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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语”是部分世界英语研究者提出的概念，一般说来，它被用来指第二语言型的英语(Platt et al，1984)。新英语文学是指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的创作，又被称作操双语者的英语创作(the bilingual creativity in English)；从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看，它又被叫作接触文学(contact literature)(Kachru,1987:125-6)。新英语文学主要产生于英语国家的前殖民地，是当地人长期使用英语的结果。在被压迫民族里，最早试笔用英语来抒发感情的大概是西非人(Todd，1984:297)；印度人写的英诗1830年开始发表(Kachru,1984:367)；菲律宾在沦为美国殖民地10年之后就出现了英语创作(Gonzalez,1987:141)。不过，本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民族独立的实现，新英语文学才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几十年间，新英语文学不但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喜爱，部分优秀作品还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如尼日利亚人索因卡(W.Soyinka,1986)的剧作、加勒比海人沃尔科特(D.Wolcott,1992)的诗歌均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新英语文学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是因为英语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普及。新的语言条件既造就了作家和读者，又为作家提供了新的表达工具。正如新英语是宗主国英语同殖民地语言混用的产物一样，新英语文学也是英国文学传统同殖民地文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新英语文学不仅仅反映了新英语的使用情况，而且有整理、提纯和维护语言统一的作用。
背景和争论
新英语文学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Kachru,1982:330)。在印度的1，652种语言中，只有梵语、印地语和英语通用(Kachru,1984:367)。古印度人用梵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它适用于精细的描写。但是梵语的传播因为异族入侵而长期中断，现在能读懂它的印度人已经不多。与梵语相比，用印地语记录的典籍较少，因而它的文学地位比较低下。由于在学校教育中被放在突出地位，英语在印度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英国文学的丰厚资源给印度作家学习用英语写作创造了条件(Kachru,1981:22)。到本世纪初，中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语言不仅种类繁多，其中多数尚未形成文字，即使有文字的语言其使用范围也不大。囿于这种条件，中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口头文学比较发达，书面文字尚处在萌芽阶段(Plattet al,1984:177)。在推行殖民统治的同时，西方列强把自己的语言也强加给被压迫民族，其后果是使当地人迅速获得了一门通用的语言。因此，在上述两个地区的国家里，英语的读者群远比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读者群大。可见，新英语文学是特殊语言条件下的民族(intranational)文学。
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后，一个紧迫的任务是在经济上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要求它们在语言上尽量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因而这些国家在独立后不但没有取消英语，反而更加积极地推广它。对文学家们来说，用英语创作意味着为自己创造世界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抒写本民族的生活，又从外界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Obote,1967)。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英语文学也是世界文学。
使用何种语言不是个简单的选择，它涉及到民族自尊心、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严肃问题。所以，就在新英语文学蓬勃发展的前夕，出现了一场争论：独立国家的作家应不应该用英语创作。
对此，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印度的瓦查亚扬(S.Vatsyayan)主张：“印度作家首先应该写印度，并且用印度语言写(Sridhar，1982:304)。”瑞恩(K.Raine)则说：“作为一门外语，英语不可能给我们深埋在民族土壤里的诗歌提供足够的养分。即使对泰戈尔写的英语诗我也这样看，叶芝也这样看。我坚信我们不能够——即便能够，我们也无权用别人的语言来写自己的诗歌(Raine & Sethna，1986)。”瑞恩认为英语不能传达印度传统诗歌的神韵。尼日利亚的桑欧(Ngugi wa Thiong)说：“非洲作家应该用非洲农民和工人看得懂的语言创作，换句话说，他应该用非洲语言写。至于出版，我相信用非洲文字不会比别的文字难于销售(Schmied，1991:119)。”这种论点未免过于乐观。在非洲，文学的受众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和农民。尼日利亚本国语言繁多，但没有一种象英语那样通用。
英语作家们有自己的理由。比如加纳的阿尔马赫(Ayi Kwei Armah)说：“主张非洲人用小语种创作的人是在向后看，要向前看就必须走用某种非洲共同语言的道路(Armah，1985:263)。”尼日利亚的阿契贝(C.Achebe)直接了当地说：“我没有别的选择。生活既然赋予我英语，我就要用它(Achebe，1965)。”印度的达斯(K.Das)一边宣称“用什么语言写不重要，重要的是语言传达的思想”，一边在诗里表白道：
