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中层民主的兴起——互联网与政治发展的中国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中层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4)01-0089-07
一、网络民主的兴起：从概念到实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应用和上网人数的持续攀升，网络政治(cyberpolitics)、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等概念先后出现，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民主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新浪潮。虽然中国网络政治和网络民主的实践稍晚，但是，在发展速度和社会影响上却一点也不逊色，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具领先地位(比如微博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和应用于政府管理的速度)，与现实世界相比，网络空间的民主气氛更为深厚，民主实践的成果也令人鼓舞。
中国网络民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9年到2003年，这期间是网络民主的酝酿期。在这个阶段，网络民主要是在网络上看新闻、收集信息和娱乐消遣，并通过网上聊天、网络游戏等方式结成了众多的网络群体。网络中关于政治的话题相对较少，网络的主要功能是观看新闻、收集信息和游戏娱乐。
第二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网络民主开始兴起，并进入网络空间之外的大众视野。这也引起政府部门一定程度的关注。2003年，发生了影响广泛、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第一案的“孙志刚案”，它触动了媒体和大众对个人权利问题的关注，网民群体逐步壮大并日益活跃。另外，这年的“非典”事件倒逼政府信息公开。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并于次年5月正式实施。“孙志刚案”和“非典”这两大标志性事件，将底层权利与政府部门和政府管理联系起来，将公众的知情权与政府的信息公开联系起来，也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媒体联系起来。从这以后，个体意见表达、网络舆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回应开始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的政治生态也为之一变。
第三阶段：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网络民主进入扩散和深化阶段。2008年，网络问政的出现使网络民主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通过互联网，广东等地政府和公众的直接互动和沟通开始常态化和制度化，网络批评与网络监督的作用也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个是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网与网民进行交流。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把互联网看作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另一个是2008年4月17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第一次与网友见面时提出，要“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从“民意渠道”到“民主平台”，网络民主获得了民间和官方的一致认可，因此，许多人把2008年称为“网络问政元年”。从2008年开始，伴随着形形色色网络公共事件的涌现，各种形式的网络问政不断涌现。有研究者将其分为政府主导、媒体主导和网民主导三种形式[1]。伴随着社交网站、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大量应用和普及，公众政治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进展明显。特别是2010年微博出现以后，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官员差不多同时开始应用微博进行包括意见表达、政府管理、网络监督等在内的各种政治参与和政府管理活动。在公众政治表达空前活跃的同时，学界、政界和企业界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左右”之争，通过特定的网站和相关的网络意见领袖得到广泛的传播，尽管网络民主很多时候还没有触及体制与机制等深层次的政治问题，但是，确实引起政治生态特别是舆论生态的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我国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网络民主从开始的公共舆论进入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领域，成为引领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那么，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国的网络民主？它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何在？“网络民主”能否构成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它会像某些乐观主义者所坚信的那样，新技术的应用会促进和捍卫言论自由和民主质量，还是像有些悲观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新技术网络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催生“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或民粹主义？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网络民主时需要面对的几个主要问题。
二、中国的网络民主——网络中层民主
我们把中国的网络民主称为一种“中层民主”，或者直接叫做“网络中层民主”。顾名思义，首先，它是基于互联网发展兴起的一种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其次，就网络民主在民主政治发展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中间地位，网络民主参与主体的社会中间性和网络民主运作方式的媒介化特征这三者而言，它是一种具有多重“中层”和“中介”属性的民主形式；再次，借助互联网的扩散和影响，网络民主一方面充当了沟通上层政治与底层民主桥梁的角色；另一方面，向上对高层政治、向下对基础民主产生影响。以往民主政治发展呈现的局部性、断裂性特点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一个以网络民主串联起来的整体性民主实践框架正在浮现。
(一)结构的中间性
