，具有强烈的独立思考精神所形成的思想方法。这一特质为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时，都不是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从中去找立场、观点、方法，这对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起了重要作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可谓是毛泽东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经验总结。他不仅个人坚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而且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批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使全党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从而使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理论上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当然，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超出了真理允许的限度，把许多科学的东西当成“迷信”破除，将许多正确的思想看做错误的“清规戒律”而打倒，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他后来发觉这个问题后也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22)。“大跃进”的历史教训，说明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很不容易的；即使一个很好的思想，也需要以科学态度加以对待。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也要正确地把握，才不至于走向反面。
(二)邓小平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邓小平继承和弘扬了毛泽东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之后，农村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邓小平肯定了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并提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遭到批判的著名“猫论”。这在当时是被视为“异端”的。他敢于发表“异端”之言，表明他具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精神。
邓小平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最突出地表现为他发表的被称之为解放思想的两个宣言书。第一个宣言书即上面提到的，1978年年底被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强调打破僵化，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打破精神枷锁，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拨乱反正，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否则现代化事业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3)这篇讲话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第一次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新的科学的完整概括。本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这两个概念都是毛泽东提出的，但毛泽东一是没有将两者连在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整体，二是对解放思想没有进行过科学定义。这也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到极端而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训。也正因为这样，此后“解放思想”在不少人看来就几乎成了“胡想蛮干”的同义语，是实事求是的反义词，即要解放思想似乎就不能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似乎就不应当解放思想。邓小平的理论功绩就在于对解放思想作了新解，并将它与实事求是连为一体，使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更为科学和完整。
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或者说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动态表述方式。他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24)正因为如此，在那个宣言书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5)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这样连为一体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来表述，不仅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过去将两者对立起来，既是对实事求是的误解，也是对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的曲解。从认识论上讲，对客观实际有正确认识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即不能一次性地完成认识，认识也不应该同时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凝固的。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强调要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它摈弃陈旧的、固定的僵化观念，正是为了实事求是，而不是偏离实事求是。所以，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为了对客观实际有正确认识，也是为了实现这一认识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越是解放思想，就越能实事求是。两者连在一起，构成党的思想路线不可分割的整体。
邓小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第二个宣言书，是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一直强调我们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就要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20年建设时间，国家没有改变贫穷面貌。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6)因此，在南方谈话中，他至少破除了三大迷信，这里再作以下归纳：
一是破除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迷信，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思想理论障碍。
二是破除了对公有制绝对化的迷信，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但社会主义的本质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是有姓“资”姓“社”的顾虑，因此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是破除了“左”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迷信，认为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既有“右”的东西，也有“左”的东西，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27)。“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三大迷信的破除，使人们再度解放了思想，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
(三)江泽民、胡锦涛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在新时期新阶段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成果。
江泽民、胡锦涛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认识有不少新的论述，最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强调解放思想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丰富了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内涵。1992年6月，江泽民讲到全党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性时就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开拓中进取。“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28)随后，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29)跨入新世纪后，他更加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他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30)这些论述在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认识基础上加以展开，丰富了其内涵。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也十分强调解放思想。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他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继续强调：不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31)这样，解放思想就成为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推动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30年“十个结合”的根本经验时，他所讲的第一个结合就强调了解放思想的巨大指导作用。
二是对新时期新阶段思想解放的指向提出了明确要求。江泽民先是在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接着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这个问题。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这个问题。他们都要求全党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这里的“三个解放出来”，既是对党的历史上解放思想的深刻总结，又有着十分突出的时代特色，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所谓“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主要指那些曾经是合时宜的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变得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这方面的内容不少，如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产生的一系列做法和观念，都需要随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相应地发生改变。
所谓“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如过去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对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误解等，都是在我们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并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源。一些人至今还未完全摆脱这样的思想影响，因而对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还不能完全接受。因此“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仍然是解放思想的一个内容。
所谓“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主要指对新形势下党的若干新政策、新举措，由于受着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影响而缺乏正确理解。比如，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怎么看，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时期成为了社会议论的热点乃至焦点。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一个新的称谓。对这些社会成员的身份作这样的界定，体现了思想解放的科学精神。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还提出了判断新的社会阶层成员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主要标准。他还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基于这样的认识，又提出了吸收社会各个方面优秀分子入党的主要标准。他指出：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除了吸收社会基本群众的优秀分子入党作为党的骨干力量外，“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32)。对社会各个方面优秀分子能否入党问题的这个回答，既符合我们党过去的正确认识，又适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它丝毫没有降低党员标准，同时也坚持了党的先进性要求。这是坚持思想解放的科学精神的又一范例。
近90年来，我们党正是这样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推向前进。从党的指导思想而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两个理论体系；在实践方面，开辟了两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直至我们国家发生目前这样巨大的变化。因此，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注释：
①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4)：213.
②(14)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98，331～332.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9)：605.
④⑩(11)(12)(23)(24)(25)(2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43、114,67,114，126，143，297、364，143，312、322.
⑤⑥⑦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82,382，62.
⑧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707.
⑨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3)：801.
(13)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12.
(15)(27)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3.
(1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下)：817～818.
(17)(30)(3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0,74,169-170.
(1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38.
(1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下)：2414.
(20)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330.
(21)(22)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70,449.
(2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下)：2081.
(2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上)：4.
(31)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2月27日)，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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