…I am Indian,very brown,born in/Malabar,I speak three languages,write in/Two,dream in one.Don't write in English,they said,/English is not your mother-tongue.why not leave/Me alone,critics,friends,visiting cousins,/Every one of you?why not leave me speak in/Any language I like?The language I speak/Become mine,its distortions,its queernesses/All mine,mine alone.It is half English,half/Indian,funny perhaps,but it is honest./It is as human as I am human,don’t/You see?It voices my joys,my longings,my/Hopes,and it is useful to me as cawing/Is to crows or roaring to the lions,it/Is human speech,the speech of the mind that is/Here and not there,a mind that sees and hears and/Is aware…(Das，1973:128)
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已经把英语看作本国的语言财富，所以阿契贝进一步说：“非洲作家应当努力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应该在写作中提炼出一种英语，它即能被全球读者接受，又能反映他自己的独特生活经历(Achebe，1965)。”
新英语文学是如何创作的
用新英语创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O’Donnell & Todd，1991:138)。对作家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探索过程。首先，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方语言中必然包含一些英语里原来没有的、反映民族特征的概念。在刻画人物时，这些概念是不可少的，需要借用过来。借词的方式有两种：音译借词和化解(contextualizing)借词。音译借词简单易行，但短处是必须逐词解释，那些解释不论放在哪里都显得冗赘，影响到作品的文学效果。比如dhobi(washerman).kumkum(vermillion mark).obi(receiving hut)等等。化解借词是通过上下文来揭示词汇的意义。如阿马迪(E.Amadi)的《二房》(Concubine)里有句话“The okwos tore the air,the drums vibrated under expert hands and the igele beat out the tempo meticulously(Amadi，1965:35)”，叙述本身已经足以向读者说明斜体词是乐器名称(Sridhar，1982:295)。
其次，再现环境要求作者使用有特殊文化含义的语言。图图奥拉(A.Tutuola)在《棕榈酒醉鬼》(The Palmwine Drinkard)中有“there was a special room in this house to play gamble”，和“…both land and heaven were tight friends”(O’Donnell & TOdd，1991:139)。“to play gamble”和“tight friends”是约鲁巴语(Yoruba)里的说法。奥克拉(G.Okara)在《声音》(The voice)里用了大量的埃角语(Ijaw)的主宾谓句式：
It was the day’s ending and Okolo by a window stood.Okolo stood looking at the sun behind the tree tops falling…Okolo at the palm trees looked.They were like women with hair hanging down,dancing,possessed.Egrets,like white flower petals strung slackly across the river,swaying up down,were returning home.And,on the river,canoes were crawing home with bent backs and tired hands,paddling(The Voice:13)。
奥克拉主张“硬译”，其作品就是贯彻他的主张的样品(Schmied，1991:125)。
最后，在新英语国家中，英语只是人们惯常使用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之一，并不是一切人都靠它来交流思想，在经常使用英语的人群中，语言能力也大不一样，这就给新英语作家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去表现素材、环境中的话语差别。常见的处理方法有三种。第一是用国际英语，但在最必要的地方夹杂音译的地方词。如马来西亚的林本汉(Lim Beng Hap)在“Poonek”中写道：
"Watch out,Mahsen,watch out!"Mahsen turned to look at Louisa.She was still sitting on the branch of the tree,but now she was pointing towards the water."Buaya!"she screamed."A crocodile!"(Platt et all，1984:183)
克鲁(W.J.Crewe，1978:83-4)认为，一旦crocodile从小姑娘嘴里叫出来，话语的真实性就被破坏了，所以作者宁可硬加一种解释，也要用马来语词buaya。
第二种办法是用本民族的标准英语写，但尽可能保留人物原型的地理方言和社会方言色彩。菲律宾的贾渥拉纳(S.Javellana)笔下的农民说：
"Hey,Richardo,Son of Juan Suerte,"Gondoy shouted,"don’t you hear the church bell in town ringing the Angelus?Aba,to look at you onewould think you married with a dozen children to feed."(Javellana，1976:4)
最后一句话是菲律宾英语；对人说话时，在姓名后面又加“son of Juan Suerte”是某种地理方言的习惯。
印度的戴(L.B.Day)有另外一段话：
“Come in,”said Badan,and jumped out of the verandah towards the door.“Come in,Acharya Mahasaya;this is an auspicious day when the door of my house has been blessed with the dust of your honour’s feet.Gayaram,fetch an asan(a small carpet)for the Acharya Mahasaya to sit on.”(Day，1913:48)
上文中的长句包含了社会方言，它是我们从国际英语中读不到的。最后一句话同时使用了前面提到的音译借词和化解借词两种手法。
第三，让人物分别使用国际英语、本国标准英语、半标准半混合语或混合语。这种手法在有多人出现的场合尤其有效。如《动荡》(No Longer at Ease)中有一节，写主人公奥比和女友去见内务部长，后者向来人炫耀他的新收录机。
He smiled with satisfaction as he listened to his own voice,adding an occasional commentary in pidgin.
