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新时期统一战线思维方法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新时期论文,重视论文,思维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十年来我国统一战线走过的是辉煌而曲折的历程。其中的主流是创新带来的发展，但也有失误甚至严重倒退的坎坷。套用哲学上的术语，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本文将通过对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对思维方法创新加以论述。
1.六十年统一战线解决的主要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把统一战线置于“三大法宝”之首。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些人对于统一战线的“存废”发生了争议。中共和民主党派都有人主张，既然反帝爱国的民主纲领已经完成，民主党派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① 他指出，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② 因此，各民主党派皆不发生“存废”问题，政协代行权力机关的作用结束后，作为统一战线的作用将依然存在。这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统一战线工作已经开始受到“左”的影响。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全国被错划的右派就有55万之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委员中也有59人被错划为右派。到了十年“文革”浩劫时期，统战部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和“资本主义的复辟部”；统战系统的干部被诬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知识分子、工商业人士、宗教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海外侨胞中不少人受到批判，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在“政治岂能协商”口号下，政协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是统一战线受到严重破坏的“否定”时期。
历史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一是思想路线方面，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二是统一战线领域，邓小平选择了教育战线、科技战线和工商业界为突破口，进行艰难的落实政策工作。在这些基础上，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78年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这个纲领性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③ 统一战线工作得以重新走上正轨。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性质进行了新的规定，即从革命统一战线发展成为爱国统一战线，“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④ 对统一战线“定性”的解决，为其驶向新的航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视制度建设。我国建国后的实践说明，如果只是把统一战线当作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政策，不从制度上加以保证，那么，这项好政策就有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因人而废。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非常重视制度建设。1989年12月，在邓小平的建议和过问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沿着这一政治建设的大思路，江泽民在2000年12月举行的全国第十九次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指出：“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新的宪法对人民政协的政治地位进行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定位。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定位，提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如胡锦涛所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⑤
六十年统一战线理论创新，主要解决了建国初期的“存废”问题、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定性”问题和“定位”问题，充分体现了与日俱增的精神。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并且记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记住为之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这样才能倍加珍惜统一战线现在来之不易的健康发展时期，并且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创新，使统一战线适应国内外发展变化的形势，作出新的贡献。
2.对我国目前统一战线现状的思考
我国目前统一战线的现状可以概括为：地位更加重要、基础更加坚实、作用更加显著。地位更加重要，体现在近几年中共中央相继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等文件，在解决新时期统一战线定性和定位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基础更加坚实，体现在统一战线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人民的最广泛的团结，统一战线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无论是在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和社会都得到不断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体现在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服务，都取得重大的成果。
然而，应当承认统一战线依然存在问题，集中体现在不能很好适应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思维方法的滞后形成对开拓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制约。下面主要以人民政协这个多党合作统一战线的重要形式，谈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是，关于人民政协工作“到位”或“越位”的争论。政协曾代行过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当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执行这种作用后，政协的这种功能就消失了。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情势下，有些人从良好愿望出发，想把政协重新变成某种权力机关。对于这种观点，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⑥ 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
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民主要靠制度来保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提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实践经验表明，实行人大和政协两种不同的监督，它比只有一种监督要好，可以收到相辅相成的积极效果。我们现在将这两种民主概括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基本政治制度是从国家战略对政协的定位。意味着我们需要加深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认识，即从政党策略转向国家战略，从政策转向制度。问题在于，当前对政协定位的认识，在一定程度还停留于传统的角度，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地提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来认知和实践。政协实际工作中的“到位”与“越位”之争，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定位如果不“到位”，就会“越位”；同样定位如果“越位”，就难以确保“到位”。相比较而言，主要问题还是从“知”与“行”的统一解决“到位”问题。现在政协工作存在“政府化”的趋势，体现政协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不够；人大和政协作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一为根本，一为基本，二者本应相辅相成，在配合中相得益彰。现在的情况却是彼此缺少沟通和联系，没有从我国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高度，形成制度性的政治合力。
思考之二是，一方面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政协又不是权力机关。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地位，使人们常处于一种“二律背反”境界：在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者眼里，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因此对自己没有约束性，我愿意协商就协商，不愿意协商就不协商，常常把协商当作走过场，把协商的批评和建议当作决策的耳边风；与此相反，一些政协委员和政协地方组织则认为，政协要“动真格”发挥作用，就不能成为“摆设”，必须朝着成为权力机关争取。以上看法都是不恰当的。政协不是权力机关，这是就政协与人大的关系而言的，二者如果都是权力机关，就会形成不合理的二元权力机关状态；政协是基本政治制度，是从我国政治制度的整体构成来定位的，强调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并不意味着政协不需要和不能够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这是一种误解。政协监督的途径不同于人大，主要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协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党委、政府、政协都需要深化这方面的认识。