过去三十多年来，基层民主的进展最为突出。比如，从2003年到2011年底，我国已经完成8.9万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和59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村民委员会的平均参选率达到95%以上。城乡社区民主管理制度和自治形式也日益丰富。“民主恳谈会”、“居民议事会”等民主管理制度，“院落自治”、“门栋自治”、“楼宇自治”等居民自治形式大量涌现。就党内民主而言，有的地方已做了若干有益的尝试，但是，多属点上的做法，面上的推广不够。比如，江苏省差额选举13位省委常委，在地市党政正职选任中首次实行“公推票决”。2011年4月中旬至5月初，江苏省无锡、南通、宿迁三市新任市委书记和代市长六位正厅级领导干部都是经过两轮推选、逐轮差额的“公推票决”程序产生的。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民主的现状和前景，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与一般所谓的“右派”和“左派”的观点明显不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人贝淡宁对中国政治和民主的看法“中西合璧”、别具一格，他说：“我竭力辩护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统治模式，即上层采用贤能政治、底层采用民主、中间留有实验空间。我认为这是评价中国政治进步(或退步)的标准。”[2]
抛开有关的争论不说，现在的问题是，在高层贤能和底层民主之间的民主政治实践是一种什么状况？如果把中国社会看作类似金字塔型的结构，处在高层与基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究竟如何？按照现代化理论有关中产阶层成长与民主关系的一个主要观点，中产阶级将是民主发展的主要动力，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参与需求的中产阶级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其政治意愿。由于基层民主可以通过直接选举和投票，高层政治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等的协商与提案表达意愿，因此，一个自然的推论是，社会中间层在政治上也不会袖手旁观、默不作声。事实上，网络民主就是处在基层民主与高层政治(党内民主)之间的城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民主实践方式。它是在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背景下，政府与公众之间、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就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和博弈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民主形式。
(二)主体的中层性
在网络活动的早期，网络言论与行动的匿名性和隐蔽性较大，网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网民个体和群体的社会特征还不太清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社会的进化，特别是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网民与网络群体的特征越来越清楚。
如何界定作为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网民的特性？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草根”、“愤青”、“公知”、“网络意见阶层”、“版主”、“屌丝”、“土豪”等不断翻新的概念和名词，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网民群体的特征。同现实社会一样，网络社会也是由不同的个人、群体和阶层组成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可以用网民、网络公民、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等来表征网络行动主体；从群体属性上看，可以用“左派”或“右派”来定义不同政治观点的网民群体或网站取向，同时，网民整体上又常常被称为“网络意见阶层”，强调他们热衷于就公共事情发言，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批评意识。正是“网络意见阶层”构成了网络民主的社会基础。
第一，网络民主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中间阶层。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及文化转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四大阶层经过不断分化重组，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中间阶层”(宽泛地讲，是指居住在城市从事非体力劳动、教育程度较高、收入中等的群体)，成为处于上层精英(政府、企业和文化领域的精英)和下层民众(蓝领工人、农民工和农民)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他们的意愿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目前，社会中间层是政治参与最活跃的人群，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诉求在收入和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觉醒，对腐败和收入差距扩大不满；二是他们在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面临的困扰最大；三是这部分人具备了政治参与所需要的知识水平、信息技术能力与经济能力。
一般认为，社会中间层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小资”、“中产”这三个概念群体，很多时候它们可互换使用。“白领”强调职业特征，“中产”侧重经济地位，“小资”则偏重于文化取向。这些人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上有权力和资本精英，下有庞大的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白领的中坚力量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如公司职员、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他们有较强的职业能力、较好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经济收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虽然“白领”、“小资”、“中产”的核心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不算很大(估计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0%)，但是，由于其政治参与的动力和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社会阶层，通过互联网其社会影响成倍放大。实际上，在现存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下，网络意见阶层所形成的民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公共舆论和民意，而这个“民意”背后的核心群体，正是由“白领”、青年和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具体来讲，网络意见阶层是由网络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网站管理者以及众多的网民和“粉丝”构成的网络政治社群。