“White man don go far.We just be shout for nothing.”Then he seemed to realize his position.“All the same they must go.This no bethem country.”(Achebe，1960:69)
部长对熟人克拉拉说混合语，后来想到有奥比在场，说话变得正式些，改用尼日利亚英语。而作者叙述故事用的是国际英语。
能够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必须有鲜明的民族性，这样就给新英语文学提出了具体的风格要求。然而，什么是新英语文学的民族风格，作家们又是怎样去体现它的呢？
在《根特浦尔》(Kanthapura，1938)序言中，拉奥(R.Rao)这样说起印度英语作家的地位和使命：“我们有双语本能。我们不少人既用母语，又能用英语写作。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象英国人那样写，然而我们又不能完全象印度人那样写。”拉奥首先在《根特浦尔》里贯彻了自己的主张：
The day rose into the air and with it rose the dust of the morning,and the carts began to creak round the bulging rocks and the coppery peaks,and the sun fell into the river and pierced it to the pebbles,while the carts rolled on and on,fair carts of the Kanthapura fair--fair carts that came from maddur and Tippur and Santur and Kuppur with chilies and coconut,rice and ragi,cloth,tamarind,butter and oil,bagles and kumkum,little pictures of Rama and Krishna and Sankara and the Mahatma,little dolls for the youngest,little kites for the elder,and little chess pieces for the old,carts rolled by the Sampur knoll and down into the valley of the Tippur stream,then rose again and groaned…(Kanthapura，1963:39)
那么长的时间，那么盛大的场面，中间只用一个个逗号连接，目的就是为了表现“印度生活的节奏（《根特浦尔》序言)。”
在被人们广泛引用的《英语同非洲作家》一文中，阿契贝这样现身说法：
From a natural to a consicious artist:myself,in fact.Allow me to quote a small example,from Arrow of God which may give some idea of how I approach the use of English.The Chief Priest is telling one of his son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send him to church:
I want one of my sons to join these people and be my eyes there.If there is nothing in it you will come back.But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re you will bring home my share.The world is like a Mask,dancing.If you want to see it well you do not stand in one place.My spirit tells me that those who do not befriend the white man today will be saying had we known tomorrow.
Now supposing I had put in another way.Like this for instance:
I am sending you as my representative among those people-just to be on the safe side in case the new religion develops.One has to move with the time or else one is left behind.I have a hunch that those who fail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white man may well regret their lack of foresight.
