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及策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谁也无法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与积极利用外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外出口的快速增长，生产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劳动就业机会的逐步增多，外资功不可没。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外资利用数额的大幅提高，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重复引进，降低外资的利用水平，外资企业的增多使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很大威胁，客观全面地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制定外商投资利用战略的前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80年建立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开始，到1996年6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7万余个，协议利用外资4367.1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02.10亿美元。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累计12.1万家，就业人数达1700多万人。我国成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在全世界也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
进入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特别是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志巡讲话以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吸收外商投资的热潮，吸收外资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个新的大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已涉及到石油、煤炭、交通、通讯、冶金、机械、汽车、电子、化工、建材、轻工、纺织、医药及房地产等国民经济部门。金融保险、对外贸易和商业零售等一些原来不对外开放的领域也进行了有条件的开放和试点。一些过去不允许外商涉足的部门，如航空、货运代理等也开始允许外商投资。1991—1995年各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为44亿美元、111亿美元、275亿美元、337亿美元和380亿美元，五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147亿美元，是以往10多年利用外资总额的6倍。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开始进行入中国。
近几年来，外商来华投资项目规模有所扩大，项目质量有所提高，项目平均协议金额由1991年的93万美元提高到1995年的247万美元。1995年批准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已有1721个；同时外商投资结构不断改善，工业性项目占78.30%，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和资金技术密集的大中型项目正在兴办；国际知名的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积极，美国IBM、摩托罗拉，德国汉莎、荷兰菲利浦和日本松下等大跨国公司纷纷对中国做出中长期规划。目前全球5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已有200多家来华投资。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直接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外商投资的增长，不仅激发了国民经济的活力，推动着国民经济不断走向新的高度，而且对加速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
效果之一：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超前增长。近年来，外商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沿海地区发展的重要来源。1991年至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重逐步增长，分别为4.5%、8%、13%、18.3%和16.1%。上海市每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92年到1995年四年中均占30%左右，福建省1995年实际利用外资已占该省固定资产投资额的51.6%，广东省占35%。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迅速提高到10%，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限于原始的经济增长。据统计，1995年中国出口额和进出口额分别相当于1990年2.40倍和2.48倍，1995年外商投资（不包括对外借款）实际利用额是1990年的10倍，年均增长率58%。
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也刺激了出口额和进口额高速增长。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098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9.1%，其中出口469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1.5%；进口62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47.7%。
效果之二：引进了一些先进适用技术和设备，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改革开放后，十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一些先进适用技术，填补了我国一些技术空白。如：通讯业、电梯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这些行业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后，与国外相差20—30年的差距，大大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里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轻纺、家电行业引进外资后，通过吸收消化先进的技术，发展了一批国内短缺或是国内生产质量低、产品质量长期不能过关的产品，如彩电、音响设备、微波炉、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现代食品、装饰材料等，既繁荣了市场，也使人们消费水平在短期内上了新台阶。
效果之三：增加了财政收入，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在解决沿海地区就业问题和接纳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以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为主体的涉外税收达1500亿元，其中1995年为659.6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2.27%。在全国各类税收中增长最快。不仅如此，27万多家外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1700多万人的就业，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积极利用外资创造就业机会，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就业的一个有效途径。