当代政治文明呈现的特点是：国家从统治走向治理。统治往往主要凭借暴力进行控制，治理更加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协商合作；统治强调自上而下的刚性的服从，治理则有赖于社会上下阶层的柔性互动；统治强调国家的绝对权威，治理则更加关注这种权威被公众认可的自觉性和普遍性。权力和权利是现代政治的两大轴心。传统政治主要是围绕权力进行的，现代政治则更加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如何使权力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权利，并能够确保这种权利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解决这一问题，制度设计最根本。人大和政协分别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我们既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又要坚决扬弃前苏联斯大林的一党制，政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可以而且应当从中得到诠释。就当前状况而言，一要强化政协在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中的权重和分量。努力促成干部和权力组织不是把维护自身的权威和利益当作执政动机，而是切实实现“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宗旨。二是政协要更加关心反腐败问题。如果各种监督不真正到位和形成合力（其中包括政协的民主监督），在某些干部那里，“人”字边的“倡廉”就有可能沦为“口”字边的“唱廉”。这是很可怕的。
思考之三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是我国社会多样化发展，在这一趋势下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这个现实矛盾的解读，往往也会出现片面性：或者以强调多样性为理由，希望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以便对共产党执政进行制衡；或者虽然强调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却不去想方设法加强党驾驭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和谐的能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着如下的选择，既要告别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体制，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竞争性体制。前者以社会的低分化为基础，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后者则可能导致我国社会的分离。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政协的协商民主就能显示出优越性：实现在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协商体制和协商过程，维护共同的政治认同和公共利益，达到共赢共生共荣。
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现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多元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组织群体不断涌现，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也不断发生。这些既可能给社会带来活力，也可能导致社会分离。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博弈越来越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成为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达成共识、秩序和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政协是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政治途径，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因为政协具有组织上广泛的代表性和政治上巨大的包容性，又是各路人才聚集的“智囊库”。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方式，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因而是党和国家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只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所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可行，就能够维护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政协对党和政府的决策要多出“警世”之言，要有一些“形而上”的思考，如李鼎铭的“精兵简政”、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还有梁漱溟等人的建言立论，都是载入史册的。政协的协商要鼓励讲真话、实话，少一些官话、套话；真话不一定都正确，所以需要协商。
以上三个思考，虽然主要是就人民政协工作的现状而言，但是因为政协是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形式，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通过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统一战线的现状。
3.统一战线急需思维方法创新
经过建国六十年来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围绕统一战线的存废问题、定性问题和定位问题进行，成果十分丰富，初步形成了科学体系。现存的情况是，要将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提升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国家战略和基本政治制度建设的高度来实践，特别需要改变统一战线思维方法滞后于理论创新的情况。这种统一战线思维方法创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其一是，强化系统思维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提出的纲领和任务，直接决定着统一战线工作的灵魂。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和任务，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⑦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的不断提升，其历程大致是：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起点，进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路径，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整体战略。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也在“繁荣、民主、文明”的内容上新增了“和谐”。统一战线的思维方法是否跟上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提升呢？不能说已经完全适应，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于过去的历史阶段。
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具有科学性、全面性、统筹性。这里所说的科学性，不能只从经济层面理解，要求正确处理发展中“人与物”的关系，扬弃GDP唯上的“物本主义”，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里所说的全面性，要求不能将发展只是等同于经济增长，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领域，不能将这些领域彼此分割，要努力实现它们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这里所说的统筹性，不是某一方面的统筹，而是“五个统筹”，即努力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总的精神是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互适应，使各个发展环节相互协调，使改革的各种举措相互配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更加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
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了强化系统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种系统思维方法要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作具有复杂性的整体看待。传统的思维方法是先分析后综合，即先部分后整体。系统思维方法的程序不同，它强调要从整体出发，然后进行分析，最后复归更高水平新的综合。系统思维方法注重从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性上去把握事物的整体效应，从复杂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从它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把握该系统的整体结构。在当代系统思维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复杂事物的重要思维方法。它特别重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系统的本质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对立统一，认识事物不能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系统虽然由部分构成，却具有其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中所没有的特性。统一战线服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从这个事业的整体目标出发，努力把握其整体设计，避免孤立、片面、静止地看待。
目前我国统一战线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发挥，主要的立足点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当指出，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正确的，仍然需要继续坚持。问题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需要自觉地将经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统一战线工作要学会掌握系统观点，防止和克服“重经济、轻社会”的情况，更加重视社会的和谐建设。资料表明，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期间大约召开过30多次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15个是有关经济建设、15个是有关党的建设、3个有关政治建设、2个有关文化建设，一直到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有了第一个加强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社会和谐集中表明政权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体现，表明人民生活处在和衷共济、安居乐业的祥和状态。和谐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就能实现国富民安，就能凝聚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反之，就会导致社会危机，产生社会动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综合体现了党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的提高。统一战线以团结、民主为己任，理所当然地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视和谐社会的构建，努力将工作重心转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来。
