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的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试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紧紧抓住文化建构的关键：那就是充分认识和高扬新文化的科学性。
人类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即融注着科学的质素，显示着一定的科学性。尽管洪荒时代已极为遥远，但古籍中关于原始人类生活的零星记载却仍能表明原始文化内含的科学性。譬如从《帝王世纪》“包羲氏取牺牲供庖厨，以炮以烙”等记载，即能了解到火食这一原始人类的饮食文化方式，感受到原始人类于懵懂中对于熟食能改善人的营养摄取，促进身体、尤其是大脑发育的体认，从而发现科学的质素，领悟于中显现的即便是极其微弱的科学性曙光。古代文献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进程及进程中人际关系发展的记述，勾勒出文明的真实初貌。这既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写照，也是原始科学的内容。不少文化人类学家根据对大量原始文化的研究，提出无论怎样原始的民族都有科学态度与科学的见解[①]，这就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明科学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当然，在文化的萌芽阶段，人类尚未从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精神关系具有混沌的型态，由此决定了原始意识的共同特征，因而原始文化中显现的科学性无疑处于准科学的状态。
科学性之所以是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与文化的特质密不可分的。对文化人们尽可以理解为所有与人的衣食住行相关的有质、有型、有彩、有特定用途的器物及与人的教育、医疗、工作、娱乐、运动等有关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也尽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中个体群体间种种不同质、度的关系和由家至国的种种不同形态、层次、性质、作用的组织形式；还尽可以理解为包括习俗、风尚、道德、制度、法律等在内的行为规范；更尽可以理解为如思想观念、信仰情操、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审美规范等精神意识……不论人们怎么剖析和综合，都可以看到文化的范畴总是与人相联系，建构在作为类而存在于相关自然界的人身、人的思、言、情、行和人为的事物上面，体现了人的意志、需求、能力和标准。因此文化的形态尽可风致不一，而融贯巨细、凝聚万有的物质却只有一个：“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显影。于是解剖人的本质力量，对理解文化的科学属性便极为有益。人类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的属性虽然很多，但其类的本质表现在其与外部世界的相融相化上。“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②]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③]而且“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④]。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力量既基于人作为一种生物的类而具有的生的本能，更源于人在实践中所不断增强的心智能力、语言能力、行为能力，它映现在人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掌握、运用上，映现在预期目标的产生、修正和实现上，这无疑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因此，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显影的文化，作为人的情志、思维、行为的符号化、规范化、物化等等的文化，同样具有实践理性的光辉，科学性无疑是文化的基本属性。
科学性虽然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但其在文化系统的每个局部、各种成份中的取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人化现实的各种联系、每个网结上的效应又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就形而下的器物形态而言，其材料的选择、工艺的革新、性能的完善、效用的增强、形彩的美化等等，无一不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接触之丰富、认识之加深、改造之自觉、审美之进步的结果。就组织、制度及至道德等行为规范而言亦是如此，在人际关系上，从原始部族间的争夺杀戮，到各种形态的奴役被奴役，直至人格的独立、自主、平等；在婚姻形式上，从群婚到各种风俗规范的婚姻，直至优生优育的文明家庭，人类行为的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自然是科学性张扬的结果。
从文化的外延上来论述其科学性，还可列举无数实证，但对文化的科学性的深入理解，却更应从其内涵的核心中去把握。文化既然是人化，人又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作用自然界，“通过他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因而产生目的之根据是否翔实深入；产生目的之思维方式是否正确迅捷；目的之本身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变化，这些经由人文核心产生的意识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对“改变”的向宏观和微观方向的进展都起着指令性的作用。从原始崇拜、宗教信仰发展到对天体自然人生的一定深度的理解；从单向的、表象的、具体的、直感的思维方式进步到多向（包括逆向和扩散）的、深层的、抽象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从现实的、局部的、思考法则到历史的、系统的思考法则；从对生的自为的努力到对理想人生的自觉自由的追求，粗略考察形而上的人文精神的演变史，不难感到人文精神在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核心作用，不管其曾有过多大的停滞，有过多大的局限，却总在进步，相对其借以形成发展的一定社会阶段，其内含的科学性的光辉是不容抹杀的。
