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个考古学理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已经处在比较成熟的阶段，成熟表现为对考古学理论的关注，对其他不同学科理论的接受①。而当代西方考古学存在众多的理论流派，如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进化考古学，生态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等等②。每一派别都有系统的理论，而不同派别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理论论争③，也正是在这样的论争中，考古学家们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从而使考古学的发展充满活力。
中国考古学自从二十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以来，经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很多学者就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进行回顾，结果发现，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大多是在研究的问题、方法以及田野考古方面，而在考古学理论方面，则十分欠缺④。虽然在近十余年来，中国陆续出版了对西方考古学理论进行介绍的著作⑤，但总体而言，中国考古学界对西方考古学及考古学理论了解程度还不够。
而理论对考古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考古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对考古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考古学家及他们从事的工作，为考古工作提供观念、问题与视角，为考古材料的阐释提供指导框架。即便是那些最富实践性的工作，那些自称不需要理论指导的考古学家的工作，也在运用着理论，只不过他们没有形成对考古学理论的觉解。中国的考古学便是如此，考古学家们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缺乏理论思维，注重对材料的解读和阐释，停留在描述上，因此影响考古学对历史的复原。一些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们意识到中西方考古学发展的差距，意识到提升考古学理论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要，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注重理论的发展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考古学理论这一角度，通过分析考古学理论的结构，归纳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对比中西考古学的发展，说明中国考古学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途径。
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的结构
在反思之前，首先应该对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有明确的认识，对考古学及其目标的认识不同，会导致考古学的理论形态存在差异，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样关系到本文所进行反思的框架。
在中国，考古学被定义为，“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⑦。可见，考古学在中国被定义在历史学下，以历史学为研究目标，运用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去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则自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任务。其实，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文化—历史考古学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柴尔德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重建欧洲史前史是这一流派之经典⑧，考古学家们就像柴尔德的工作一样，运用“考古学文化”，通过考古材料拼合出过去的历史⑨。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发生了变革，理论方法发生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则提出让考古学更加科学、更加人类学⑩。考古学的目标是通过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主要是假说——演绎的实证主义方法），描述、解释以及检验作为过去人类社会遗存结果的文化行为(11)。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后过程考古学则运用释义学、关联（contextual）、反身（self-reflexive）的方法，强调运用内部视角，辨证地对物质文化进行文本（text）式的解读(12)。后过程考古学使得考古学更加人文化、社会化，考古学涉及文化遗产所有权、少数群体的权利等更加现实的问题。
可见，考古学的不同流派对考古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使得不同流派的考古学家们运用不同的理论了解过去。而理论是什么？西方的学者将理论定义为：意图去解释一组事实或现象（尤其是反复出现的）的，或者是被广泛接受的、可以用来对自然现象做出预测的一系列陈说或原则；或者被合理地、科学地接受的可以解释自然现象的普遍规则(13)。而在考古学中，则很少存在这样的可以对一切现象做出解释和预测的规则，也就是特里格（Bruce Trigger）所说的“高级理论”，更多理论是对具体考古学问题进行解释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即特里格所说的“中级理论”和“低级理论”(14)。而即便是这样，考古学中的很多理论都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的，如“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就是借用民族学与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概念(15)，过程考古学中“文化生态系统”的理论则来源于生态学(16)。可见，考古学不是孤立的，它的发展是受到外界影响的。
因此，我们不妨以一个更加广泛的视角来理解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首先，考古学是一个由理论、方法、田野工作及社会实践所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如图一），这种作用是双向的。而考古学理论是开展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在宏观上，它包含了考古学家所采取的哲学观与文化观，包含了考古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些主要侧重于哲学层面；在微观上，包含对具体考古学问题解释所采用的具体理论、前提与假设，及分析处理考古材料时的方法。
图一 考古学的内部结构、世界存在方式及其对其理解方式图
而我们可以把考古学理解为我们了解世界存在方式的方式（如图二），也是了解世界存在方式的方式的方式，即可以对了解世界存在的方式（科学，历史，哲学，宗，艺术，逻辑等等）做了解(17)。同时，考古学也是知识的一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根据知识是否能被检验以及知识是否是评价性的，将知识分为意识形态、宗教、科学与逻辑（如图二）(18)。而考古学考查的文化包含了分类中的所有知识，因此了解世界存在方式的方式及世界存在方式本身都是知识，而考古学同时又是对这两种方式的考查，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考古学理解成对知识的考查(19)（如图三），对已经被遗忘的知识的再现。而这些过程都是人的参与，是人在了解一个属人的、历史的、文化的、知识的世界，是人赋予所有的一切以意义，可以说，考古学也是关于人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思考与追问。
图二 知识的类型图
图三 考古学在知识类型中的位置
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分析
可见，考古学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它是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与结果，人与外部世界是考古学存在的前提。由此，考古学理论来源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特里格分析过影响考古学发展因素，包括时代思潮、政治经济状况、中产阶级的需求、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等等。这些因素影响着考古学家从事考古学的方式，即从事考古研究时所采用的理论。而通过上面的分析，这些因素也正是考古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此，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包括了考古学自身，客观存在的、考古学之外的世界，以及作为两者联系的纽带的、将两者赋予意义的人。下面分别说明以上因素对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考古学自身：内部因素
