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政治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制度论文,秦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战国时的秦国位于甘、陕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先民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多源性特点。秦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仰韶文化西移后，吸收西部以细石器为特色的草原牧业文化及西南部的古蜀山地文化、江汉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融合而成。秦文化的多源性，对其政治制度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由秦缪公重用西戎人由余到孝公利用商鞅变法使秦成为战国七霸之一；昭公又采纳范睢“远交近攻”之策，最后消灭六国建立秦王朝。秦始皇重用李斯实施各项统一政策，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专制皇权”和“武装进攻”。
关键词： 文化 制度 皇权 军事
一、秦先民文化的多源性
战国时秦国的领土大约位于“今陕西关中和甘肃东南部”〔1〕。这里正处于西部青藏高原向东部平原地区过渡的中间地带，其北有内蒙、黄土高原，南为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发源于西部高原的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世代哺育着那里的人民。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经陕西省中部，形成“渭河平原”，又称关中平原，这里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号称“八百里秦川”。南部有秦巴山地，长江是大支流汉水流经这里形成“汉水谷地”，为陕南“粮仓”。渭水以南为陇南山地，山高谷深，向西过渡到青藏高原。甘南高原有黄河河曲，气候寒湿，支流众多。陇南山地以北为陇中、陇东高原。陇中高原有洮河、渭河、祖厉河，是黄河滩、峡相间地带。其间兰州盆地西连河、湟谷地，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心。属于长江水系的嘉陵江支流白龙江、西汉水流域又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陇中高原以西为祁连山山前坳陷带，是黄河以西通向西方的重要路线，通称“河西走廓”。其地势平坦，有成片的绿洲，古代先民很早就开辟了这条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多方文化内涵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战国时秦的文化圈属于仰韶，马家窑文化。考古学家裴文中对仰韶文化的起源作了明确的分析，认为：彩陶文化在黄河流域发展的中心是“中原地区”即陕西的关中、河南的西部和山西的东南部，沿渭水和黄河一带〔2〕。 仰韶文化以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而命名，因发掘出的陶器表面都磨得很光滑同时又描绘有彩画，故又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8000年，那时人们过着以原始农业为主和大体定居的生活。考古学界一般把仰韶文化分为三期：以陕西西安半坡村为代表的半坡类型，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后期有许多类型，特别是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的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分布在黄河上游的甘肃东部及其相连的青海、宁夏一带。主要处于泾水、渭水、白龙江上游和清水河、黄河、湟水、大夏河两岸台地上。马家窑文化以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命名，距今大约5000多年。分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马家窑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起来的。马家窑文化的人们以农业为主，畜牧和渔猎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起一定作用，从其经济和墓葬情况分析，处于父系发展阶段。马家窑文化后来发展成我国“西戎”民族集团文化的一部分了。另外在甘肃洮河流域还发现了一种寺洼文化，时间晚于马家窑，早于中国的汉朝。寺洼文化不同于仰韶文化而与马家窑文化有密切关系。因在墓葬中发现有火葬，可能属于西戎羌人系统的文化〔3〕。据考古学者证实， 在我国东北三省到内蒙、新疆、西藏北部及山西、河北、宁夏分布着以压制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文化，人们过着以狩猎和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4〕。从人类制造石器的发展看， 细石器比大而重的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器产生得早，同时，它是与狩猎、畜牧的游动生活方式相适应的。〔5〕关于秦先民文化渊源还见于文献记载。据《史记·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6〕。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非子居犬丘〔7〕，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可知，（一）秦先民尚鸟好畜。（二）秦先民与颛顼部落有关系。（三）与苗蛮部族有关。（四）与少典部族有关。据《帝王世纪》载：“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室，其先即炎帝母有娇氏女，世与少典氏婚。少典氏又娶附室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效野感附室，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寿丘”，专家考证可能是在今甘肃天水地区〔8〕。这就证明了， 黄帝部族最初生活在马家窑文化分布区，这里是西部草原文化与东部农业文化的交融地带。又据《大载礼》载，孔子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教罴貔貅豹虎以与赤帝大战于阪泉之野。”《帝王世纪》中也载：“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干戈，以征不享，诸侯来宾从……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以上记载告诉我们黄帝是父系氏族时期的英雄父亲，战胜了农业部族神农氏母系氏族首领开辟了父系血缘先河。黄帝部族之所以能战胜神农氏农业部族，因为其具有一种由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融合而成的新文化，这种先进的文化是黄帝部族强大的原因。又据《帝王世纪》载：“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女枢生颛顼于若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载：“螺祖为皇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可知颛顼与黄帝有密切关系，在文化上有继承性，颛顼又生于若水，即今西蜀的雅砻江流域。说明黄帝部族的一支发展到四川盆地周边地区，从娶“蜀山氏女”可知，颛顼部落与四川古代文化又有密切渊源，即秦文化吸收了蜀文化。另外从颛顼的孙女在家门口纺织，天上落下玄鸟卵吞而生子大业的传说可知秦先民与尚鸟部落有密切关系；因颛顼生于若水，其母为蜀山氏女，故大概女脩的配偶尚鸟部族就在西蜀。这里正是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属于高山草原、森林区，是牧狩民族的生活区域。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先民杜宇帝禅位开明氏后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说文》亦载：望帝“亡去为子巂鸟”。又见左思《蜀都赋》：“鸟生杜宇之魄”。以上传说证明蜀先民曾尚鸟，故认为死后灵魂化为鸟是最神圣的，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一种原始图腾崇拜。