效果之四：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最明显的是反映在旅游宾馆业，通过合资合作经营，引进了国际上一流饭店的管理和人才，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多地方的服务管理水平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为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营销、人事、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成功作法，也大大促进了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进，加快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效果之五：蕴涵了对经济社会体制变革的重大影响。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成功地引进了经济运行中的国际惯例；引进了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经验和微观运行机制；“三资”企业的成长壮大，对我国的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外贸外汇体制以及整个市场运行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配套法制的建设；引进外资还有助于我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的生产分工，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而保障了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条件下偿还外债能力的增强。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工业发展
1995年，世界最大的微型轴承生产商日本NMB公司在上海的独资企业——上海美蓓亚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被批准追加1.5亿美元投资扩产微型轴承。追加投资后，产量将从目前的年产轴承7200万套扩大到近7亿套，其中30%将在国内市场销售。消息传出，国内微型轴承行业一片惊恐。因为，目前国内微型轴承的年产量为2亿套左右，而NMB扩大生产规模后30%的内销产量，已经大大超出目前国内微型轴承一年1亿多套的需求量。曾经为“长征三号”火箭提供绝大部分微型轴的上海微型轴承厂得到消息后，认为这将给整个中国微型轴承行业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其实，因外资进入而倍受恐慌的岂止是轴承行业，很多行业，很多企业在合资浪潮中失去品牌，丢失市场。有识之士指出民族工业已到了芨芨可危的地步，这或许并非危言耸听。
1991年，有着80多年历史的广州岭南饼干厂与外商合资，改名为积士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饼干也由原来的“岭南”牌改为“Jessca”。被评为广东省著名商标的“岭南”牌既没有作价投资，又没有许可转让，而是无偿地“借”给合资企业使用。这样，消费者从未所闻的“Jessca”，就靠着“岭南”的信誉和销售渠道，顺利地进入了市场。
珠海斗门啤酒厂生产的“皇妹”啤酒，在广东小有名气。1993年，该厂以土地、厂房、设备作价，与澳大利亚富士达酿酒集团公司合资，改名为广东富士达酿酒有限公司，中方权益占40%。“皇妹”外嫁也是无价，合资企业在继续无偿使用“皇妹”一段时间后，推出了外商的商标。
“洁花”现象已成为中国名牌消失的一个典型被人广泛引用。作为广州肥皂厂用的洗洁用品上的一个商标—“洁花”，在80年代初期就已享誉全国。广州肥皂厂与外商合资成立了广州宝洁洗涤用品公司，中方把“洁花”作价500万元投入合资公司。虽然是算500万元的投资，“洁花”进了“宝洁”后就如进了冷宫，“宝洁”将它闲置一旁，倾尽全力推销由美国“P＆G”公司提供的“海飞丝”、“飘柔”等牌子。现在广州宝洁公司投入上亿元的宣传费，把原来在中国完全不知名的美国商标宣传成了名牌商标，而“洁花”这个当初全国知名的商标反而变得无人知晓了。
垄断市场，是跨国公司为获取最大利润常用的方法。近几年，一些实力雄厚的外商对我国一些行业、地区有代表性的企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极力想通过收购、合资、参股等手段取得控制权。
“五羊”雪糕在广州家喻户晓，“五羊”商标的所有人是广州人民食品厂。1987年，该厂与广东国际食品公司、香港牛奶公司合资成立了广州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合资后仍使用“五羊”牌。两年前因“雀巢”收购了香港牛奶公司51%的股权，“广冻”的老板也相应换成了“雀巢”公司控股，对“五羊”的去留问题，外商提出要将“五羊”收购过去。
好好的“五羊”雪糕，为什么要搞“广州雀巢牛奶公司”？报悉，“广冻”公司发展二期工程，中方要控股的话没有那么多钱，外商资金实力雄厚，中方争不过外商。
企业发展要增加投资，你没钱增加投入就只好降低你在合资企业中占的份额，这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正是外商寻求企业控制权的一种策略。因为就目前中国的企业实力而言，无法和国际的跨国公司、财团相比，在合资中占不到资金的优势。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曾作过外资在合资企业中不得超过49%的规定，限制了外商对合资企业的控制，现在这个规定早已被突破，前来投资的外商首要条件就是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在老的合资企业，外商也想方设法增强对企业的控制。
外商在控制企业，消灭中国品牌的同时，开始了对中国市场的掠夺。有人预言：再过几年，中国的洗衣粉市场将只剩下“P＆G”控制，“中意”为“P＆G”的合资公司收购，“高富力”商标的使用权也独家许可给了“P＆G”合资公司。利用中国名牌企业的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P＆G”推出了“碧浪”和“汰渍”两种高价洗衣粉。
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中国市场那么大，外商能垄断得了吗？“洋”牌子卖高价，我们国产的走大众化的路子，价钱低一些总会有人买。
十几亿人口的大市场，少数企业要垄断市场确实不易。但是如果我们对国内市场不加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水平不能很快提高，则这个大市场终究会被人瓜分和垄断。
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再认识
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是为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服务的，而这一目标已经达到了。然而面对外资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还需要引进外资吗？首先，我国是世界第二位的外资输入国，到1996年6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共1584亿美元。从总量上看，数量相当大，但与世界吸引外资第一的美国相比，相差甚远。1991年，外国在美国投资的资产总额已达2.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在外国投资1.96万亿美元。专家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再多吸收数倍的外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其次，中国吸收外资额占发展中国家和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总额比重较小，远远低于人口比例。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1995年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市场转型国家的外资资本为16400亿美元，中国仅占13%，而仅有4亿多人口的其它东亚地区和国家却吸收了其中25%的外资。
再次，中国人均利用外资额水平依然较低。据官方统计，到1995年底，中国人均吸收外资额为105美元，而其它东亚地区和国家人均吸收外资额则高达840美元。
最后，从中国国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看，外资所占比重仍很低。1995年，包括外商投资的其它经济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7%。