这是影响考古学理论的内部因素，包括了考古材料的积累、研究方法、田野考古以及考古学的社会实践。考古学中经历了漫长的古物学时期（欧洲的古物学阶段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前），西方在这个时期诞生了欧洲的古典研究、埃及学和亚述学，中国的金石学著述也十分丰富，到了清代达到顶峰，“乾嘉学派”很重视对古物的收集与研究。这些虽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但为日后的考古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汤姆森（C.J.Thomson）的“三期说”理论就在积累的大量的前期材料的基础上才提出的。
在方法上，主要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科学技术推动了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其中，年代学的进展则是考古学理论转向的重要因素：相对年代方法的出现，使考古学家得以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理论得以形成；而绝对年代测量法——碳十四的应用，这给考古学从理论到方法都带来了巨大的革命，使史前及原始考古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使考古学从文化编年的研究中解脱出来，转向文化变化的研究，关于文化如何运作与演变的理论得到发展。除此之外，还有航空摄影技术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对聚落考古及环境考古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对秘鲁维鲁河谷的研究，就是早期聚落研究的经典案例，在研究中，威利运用航空照片、空间分析方法及生态学理论，分析了该地区史前聚落的模式，从而开创了聚落考古的研究模式(21)。
田野考古方面的影响主要在方法层面以及材料的积累。如田野考古先驱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皮特里（Petrie）、惠勒（Wheeler）、谢里曼（Schilemann）等人的田野发掘，形成了现代田野考古发掘规程的雏形：如皮特—里弗斯将军制订了考古发掘规则，皮特里发明了“序列断代法”，惠勒发明了探方发掘法(22)。而这些先驱们的发掘，也为后期的研究积累了材料。
在社会实践方面，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民族群体共同工作，刺激了考古遗存的归属、考古学与政治相关性及个体与身份考古学相关理论的诞生。比较经典的案例，如1991年美国纽约的非裔美国人墓地项目(23)。这一项目由美国职业考古学家、非裔美国人类学团队，以及其他对此感兴趣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参与。该项目讨论了在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主导下，对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忽略和曲解，让现代非裔美洲人正确地认识到了其祖先所遭受的、曾一度被忽视、曲解的悲惨遭遇，给他们提供了可以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像这样的项目也使得考古学家们思考政治及社会情境对考古学研究的影响，并关注社会哲学家们的各种批判理论。
（二）考古学之外：外部因素
在考古学之外，影响考古学理论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外部世界，以及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其他相关学科）。外部世界主要包括时代思潮，时代下的社会状况。
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主要思潮有启蒙主义、进化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对其的反思等，这些思潮都是围绕着对人类进步性以及科学的态度展开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中世纪，人们的世界观主要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人们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是在不断退化的，人类是上帝在近东的伊甸园创造的，并且人类自诞生之后就不断地堕落。而对古物的解释也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而很多的解释在今天看来都是荒谬的。17世纪的启蒙主义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的认知方式，人们相信世界是不断进步的，人类对进步持乐观的态度。同时近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观察、分类、实验）形成，这使得人们认识世界有了有效的方式。此时，考古学的前身古物学，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走向了科学化。
19世纪进化论思想诞生后，刺激了关于人类起源研究及旧石器考古的发展。进化论使得考古学家更关心进化过程，莫尔蒂耶就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建立了法国旧石器时代的年代进化序列，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单线进化模式”。此后，又发展出了多线进化论，以及当代依然存在的进化论考古学(24)。而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主义则刺激了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文化—历史考古学在研究民族文化的浪潮中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战以后，人们对时代及科学的信心增强，科学主义成为时代思潮，流行对人类历史存在模式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改善的信仰。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新的方法与理念，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如科技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等等。这些方向的诞生，使考古学的研究从研究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的历史学目标，转向了研究史前文化的变化与史前人类的生活，最终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具有宏伟目标的新考古学。
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科学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进而开始对科学产生怀疑和批判，这样，后现代主义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对考古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的批判、反思、多元解释大多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想(25)。而后现代主义同样影响了当代考古学的发展，后文会对其进行具体阐述。
在社会层面，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比较明显的，是西方自由主义体制下与前苏联国家主义体制下，考古学所采取的理论形式有显著不同。西方的理论争论很活跃，而前苏联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形态。中国的情况与前苏联相近，社会结构的一元化，知识的技术化，传统的人文化(26)，使中国考古学以研究本国的历史为目标，在研究中使用地层学与类型学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成为主流，使得中国考古学不进行理论思考，理论很匮乏。
在认识世界的方式方面，主要有科学、历史、哲学等的影响。科学方面，主要是科学技术及科学方法。科学技术已经在上文考古学方法部分讨论过，恕不赘述。科学方法上，主要是归纳法（包括观察、分类）、演绎法等，分别影响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类型学就来自古生物学中的分类，而考古学文化的建立，本身就是基于“一批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的归纳(27)。过程考古学运用“假说—演绎法”，试图证实有关社会科学中的法则，从而得出史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历史方面，主要影响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以历史学为研究目标。除此之外，还有历史传统及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在后面会单独论述，故在此恕不赘述。
