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范式与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基于新中国70年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思*
王海锋
[关键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中国70年；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一在于，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走出自我的理论独尊和思想封闭，积极展开与各种学术思想的“对话”，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并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理化的要求、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要求以及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交流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各自思想性质、特征的基本定位和判断，在于会通“结合点”的选择。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已开始，但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对话”才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有基于“译介和人物研究”，客观认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才能在“对话”中实现理论自觉和问题自觉，确立研究的主体性，占据理论的“制高点”和“话语权”，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成为可能。
不同思想理论或学说之间的对话，是学术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不二法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在现实的维度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在学术理论的维度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成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一在于，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走出自我的理论独尊和思想封闭，积极展开与各种学术思想的“对话”，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并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我们认为，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理论资源，展开积极的思想“对话”必将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但是，基于“对话”范式的学术理论资源的借鉴，则要注意诸多问题。这里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2)有效解决国际贸易收支平衡问题。将融资租赁运用到国际贸易中，可以增加出口贸易的数额，提高货物出口质量，从而保证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换句话说，就是融资租赁能够解决贸易中遇到的困境。其一，融资租赁能够调整各国的贸易形式。也就是说，租赁企业将相关设备承租给别国的承租方，从而使本国的设备走向了国际。其二，融资租赁能够减少交易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加本国贸易出口数量。其三，若某个国家要增加自身的进口数量，就可以从国外购置设备承租给本国。采用该种方式能够使本国的产业结构得到全面调整。其四，融资租赁还可以调整各国投资的外储。因为融资租赁无法获得国外股权，所以，采用外储的方式进行间接投资[5]。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中西方的文明对话古已有之，但真正来说，近代以来的文明对话更具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就是诞生于西方的学术，但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变革中国的同时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并跃升为中国道路探索的重要思想智慧。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刻困扰着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制度的、技术的)知识便成为有效路径之一。不同于20世纪初学术界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向西方学习”相对呈现出“沉寂”的景象，这是特殊的历史境遇造成的。
打破上述景象的，则是改革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往被批判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西方哲学代表人物、著作及其思想均被引入，并在中国人渴望获得西方学术思想滋养的助推下，在80年代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相应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以亚(里士多德)解马”“以康(德)解马”“以黑(格尔)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等研究方式纷纷涌现，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向何处去”的追问中，这种与西方哲学对话、进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化”的进程中实现其理论的创新成为一股热潮，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创新的逻辑理路。
在我们看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引入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并积极展开对话，主要基于如下的考量。
一是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理化的要求。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学术界摆脱苏联传统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在“学术理论”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的学理化探讨。按照学者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资源。作为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容、思维方式以及解释框架，尤其是使用的概念、范畴、话语方式等，均与西方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因此，学者们认为，现有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是要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西方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凸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更为关键的是，伴随着学界对基于苏联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批判，在文本解读基础上从物质本体论转向实践本体论、从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存本体论，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在这种研究场域中，一些学者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属性”，希望将其思想纳入到西方整体的思想史背景之中，揭示其思想所蕴含的“继承性和独特性”特质，在比较对话中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反思，一些学者在概念变迁的意义上，将实践概念诞生的源头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并由此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和观念变迁中重新审视“实践”的真实内涵。再如，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上，学者们在西方整个政治哲学尤其是近代卢梭以来的政治哲学谱系中探索其主要观点、核心问题的演变过程，从而在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下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加以考察。更有甚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阐释中，借助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原则和方法论，对其展开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本—文献学”的创新路径。当然，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做出贡献的是，学术界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史境遇中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探索。学者不仅在宏观层面比较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继承性和差异性，更在微观的层面比较了两者在辩证法、历史观、现实观、政治哲学观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又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应该说，上述的“对话”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话”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认识，拓展了其理论来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示了其思想的内在魅力和当代性。
二是满足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要求。正如前面所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既是学术界理论自觉的成果，更是现实社会发展的结果，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世情相结合、与中国的具体问题相结合，最终实现了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以新的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的根本原因。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其实也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我们在现实的层面遭遇到一系列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经济改革的问题、文化体制创新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消费主义兴起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价值观变革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一方面，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则需要向西方学习，引介西方的学术理论资源，进而为破解中国问题提供思想指南。例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的生存方式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发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阐释和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关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在生存论的视域中，开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丰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再如，一些学者发现，在中国所进行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其实在西方迈向现代化的路上也遭遇过类似的问题，如，消费主义的问题、大众文化的问题、现代性危机的问题、生态文明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等等，因此，积极地引入西方学术理论资源并展开“对话”，就成为必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问题”层面上展开的“对话”，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事实证明，这样一种“对话”的确丰富了理论资源，开拓了理论视野，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学术创新”转向“问题破解”，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进而推动了中国道路的探索。
All authors declared that there are no con flicts of interest.