其二是，处理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独立性的关系。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五大关系”中，政党关系居于首位。在这个基本政治制度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完善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的政党关系，兼具有一党制与多党制条件下政党关系的合理特征，是基于我国国情、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辩证综合，是对传统一党制和多党制的超越。正是这种特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要求各民主党派加强参政能力建设；要求统一战线积极发挥作用。这是中国政党制度保持政治优越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正确认识和界定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制度中地位和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在政治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需要体现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需要通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来实现。其次，在政权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表现为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共谋大事和相互监督，体现在组织政府，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再次，在政党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表现为亲密友党的关系。既密切合作又相互独立两个方面。民主党派的参政是独立的、自由的参政，是有法律保障的参政；而且只有在独立的、自由的和有法律保障的条件下参政，民主党派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作用。2000年12月，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这种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多党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⑧
关于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活动中的相对独立性，即政治自由问题，以往比较少讲，怕太敏感，统一战线中也就体现不够。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党派合作有过论述。1956年6月，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明确要求：“必须严格地遵守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利加以干涉。”在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属性重新定性，指出：“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⑨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加上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内容。基于这种历史溯源和现实根据，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民主党派具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范围内的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地位平等。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维护本组织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因此，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建设，既要提高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又要善于保持相对独立性，增强党派意识和政治意识，提高主体性和能动性，以有利于提高使命感、责任感和进取心。
其三是，辩证对待“求同”与“求异”。
从哲学上分析，所谓“同”即指共同性和统一性；所谓“异”指的是差别性和多样性。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性的政治组织。通过工作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去实现共同的目标。这种“统一”就是共同性。因为有着共同性，所以能够相互结合；又因为存在差别性，所以需要加以结合。因此，没有“同”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没有“异”，就不需要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同”与“异”双向良性互动的政治产物。这种“同”与“异”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变动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由于社会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总任务的变化，“同”与“异”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这就要求统一战线工作不能思想僵化，更不能墨守成规。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完全统一，是参加统一战线一切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前提。这些构成统一战线基础的“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大“同”，不同社会政治力量才能结成统一战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统一战线的这种一致性，明显得到增强，团结的基础更加巩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发展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不仅多种经济成分、经营方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共同存在和发展，而且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的利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同样表现出多样性。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和“一国两制”的政治格局是客观现实，并且其内部状况和关系也不断有新的变化。这就是“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差别性和多样性，统一战线才显示出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同”与“异”也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同”与“异”，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求同存异”。“求同”，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统一大业。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一定要促进“求同”。这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国际上一些势力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制造分裂；在市场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条件下，如何做好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已经成为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当务之急。处理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大致会有三种结果：或双赢、多赢；或彼输此赢、少数人赢多数人输；或两败俱伤、皆输。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坚持“求同”原则，就是努力实现共赢。“存异”就是在共同政治原则和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意见，防止因为差别性而损害统一性。“求同存异”既是统一战线实现广泛团结的需要，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其目的是通过这种途径，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减少阻力、形成合力，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需要突出“和为贵”。这种“和”不是取消“异”，而是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和”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避免冲突；“和”而共生共荣，“不同”而相辅相成。
不能简单把统一战线中的“异”，都看作是消极因素，需要做具体分析：有的“异”无关宏旨，无碍大局，可以存而不论；有的“异”，其是非长短有待反复比较和实践检验，可以长期讨论；有的“异”对改进工作、减少失误则大有好处，与其说允许存在，不如说应当努力欢迎，要主动去征求才是。因此，对待后一种“异”，光是“求同存异”就显得不够，可适当倡导和契合进“存同求异”的精神。这是出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⑩ 为此，需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和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11) 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邓小平分析说：“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2)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不同“角度”，就是统一战线中的“异”，不同角度的主意很重要，需要主动去“求”。
将“求同存异”中“存异”，给予适当“求异”的补充，有助于通过统一战线帮助执政党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助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另一个角度”反映问题。这样就可以防止将“求同存异”搞成“舆论一律”，变异为“一言九鼎”，将参政议政形式化——大家讲一样的话，表达完全一致的意见；不鼓励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特别是不敢提出批评性意见，不敢进行民主监督。这样做既影响了“民主”，也影响了“协商”，就会影响统一战线的作用。孔子说过：“和为贵”，他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很辩证。各民主党派通过统一战线，就是要做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为此，新时期统一战线宜多提倡一些求实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