第二，网络社会中间层的数量。据最新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2次互联网报告[3]，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
依据上述对社会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属性的认识，结合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我们从职业、年龄、收入与学历等方面对网络中的社会中间层作一具体分析：
从年龄看，如果以30岁到59岁作为中产阶级活跃的年龄段的话，那么，它占到了网民总体的43.9%；从学历看，如果以大专以上作为标准的话，占到了20.3%；从职业看，依据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的分类，我们将企业公司中的一般职员(占10.6%)、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一般职员(占3.9%)、专业技术人员(占6.8%)、加上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17.8%)四者合计，共占比39.1%(其中，不包括网民中规模最大的学生群体，其占比为26.8%)；从收入看，我们将月收入在3000元到8000元的视为中等收入者，占到了24.5%。在收入、年龄、职业和教育水平这四项指标中，年龄属性的“中间性”比例最高，为43.9%；其次为职业，比例为39.1%；再次为收入，比例为24.5%；最低是学历，比例为20.3%。
目前，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几项重要研究对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比例的估算差距很大，如果综合收入、职业、年龄和教育程度这几项指标，最乐观的估算也不超过20%[4]17。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网络中的中产阶层按比例最低的学历标准算也达到20%，按比例最高的职业标准算则达到43.9%，如果将各项指标取一个中间数的话，大体可以说，中国网民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属于社会中间层，总数接近2亿。
如果把网民中占比达26.8%的学生和社会中间层加在一起的话，两者占到网民总体的近60%。由此看来，青年学生和社会中间层是网络空间的主体人群，他们是网络民主的社会基础和主要参与者。
社会中间层是网络民主的主体，其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中产阶级政治意愿的表达。换句话说，网络民主就是中国情形下的中产民主，至少是中产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三，网络民主的领导者与跟随者。和其他社会群体和组织一样，到一定阶段，网络中出现社会分层或分群的现象是必然的。有群体存在必然有领导者，也必然有跟随者，有发言者，亦必有受众。有所不同的是，网络社群的领导者多是在网民的网络实践中自发产生的，来自于网民的自发认同，其领导地位取决于特定个体的网络活动以及整体网络环境，发言的频率和言论的水平或吸引力，这些方面一旦有所变化，其领导者的地位也难以持久。可以把网民群体大体分为三类人：一是网络意见领袖；二是网络红人；三是网络受众。
所谓网络意见领袖，简单地讲，就是能影响或左右网络舆论的人。网络意见领袖通常都具有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敏锐的观察力和批判意识。公共知识分子或网络公共知识分子是网络意见领袖中的主要成员，很多时候网络意见领袖与网络公共知识分子可以看作是同一类人。
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发现，大量的信息是经某些活跃分子中转或过滤，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大众的。这些活跃分子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互联网作为集各类媒体之大成的综合媒体，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空间，也产生了比以往多得多的意见领袖，特别是博客和微博出现以后，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快速扩大，但是，数量却不是很多。
有专家估计，在目前中国5亿多网民、3亿多微博用户中，网络知名度高、具有巨大影响、能够耳熟名详者的网络意见领袖至多也就几百人[5]。据人们估计，最新火爆的新浪微博，粉丝超千万的“大V”有80多人，超百万的有2000人左右(也有人估计有3600多人)。网络意见领袖来源多样、成分复杂，思想观念、知识背景也各不相同，既有知名学者、社会名流、演艺明星、媒体人、律师、公益人士、政府官员，也有出自草根的社会底层人士、社会边缘人士。他们一般都在大型门户网站有自己的博客、微博，经常对社会公共事件、公共问题发表见解。他们一般都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或生动活泼、或辛辣尖刻、或直抒胸臆、或幽默风趣，总之，网民都很爱看。随便就可举出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意见领袖，如方舟子、李开复、韩寒、任志强、潘石屹、王石、李承鹏、五月散人、宁财神、张鸣、陈有西、孔庆东等等。从他们的政治取向或与政府的关系上看，多数网络意见领袖或处在体制之外或离政府较远，不管其立场和观点如何，他们言论的基调多属社会批评。网络意见领袖也不乏行动力，在言论之外，许多人也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近年来，在“微博打拐”、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等事件中，一批知名网友的动员作用十分明显。
据研究，美国微博客“推特”上，虽然2万名“精英”用户比例不到总用户的0.05%，但是，却吸引了几乎50%的注意力。中国的微博也有类似的情形，在互联网上一般人虽然很容易表达观点和立场，但是，少数知名网民的看法却引领着公众的价值评判，在拆迁、上访、事故灾难等事件上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更为突出。
目前，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社会逐渐分化，形成了许多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和博弈也越来越公开和透明。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改变了过去由政府和官方媒体主导新闻宣传和社会舆论的格局。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利益冲突、文化冲突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不断高涨的民意和对公正正义的呼唤，社会的宽容度也在增加。精英、大众、政府、利益集团同台博弈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网络公共知识分子是网络意见领袖中的主要成员，但是，与所谓意见领袖宽泛的定义不同，网络公共知识分子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他们一般都将专业知识用于公共事物的讨论；二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在现实社会的学界和社会上已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家和学者；三是在他们言论与观点的背后常常能够看到各种“主义”、“理论”和政治取向；四是他们不但会影响舆论，而且还可能会影响学校的学生。这样说来，网络公共知识分子是网络意见领袖中社会影响更大、更持久的一类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为大众所知，始于《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七期特别策划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该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相当高调：“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6]此后，从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到2011年共8期，共750人入选①。