图1为滨水动态人文景观类型划分的技术路线图，并按照日常型和节庆型两大类型，对传统老广州曾经存在的滨水动态人文景观进行了初步的全面整理[12-24]。
三是满足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进行学术交流，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增强中国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要求。客观地讲，纯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实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学术思想被大规模地引介，中国学者也积极阅读、研究西方学术经典著作，并试图在对“西方理论”研究上，与西方学者一比高下。例如，国内的康德研究，逐步从文本译介转向对康德某一范畴(如“想象力”“物自体”)、命题(如“为理性划界”)的理解，并在这些问题上发表独到的见解；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则是通过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的比较研究，与西方解读类似问题的学者展开平等“对话”。较之于改革开放前的冷战思维主导下的“敌对”格局中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后相对“超意识形态”层面的“对话”，使得中国学术在与西方学术展开同台竞争中，逐步走向世界，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两组患者疾病知识掌握度、生活方式改善度、按时服药率、血糖达标率均有改善。干预后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改善效果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回顾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深度，深化了问题意识，而且将这一研究引入新的阶段。宏观地看，这些价值体现在，一是在思想史的维度中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丰富了其思想的内涵。例如，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反思，科耶夫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思考，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探讨，等等，都为学界所关注，并借鉴其思想资源，深化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二是在与现实问题的互动中，拓展研究的视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成就之一在于，国外学者们看到了所处时代的现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因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适度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对其所关注的问题作了独到的阐释，有效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例如，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对日常生活的探讨、对消费的关注、对城市问题和空间问题的讨论、对金融资本的关注，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启迪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紧跟时代的变迁，关注现实生活世界中出现的问题，跳出单纯的经典文本的解读或原理的阐释，探寻新的理论生长点或问题域。三是问题导向的确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有着独到的理解。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紧紧围绕“问题”(理论的或现实的)展开学术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的钩沉中不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等等，这些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无裨益。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对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在现实层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问题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4) 为了论证更为集中，对象更为明确，文中我们主要分析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 “对话”(会通融合)。这实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对话”范式的另一维度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5)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这启示我们，在理论层面，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然依赖于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对话”——会通融合。
梳理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关系的讨论，大致包括：“排斥说”“会通说”“并存说”“综合说”以及“主辅说”，等等。在每种论说背后，其实隐含着不同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追求。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顺利实现中国化，儒学进入现代并顺利实现创造性转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会通融合。例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基于自身的儒学理论背景，以“中国向何处去”为核心问题，逐步接纳和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进而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中国思想变革的先声，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儒学研究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源，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学的创新性发展。
看过电影《女生宿舍》的观众，一定对片中的女二号——因心生嫉妒而手段残忍的方慧茹，有着很深的印象。她一面是温柔可人的女同学，一面又是心机暗藏的女凶手，这个人物性格复杂的“双面娇娃”，就是赵多娜在2014年所诠释的一个角色。和她过去的演绎不同，这个人物让赵多娜对揣摩人物性格，挖掘人物内心活动有了更多的体悟。她说：“虽然不能说方慧茹是我饰演的最满意的角色，但她让我更加‘钻入’角色，尝试从人物内心出发，去理解、去塑造。这是一次宝贵的成长。”
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学界在一些方面找到了“结合点”，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友兰、贺麟等儒学大家逐步在思想上和学理上认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又如，学术界对儒学思想中蕴含的价值观、人生观、民本思想等作了深刻揭示，以之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民本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又如，有些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传统儒家论及的“义利之辨”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当今社会之需要的“义利统一”或道义与效率统一的原则，使儒学的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确实可以形成“健康的互动”。(9) 李存山：《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和杜维明先生对话》，《哲学动态》1999年第4期。 再如，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之间的深度融合，同样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时代课题。在这方面，儒家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或可为面向未来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渠道或路径、扩大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提供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借鉴。(10) 李翔海：《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终极关怀比较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也有学者强调，也许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纠正：儒学必须特别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学是十分欠缺的；必须克服儒学过于重视“人治”，而无视“法治”，也就是说要克服“道德至上主义”。那么，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补充和纠正之处呢? 至少也有两点: 一是“要重视传统”；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11) 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 推动文化创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这些都表明，超越“应该”层面的探讨，并找到切实的“结合点”才是会通融合的关键。
当然，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儒学热”和“国学热”引发的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集中表现为试图以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极致的表现是“政治化儒学”或“儒学国家化”。又如，少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急于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精神资源，积极向儒学靠拢导致的失却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问题。再如，少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强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不加以区分地对儒学进行强制阐释，导致“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客观地讲，这些现象的发生，表面上看，似乎促进了二者的会通融合，但实际上却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
优秀的经典作品总是从人类生活中汲取力量，又将这种力量化为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西行漫记》记录的不仅仅是红军长征中的那些人，那些事，而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长征精神，许多故事会在历史的长河里慢慢褪色，而永恒存在的是情操、信仰、奉献、牺牲，是不朽的红色精神。