其四是，有机地将“祝福意识”与“忧患意识”相结合。
这两种意识都是人们认识社会的方式、情感和态度：祝福意识主要是通过满足、赞美、肯定性的情感；忧患意识主要是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不足和面临的风险，或通过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或通过批评揭露问题，或从对事物的肯定中发现潜在的矛盾。新时期统一战线需要更好地将这两种意识相结合，特别是要增强必要的忧患意识，以更自觉的问题意识、前瞻意识发挥社会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引世人赞叹，中国和平崛起的模式和经验已经引起全球关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祖国取得的伟大成绩祝福，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歌功颂德。这其中包含着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对祖国繁荣富强的进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进行由衷的祝福，可以提高信心和信念，增强团结和凝聚力，更好地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争取更大的胜利。
但是，光有祝福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忧患意识要有正确的认识。忧患不同于恐怖和绝望，相反，它是一种充分虑及可能存在危险、力求突破困难、推进事业的责任感和精神自觉。忧患意识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为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些都是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真。忧患意识的核心是精神自觉，它是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的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源自于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坚定的信心、意志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其基本表现是：居安思危，要求身在安定的环境中，应当充分虑及到可能存在的风险；未雨绸缪，面对各种不利的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积极沉着的应对。其目的都是掌握主动权，期冀推动事业和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中华文明中的忧患意识，一直是官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儒家最重要的官箴著作中，无不劝诫当官者一定要从历代政权更替的觉悟中，确立起必要的忧患意识：“仰览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崖。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危”；“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13) 这种忧患意识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特点：其一是从江山社稷兴亡的高度重视忧患意识。其二是把忧患意识联系于历史辩证法的认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它们之间会相互转化。因此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要有洞察和预见能力。其三是倡导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四是将忧患与勤俭和勤政相联系。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国”的宝贵经验教训，要求为官者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与中国共产党结为知己的民主人士，历来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访问，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曾感慨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听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4) 正是从这个政治高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十分重视忧患意识。
统一战线在增强忧患意识时，首先是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矛盾意识。这里所说的问题和矛盾，主要是指人们面临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重大任务。马克思比喻问题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毛泽东也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16)。忧患意识要求努力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勇于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决不回避和粉饰，更不能熟视无睹。其次是要树立信心。忧患意识不是恐慌，也不是惊慌失措，更不是否定取得的成就，而是一种责任心。再次是抓住机遇。邓小平在新时期最忧患的，就是怕失去发展机遇。从历史上看，挑战和危机具有两重性，它往往与机遇同在。统一战线可以而且应当更好地发挥作用。
其五是，更好地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
新时期统一战线性质和对象发生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1979年，邓小平最初用“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表述这种变化。1982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明确规定为“爱国统一战线”。他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7) 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范围人民的团结；二是以拥护祖国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台、港、澳同胞的团结；三是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民族儿女的团结。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两面旗帜。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浓厚感情。”(18) 它最深刻地凝聚着每个人对祖国的血肉依存，是把各民族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国家赖以独立、生存、发展的灵魂。邓小平就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指出爱国主义，“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强调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自豪感”，从而使全体人民都“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9) 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产物，爱国主义又比社会主义更具有广泛性。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就是维护祖国的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功能，需要正确把握爱国主义的内涵。一是其民族性，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沉淀和传承在中华文化之中。因此要重视文化统战的作用。二是政治性，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民族分离和国家分离。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开放性，在引导人们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宿感的时候，需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防止偏激、封闭、保守和排外。四是广泛性，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多次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不管各种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20) 事实证明，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爱国主义的作用，使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面旗帜相得益彰，能够更好地制定祖国统一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华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之，毛泽东很早就指出：“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门科学。”(21) 对于统一战线这个绝不能丢掉的法宝，只有使其不断与日俱增才会永葆活力，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思维方法创新。
收稿日期：2009－10－30
注释：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⑤ 转引自陈喜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统一战线新在哪里》，《中国统一战线》2005年第1期。
⑥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⑦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
⑧ 引自《人民日报》2000年12月5日。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1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
(13) 杨雄：《州官十二箴》。
(14)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14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
(17) 引自《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18)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0)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9、268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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