“草根达人”或叫“网络红人”，属于网络群体中的“中层领导”。顾名思义，“网络红人”是通过网络传播而出名的普通人，他们常常借助于某个网络公共事件或者某种网络公共行动而被网民迅速关注而走红，换言之，没有网络也就没有网络红人。他们多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边缘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一般不高。个性、另类与恶搞是他们走红的主要原因，加之网络的放大效应与广泛传播，一时尽人皆知。网络红人走红背后的原因是由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以及看客等一系列心理因素和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有的“网络红人”的出现是无意为之，有的则靠网络推手的炒作和策划出名。如果说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有更多的理论和理性特点的话，“网络红人”、“草根达人”的言论和行动则有较多的情绪化、非理性、表演等特点。他们的政治作用主要不是在于直接正面的言论和社会批评上，而是在于他们的言论和网络作品对某些主流观念的解构作用，即通过娱乐恶搞等方式间接表达不满和抗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网络红人看作网络中平民政治的代表。与时尚消费一样，网络红人也常常有季节性，流行一过就可能销声匿迹，但是，网络红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不会消失，此起彼伏，反复发挥其社会影响。从最早的如痞子蔡，到后来的芙蓉姐姐、木子美、胡戈、后舍男生、李寻欢、安妮宝贝、慕容雪村、老榕、流氓燕、竹影青瞳等等，各色网络红人不断涌现。
网络跟随者或网络围观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群体。在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之外，绝大多数的网民充当了网络中的跟随者(粉丝)和围观者(受众)的角色。青年学生是信息技术最热烈的追捧者、使用者和实践者，也是网络空间中人数最多最活跃的人群，许多时候正是他们扮演了网络跟随者的角色。以最新的微博用户来说，在我国3亿多的用户中，青年占了绝大多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关于网上博客和网络社区的报告，微博的主要用户是学生，其中，32.5%为高中生、23.6%为本科生、21.1%为研究生，按年龄分，45.7%属于“90后”、40.8%为“80后”。
(三)网络政治过程的中介性
网络政治既是媒介政治的最新发展阶段，又是具有超越媒介政治的新的政治功能。网络不仅为政治表达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渠道，而且为公共舆论的产生提供了互动、交流、争论的场所，而随着社交网站的出现，作为社会场域，网络正在成为各种政治利益和观念的人聚集成员、形成政治意愿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在网络空间中，显露出公民社会的雏形，为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寻求政治表达、展示政治存在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网络既是公共领域，也为党派和各种政治利益群体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政治已经成为当代政治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互联网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表达和传播。表达就是用语言、形象和行动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表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陈述经验事实；一类是表露情感和意愿。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的极大丰富、表达的极大便利和传播的快速廉价。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互联网从综合媒体发展到了自媒体时代。个体成为集受众、传播者、评论者多种角色为一体的复合个体或多重个体。
每个有能力上网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发表言论、与他人直接互动。文字、图像、视频等表达方式都很容易实现，网络签名、围观、跟帖等网络行动表达也很普遍。表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简单而便捷。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网络民主首先是一种表达民主，或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是一种“话语民主”，人们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形成政治共识。
表达与信息公开是政治民主的前提。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网民、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传播信息；二是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
在我国，政治过程和政府过程过去主要是在政府内部封闭运行，媒介主要作为政府的喉舌负责向公众宣传。公众的声音和意见，不同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声音很少能够在传统媒体上听到或看到，这种现象随着互联网特别是最新的微博的出现得到了很大改观。网络民主媒介化或中介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贴、跟贴、个人空间、微博、博客等既是个体表达的工具，也是个体参与公共事物、形成公共舆论的基础。通过网络的传播、议题设置和舆论放大效用，个体言论尤其是网络意见领袖的观点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无数公众的高度关注，原来只是个人言论的东西一下子就成为公共舆论，网络“自媒体”马上就升级为社会“公器”，个体表达与传播也就具有了公共性和社会性。
表达也体现了个体权利。理论上，网络空间中每个人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在社会中由于地位、地域和经济条件所限不能或不方便表达的意愿在网络空间中相对较易实现，互联网使公民的表达权现实化和可操作了。
其次，表达也是政治社会现实的反映。目前，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可以对网络表达在个体层次、群体层次和社会阶层等层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发现社会中不同个体、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政治态度和政策取向，也可以发现不同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的冲突和对立。由于网民海量的言论所形成的网络舆论对政府、企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还出现了一种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的新职业——舆情分析师。