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会通融合的结果，它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或者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形态。因而，任何试图以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子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它违背了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恰如有学者所深刻指出的，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表明，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合法性不是以是否儒学化来证明的，而是由它是否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来证明的。我们不能简单采用儒学的话语系统，将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学化作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成功的标准。(6) 何萍：《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关系的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6日。 在这个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关键的节点就在于，能否在会通与融合中破解中国现代化问题乃至人类性的现实问题。
具体来讲，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关键在于破解如下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我们研究的路子就应该严格按照他们所指出的路来走，相反，对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论自觉。例如，不能仅看到其理论观点，而要看到其理论的时代背景和根本主张，尤其是要通过对思想本质的把握，认识到其理论的本质属性，认清其是否歪曲了、拔高了或者矮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按照戴维·麦克莱伦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针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所做的哲学思考”；(16) 戴维·麦克莱伦：《西方马克思主义》，载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主编：《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徐卫翔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2、255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力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向前，它力图回到它的黑格尔源头，向后，则试图吸收晚近社会学方法尤其是韦伯所给予的启发。”(17) 戴维·麦克莱伦：《西方马克思主义》，载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主编：《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徐卫翔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2、255页。 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不仅要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失败了吗？它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学吗？这种“哲学思考”究竟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何方？他们是“如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是否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错误的研究路向。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各自思想性质、特征的基本定位和判断。客观地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是代表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理论话语体系，其所关心的问题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儒学是诞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理论体系。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知，以便找到新的切入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否认这种对立是错误的。但它们之间除有对立的一面外，还有互相契合、互相补充的一面。……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发展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两大文化、文明相结合。”(7) 许全兴：《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在这个意义上，“对话”的前提是对各自的理论有所熟悉，进而指出其异同，找到会通融合的切入点。
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划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译介阶段(1982—1992年)。学术界开始译介早期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理论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系列丛书的出版，这套书为学界全面认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研究的问题以及方法论原则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一时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著作的译介和思想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加以批判。当然，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开拓视野、加深了解”的批判也顺带推动了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第二阶段思想阐释阶段(1992—2002年)。这一时期，学界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态度由简单“拒斥和批判”转变为“理性对待和研究”，因此，一大批由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出版。尤其是伴随着诸如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主攻东欧马克思主义)等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三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2002—2012年)。这一阶段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神，2005年，国家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尤其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增设为二级学科。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迅猛发展起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高校博士生论文的选题，都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要方向。一大批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物、思想研究的论著出版，整个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第四阶段(2012年—今)理论研究的自觉阶段。此时一个显著的标志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逐渐意识并追问，我们极力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根本目的何在？是仅仅为了将其作为对象加以研究，还是为了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学术的研究，还是满足现实的需要？基于这些思考，学术界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一部分人开始理论地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旨归；另一部分人在逐步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抽身出来，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试图在“平等对话”中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创建“有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受到过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滋养的部分学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和现实问题的观照，并作出了“独特”的理论阐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二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对话占据了上风，以单纯的文本译介和人物为个案展开的研究逐步为学界所淘汰，而那种译介文本和研究文本、人物的研究方式则被逐步视作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备的一个阶段和过程，而不是最终目标。
二是基于上述判断基础上的二者会通的“结合点”的选择。毫无疑问，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理论表达，不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存在相通之处的。作为西方文明之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的儒学虽然有着各自的关注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共同的聚焦点。例如，儒学关心伦理层面的人的成人、成圣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心的现实世界的变革和人的解放问题。二者似乎都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放在理论的中心。因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不是能不能会通的问题，而是如何会通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关键是要找到“结合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哲学传统上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之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同为中国哲学的关键。”(8) 李维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点》，《理论视野》2008年第12期。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和现实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羁绊，走向哲学自我的反思和理论建构，因而，不再拘泥于自我的文本解读，而是逐步转向理论的“对话”，这就包括了与儒学的“对话”。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延续其积极向儒学借鉴理论资源的传统，希冀在“对话”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学界的共识。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儒学研究者意识到，已有的现实根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在理论的层面，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都是其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思想资源。因而，儒学向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靠拢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会通融合就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学术态势之一。