文化的科学性不仅显现在文化系统的各个质素、部份及层面上，更显现在结构机制上。因为文化本来就是在“有意识的生活活动”[⑤]中，从一定的现实条件下人的需求和可能中生发、开展、显形的。对需求与可能这二者间关系的把握水平，认识上的每一个进步对其它层面的传导速度，各部类发展对其它部类的幅射效果，各网结的完善对系统整合的促进情况，总之功能的全与否、效应的强与弱都涉及到文化系统建构机制，都体现了一个科学性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⑥]的论述，同样包含着文化所以能有如此博深的涵盖，即由其内在的科学性所致的见解。科学性越强，文化系统的建构机制也就越完善，系统内整合、调节的凝聚能力与汲纳、消融异质文化的重构能力也就越强，系统的功能效应也就越大，也就越能与生产力水平、历史发展的阶段现实相适应，越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这样说，并非是指人类历史上所有形态的文化都永远是合理的、进步的、具有科学性的。诚如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柯亨所说：“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之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之因素。”这是由于世上万物发展的阶段性与不断性所致。一定的文化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关系，并包括了与这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对“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⑦]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使包括“生产方式”、“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在内的人化现实——文化系统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这种形态又遁其内在的规律而发展、完善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的不断性，又使文化系统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中，当特定社会环境下占主导地位之群体的活动及其结果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从而也束缚人的发展时，这种形态的文化在整体上、尤其在观念形态及制度上会逐步异化而丧失其合理性、科学性。因为从根本上来看，决定人之实践、人化现实的不是已有前人或今人活动的一切，而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它是文化产生发展的源泉和“第一推动力”，它具有不以建构主体——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它从本质上作用了人的意志，导演了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因此，作为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形态化的文化，其本质与人的本质一样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的基础上，具有理性的光辉。诚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明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这种“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而文化的科学性既体现在一定形态文化的建构中，并促使其丰富、完善；文化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一定形态文化的解构中，并揭示、规范其变化、发展的前景，使之得到更合理的扬弃、升华。建构主体对规律的认识、遵照、把握的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其所建构文化的进步和科学性的高低。这正是我们每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所必须高度警惕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⑧]因而对现实生活中已有的具体而复杂的文化范式，必须以其是否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有科学性为标准去予以梳理、审定，从而决定自己的态度。
应该肯定，在殷商废墟上建都立朝的周代，从“殷人尊神”[⑨]的神本位文化走向“尊礼尚施”[⑩]的人本位文化，是文化史上一次理性的大张扬，闪烁着科学性的光辉。自从周人提出“敬德”(11) “明德”(12)、“宜民宜人”(13)的人文核心起，中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对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手工经济的发展与完善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整个系统及各个层面、具体部类而言，中华文化都以其光辉璀灿、丰富硕大的成就和绵延持久、生生不息的活力垂范于人类史册，也是每个炎黄子孙的骄傲，随着中国封建社会隆盛王朝——唐帝国的倾颓，中国文化在内省和精致等取向上，在许多具体部类中仍然在不断地进步，然而与阑珊迈步的生产力相一致的文化在整体上，尤其在观念形态、制度形态等层面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停滞的状况。先秦儒家正视负面人性、坚持“无徵不信”、求知必为“解蔽”等认识，墨家追平等、重科技、讲方法等灼见都消失了；汉魏至唐有关无神论、唯物论及思维方式等思想火花熄灭了；明清之际崇尚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启蒙思潮以及发展个性、追求人权的民主思潮潜沉了。传统文化从其始“宜民宜人”的形态异化成“虑民之意甚精，诱民之道甚笃，防民之术甚周、治民之具甚备”的“不透风的铁笼子”，而其始对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极有效应的敬德崇礼务实持中等人文特征，也演化成一种僵死原则。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宗法观念和制度往往被认作为逻辑起点、终点和主要是非标准，思维的批判性成为思想理论的主要特征，因而尽管士人学者“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为怀，以家国天下为己任”(14)去笃志躬行，但由于他们重经学、轻科学，重意志、轻客观，重直感、轻理性，重类比、轻逻辑，也就不可能对封建文化在整体上进行有效的重构，在生产方式、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在人文核心上进行高当量的裂变。他们的努力只能是对封建文化的暂时的补救疗治，却无法起死回生去改变其不断地丧失科学性的必然趋势。因此，这样的文化必定异化成阻挠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桎梏，最终被解构、消融成为新文化的养料。
