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政治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政治秩序论，指出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等三方面。[1]在对现代化发展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与自主的追求中，[2]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性因素。他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一系列变量，这对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理论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亨廷顿对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因素的分析
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和估价的基础上，亨廷顿提出了和谐性过渡理论，论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在过渡期产生政治稳定与政治衰朽的变量问题。他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所谓政治稳定是指“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结构不发生变化”[3]。政治稳定的核心因素是秩序和持续性，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
(一)现代化
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在文明变迁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4]现代化作为多层面的历史进程，涉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所有领域的变革。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主要层面。[1]25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到来是一件好事，这是一场不可逆的社会变迁。走上现代化之路是历史之趋势，变法求强本身并没有错，而出现衰朽与动荡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外有“示范压力”，内有“参与压力”的空间中，盲目选择了不适合它们的现代化之路。亨廷顿指出，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易诱发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1]35传统社会解体之速度越快，现代化之速度越快，这一时期混乱程度就可能越大。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它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并通过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1]45-47此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强烈的社会受挫感也会对政治稳定造成冲击。
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社会动员往往会提高人们的渴望和需要水准，而经济发展则能够满足这种渴望和需要，但又常常滞后于人们需求的增长，在渴望程度和实际生活水平之间形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废和不满。
(二)政治参与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人民群众在政治运行过程中通过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和利益诉求以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和国家行为的活动。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从根本上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之最大不同就在于大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不同，而发达的现代政体与衰朽的现代政体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政治制度化水平不同。[1]61亨廷顿用了三个公式(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来说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这两个变量之间的推理关系。[1]42社会动员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动机，经济发展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手段，而政治制度化则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最终价值追求，是政治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和根本动力。[5]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这一组变量体现了政治现代化中的协调与平衡的关系。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必然，而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则存在着变化空间，而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恰恰在于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所能承受的限度;同时，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情况下，如果社会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给人们的政治参与提供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的话，这种政治参与的增加就会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定，导致动乱和暴力的出现。[6]因此，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差距是政治不稳定的政治根源。
(三)城乡差距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所导致的城乡差距，是正经历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社会根源。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城市文化与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农村文化格格不入。城乡区别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从城乡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和它们变化着的政治稳定和动乱的格局反映出政治参与的扩大。[1]56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的骤增导致了新型社会集团的出现和新的社会意识的形成，城市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过程，使城市成为不安定的发源地，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1]5城乡之间的差距导致乡村的衰败和城市的动荡，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失序和衰败的状态。在农村，因为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不均，导致农民的抗议。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关键在于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这就是亨廷顿所言的乡村动员或“绿色起义”。
二、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因素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交错进行，在这个变化剧烈的“转型期”，新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并对身负重任的当代中国政府产生空前的压力。信仰和文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加快，社会系统处于紧张状态，而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长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一方面改革措施有力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均衡致使社会主体复杂化加剧了社会冲突。从社会问题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到:权力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下岗失业者困难重重，农民负担一时难减，团伙犯罪猖獗，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婚姻家庭问题增多，环境污染趋于恶化等等。[7] 综合来看，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腐败问题
现代化过程是政治腐败的多发和易发期。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分析产生腐败的原因，不外乎个人的主观原因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客观原因。腐败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从深层次分析，我国现行权力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最突出的是对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任何权力都需要置于监督之下，失控的权力、失去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体制基础。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转轨，制度方面普遍存在“真空”地带、政治道德下滑，使得现阶段腐败得以大量存在和滋生蔓延，成为诱发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有关资料显示， 199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20多万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万多人。[8]至于个人方面，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他们人生观的变化、价值观的错位，使他们无视党纪国法，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财富，贪图享受。[6] 这使得社会公众因腐败现象积聚不满情绪，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借着某种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暴露或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触动而爆发出来，引发社会动荡。
(二)利益分化
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利益结构由一元向多元格局的转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利益分配和调节的不均衡成为导致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利益分配不均。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方式，而另一方面，新的公正合理的分配方式的建立尚需一个过程。在这一时期中，各个利益群体的付出和所得并不都一致。部分利益群体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却通过各种途径把社会发展的代价转嫁给普通民众和社会弱势群体，使得我国社会出现结构断裂和权利失衡，利益受损的群体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补偿，就可能对政治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贫富差距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凸显。受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贫富悬殊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分配秩序产生重大阶段性偏差，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紧张、社会公平和保障机制不健全，这些问题极易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若未进行有效协调、处理的话，势必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政治参与不均衡，缺乏利益表达渠道