当然，这种会通融合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也是一个挑战。例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对接”，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既熟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又及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洗礼。又如，一些学者认为，从基本立场、思想内容、发展路径、解释方法等角度梳理，当代儒学的发展形成了保守主义儒学、马克思主义儒学、自由主义儒学、理性主义儒学四大流派并存之格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能不能对上述四大流派及其思想作出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进而找到真正的“结合点”，恐怕并非易事。(12) 李承贵：《试析当代儒学流派的基本格局及其走向》，《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客观面对日益兴起的“儒学热”。我们应该清晰地意识到，作为一种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理论体系，在与其所适应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整体性地发生剧变之后，我们是否还需要流连于过去？换句话说，建立在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学说有着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结构，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旦这一结构(如宗族制度)走向瓦解，其所依赖的社会现实基础必然发生变革，那么其理论的当代现实根基又何在？其理论现代转化的方向何在？这都需要我们做出探索和回答。因而，对于当代中国儒学来说，只有适应时代的变迁，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才是上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实根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3)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9/c_1116871619.htm.
在我们看来，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在理论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是，理论如何满足现实的需要问题。因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对话”，就不单纯是理论创新的需要，更是现实变革的需要。事实将证明，只有以“问题”(理论的或现实的)为中心或“切入点”，即在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时，从各自的理论资源出发，发挥各自的理论优势，才能在学科协同中实现会通与融合。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革命家和哲学家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政治家和思想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思想家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和学者所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正是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适度接受苏联哲学教科书所确立的基本原理，并创造性地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对话”中逐渐“构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念和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14) 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 话语体系，取得了理论的“制高点”和“话语权”，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成为基本共识。
毫无疑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已经开始，且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就。其主要体现在“初步译介上，研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尚未真正展开。”(15) 张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从学术的层面看，真正的“大规模的、系统性的”理论对话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82年徐崇温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在此后近40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互动中，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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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主张，在西风劲吹、西方学术思潮此起彼伏的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要展开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话”应该是摆脱“学徒”心态，(3) 吴晓明：《中国学术要有自我主张》，《人民日报》2017年6月19日。 以“问题”为中心的，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的，以推动学术理论繁荣和现实变革为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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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展开的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简单依赖以哲学原理教科书为阐释框架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的学术图谱，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使之能够自信地与当代西方学术对话。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以亚(里士多德)解马”“以康(德)解马”“以黑(格尔)解马”“以海(德格尔)解马”等研究方式，在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学学性的同时，导致其不同程度地退回到“观念论”哲学的境地，导致本来已经超越“思辨形而上学”或“经院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返“形而上学化”或者“经院化”的致思理路。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再简单地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理论，而是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学说，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但是，过度的“西化阐释”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被打扮得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却越来越远离自身的理论旨归，这实则不是彰显而是矮化了其理论的伟大意义。同时，由于一些学者对于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导致我们的研究几乎成为西方学术的“搬运工”。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虽然这种学术‘搬运工’或‘学徒工’的工作，对于当下中国学术资源的引进，对于构建中国学术的多元结构和生态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引进，而非原创。如果不能把这种引进变成资源的消化和方法的习得与会通，从而转化为对于中国本土问题的深耕和探究，那就只能长期充当西方‘学术搬运工’的角色。”(1) 徐俊忠：《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序言》，载宋婕：《中国革命的现代变奏——毛泽东革命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页。 因此，我们倡导应该以理性批判的视野审视西方哲学并与之展开平等的对话。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以西学解马’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启蒙主义’式的解读；一种是以西方现当代哲学为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解读”，(2) 陈学明、马拥军、罗骞、姜国敏：《论新时期中国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 并认为这种解读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最终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背离。对此，我们亦有同感。
这启示我们，如果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少立场、缺少批判性、缺少主见，那么我们只能被国外马克思主义牵着鼻子走，无论讨论的问题还是所使用的方法论原则，都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有人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视作根本标准，那么，以其为标准的“衡量”就可能会遇到更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倡导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依然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在积极借鉴其理论资源的同时，对其一些流派、说法，要时刻保持警惕。