一如对文化的认识，人们对文化的科学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清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国势力的伸入，在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在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面临沉沦的态势下，上自统治阶层的部份有识之士，下至布衣精英，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体察。于文化实用层面开展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于政治、制度、教育、组织等层面进行的“戊戌变法”，在观念、精神等人文核心上进行的“中西之争”，不能不算是一种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对科学性的认识。而真正意识到文化问题是国家自救的根本问题之一，意识到科学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文化进步强调科学性的，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又恰值民族危机大爆发的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他们超越了旷日持久的中西之争，首次明确地举起“科学”“民主”“新道德”的旗帜去批判传统文化，旨在引发改造国民性以质之“最后觉悟”的国民运动。应该说明的是，五四爱国精英虽然标举“科学”“民主”，但其注意力是集中在“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对潜隐于中、凌驾于上、融贯于整个文化系统的科学性原则还来不及从哲学的高度予以突出、展开和把握。与此同时，一批专业科学工作者的崛起，一门门科学学科的成立，一种种科学方法的介绍，一股股科学思潮的掀动以及共产党人和科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与反科学的玄学派展开的论争，都为科学性的张扬作出了开拓性的铺垫。然而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历史时期，文化的科学性问题又被更为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所掩盖。一直到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新文化阐明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大基本属性，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把张扬科学性作为新文化建构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这一正确的认识导致了解放区文化及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然而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给我国造成的特定环境，由于内部发展上的原因，新文化和科学性在后来的进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张扬，反而被阶级斗争、被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负面所掩抑，使我们的新文化在不少层面和部类显得不健全，有着主客观相脱离、相违背的情况，以至科学性的不同程度的部份丧失。当我们从十年文化浩劫中复苏过来，被全球性的文明大裂变所震动，感悟到高科技时代的脉博时，文化系统缺乏科学性的弊端日益显露于国人，“中国向何处去”的警钟又重新激荡。一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波及了神州大地，社会主义的文化建构、中国文化精神的高扬又成为爱国之士瞩目的热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灼见。这不仅包括具体的各门科学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也包括对所有学科、技术的交叉、渗透、协调、配套的科学化把握，更包括对整个社会运行的科学化要求。鉴于人是生产力系统中最主要、最活跃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鉴于生产力系统与生产方式都属于人化现实——文化的范畴，因而高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尽管有丰富的内涵和现实的意义，却也包含着用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的知识内容、科学的态度精神来武装人，来融贯包括生产、管理、体制等在内的文化系统，来衡量人的观念思想、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技能素养等等这一系列重要含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落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构中即是张扬文化的科学性，使文化建设与人化现实中内在的客观规律相顺应、相促进。这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五四以来对科学的认识的创造性总结，也是对建设中华新文化的正确指示。
具体说来，张扬新文化建构的科学性，至少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文化的建构必须从国情出发，以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为价值取向。在当今华夏大地上，有源自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传统，以及来自异域多方的文化影响，对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主观上要抛弃、要继承、要汲纳、要以之为基为“体”就马上能实现的。现存的各种形态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依据，即与现存的生产力水平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文化建构的科学性就必须以社会现实，尤其以参差不齐的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为基础，从本质上认识其内在规律，把握其转化、发展的契机，而不是拘泥于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西方文化的“移植”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表明了中国社会进入以现代化为目的当代转型期。