据有关部门对我国实现2000年经济发展目标的资金需求所作的预算，在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基础上翻两番，需要追加15500亿元的固定资产净投资，而按近几年我国工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国民收入水平计算，到2000年，我国工农业部门只能提供所需追加投资的60%，存在大约40%的资金缺口。况且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劳动力近7亿，相对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资源而言，再加上中国还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需要巨额资金，中国资本资源还是长期相对稀缺的。由此，除了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水平之外，仍要吸引大量外商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之一。
同时，也有人指出，不能只看到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受到冲击，而看不到外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中国怎样换取技术？不让出一部分市场，外资怎么可能到你这里来？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意味着缩小差距。通过引进外资等途径，尽快地把先进的东西变为己有，这是发展的捷径。引进外资和单纯进口产品不一样，外资在国内形成了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最终是中国的，别人拿不去。计算机、汽车等行业，不正是在合资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吗？当初也有人坐不住，惊呼国内市场被国际资本垄断了。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利用外资国，但是，人均利用外资还很少，广大中西部很缺乏外资，外资引进得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1995年，我国外债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2.9%，略低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到1994年底，我国外债债务率（即外债余额与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外汇收入之比）为77.8%，比国际标准警戒线100%低22.2%个百分点；国家的偿债率（即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商品和劳务出口外汇收入之比）为9.1%，而国际标准警戒线为20%。这表明，我国利用外资仍然有很大潜力。
五、调整外资利用策略，优化外资利用结构
引进外资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及消费者，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的“回报”率较低。但是政府并未由此而改弦更张，因为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绝不能再丧失本世纪最后一次机遇。现实的决策是，认真总结18年来外资引进、利用外资中出现的问题，提高外资的利用质量，减少盲目性和负面影响。
对策之一：要尽快调整、制定、落实有约束力和可操作的外资导向策略。对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出口比例的合资企业应在外资股比、进入条件、市场份额等方面制定不同的政策。对一些我国已具备基本技术能力的战略性行业和外资没有带来先进技术及出口能力的项目，应限制外资控股行为。对投资于我国鼓励发展行业和地区的外商，则应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应针对新进入的投资者，也应适用于已有合资企业的扩股、再合资、兼并行为。
对策之二：正确引导外资投向，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尽管我们制定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但还需要研究并细化一些行业的发展政策，以加强产业政策指导的力度。如：我国农业利用外资水平较低，历年吸收外商投资只占总额的2%左右。应加强农业利用外资的力度，并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外商投资的工业企业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加工型、装配型工业，国产化比例偏低。因此，鼓励提高国产化水平，鼓励外商投资为现有产品配套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项目；鼓励外商投资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项目要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对策之三：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工作的全面和全程管理。我国吸引外资工作中一直存在着重引进、轻管理的问题。在合资时外方所做的承诺在以后的生产经营中是否兑现并无专门机构对其负责监督执行；在以后的增资扩股过程中也无约束力；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不向统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上报必要统计信息，使得政府有关部门难以掌握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情况。因此，要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首先，管理工作的重点要从前期的项目审批转移到外商投资企业的后期经营管理中去。其次，要加强对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特别是对从事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查验资工作的机构加强监督，使之规范化并逐步向国际化靠拢。第三，加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经济综合部门（如外经贸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海关、监察机关等机关）的工作联系与协调。
对策之四：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目前，在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给予国民待遇、对外商投资企业各种优惠待遇逐步取消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优良的投资环境服务外商来华投资，应是我们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继续完善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外资在我国的经营活动，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健全投诉制度，加强执法监督；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通行的国际惯例，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外商投资软环境建设；提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素质，规范办事制度，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对策之五：加快体制转轨，改革与开放同步推进，内资和外资待遇平等，使国有企业有更多可选择的发展道路。引资过程中出现的不计代价寻求合资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一些同志认为，不合资政企不分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过重的历史包袱无法减轻，经营者应有的合理收入得不到保证。然而，用合资的方式促进体制转轨可能是代价很高。这样就提出了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更主动一些，加快国内企业体制和其他体制的转轨？与外商合资中的做法、经验，国内企业相互间合资、合作、兼并、收购时可以借鉴；给外商的优惠政策，可以给有实力的国有企业。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低的代价推动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使利用外资的质量得到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