司马迁在论述秦的渊源时说“帝颛顼之苗裔”，说明在颛顼时代曾吸收了苗蛮文化。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亦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认为西部少数民族与苗有关。“三苗”是中国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古族名。据战国人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西南，而衡山在西北。”〔9〕即东至鄱阳湖，北至湖北北部， 南若以荆州南界则达五岭矣〔10〕。三苗文化属于大约公元前4400—3300年的大溪文化拥有者。大溪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两岸地区。三苗部族历史悠久，据说黄帝时曾参加过九黎的部落联盟。尧、舜、禹时代都曾发动过战争，说明其具有发达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沿长江及汉水流域向西部、北部传播后被秦先民所吸收是在情理之中的，故秦文化最早融和了三苗文化。
综上所述，秦文化是以仰韶农耕文化为根基吸收了西部草原文化，西南部古蜀人的山地文化，长江中游及江水流域的江汉稻田文化，使自己古老文化发生了新的嬗变，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拥有者，故成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宰。当然秦先民之所以能成功首先得益于其处于的优越地理位置；其次是其先民的改革开放意识。
二、秦政治制度形成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大胆重用西戎人由余。
《史记·秦本纪》载：“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所以能霸西戎由余起了重要作用。由余是晋人之后，长期生活在西戎，故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政治制度十分熟悉。大约是三十四年，秦缪公时，西戎王使由余到秦观察形势，缪公见由余聪明能干，“以宫室，积聚”。大概是在谈论国家治理的问题时，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比，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11〕秦缪公对由余所论治国之道非常赞赏，认为其是了不起的“圣人”，故千方百计留其在秦国为官。于是由余以其卓越的政治见解及对西戎和秦政策的熟悉明了，使秦征服西戎。秦霸西戎后，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国力上升。秦缪公采纳了由余的“上含淳德以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的治国之道。正如秦孝公所说：故秦国，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12〕
破格重用卫人公孙鞅。
《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为政，争相併。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13〕公孙鞅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真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14〕主张改革创新，反对因循守旧。秦孝公也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便重用卫鞅为左庶长，令其变法革新。其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乱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 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新法的中心思想是狠抓社会治安，其次是鼓励农业生产，再次是动员人们踊跃参军作战，争取立功受奖。新法贯彻十年后，秦社会达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5〕”公元前350年， 卫鞅第二次变法：“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16〕这时已升为秦大良造的卫鞅，在第二次变法中进一步强调了风俗习惯及工商业经营中的改革，说明变法的深入。另外注意中心县城的建设，冲破诸侯割据的局面。这就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封建秩序打下了基础。卫鞅第二次变法以后，不到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17〕卫鞅为秦走上霸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斯的治国之策。
李斯是楚上蔡人，师于战国末期最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大师荀况。荀况是赵国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学说。认为人定胜天，天有变化活动规律但并没有意志，人间的治乱，疾苦与天意无关。提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另外荀况还提出“性恶论”，故重视法制和君子集权，主张君主要用礼义教化和刑罚对人民加强统治，做到王霸并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并且要做到“量能而授官”、“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荀况还沿袭了儒家的重民思想，提出君主和人民是“舟”和“水”的关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平政爱民”，“轻田野之税”〔18〕，“罕兴力役”，“节用裕民”是国富民安邦的根本〔19〕。李斯的师兄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把人类历史看做是发展变化的，反对循古办事，提出“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认为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今必须用暴力和法制。因此又提出法、术、势三者并重的学说。这一主张对后来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带来极大影响。他还主张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并提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就是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活动和存在。他的这些主张在秦统一以后曾得到实现。李斯的思想实际上是体现了其老师荀况和师兄韩非子的理论，并且在秦国的政治中给予实现。
