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国际比较分析——以英国Vehicle和General和中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为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公司论文,英国论文,中国论文,财产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金融危机背景下，陷入偿付能力不足等危机的问题保险公司屡见不鲜。如何对这些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一直是监管部门的议题，也是理论界的一项难题。实践中，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至2008年底由于机构扩张过快、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导致巨额亏损一百多亿元。事实上，该财产保险公司自2003年起偿付能力充足率从未达到监管标准的最低要求70%，但监管机构并未及时按照相应规定采取监管行动干预该公司的运营。①令人遗憾的是，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也从2003年底的5亿元逐步扩大到2008年底的147亿元。
监管机构为什么没能及时监管干预该公司的运营呢？监管机构为何没能严格执行自己发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呢？其他的监督力量如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为何也对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熟视无睹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令人不解。当然，无论在理论或实务界，监管机构如何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是个难题。解决它的关键在于寻求合适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监管方式。国内尚无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经验，因此借鉴学习监管理念先进的英国保险监管机构的做法，并逐步形成我国监管机构对危机保险公司实施正确监管干预的理念和程序，这将会是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本文以监管机构干预问题保险公司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寻求实施监管干预的理论依据。同时，借鉴英国Vehicle和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下文称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破产案例中监管机构采取干预行动的经验与教训，包括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和时点、不同监管方式下的监管效果、监督力量在监管干预中的作用等，对比分析我国保险公司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问题。
二、文献综述
保险监管干预的文献涉及监管干预决策、监管容忍度、监管方式选择等内容。国内的研究较多是关于保险监管框架、模式比较构建分析，对监管干预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的还比较少见。从事保险理论上的研究如赵利胜、胡玉芬(2004)认为保险监管的基础理论包括保险脆弱说、公共利益论、监管失灵论和监管成本论。[1]一般监管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刘鹏(2009)认为，监管政治理论(regulatory politics theory)是指国家在监管过程中能够保持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政府的监管既不是单纯服务于纯粹的公共利益，也不是完全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是在公共利益、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之间寻求某种策略性平衡，监管会随着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分配状况而出现不同的类型。[2]谭福梅(2009)，郑长军等(2010)认为我国应通过积极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风险评级体系。[3-4]
监管机构对何种监管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金融监管的相关研究。如徐捷(2010)认为，以美国银行业监管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监管(rule based 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颁布一系列的标准，以及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的程序，从而确保金融机构能够稳健运营的一种监管制度安排。[5]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 based 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主要通过“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方式开展监管工作。而张士杰、蔡政宪(2009)认为，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就是让各公司能够依照自身特色建立属于内部的整合形态风险管理架构，进行财务与业务的自律规范。[6]贾守乔(2009)认为，两种监管方式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要抛弃规则导向监管，而是要将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结合，通过实践权衡不断调整二者的平衡，从“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结合转变。[7]
国外关于保险监管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监管容忍度(Regulatory Forbearance)、增加监管主体的监管权等内容。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可分为监管容忍和及时校正(prompt corrective action)两种方式。Osterberg et al.(1992)以及Kane et al.(1995)认为，监管容忍就是监管机构没有按照规则行事。[8-9]Schellhorn和Spellman(2000)认为监管容忍是没有及时关闭或者没有及时救助有问题的银行。[10]而Patrick(2007)则认为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系列要求的放松。在发现商业银行出现问题时及时校正银行，以防止商业银行损失的进一步增加。[11]
综上所述，监管机构在采取监管干预行动需要均衡考虑各方面的利益，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往往难以做出。监管机构干预行动也面临着监管容忍与及时校正的选择。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实施还会受到监管方式选择的影响。增加其他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和其他监督力量的参与对于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也很重要。但是，以上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理论层面的论证，关于实证和案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文通过中英两国的案例研究来验证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理论，以及不同监管方式的监管干预行动等内容。
三、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法是通过对实践中典型素材的分析，以达到寻求能够解决目标问题的一般性答案的方法。本文选择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和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为素材的双案例研究。这两家公司的主要险种、经营特点都很接近，都以车辆保险为主，都经历过高速扩张阶段并因此留下隐患，最终都陷入了偿付能力危机。本案例研究的目标问题是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时机、监管容忍度、不同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其他监督力量的影响等。
（一）案例一：英国监管机构在车辆通用保险案例中的干预行动
英国监管机构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干预行动包括：
第一次干预行动：是在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于1962年10月4日要求当时负责管理保险业的政府部门贸工部对车辆通用公司进行调查后做出的。
第二次干预行动：1964年9月，BIA再次致信贸工部，通过引用《INVESTOR CHRONICIE》杂志的质疑并与其他两家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认为车辆通用的未决赔款准备金不足。
第三次干预行动：1967年1月、5月和11月，另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rnby三次写信给贸工部，举报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准备金不足。贸工部分析公司账目，初步打算干预车辆通用保险公司。
第四次干预行动：1970年2月，BIA与贸工部DTI举行多次会谈，讨论接管车辆通用的可能性，而DTI决定等收到1969年的账目再说。如图1所示。
1971年2月26日，DTI正式宣布调查车辆通用。调查结果：车辆通用至少需要850万英镑才能满足最低偿付能力标准。1971年3月22日，法院做出了强制车辆通用停业的判决，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破产了。[12]