任何国家的政治参与途径都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政治参与渠道的相对不足，是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但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不够、制度化水平不高，存在“抵制性参与、过激参与、过分扩展的参与乃至暴力参与”等非制度化形式，[9]总体上说政治参与呈现非均衡性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觉醒，政治参与要求增强，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还不高，各种政治参与渠道还不健全，沟通渠道还不够通畅，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要求。这就会使社会成员产生“挫折感”、“压抑感”，对社会政治体制和制度产生不满，有的就会通过不合法、不正当的方式参与政治，这就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带来破坏。[10]例如:我国现有的各种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健全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和网络舆情产生的现实原因。就中国而言，社会舆论关注的基本上都是问题揭露和现实批判，如官员腐败、政府公信力缺失、利益分化、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等极为敏感的话题。社会颓丧导致公民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实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公民对政府的要求极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1]42
(四)政治制度化水平低
亨廷顿认为政治动荡和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所造成的。政治制度化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途径。具体体现为以政治制度化为核心，增强政府权威、完善政党制度、进行政治改革以及扩大政治体系的吸纳能力。当代中国由于受安于现状、封闭求和、求稳怕变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缺乏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同时，长期以来高度集权政治运作的封闭性，导致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下。具体表现为忽视政治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致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盛行;组织机构的僵化使民主进程受挫，影响政府的公信度和决策力;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引起民众的政治冷漠，使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流于形式等等。这些因素大大影响了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发挥，成为政治不稳定的一大根源。低下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最终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以至引发动乱。
三、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国正处在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四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对我国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而没有政治稳定，经济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社会也难以和谐。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中阐述的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比例协调、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对于当代中国构建
和谐社会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政党政治——加强执政党的领导
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需要政府权威来保障，而政府权威又根植于强大的政党。[11]政党在各国政治中都发挥着核心或主导的作用。为积极推进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权威、高效、廉洁的政府和执政党。“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1]54对中国而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持政治稳定的支柱，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良好政治秩序，才能及时调整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失衡和行为失范现象。长期的执政地位为党治理国家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人民对党惩治政治腐败和发展民主有很高的期望，期望是否得到实现，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必须重塑政府、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搞好反腐倡廉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二)利益表达机制——有效的政治参与
公民广泛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要素。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因而是衡量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但是，当前在公民政治参与实践中仍存在政治参与意识不够高，参与的领域不够广、参与的程度不够深、参与非制度化形式多，参与机制不健全和参与渠道不畅通等等问题，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12]扩大了公民有步骤地有序政治参与的力度，社会公平正义被赋予了民主新意。要取得有效的政治参与，我们就必须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开拓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通过立法手段、具体的制度安排，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进程。同时，可以积极探索社会利益群体的组织化问题。利益群体只有组织起来，有了一定的组织机构，才能保障其利益的表达和综合利益诉求，有利于将他们的政治参与纳入法制化轨道中来。具体而言，要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强调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从而促进公民广泛的利益表达。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和必要条件。[13]
(三)进行政治制度化变革——增强民主
亨廷顿把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归于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缺乏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他认为改革能促进政治发展，他提醒欠发达国家不可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而忽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中，将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根据自身实际，推行渐进式改革，观照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中国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就是建立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4]因此，我们要大力培育公民意识，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民主的参与性和竞争性。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的实际意义不在于是多数人统治还是少数人统治，而在于群众通过众多的利益集团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既是一个摆脱贫困、追求富裕的过程，也是一个构建文明秩序，保证中国稳定发展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应该真正实现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都受到法律公平的保护。
(四)政治现代化的驱动力——培育公民意识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目标，也是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体现。公民意识的欠缺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的政治发展属于后发外生型，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权力集中、政治腐败、行政干预过多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对执政党的认同危机以及利益分配危机，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中国政治的这种欠发展状态与公民意识的缺乏有着紧密的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不仅造就了“顺民”，更重要的是禁锢了思想，“人治胜过法治”的社会环境，使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要付出的成本太大，从而导致了人民的政治冷漠，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公民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要实现民主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宪政法治、市民社会的确立和强大以及以理性、独立平等、自由、参与、宽容、自尊为特征的民主的政治文化。但是中国由于传统、体制、现实等原因缺乏民主、自由、法治的意识。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凸显，人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利益表达需求剧增，如果不加以合理引导，必然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因此，我们亟需培育民主政治所需的公民精神，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以民主权利和民主观念所表征的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表达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自由的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标尺。国家形态的外在民主规范与公民理念、公民意识的内在民主自觉必须同步发展，它们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双轮。[15]概言之，公民意识是政治现代化的驱动力，是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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