The material is the same.But the form of the one is in character and the other is not.(Achebe，1965)
阿契贝认为前一种写法好，因为它有乡土气息。
然而，各国追求的风格不尽一致。比如在加纳，“一般人喜欢浓墨重彩的英语散文……拥有这种风格的作家被夸为‘饱学之士，因为他从自己的语言蕴藏中挖掘出宏丽、深奥、甜美的辞藻(Sey，1973:7)’。”加纳英语文学肯定又是一种面貌。
怎样解读新英语文学
我在前面说过，新英语文学是新英语用途扩大的结果。作为一种接触语言(contact language)新英语有两面性：它一方面保留了英语基本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从当地语言获得一些新的特征(Kachru，1992:316)。与之对应，新英语文学也有两面性：它既继承了英国文学的传统，又接受了当地文学的某些表现手法。不仅如此，就连新英语文学反映的文化也同样有接触和相互渗透的性质。这样一来，为了阅读、欣赏和评价新英语文学，只习惯英美文学作品的局外人(outsider)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视角。首先，我们必须明了新英语文学是用英语的国别变体写成的，这些变体同国际上流行的英语有差异。要了解这些差异，我们原来的知识不够用了，需要购置新工具书，甚至需要学习新英语语法。新英语文学写当地人，首要的是为当地人写的，为了缩短作品同读者的距离，部分作家有意识地摹仿民族语言——这种摹仿往往是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不了解作品的语言，不了解双语作家的自觉努力，我们连说对错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对作品的价值进行评判。第二，对大多人来说，所谓的外国文学知识实际上仅限于西方，用它去剖析新英语文学只能知其一半。比如《根特浦尔》中的大故事套小故事，第一人称自传性旁白(autobiographical asides)，向读者直接发话、要求读者判断对错的修辞问句，这些都是当口头文学中爱用的叙事构件。离了它们，《根特浦尔》对印度人来说就不是文学作品了。在《森林之舞》(A Dance of Forests)中，为了表示时间在过去、现在、将来永无休止，索因卡让生界和冥界交替出现；而高潮伴之以半孩(half-child--the unborn child of a woman who died pregnant ages ago)降临，以召示现世从往昔超生。全剧的对白极富于诗意，但杂之以歌唱、打闹和舞蹈(Sridhar，1982:300-1)。这些都同当地的文学样式和表现手段有关。第三，中西非、南亚、加勒比海等地区有独立的文化。以神话和传说为例，在新英语文学作品里，读者遇到的是一些陌生的故事和人物，这些故事人物既不属于希腊神话也不属于罗马传说系统。拉奥有篇小说叫《蛇和绳》，标题是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的常用比喻，读者不了解这一点，就抓不住主题。黄宝生(1989:438)说，拉奥的《根特浦尔》、《蛇和绳》(The Serpent and the Rope)及《猫和莎士比亚》(The Cat and Shakespeare)代表印度教实现人生的三条途径：业、智、信。可以说新英语文学给读者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第四、在新英语文学兴起的地区，叙事一般是螺旋型的，文学创作自然受这种思维方式支配。螺旋型思维同西方人的线性思维相抵触，这是我们评判作品时需要留意的(Kachru,Y.1991:231)。
即使在新英语文学的产地，人们仍然需要学习。作为接触语言，新英语文学的语言既不如英美古典作品的语言精致，又不象当地多数语言那样粗放，而是表现为一种中间型态——一种当地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形态。新英语作家们从小就受到英国文学熏陶，其中不少人还去英美上过学，研究过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但随着新英语文学走向成熟，作品中的本土成分逐渐增加，西方文学思想和方法正在失去对创作的支配影响。从历史看，新英语国家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是英国文学教育。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些新英语国家，本土文学作品已经大量涌进课堂，并且成为英语文学教材的主体。尼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然而调查人员发现，对学生们来说，本土作品并不一定比英国古典作品易懂。有人(Banjo，1985:203)分析说，原因在于尚未建立起新的批评思想；新的文学产生了，但衡量标准仍然是西方的一套。对此，要加以引导，学生们才能实现阅读转型。因此在本土，新英语文学的价值和功用仍然等待人们去认识和开发。
结论
从萌芽时期到现在，新英语文学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近四十年来更成为作家们的自觉活动；它覆盖了中西非、南亚和加勒比海的广大地区，成为抒发个人情感，提高人民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扩大国际影响的有力工具。新英语文学的发展带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语言和文学试验。由于作家们的努力，英语的适应性和表现力得到了加强，它作为国际语言的地位比过去更加巩固；新英语文学力采东西方各家之长，为丰富文学的表现手段开辟了新路。这中间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新英语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英语世界化伴随着一个民族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法逆转的。新英语文学是民族的书面英语成熟的标志，通过它我们能够了解英语变体的面貌，从而认识英语正在经历的民族化过程。
从尼日利亚和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出，新英语文学的选材、主题和预设读者都具有本土性，因此它不是英美文学的翻版或摹写，而是用英语创作的民族文学。当其被用于语言教育，教师的职责是引导学生使用本民族的大众化的英语；当其被用于文学教育，教师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和审美趣味。
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新英语文学研究只有二十多年历史，人们尚知之不多。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尽早在我国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注释：
1.本文是四川省教委科研项目——《英语世界化及其裂变时期的中国英语教学与研究》——的第一阶段的部分成果。
2.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得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刘润清教授指导，他审阅了文稿，并且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本人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