图1 英国保险监管机构对Vehicle和General的干预行动
1.监管机构的干预行动为什么总是迟滞
从图1可知，作为英国保险监管机构——贸工部的监管干预行动总是迟滞，往往是在保险行业协会BIA或是媒体的要求质疑下进行监管调查行动，甚至以公司能够满足账面的资金要求拒绝采取任何监管干预行动。无论是国内外监管机构的行动决策都是权衡各方利益集团的策略性均衡，各方利益集团包括监管机构自身利益、保险行业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等。因此，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顾忌，监管干预行动也因此滞后。
2.监管机构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
贸工部在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进行的四次干预行动，都是在其他监督机构如保险行业协会BIA、其他从业者的检举下进行的，往往以未收到财务报告等为拖延的借口，迟迟不愿采取处罚性干预行动，给予问题公司较多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在英国保险监管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规则导向监管主要是运用量化的指标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监管，偿付能力充足率就是实务中一个重要的监管指标。按照1958年保险法的相关规定，1961-1967年英国对保险公司法定偿付能力资本金的监管要求是保费收入的10%。
英国监管机构在1967年修改过保险法，修改后的保险法提高了保险公司偿付准备金的标准，从图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破产前，其账面偿付金额还是远远大于法定最低偿付金额。到了1968年9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车辆通用的偿付能力风险，贸工部仍然没有采取措施。所以，以规则导向监管为原则，仅靠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等账面指标来监管保险公司，其效果并不理想。
4.监督力量在英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的重要作用
监管干预行动的效率还需要监督力量发挥作用，形成对监管机构的督促、约束机制。监督力量可向监管机构检举出现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督促监管机构及时采取监管、调查核实行动。英国保险行业的监督力量包括保险行业协会、新闻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在本案例中，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是最早注意到车辆通用的业务扩张和资产质量问题的监督机构。共有两家媒体（INVESTOR CHRONICLE杂志和时代商业新闻）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财务问题进行曝光。其他从业者的举报，如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rnby三次写信给贸工部，举报车辆通用的准备金不足。正是在Mr.Barnby的坚持下，监管机构贸工部才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行动。[1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英国保险监管干预行动中监督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险行业协会发现保险公司有问题时就会及时告知、要求监管机构进行调查，而公共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也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质疑，以此引起监管机构的警示和采取干预行动。
（二）案例二：我国监管机构对某财产保险公司监管干预的案例
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2.56亿元，这时已经不需去看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指标（因为偿付能力已经为负值了），监管机构应该在2003年实施监管干预行动。但是，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才对该财产保险公司实施了监管干预行动。[14]
1.我国监管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干预行动的迟滞现象
监管机构是考虑了保险行业的利益、监管机构自身的利益，公司及其国有股东的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等，迟迟不愿公开采取监管干预行动。从图2可看出，虽然问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缺口在2003年就出现并为负值，但是监管机构并未采取监管干预行动。对照英国的案例，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至少在账面上是能够达到监管要求的，而我国的问题保险公司即便是在账面上都无法达到监管的最低要求。
2.我国监管机构给予问题保险公司更高的监管容忍度
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问题金融机构没有及时关闭，从而可能增加问题机构破产时造成的损失、也可能为问题机构赢得“重生”的机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3)第十六条规定：“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30%的公司，中国保监会除采取前两款所列措施外，还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公司进行接管。”但是，在本案例中自2003年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为负值时起，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并未采取合适的监管干预行动（如接管等），给予该公司很高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方式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案例中的失灵。从图2的数据我们看到，自2003年起该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就达不到保监会的相关规定，甚至在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值，令人费解的是各个监管机构并未实施任何监管行动，导致其偿付能力资金缺口在不断扩大。因此，规则导向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都不是很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规则导向监管注重静态的账面指标，这些单一的财务指标（如偿付能力充足率等）很容易被保险公司通过财务手段蒙混过关，而监管机构根据规则也无法实施干预行动，最终造成公司资金缺口过大，甚至导致问题公司的破产。
图2 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对某财产保险公司的干预行动
4.我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监督力量的缺失
与英国的案例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甚至偿付能力为负值的情况下，几乎很难看到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以及其他从业者的质疑，监管机构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在失去监管力量与监督力量之后，该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持续扩大至2008年底的147亿元。所以，与英国的保险监管实务比较，我国保险监管缺乏不仅是监管机构如何实施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同时还欠缺的是多种监督力量和完善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本文以监管机构如何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对比英国车辆通用保险公司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监管干预行动，总结监管行动在实务层面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建议如下：
1.监管干预行动是监管机构综合各方利益的策略性均衡。如果增加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等机构的监管权可以打破单一监管主体所造成的利益偏好倾向及干预行动迟滞现象。
2.缺失惩罚机制的监管决策者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应建立监管干预行动决策实施的问责机制，追究行动迟滞相关人员的责任。
3.坚持单一的规则导向监管或者完全放弃规则导向监管都会造成监管失效。两种监管方式在我国保险监管实务中都不可或缺。我国保险监管工作的重心应是在原则导向指引下的寻求规则制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加强保险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发挥多种监督力量的重要作用，形成对监管机构的督促约束机制。
收稿日期：2011-03-15
注释：
①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3年1号文）第十六条：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在30%到70%之间的公司，中国保监会除采取前款所列措施外，还可责令该公司拍卖不良资产、责令转让保险业务、限制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和在职消费水平、限制公司的商业性广告、责令停止开展新业务以及采取中国保监会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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