改革开放，从某个角度讲，即是一场从观念、思想、标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到各种体制、各项法度、各类组织及至风俗习尚、行为规范直至器物实用层面的文化重构运动。它前无范式，只能从实际出发，凭借河岸、河床的坡度、结构和河流的水质、水势“摸着石头（而不是泥沙、流水）过河”，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以实践为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去寻求自身的独特发展。因此凡能适应并不同程度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形态，我们都应该并且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程度上对其取兼容、改造以最后扬弃的态度。凡是阻挠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形态，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15)基于我国生产力比较落后，经济比较贫穷的现实，我们就能透过当前正在发展着的多种所有制共存同展的经济体制和商品经济体系，看清其中的合理性，以科学的态度来把握理想与现实、主体与补充、制度与体制、目标与过程、计划与市场、效应与机制、原则与方法、道德与利益等等辨证关系，从而努力促进各种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不断“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以至最终向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演进。
二：以现实的人为基础，正确把握个体与群体的辨证统一，重塑社会主义新人。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不同观念和处理方式，很能表现出不同形态文化的特征。西方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强调具有情感、理智和意志的个体的独立，认为每个个体都是他自己内在因素的创造物，因而其虽然也关照群体的意志、利益和作用，但更多的是提倡自由、平等、权力等个性至上的追求和享有。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强调礼治下的宗法形态的群体，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群体网结上的一分子，是过去、现在、未来因果链上的不可少的一环，因而其虽然也讲究个体的品性、修养和人格，但更主要的是提倡和谐、义务、贡献等群体意志、利益的实现。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说传统文化中的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说西方文化中的人没有形成一种社会的人格，都不免偏颇。但以为二者都没有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则是有一定道理的。应该指出，任何个体总是在已有的文化氛围中生活，他心灵深处的积淀、血液流动的情感、大脑思维的方式、活动行为的规范，总是以周围的群体、以历史的遗传为范式去展开，离开历史的群体的属性任何个体都无法产生、形成其个性，因而个体的本质同样“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性的发展必然以群体的属性为基础，也必然与类的属性的发展最终相一致，因此坚持“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16)所导致的无数个个性的充分发展必将促进类的属性的飞跃。反过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丰富的系统，其间各个层面、各个网结的复杂差异，使每个具体小环境都各各不一，因而历史的类的属性决不会全等于个性，以致任何个体都是无法替代的“这一个”。“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性发展的历史”(17)，“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类的属性正是凭借无数个性才得以充分显现，因而必须尊重个性，尽可能创造条件使之充分发展。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始使全国公民逐步成为这样一种集体，即“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9)。然而由于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初级阶段，离真正达到这一点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当前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科学性的把握是：既要否定传统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依附性，充分发展肇自近代和五四的独立人格的个性发展的精神；又要摒弃西方文化中个性至上以致其与群体的排斥性，充分发扬其在认识人生、追求真理、实现价值意义上的独立性，以宽容的态度和理性的揭示使个体和群体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造就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有独立自主的现代人格的、立足于人类的社会本位的，能正确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并最终达到一致的新人。当前在观念、体制、法律等方面深入开展的涉及人才的教育、培养、使用、流动以及对社会、企业、自身的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改革，正是从根本上以此为取向而进行的。唯如此才能充分调动个体与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潜能，才能“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它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20)。