据《史记·始皇本纪》载：“秦初并天下，其议帝号。丞上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为‘朕’。王曰：去‘泰’著‘皇’采用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李斯等为树立秦王政的绝对权威，采用了前无古人的至高无上的称号。为使中央皇帝大权独揽，李斯坚决反对分封制，主张全面推行郡县制。据《史记·始皇本纪》载：“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保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至四十余郡，完全听命于中央皇帝，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其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全国中央集权制。秦的这一划时代政策的实施完全归功于李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彻底铲除封建诸侯割据思想，李斯又倡导了“焚书坑儒”政策。李斯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焚书实际还不能彻底消除六国诸侯分裂思想，因为诸儒生还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讲授出来，故又出现后来的大规模坑儒行动。“於是使御史悉案向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样大规模的坑杀儒生在以前历史上是没有的，给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传授，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另外李斯还受命统一文字，他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同时还推行较为简便的书法，隶书。李斯在秦执政期间，完全实践了其师荀况，其师兄韩非的思想。秦的政治制度从由余到公孙鞅最后到李斯逐渐得以完备，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治国大纲。
三、秦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秦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拥有的文化优势，经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缪公、孝公、昭公、始皇等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变法革新，使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实现了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愿望。正如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况在其《强国篇》中所描述的那样：其固塞险，形势便，山川林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佻，其畏有司而顺，官府，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不明通而公也。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20〕。当然荀况描写的是秦商鞅变法以后的情况，那时秦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政治条件。当代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中也对战国时六国形势作了分析，认为秦的政治为上者。他说：秦秋时大国有晋、楚、齐、秦，后志者为吴越。而吴越文明程度大抵未足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四国风气秦、晋本较齐，楚为强，兵亦然。三晋地狭人稠，生事至觳。楚受天惠厚，民又呰窳偷生。齐工商之业特盛，殷富殆冠海内。农民受剥削重，益贫穷。而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其上又有重农之政，齐民生计之舒，盖莫秦若矣。从人事论，能用法家之说，故一民于农战，其兵强而且多；能进法术之士，汰骄靡贵族，政事乃克修举也。〔21〕吕老对晋地“人稠争斗多”，“楚富人厌战”，“齐重工商而轻农耕”作了深入分析研究，指出秦政治上的成熟。实际秦之所以能消灭六国，在全国建立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其主要原因是注重军事，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武装作为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支柱；其次是树立绝对的皇权思想，这两点构成了秦政治制度的核心，即其特点所在。
据《史记·商君传》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以属籍。〔22〕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23〕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以军功大小显示社会地位高低的法令，极大地鼓励着人民参战的积极性。秦时“一民于农战”，实际上是全民皆兵。 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前216 年（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24〕。户籍制度的建立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便于租赋兵徭的征发，正如徐斡在《中论·名数篇》中所讲：“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民以之立度。”可见户籍制度的建立起了极大的社会作用。秦的这一政策的出台，大大加强了军人的来源，同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将领。如：魏冉、范睢、吕不韦、李斯、白起、王翦、李信、司马错、蒙恬等。秦军事力量之强大，装备之精良，在近年来出土的秦兵马俑中得到证实。在陕西临潼县发现的四个秦俑坑，总面积达25380平方米。大约修建开始于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到前209年，因农民起义爆发被迫停止。已发掘出武士俑800多个，木质战车18辆，陶马100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9000余件、勇士俑7000 个，驷马战车100多辆，战马100多匹。坑内兵马俑的排列方向全部面向东方。兵马俑形象地展现了秦始皇时代军队的兵种、编制和武器装备情况。特别是秦俑二号坑的进一步揭秘，提供了秦军战略战术的宝贵实物资料。考古学者认为是一部实物写成的兵书，它向世人提供了两千多年前秦军的布陈情况。从秦俑装备可知，当时战士的进攻性武器除铁镞外，都是青铜铸造的。而且在铜兵器的表层大多作铬盐气化处理，以增强合金的抗腐能力。防护装备，很多是模拟皮甲雕塑的，也有一部分是金属铠甲的模拟物。可见当时装备之先进。秦兵马俑的出土充分证实了秦王朝军事力量的强大，特别是大量骑兵俑的出土，反映了秦文化中西戎文化的成分〔25〕。秦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同时特别注重战略战术的研究。据《史记·范睢传》载：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径、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庐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关闭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禳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夫禳侯越韩、魏而攻齐纳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雨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秦、韩之地形，相错如