而这些归根结底还是哲学观念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正像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8)，正是思想影响着考古学家从事考古工作的方式，影响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其中明显的是科学哲学影响了过程考古学，历史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影响了后过程考古学。而根本上的则是唯物主义与观念主义的影响，唯物主义影响了进化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生态考古学及过程考古学等，而观念主义则影响了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后过程学派(29)。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在说唯物主义与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观的对立，事实上，恰恰相反，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后过程主义者就试图让考古学摆脱这样的二分法，否认唯物主义与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对立。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地获得真实的历史，而事实上，这种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时，得到的历史事实更是少之又少。这就是考古学中的“霍克斯”阶梯(30)，即通过考古材料，可以更多地了解史前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因为这些是考古学家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手段获知的普遍物理过程(31)；而由于缺乏过去的历史情境，了解史前的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则相当困难。就像这样的一个比喻“历史是一面被打破的镜子，摔在地上成了千百片的镜子，每一块镜子在每一个捡起它的人面前都映射着一片天空，人们不能把千百片碎镜子的天空连成一片”(32)。也正因为历史不能被完整地复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只能告诉我们相对真实的史前社会基本的生活状况，而那些不能获得其真实的东西则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的知识进行理解，这就是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方法。
（三）人：连接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纽带
除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对考古学理论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人。考古学是人类关于其自身的研究，是人在寻找自身的意义，有了人，考古学才有了意义，所以说人对考古学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这里的人，包括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还包括了对考古学理论作出卓越贡献的考古学家。其中，前者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考古学(33)：有的为考古学理论提供了反思的维度，如在20世纪80年代极盛一时的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德里达，对语言与文本的关注与批判，就使得后过程主义者于其中得到借鉴；有的影响了整个的时代，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如牛顿与爱因斯坦将人们认知世界的视角分别引向了宏观与微观，笛卡儿的机械世界观（认为世界就像一部系统运转的机器）和心物二元论（将人与物理世界分离开来）则使得17世纪欧洲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科学古物学阶段；有的则为考古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如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儿的演绎法，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整体观、唯物史观、辩证法等，这些方法都在考古学中具体地应用，并形成了不同的考古学理论流派。
如果说上述这些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是思想的发出者的话，那么那些卓越的考古学家们就是这些思想的受用者。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考古学家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勇于接受考古学之外的优秀思想，勇于在考古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们不仅仅关注田野考古，同样关注考古学理论。如柴尔德，我们通常对他的评价是欧洲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大师，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而他的整个思想则分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经济学与功能主义、受苏联考古学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四个阶段。可以说，每一个阶段的演变，都是柴尔德对考古学理论不能满足于研究问题的需要而做出的新的探索。柴尔德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敢于接受当时先进的思想并在考古学研究中得以应用(34)，都在进行考古学理论的探索，晚年的柴尔德还在为运用考古材料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而努力。柴尔德的探索与敬业精神，是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学习的。
更不能或缺的是每个个人，包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以及考古学之外的公众。对从事考古学的学者而言，对考古学及其理论所采取的态度及理解，直接决定了学者们在工作中是否运用理论，运用什么样的理论。以复原历史为目标的考古学家，则多半不会关注有关解释的理论，因为这一目标完全可以通过田野考古方法得以实现。同时，考古学不是封闭的，它的实践需要面向社会公众，公众的不同需要会影响考古学对公众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古文化热，使得文物、考古发现、博物馆及文化遗产保护在公众中大为兴起，此方面的出版物大为增多。这也使得公众对考古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复原过去及文物保护的层面。而考古学的大众化、社会化，让公众真正地了解考古学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责任，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首先应该对当代考古学的目标有清晰的认识，而要想得到这样的认识，则要重视和运用考古学理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包括了考古学自身（材料的积累、方法的运用、田野考古及社会实践），考古学之外（时代思潮、社会背景、科学、历史、哲学等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连接考古学与外部世界的人（杰出考古学家、考古学工作者、社会公众）。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考古学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使得不同地区的考古学理论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而纵观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发展，一个国家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该国考古学研究的水平。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水平相对不高，与中国主流考古学理论的落后有密切关系。下文将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行反思，分析中国考古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途径。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霍德曾从历史与当代的角度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进行回顾，因此下文也将从这两个角度，通过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对比中西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及论述后现代思潮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与展望。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指出了反映考古学研究对象内在规律的重大事件，它们是(35)：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先生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先生发表《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先生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5.197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演讲；
6.198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的演讲。