再次，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其他公共表达渠道的缺乏，网络中批评言论和负面情绪较为集中，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时有发生，类似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仇恨与偏执言论有时确实令人震惊。然而，由于网络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群体，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影响到网络空间整体的舆论导向，这不仅是由于网络开放性的技术特点所致，而且是由于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导致利益与观念的多元化，企图定于一尊的想法已很难实现。相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网络群体或网站相互之间竞争的结果，才更接近于真实的民意。我们不能因为特定网络群体或网站的极端言论就给网络空间戴上非理性的帽子，也不能因为网络谣言的出现就否定网络作为公共舆论生产者所起的重要社会作用。
第二，网络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是网络民主形成和发展的核心环节。网络空间平等、自由沟通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哈贝马斯对理想的公共空间的描述。作为信息化条件下公共领域的主流形态，网络公共领域不但给公共舆论和民意的生成提供了条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摆脱传统媒介商业化、娱乐化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制约，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共舆论的自主性表达和自发的政治参与，从而成为培育公民身份和建构公共性的最重要方式。网络公共领域超越媒介政治的地方，首先在于它已不再单纯是信息传播的渠道，而是一个类似于市政广场和公民议事厅的公众汇聚场所。更重要的是，网络上的公共领域不止一个，不同政治利益和观点的人群在网络上很容易集结起来，形成不同的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所体现出的公共性、多元化和差异性既是网络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通过网络实践民主的重要条件。
第三，政治集聚与代表性。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不仅能够使不同意见平等交流形成公共舆论，而且能够将相同政治主张和利益的人通过网络联系和聚集起来，从而扮演了不同政治利益代表的角色。类似政协中的界别代表一样，有些网站和网络意见领袖也扮演了特定社会群体代言人的角色。
由于减少了集体政治活动的成本，互联网的这种政治聚合功能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和新兴社会群体而言意义更大。比如，妇女组织、环保组织、慈善团体等社会组织经常通过网络表达意愿、进行政治动员，采取集体行动。
目前，在网络空间各种各样的兴趣群体、关系群体、利益群体、职业群体、地域群体大量涌现，形成了越来越多类似于公民社会里的社群组织。网络的政治集聚功能使正在经历分化、碎片化的当代个体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新的认同感、归属感，并为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
互联网在中国的民主功能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是民主的催化剂，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普及，其政治影响也难以控制，类似西方式的民主或不可避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必然会受到政治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的多重制约，认为互联网将对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7]。
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互联网在民主政治进程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正面影响远大于其负面作用。与那种认为中国中产阶层“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观点不同[4]91，网络中层民主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中间层和青年为主体的网络政治参与者通过公共舆论和网络问政等方式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
中国的网络民主是一种中层民主。在结构上，网络中层民主在高层政治与基础民主之间通过公共领域的建构形成了公众舆论和公共参与空间，这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从主体特征看，网络中层民主主要反映了城市社会中间层的民主诉求和政治意愿；从政治过程的机制看，它依赖了互联网和媒体所构建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官民互动机制；从民主形式看，它具有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大众民主的某些特征，对法治、公平与平等的追求构成了网络中层民主的主基调。
在很大程度上，网络中层民主正是贝淡宁所说的民主的实验空间的实验结果，所不同的是，这种实验在许多方面已经突破了所谓的上层贤能统治、基层实行民主的模式。同时，网络中层民主对民主发展路径的探索也与增量民主等有关民主发展路径选择的观点有所不同。比如，增量民主理论认为，应“优先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此带动社会民主和高层民主”，“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8]。网络中层民主的实践表明，体制外的民主实践在某些方面正在超越先党内后社会、先基层后高层的思路。在高层政治和基层民主之间，网络中层民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即通过官民互动等方式，网络民主向上对高层政治和党内民主产生推动和影响，向下对基层民主起到了某种引导和扩展的作用，网络中层民主为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民主建设框架提供了参照。
当然，作为一种最新的民主实践，网络中层民主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在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网络中层民主确实给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想象空间，其今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①注：由于有人多次入选，实际人数少于7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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