三：在人文核心中，发扬和强化理性精神。中外历史上思想变革、哲学变革常常是社会变革、政治变革的先导，又常常在社会、政治变革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论述即指明了人文精神对整个社会进步所起的十分重要的先导作用。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即可深感具有务实、急利、守成、持中、尚同等特色的传统文化极为缺乏一种探索事理、尊守公理、追求真理的求知思辨的理性精神。这具体表现在传统文化在对政治、伦理、教化之外的世界万事万物的探察求知上甚少，连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也公开承认“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21)，并要天下英贤尽入此中效力。因此天文、地理、医、算、农、工、商、运、管理等都被作为政治伦理的附庸而无法长足地发展，直至宋元时期还出现理学家以数字神秘主义来附会《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情况。与此相应，在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上也轻视自然科学，排斥科学的思维方法。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尽管灿烂，但在自然科学上远远没有到达其所应到达的繁荣和高度；其人文核心尽管有丰富合理的内涵，但缺少讲究分析还原、注重知性逻辑、重视内在关系、把握量质变换、重视开拓发展的理性精神。势必导致思想认识违背社会实际，能力结构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导致体制、行为规范等阻挠社会文明的进步。这是新文化建设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也是当前要进一步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新风尚的原因之一。
四：新文化的建构必须遵循真善美的尺度。文化的建构从根本上说，是以何种形态来解决人之为人及人如何为人的问题。它关心的重心始终是在发展着的思想观念中形成的价值导向指引下，如何改变和提高人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等终极性的问题。因此文化本质的永恒思索，构成了推进文明史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只有张扬科学性，以真善美的尺度来衡量，才能使“猜想”越来越接近真理，使人化现实越来越接近理想境界。
首先，科学以分辨真伪、追求真理为鹄的，科学性以顺应规律、促进发展为标准。对文化建构来说，作为客观自然之组成的人，作为建构主体的人，要进行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要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标，就必须以求真为基础，以认识、掌握客观规律为基础，唯如此才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内在固有的尺度”(22)，即按照真的尺度达到主体与对象的存真去伪的统一。
其次，真是善的基础，但有了真未必有善。文化的建构主体是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因此判断主体实践的标准不仅应当以个体的目的、利益来衡量，更应以群体的、社会的目的、利益来衡量。这社会的尺度乃是善的尺度，它体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相统一的类的利益，体现了一种正当、公平、合理的原则。并且高尚的善性尺度更要求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下牺牲一己的利益甚或生命去谋求群体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因而文化建构的善性尺度使整个系统虽开放形态，它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个性自由的同时，又把握个体间的平等及个体、群体在价值观上的一致，从而不断增强其效应。
再次，建构主体随着对真的尺度、善的尺度的理解之深入，必然不断产生改良生活现状、修正价值取向、升华生命意义的追求，即对美的追求。在人文活动中，审美能使片面的人成为相对完整的人、“丰富的人”，因而文化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23)，来美化自然界，来追求包括美的仪态、美的言行、美的品性、美的情志等人生的理想境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越发展美的尺度就越突出，它激发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挥和充分表现，从而获得人类的最高层次上的解放，进入人化现实的真正完美的彼岸。
文化是统括人化现实的整体，“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24)。面对数千年文化传统带给我们的二重效应，面对异域文化带给我们的二重影响，在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上，从“五四”首举“科学”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对“科学的”属性规范和系统要求、邓小平同志站在“第一生产力”的新高度对实践着的人及人化现实的科学性的高扬，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具体号召，都昭示了突出科学性对建设新文化的重要决定作用。因此在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全国上下努力张扬文化的科学性，必将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比以往任何一种文化更进步、更丰富、更完善、更灿烂辉煌！
注释：
①参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7页。
③ ④ ⑤ ⑥ (22) (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⑦ (17) (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页、第32页、第273页、第8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21页。
⑨ ⑩《札记·表记》
(11)《尚书·召诰》
(12)《诗经·大雅·皇矣》
(13)《诗经·大雅·文王》
(14)毛奇龄《西河全集·圣门释非录》
(15)《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4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第392页。
(21)《贞观政要》
(24)《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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