以上这几大事件，表明理论与方法的进步这一内部因素，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是“五四”运动之后，由西方传入的。1921年安特生的考古工作，开始了中国的近代考古学。随后，在国外学成归来的李济、梁思永先生，将西方近代考古学带入中国，中国有了从事科学发掘与研究的能力。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遗址的发掘，以土质土色来区分地层，成为后来考古发掘的典范。1948年，苏秉琦以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的陶鬲为主，发表了《瓦鬲的研究》，对陶鬲的源流进行了综合分析，将斗鸡台出土的陶鬲划分为四类五种，根据形态的相似程度及形态在制作工艺上的原始性与进步性，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和演化轨道，并从功能的角度，对陶鬲的变化进行了解释(36)。这一研究对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建国以后考古类型学的研究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与五四运动及历史学领域的古史辨运动密不可分的，这种科学理性与怀疑精神，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对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在1949年之前几乎一直是由地质古生物学家在主持发掘与研究。而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便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郭沫若先生于1928年写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最新的考古发现，将中国的史前时代定在商代以前，认为商代和商代以前是氏族公社社会；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先生更进一步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尧舜时代是亚血族群婚的社会，唐虞时代的禅让是氏族制度的反映等。
建国以后，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与经济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考古学进入了一个迅速累积材料的时代。由于体制上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科的指导思想。但考古学中滋生了教条主义思想，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史。这也激起一些学者对考古学内部规律与基本理论的探索。
其中夏鼐先生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夏鼐先生采纳了柴尔德的观点，认为考古学文化是用来“表示考古学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是“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并“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应具一定的条件(37)。这一文章的发表，考古学界开始了有关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型的研究。
随着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建立及分期、分型研究的深入，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上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考古学与外界的联系中断，其发展主要是靠中国考古学者自身的努力与摸索。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探索，苏秉琦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六个区(38)。更重要的是，苏先生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析法及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的观点(39)。苏先生这一理论一直成为中国新石器考古学的指导性理论，在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相互关系及中国史前史的重建等问题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随着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的进展，考古学界开始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等问题予以关注。苏秉琦先生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表，标志着学界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与研究(40)。随后，苏秉琦先生又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即裂变、撞击与融合；中国国家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方国与帝国；中国国家的三个发展模式，即北方地区的原生型、中原地区的次生型及北方草原地区的续生型；并将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古文明划分为面向大陆与面向海洋的两大块(41)。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层次表述，则是重建中国史前史，这也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的希望。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史与科技考古逐渐发展起来。主要包括，对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及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大量应用，产生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分子考古等学科(42)。这使得考古学家可以从考古遗存中提取出更多关于古人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的信息，中国考古学突破了之前的文化—历史考古的单一范式，西方过程考古的因素在中国开始出现。
总而言之，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言，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取得了很大成绩(43)：
1.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框架；
2.已经提出或正在探索一系列重大考古学问题，诸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古城古国、早期文明的发展道路及特征等；
3.正在广泛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4.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及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正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中西考古学发展过程的对比
通过上文的回顾，可见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者们为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中国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为了更客观地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入世界考古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综合威利与萨布洛夫（Sabloff）对美洲考古学史的划分(44)，及特里格对欧洲考古学的分期，并结合了中国考古学实际的发展状况，本文尝试对西方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如表一）。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同西方类似，但进程与西方考古学相比相对落后，这主要表现在60年代以后。60年代至今，西方考古学经历了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及当代多种范式并存的阶段，而中国考古学在经历了文革的苦难期后，便形成了以苏秉琦先生发展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指导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这实际上是西方上世纪中叶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进入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关注西方考古学，并意识到西方考古学的变化，但总体上对西方考古学是排斥的，认为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主体，是考古学的两把尺子(45)。90年代初，中国考古学界认识到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开始对其有意识的介绍，包括西方二战之后的经济、生态考古学理论，之后的过程、后过程考古学理论等。现代科学技术开始在考古学中大量应用，并借鉴了西方当代考古学的多元理论方法，建立了很多分支与交叉学科。但这些交叉学科在结合考古材料对考古学问题的解释方面，还有待提高。西方考古学多样化的研究目标与考古学理论的论争，在中国对此则很少得到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回顾中西方考古学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在理论与方法上同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可能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历史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缺乏科学的传统。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而不是宗教，中国哲学的功能是为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46)。这使得中国哲学缺少探索真理的精神。同时，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使得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后就被纳入史学，新中国成立后则以修国史为目标。中国文化中，尊重权威的现象严重，缺少质疑的精神。这些传统使得中国考古学重描述而忽视理论的思考。