。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秦昭王接受了范睢的建议并于公元前266年任其为相。 秦的“远交近攻”的方针破坏了六国“合纵”抗秦的企图，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占有。巴蜀与楚为近临，欲灭楚必须首先征服巴蜀，且巴蜀又与秦最近。关于是否伐巴蜀的问题也曾引起一场辩论。秦惠王时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惠王认为蜀道狭难至而韩又来攻伐秦，在犹豫未决之时，征求司马错和张仪的意见。张仪曰：“今夫蜀，西僻之国而伐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于是前316 年（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十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26〕。秦占巴蜀后，开始向楚地进攻。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27〕《华阳国志·蜀志》也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28〕这样秦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于公元前223年灭韩。前228年攻赵，迫使赵公子嘉逃至代，自立为王，前222年灭。前225年灭魏。前226 年攻燕，燕王喜逃辽东，前222年灭亡。前223年灭楚。前221年灭齐， 最后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秦“远交近攻”政策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因素是重视了内部文化因素。从各国地理位置分析：魏，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中、东部；韩，位于河南中部，西部及山西东南部。都处于仰韶农耕文化区，与秦文化没有多大区别。赵，约占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燕约占河北北部，辽宁、吉林一部分。这两国处于仰韶文化向西部，北部的辐射地带，是草原牧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会区域。而秦国的西部也处于这种地带，从秦霸西戎以后，秦文化早已融合了西戎文化。故燕、赵与秦文化存在着许多共同性。齐，占有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属于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圈。据《礼记·王制》篇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古代东夷先民盛行鸟图腾崇拜。楚，约占今湖北全省及河南南部、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一部分。楚文化属于距今6000年以前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江汉文化区。这里的古代先民为以种植水稻为业的濮人，他们“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因此齐、楚两国文化与秦文化相异，不易攻取。而巴蜀近秦，取巴蜀后再灭楚，也属于远交近攻方略。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江之地。〔29〕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后来秦由石牛道伐蜀。蜀、楚有长江一衣带水，文化上自古有密切关系。这样就为秦灭楚提供了优越条件。秦统一六国后，又以强大的兵力向楚以南的越，秦以西，以北的匈奴，进行了征讨。据《史记·始皇本纪》载：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30〕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31〕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32〕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33〕，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生活。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可知匈奴勇敢善战，是秦征讨的主要对象，后惧其威又修长城以阻之。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除以武力征服反抗者外，同时极力在政治制度上树立绝对皇权思想。首先自称“始皇帝”；彻底废除分封制，设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御史大夫由皇帝近臣担任起箝制丞相作用。国家一切重大事件均由皇帝点头通过，为安抚民族地区，设置了典客专门管理其事务。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多次出巡各地。每到一处都立石刻碑，颂秦德，明得意，作舆论宣传。为达到巡视方便，政令畅通，十分注意开拓道路。往南方修“五尺道”，往东方修驰道，往西方修直道筑亭设寨。
综上所述，秦之所以能由弱到强，最后达到统一六国，西胜诸戎，南抚诸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根本所在是由于政治制度的正确。而一个好的政治模式的出台往往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先进文化。文化哺育了思想家和政治家，没有这些历史精英的舍身改革精神，社会历史是不会前进的。正由于“春秋后期，‘学在王官’的文化格局基本被打破，私人讲学之风得以萌生，异说歧谈得以并存，为战国以后诸子发散思维、创派成家而至于‘百家争鸣’准备了条件。‘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为置身于趋向大一统局势之中的统治者们提供了选择指导思想的机会”。〔34〕秦始皇及其属下政治家们的成功正是受以上思想影响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1〕〔18〕〔19〕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2〕〔3〕〔4〕〔5〕〔8〕〔10〕田继周《先秦民族史》。
〔6〕《索隐》女脩，颛顼之裔女，吞
子而生大业。 其父不著。
〔7〕《集解》徐广曰：今槐里也。
〔9〕〔33〕《战国策》。
〔24〕《史记·始皇本纪》。
〔14〕〔15〕〔16〕〔17〕《史记·商君传》。
〔20〕〔21〕吕思勉《先秦史》。
〔22〕《索隐》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谓除其籍，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
〔23〕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
侈踰等也。
〔24〕〔2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巷374部。
〔26〕《史记·张仪传》。
〔11〕〔12〕〔13〕〔27〕《史记·秦本纪》。
〔28〕《华阳国志·蜀志》。
〔27〕周显王公元前368—321年在位。
〔30〕《史记·正义》：今灵夏，胜等州，秦略取之。
〔31〕《史记·集解》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
〔32〕《广州记》曰：五岭者，大庚、始安、临安、揭阳、桂阳。
〔34〕《二十五导读辞典》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