按照我们的浅见，判断一个所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或者(一位)学者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学者，大体有五个指标：一是它们或他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人类所遭遇到的问题？二是它们或他是否依然保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对人类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后创造出的文明新类型充满信心？三是它们或他是否认同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将之视为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新大道，或者承认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或维度？四是它们或他是否认为，人民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一切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应该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五是它们或他是否认为，人类的文明、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西方并不是世界文明或文化的中心？回答好上述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坐标，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许才有“未来”可言。
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真正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成冲击和挑战，并不是西方某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流派，更不是保守主义性质的儒家学说，而是部分“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即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所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它使得一部分中国的学者忽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阅读，忽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和时代背景的考察，而简单迷恋其理论观点，甚至未经批判地加以接受，置其价值取向与理论指向于不顾，而以之为准绳裁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以之衡量中国的现实、分析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应该说，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绝对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事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开始做出理性的思考和探索的时候，当我们对未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不再是单纯的“照着讲”的学术史梳理，而是基于思想史的、关照现实的、“接着说”的思想创造的时候，当给我们理性自觉之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而不是思想指南的时候，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走上了正道。
余 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局限于自我的理论反思，而是在与各种思想资源的“对话”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由此在理论自觉与主体自觉中形成了“对话”的研究范式。尽管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对话”不充分、对话“主题”不集中、“对话”论域不对焦等，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对话”范式主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理的基本价值，开拓了研究的问题域和理论论域，贴近了现实的巨变和流变，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有力理论武器。
“百善孝为先，难得啊，难得！如此兵乱，你们长官还记得孝悌，就凭这点，见了你们赵长官我就想请他喝一杯。这样吧，这一带地形我们熟悉，加上昨天刚从龙游过江，对鬼子布防也比较清楚，我们负责把你们护送到峡口、杜泽、莲花镇一线，只要穿越鬼子防线再往西，应该就能看见衢州城。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话”范式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我们所讨论的论域之中，还有几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术理论的“对话”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开创者所开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例如，艾思奇、李达、冯契、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创新，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表现。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三种主要理论思潮的关系。这主要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西方学术思潮，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儒学复兴思潮，以所谓“回归马克思”为旨趣的“碎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潮。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类社会思潮的斗争。如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思潮、复古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等社会思潮的斗争。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乃至自然科学(实验心理学、生物学、考古学、大数据分析)等的“对话”。关于这点，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因为，在当前的时代境遇下，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单独破解人类遭遇到的问题，学科交叉、“超学科”意义上的问题研究才是正道。限于篇幅的关系和笔者的学识，在这里，我们只将问题提出来，待以后有精力的时候加以研究。
哲学家冯友兰强调，“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有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18) 冯友兰:《新理学》，三联书店，2007年，绪论第1页。 由此，他提出了学术研究的“接著讲”和“照著讲”的方法论原则。在我们看来，“对话”范式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过“对话”，从掌握原理回到学术研究，从学习知识走向思想创造，从“照著讲”走向“接著讲”，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一种地域性知识的生产推向一种“世界性知识”的生产，真正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世界的文学”、(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以及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智慧。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真正引导“接著讲”的，不单纯是理论需要，而是现实的需要。在我们看来，隐含在“对话”范式背后的隐性逻辑只能是“现实”的逻辑或实践的逻辑。当现实向人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回归文本，重启对话，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回答并破解现实提出的问题，才是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
The “Dialogue ”Paradigm and th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thinking the Status Quo of New China ’s 70 Years Academic Research
Wang Hai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New China 70 years; Western philosoph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y; “dialogue” paradigm
[Abstract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ne of the innovations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is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the textbooks of Soviet philosophy, and actively carry out “dialogues” with various academic ideas, forming a research paradigm of “dialogu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paradigm, Marxist philosophy has gradually moved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cademic arena. The key to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onfucianism” lies in the basic positioning and judgment of the respective ideological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onfucianism, and the choice of “combination poin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China,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styl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y has begun. However, on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dialogue” showed a trend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Only based o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character research, objectively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foreign Marxism, can we realiz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in “dialogue”, occupy the “high point” and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ory, and make “Marxist philosophy study in China” possible.
[作者简介] 王海锋，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1978—2018)”(项目号：18BZX01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孔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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