第二，社会历史原因。汉代以来的大一统，造成了思想的统一，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从此消失。自宋朝以后，科技的发展基本停滞。科学在近代没有形成思潮，这与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与封闭有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发展的稳定环境。建国后，西方国家的封锁，加之60年代后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中国不能与西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走向封闭。同时马克思主义成为所有学科普遍的指导原则，在考古实践中被教条地运用。“文革”期间的社会动荡，对考古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抑制作用。
第三，知识、学术及社会体制。这主要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经历了经济建设—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几个阶段。这使得知识被技术化，往往能带来实际作用的才被认同为知识。而经济建设本身使得考古发掘往往是配合经济建设，缺少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加之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学术多样性丧失。这些都阻碍了考古学家对思想性知识的关注，而这些则恰恰是考古学理论的重要来源。同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使得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不同的思想往往不能够相互碰撞，多学科研究也只是各行其是，考古学者缺少科学方法的训练。中国官本位的社会体制，使得民间的组织缺乏，社会缺乏中间力量，考古学在大众中缺乏群众基础，也缺少活力。
总之，中国文化的自身特点、历史发展以及体制结构，使得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发展很薄弱，研究水平同国外相比还比较落后。
（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格局——后现代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21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为理论的多元化，不同理论之间论争与批判等。这对于理论相对薄弱的中国考古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后现代主义对考古学的冲击，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47)。
后现代主义者否认科学话语权的权威地位及优先性，认为科学语言下的宏大叙事基于理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反映了某一群体的利益、被负载了群体价值的社会建构，是与其他符号无异的文化产品。因而后现代主义者更强调理论的争论而不是共识。对中国考古学而言，不应该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一种研究范式为主导，应该发展更加多样的理论，来弥补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不足，不同的声音都应该予以重视。
后现代主义者还强调语言和文本，认为对社会的解释不过是将一种文本解释成另一种类型的文本。社会学家布朗（R.H.Brown）提出了“作为文本的社会”的观点，认为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被称为“真实的”“现实世界”都是通过各种规范化的、实践的、知识论的、政治的、审美的和道义的行动建构的，而这些行动反过来又具有符号建构作用。对于考古学而言，物质文化则是一种文本，运用理论进行解释则是对过去的文本转化成现代的文本的实践，通过理论的实践，各种事物获得意义和价值，而不仅仅是完全外在于现实的陈述。
霍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论述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统一在社会实践下，理论的思考是社会性的，无法与实践相分离，在此条件下，任何二元对立都是不成立的(48)。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特色的中国考古学一直是很注重实践，但一直是将实践与理论分而视之。而实践与理论是紧密相关的，任何实践本身都带有理论性。而后现代主义者倡导文化的多元化与解释的多样性，这就要求中国考古学需要不同层次的多元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者还强调物质文化的中介性、传媒性与符号性。认为通过传媒传递的信息摧毁了信息本身，使得现实与符号之间出现了断裂，而文化的传媒也摧毁了文化的本身。而考古学家了解过去的中介的物质文化，构成了过去与现代之间的信息传媒。这一传媒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过去的文化本身，而是一种传媒符号。这为我们了解遗存背后的过去增加了难度，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作为物质文化的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还要了解作为符号的物质文化背后的符号意义，不仅要考虑到当时的人对我们所要了解的物质文化的态度和影响，也要审视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在研究时采取的态度和知识背景。
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下，由于语言不能建立概念，故存在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自我的丧失，个人在情感上与文化的分离，对国家的认同转变为对地方的认同，文化的碎片化使个人产生了焦虑与恐惧等现象。而后现代意义上的多样化、商品化的意义系统可以消除人们的焦虑与恐惧。针对这样的现象，考古学可以作为大众认知世界，在历史的、文化的、属人的世界中，寻找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消除自身恐惧与焦虑的方式，使人们的心灵在考古学中得到一种文化的慰藉。为此，不妨发展与学术考古相对应的民间考古，让大众也参与到考古学中，为考古学的发展增添活力。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给考古学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包括对权威的否定，理论的批判性、实践性，解释的多样性，过去与现在信息的断裂，考古学对大众的重要意义等。这要求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是多元化的，单一的理论形态不但会造成话语权的垄断，而且也不利于考古学家全面地了解过去；同时，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融入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批判、修正与反思；而且，在解释考古遗存时，考古学家必须考虑对考古遗存真实性的了解造成影响的因素。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西方多样而激烈的理论论争中吸收先进的因素，从而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水平，在大众对考古学的需求中促进考古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西方理论背景的不了解，对权威与传统的过于重视，对考古学目标理解的单一，以及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获取真实历史的因素众多，这些也会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带来困难。为此，我们应该善于抓住机遇，勇于迎接挑战，这可以从国家、学术、大众三方面入手：国家重视对考古的投入及考古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学术团体加强对优秀理论的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理论，增强研究水平；大众加强对过去及自身的关注，使考古学融入大众的文化生活中，从而形成国家考古、学术考古、大众考古的三重发展格局，以完成中国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目标。
（四）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问题，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的焦点。张忠培先生指出，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要通过进一步发展的层位学与类型学来观察、探索、解决考古学问题；要广泛地采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来探究考古学遗存；要积极大胆地吸收国外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要主动地吸收不同的学科来参加对考古材料的研究。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上，应坚持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及技术国际化的思想，要有思想上的转变，加强现代科学素养的训练，并以全球的视角看中国考古学。
