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楚居》与楚辞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清华论文,楚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3-0010-05 出土文献，每每可以解决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楚辞研究也是如此。近二三十年来公布的楚地出土资料，时代和地域都与屈原接近，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方便。继上博简之后，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楚简，又为楚辞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其中《楚居》①一篇与楚辞的关系尤为密切，业已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今不揣谫陋，试就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初步意见。 一、屈氏的来源问题 屈原是楚国贵族，他在《离骚》首句即言“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以此表示自己出身的高贵。《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是“楚之同姓”，东汉学者王逸认为屈氏来源于楚武王： 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② 这一看法历来多无异议。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段熙仲先生对王逸注提出了怀疑，认为屈氏先祖应为熊渠的长子熊伯庸③。后来赵逵夫先生也提出了类似见解④。由于证据稍显薄弱，两位先生的观点并未得到楚辞学者的普遍认可。因之，关于屈氏的来源问题仍存疑问。近年来，楚文化资料日益丰富，李零先生曾依据出土资料对屈氏在东周时期的发展进行考索和梳理，对研究屈原先世和楚辞有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⑤。 在清华简《楚居》篇中，出现了“屈
”这一人物： 至熊绎与屈
，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纳尸，至今曰
，
必夜。 “屈
”与楚先王熊绎同时出现，竹简整理者认为“此人与楚武王后裔屈氏无关”，李学勤先生谨慎地指出：“屈
从简文看，是和熊绎并列的楚人领袖，于史无考。楚国后来的屈氏，据《楚辞·离骚》王逸注，源于楚武王子屈瑕，食采于屈，因以为氏，时代要晚得多。”⑥似乎也将二者区分开来。 但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网友子居认为整理者的说法“当有存疑之处”，从《楚居》篇来看，楚国屈氏出自屈
似更为可能⑦。田成方先生梳理了屈氏的渊源与发展，认为屈
与屈氏之间“可能存在着亲属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证据”，即春秋时代的楚屈叔佗戈(《集成》11393)，胡部有铭文“屈
之孙，楚屈叔佗”，从拓片来看，所缺字字形与《楚居》屈
之
相似，因此认定“屈
是屈氏之祖的可能性较大”⑧。 田先生的看法不无道理，但细检楚屈叔佗戈所缺释字形，较为模糊，能否与屈
相合还有待确定。我们认为，《楚居》将“熊绎与屈
”两人并列，屈
为楚人无疑，而且可以说明他在楚民族中拥有较高的地位，才能与楚先王并称。确定屈
是楚人，那就涉及了屈氏的来源问题，不过文献阙如，屈原是否屈
之后还难以坐实，但这一资料将楚国屈氏的出现提到了西周之初，则确定了一非常重要的时间坐标。《淮南子·道应训》载“屈商乃拘文王于羑里”。高诱注：“屈商，纣臣也。”按，屈商，学者言之不详，作为纣臣，时代是商末，和屈
时代十分接近。根据文献记载，楚人确实事商，并与商人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如若屈商为楚人，则可知楚人在商末曾经服侍于商纣，此点并不为奇，姜太公就有这样的经历： 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史记·齐太公世家》) 楚人可能因为及时归顺周王朝而得到封赏，如周原甲骨就有“楚子来告”的记载。但“纣为无道”，屈商的行为是“拘文王”，这毕竟是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楚居》中楚人虽然有意拉近与商人的关系(详下文)，但对商纣还是避之不及，所以略而不谈曾事商纣的问题，使得屈
在该篇中的出现略显突兀。 二、巫咸与楚人的关系 《离骚》言“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曰：“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时。”作为人物的巫咸在商代确实存在，甲骨文即有记载。在传世文献中，巫咸往往以“古神巫”面貌出现，其时代又不可确指。顾炎武《日知录》“巫咸”条对其事迹进行了详细阐述： 古之圣人，或上而为君，或下而为相，其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固非后人之所能测也，而传者猥以一节概之。……若巫咸者，可异焉。《书·奭》篇：“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