以上是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对未来中国考古学提出的期望，期望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取得进步，与世界接轨。通过上文的分析与反思我们也发现，中国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对理论的忽视，理论形态单一，缺乏不同学科的实质性交流，学者知识背景单一，缺少质疑精神等等。结合老一辈考古学家对未来中国考古学的期望，及中国考古学所存在的问题，本人认为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从一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思想观念的转变。通过上文的分析，影响考古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人的观念，由此，转变观念是中国考古学首先应当做的。马克思曾经提出著名的人的存在发展三形态学说，而当今商品经济下人的存在方式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9)。我们不妨在考古学框架内对其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在这里，人的独立性则表现在学术自由，思想的多元化，而这依赖的则是学术与社会体制的开放与自由。因此，对中国考古学而言，需要做的则是把握住多元的时代思潮，转变“中国特色”及“权威至上”的观念，以开放、批判的态度去接受和研究西方及中国的优秀理论思想，丰富考古学的理论资源。对于考古学者个人而言，要培养个人的独立人格，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提倡多元化的个人价值，丰富个人的知识背景，增加与不同学术背景学者的交流，形成对考古学理论的觉解，并以实际行动来探索考古学理论。这一点，我国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俞先生敏锐地觉察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的变化，通过主动地学习与反思，形成了对考古学全新的、系统的认识(50)。同时，在考古研究实践中，应该加强问题意识、主动发掘意识，与跨学科合作的意识与能力，拓宽考古学研究的目标，根据不同的目标而采用合适的理论与方法。在体制上，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让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得以充分交流，让多样的思想得以发展。
第二，根据实际情况，发展适合中国考古学需要的理论。而中国考古学适合、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理论？个人认为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考虑。
在宏观上，可以在苏秉琦先生的“双接轨”理论上探寻。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理论使中国史前史逐渐清晰后，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我们需要在新世纪，世界与中国考古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第一个“接轨”，可以理解为在世界考古的重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上，中国考古要有所贡献，同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要借鉴世界考古学的优秀理论思想。以农业起源问题为例，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地之一，而中国对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考古材料层面，以发现最早的驯化动植物遗存作为农业起源的证据，对农业为什么会起源及由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化的过程，还缺乏具体的研究及相应的理论解释。西方考古学对此已有大量的研究，比较新的理论如海顿（Brian Hayden）的宴享理论，强调社会内部结构的作用(51)；史密斯（Bruce Smith）提出在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低水平的食物生产，以此来考察农业起源的过程(52)；宾福德则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现存的狩猎采集者进行模拟研究，试图建立史前人类适应性行为的参考框架等(53)。虽然有一些理论还缺少考古证据的支持，但却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体现了理论的前瞻性。而这些理论正是我们缺乏的，需要向西方借鉴和学习的。
第二个“接轨”，可以理解为将考古学作为连接古代与现代的媒介，以考古学的视角解答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及上文所述的后现代世界下文化与情感的认同问题等。其中，第一个问题以研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环境考古学对此关注的最多。环境考古学通过研究自然遗存（ecofacts）及环境代用指标（proxy records），来重建古代的技术、环境及维生系统。环境考古学的重要理论支撑是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将文化看作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但不能决定文化的性质(54)。但中国的很多的研究还处在一种环境决定论的模式，将文化的衰落归结为环境的恶化。这种观点将人看作被动地适应环境。实际上，社会、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人是有能动性的，人及社会在环境与资源面前，会应用技术进行选择，进而对自然、文化与社会进行改造。由此，未来的考古研究，需要摆脱环境决定论的简单模式，加强对生态学理论的学习与应用，以系统的、互动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微观上，则需要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关系的理论，即特里格所说的“中级理论”，并探索对考古材料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中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侧重的是对考古材料时空范围的描述，对文化变化的解释很薄弱，往往是传播、迁徙，或者简单的环境变化。这方面，西方考古学做得很好，上文所述的农业起源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解释正是建立在中级理论及对考古材料科学解释之上的。那么，如何形成对考古材料的合理解释？近些年来，中国已有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陈胜前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归纳、演绎及类比结构的推理，通过建立合理的假说并对假说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检验，从而达到对考古材料的解释(55)。可以说，以推理的方式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是西方过程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考古学者普遍缺乏现代科学的训练，很多研究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没有很好的逻辑。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种现代科学素养正是今后的考古学者要着重培养的。
而中级理论需要如何建立？我们可以从西方考古学中作一点参考。西方考古一般通过民族考古、实验考古及遗址形成过程建立中级理论。民族考古学通过研究现代民族的生活方式来了解考古材料的保存与破坏过程(56)。实验考古包括人工制品的技术与功能的实验，考古遗物的制作，遗存的破坏及腐烂过程，及农业、资源管理等的实验。遗址形成过程是对考古遗存从原料获取到废弃再到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整个过程进行研究，试图了解影响考古遗存形态的因素(57)。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对器物及空间的利用，考古遗存的信息变化，进而建立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的关联。
第三，在吸收西方优秀理论的同时，要处理好西方考古与中国考古传统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存在两大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指导思想，中国也明确表示过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体系(58)。但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是脱节的，没有对考古问题的研究与材料的解释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其原因，我想一是由于中国考古学者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多，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与考古学之间缺乏中层理论的支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丰富的理论体系，在当代有了新的发展。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个理论流派，并为很多理论提供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特点使得它在通过物质遗存来研究复杂社会的组织结构上是有效的(59)。同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以至于中国考古学从西方传入起，便成为了历史学的一部分，尤其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更无法与历史学分开。但考古学有着与历史学不同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也应该像史前考古学一样，关注一般人的生活这样的考古学问题，而不仅仅为历史学提供材料证据。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由于有记录考古材料的背景（Context）——历史文献，因而在考古材料的解释上较史前考古更有优势，但如何利用这样的优势来研究考古学（而非历史学）问题，发展出对考古材料合理解释的理论，是值得考古学家们思考的。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具体实践与西方考古学的优秀思想，对中国考古学自身的传统加以继承与发展。
总之，任何考古学理论都存在着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衡量一种理论与方法的优劣标准，在于能否更有效地处理古代社会遗留下的实物资料，以便从中提取出尽可能多的科学信息，是否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目标的有效途径或手段。所以，只要能对考古材料进行合理解释的理论，不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国外的，我们都要学习，并同中国的考古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得以内化与发展。而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独特的适用范围，理论所解决问题的效率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降低(60)。为此，我们要不断地探索创新，发展出新的理论。
小结
对考古学目标的不同理解，会导致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研究时采用不同的理论。而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考古材料的积累、研究方法、田野考古、考古学的社会实践等考古学自身的因素，也包括了时代思潮、社会经济背景、其他学科这些考古学之外的因素，还包括了与考古学相关的个人。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考古学时下的发展状态。而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由于民族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体制等原因，导致对考古学理论一直缺乏重视，使得中国考古学研究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当今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国考古学可以形成国家、学术与大众的三重发展格局。关于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首先要转变观念，去学习研究当今各种优秀的学术思想，拓宽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在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去探索适合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理论模式；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考古学重大问题及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问题的理论，使中国考古学实现“双接轨”；要发展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关系的“中层理论”，探索对考古材料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使考古学研究更加科学化；要处理好中西方考古学的关系，在吸收西方考古优秀思想的同时，不断发展适合中国考古学自身的理论。
总之，考古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在众多思想、多元的人的参与下，在多元理论的支持下，它才能吸收更多的新鲜因素，中国考古学才能得以持续发展，人们对自身、对世界才能有不断深入的认识，人们才能“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陈胜前教授、汤卓炜教授，复旦大学文博系陈淳教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8级硕士研究生张萌热情地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在此，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注释：
① Hodder,I.,Introduction: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ebates in 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edited by Ian Hod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1,1～13.
② Bentley,A.,et al.,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London:Altamira Press,2008.
③ Hodder.I.,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
④ 对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如：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艾兰等：《考古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1年第1期；曹兵武：《20世纪考古学的历程》，《东南文化》2002年第5期；曹兵武：《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回顾，如：陈星灿《中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任式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对中国各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回顾，如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⑤ 中国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热潮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文献，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进入新世纪，则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考古学的著作，如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马修·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魏峻译，岳麓书社，2006年；布鲁斯·炊格尔：《考古学思想史》，徐坚译，岳麓书社，2009年。
⑥ 如陈淳：《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
⑦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⑧ Childe,V.G.,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London:Kegan Paul,1925.
⑨ Childe,V.G.,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6.
⑩ Binford,L.,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 28:217～225,1962.
(11) Watson R.,What the New Archaeology has Accomplished.Current Anthropology 32:275～291.1991.
(12) Johnson,M.,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ord :Blackwell,1999,103～107.
(13) Bentley,A.,and H.Maschner,Introduction:On Archaeological Theories.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edited by R.A.Bentley,H.D.G.Maschner.and C.Chippindale,London:Altamira Press.2008,1～8.
(14) Trigger,B.G.,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the seco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5) Webster,G.S.,Culture History:a Culture-History Approach.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edited by R.A.Bentley,H.D.G.Maschner,and C.Chippindale.London:Altamira Press,2008,11～27.
(16) Yesner,D.R.,Ecology in Archaeology.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edited by R A.Bentley,H.D.G.Maschner,and C.Chippindale,London:Altamira Press,2008,39～56.
(17) 马克思论述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主要有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人们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构成人自己的世界图景，即“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本人认为世界的存在方式与了解世界存在方式的方式虽然都包括了彼此联系的科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逻辑及考古学等等，但二者是不同的，简言之是存在与认识的关系。考古学通过了解过去的文化，去了解世界。世界的存在方式既是了解的对象，也是了解的手段。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对应性的问题，例如用科学的方式科学本身，与用宗教的方式了解科学，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了解的与我们了解的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对世界及过去因而言，它以其自身为存在方式，而我们得到的关于它的认识，与我们如何去认识它密切相关。所以说我们了解到的世界与世界本身的存在可能并不相同，因此世界是人们自己构建的世界，而考古学所要了解的过去由于考古遗存保存的情况不同，它对于我们而言是过去的意义在现代的物质再现。由于我们无法像古人一样去思考，我们的研究方法、知识背景都是现代的，因此我们得到的有关过去的世界图景有很多的现代成分。这就是过程考古学家们所说的“过去与现代无法弥合的鸿沟”。所以我们要根据了解的需要，采取合理的了解方式，即要对了解世界存在的方式的方式的方式进行考察，也就是现代的科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逻辑等知识对考古学家解释考古材料、认识过去世界的影响。而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理解、把握世界（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世界），我们就有可能理解到什么样的世界。
(18)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七版）》，邱泽奇、张茂元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
(19) 知识本身的多样性与了解知识的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其中，知识本身与了解知识的方式，及各自的内部存在着关联性：对于同一种知识，不同的了解方式得出的认识是不同的，其中存在着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而综合合理的部分，则会对知识的真实存在有一个全面相对的认识。这在考古学中，则表现为采取的理论、方法与得出结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又与考古学家自身的哲学取向有关。
(20) Danial,G E.,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the second edition.London:Duckworth,1975.
(21) Willey,G R.,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Peru.Washington: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Bulletin,1953.
(22)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
(23) Hodder I,and Hutson,S.Reading the Pa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4) Bentley,A.et al.Darwinian Archaeology.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edited by R.A.Bentley,H.D.G.Maschner,and C.Chippindale,pp.109～132.London:Altamira Press,2008.
(25) Hodder I.,Interpretive Archaeology and Its Role.American Antiquity 1991,56:7～18.
(26) 陈胜前：《考古学思想史》课程讲义。
(27) Childe V G.The Danube in Pre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9.
(28)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29) 虽然很多学派的学者自己不承认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如宾福德在创立新考古学时还没有接触到过科学哲学，但后人回顾这些考古学派时，会将这些学派的观点与某些哲学思想相联系。
(30) 有关“霍克斯”阶梯的具体论述，见：Hawkes,C.F.,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68,1954.
(31) Clark,G.,Archaeology and Society.London:Methuen,1939.
(3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3) 有关西方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的思想，见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34) 柴尔德学术思想的四个阶段，分别受到了科西纳（Kossinna）有关“考古学文化”的论述中去除了种族主义部分的思想、蒙特留斯（Montelius）的类型学、梅尔斯（Myres）的技术近东起源论；英国古典经济学；苏联的国家主义考古学；马克思关于社会与历史的理论的影响，将其中的合理成分批判地加以吸收，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35)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6)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37)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38)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39)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世纪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
(40)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6期。
(4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42)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43)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4) Willey,R.,and J.Sabloff.,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0.
(45)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47) 后现代主义理论，参考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著，华夏出版社，2006年。
(48) Hodder,I.,Theory,Practice and Praxis.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chaeology.London:Routledge,1992,1～7.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
(50) 俞伟超：《考古学新理解论纲》，《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1) Hayden,B.,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Feasting and the Origins of Domestication.Current Anthropology 50:597～601,2009.
(52) Smith,B.,Low-Level Food Produc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9:1～43,2001.
(53) Binford,L.,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Hunter Gatherer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54) 罗伯特·沙雷尔等：《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余西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55) 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第10期。
(56) Renfrew,C.,and P.Bahn.,Archaeology:the Key Concepts.New York:Routledge,2005.
(57) Schiffer,M.,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ic Context.American Antiquity 37:156～165,1972.
(58) 严文明：《考古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59) 西方学者经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基本的特点，使其能够在考古研究中得到有效的应用：辩证法思想避免了物质与精神理论的争论；对社会研究的整体观，对人的能动性的重视，将个人活动与实践视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杜绝了任何形式的决定论思想；关于物质文化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使考古学能通过物质遗存研究社会关系。见：McGuire H.,Marxism.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edited by A.Bentley,H.D.G.Maschner,and C.Chippindale,London:Altamira Press,2008,7.
(60) 陈胜前：《考古学的文化观》，《考古》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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