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孔安国《传》曰：巫咸，臣名。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楚辞·离骚》所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史记·封禅书》所云：“巫咸之兴自此始。”许氏《说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为神，则秦《诅楚文》所云“不显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咸为黄帝时人，《归藏》言，黄神将战，筮于巫咸是也。以为帝尧时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言，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是也。以为春秋时人，《庄子》言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齐来处于郑是也。⑨ 顾炎武以传世文献证之，所言甚是。1993年，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的《归藏》篇多次记载了巫咸事迹： 同人曰：昔者黄啻与炎啻战/(182)/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
/(189) 渐曰：昔者殷王贞卜亓邦，尚毋有咎而攴占巫咸，巫咸占之曰：不吉。不渐於/(335)⑩ 这里的巫咸，既为黄帝占卜，又为殷王占卜，可见并不能以“人”的身份来看待，应是古神巫，故能跨越多个世代。在《离骚》中，屈原力邀巫咸：“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接着悲愤地诉以衷情。“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在出土楚简中楚人就祭祀了众多的神灵，可见楚民族信仰中的泛神论倾向，正因为此，我们不禁要问，屈原为何独邀巫咸?关于此点，古代学者曾有讨论，但大多是通而论之，如清人王夫之认为“巫咸，神巫之通称”，将巫咸看做巫的代表；王邦采也说：“巫咸犹灵氛也，不可执着四字尽之。”(11)这些解释是否中的?《楚居》篇恰为正确解读《离骚》提供了线索： 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
，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肋出，妣
宾于天，
该其肋以楚，至今曰楚人。至熊狂亦居京宗。 “
”释为“巫咸”(12)，可从。这是说丽季出生时弄断了他的母亲妣
的肋骨，巫咸用楚(荆)条进行包扎，才保护了她。从简文看，楚民族之所以称为“楚”，即来源于巫咸使用的“楚”条。由此可见，巫咸正是楚民族的保护神，也是“楚”族名号的“创造者”。 以往有学者认为“荆”、“楚”是对楚人的贬称，今由《楚居》观之，“荆”“楚”的称呼不仅不是贬义，还表现了楚先祖具有神性的特点。在危难之际，巫咸以保护神的面目出现，所以当笃信神灵的楚人受到困扰时，无疑会求助于这位保护神。明白此点，我们则可理解为何屈原在被疏远之时向巫咸控诉了。 以往多认为，巫咸夕降是屈原的想象之词。现在看来，巫咸很有可能被纳入楚国祀典，并有专门祭祀礼仪，“怀椒糈而要之”，这是屈原为巫咸准备的祭品，巫咸“夕降”，时间在晚上，《楚居》正记载了楚人夜祭习俗的来源。《离骚》又云“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纷其并迎。”王逸注“言巫咸得己椒糈，则将百神蔽日来下”，甚是。在楚辞中，除“巫咸”外，还有“彭咸”一词，《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的说法，可见“彭咸”是巫彭和巫咸两神巫连言。 “彭咸”在楚辞中凡七见，其中《离骚》二次，《悲回风》三次，《抽思》一次，《思美人》一次。如《离骚》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此处屈原是以民族保护神为法则，治理楚国；文章结尾处又言：“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屈原无奈之时欲追随巫咸而去，充分说明巫咸在楚人心目中地位之高。 三、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 楚人的来源是考古、历史学界探究已久且极具争议的课题。如王光镐先生指出，“就大的来源而言，有谓楚族出自北方中原的，有谓源自东方淮夷的，有谓来自西方族类的，有谓原本就是南方蛮民的，可谓东、南、西、北方，一应俱全。……不同主张纷然杂陈，已使楚族的族源成了楚国历史上最复杂莫辩的问题之一。”(13)研究楚辞，也必须弄清楚人的来源，才能更好地了解其中的文化背景，由于争议纷纭，楚辞学者在研究时往往直接采纳对自己论证有利的说法。周建忠教授主张楚辞学者参与到相关考古学文化的讨论中来，他对楚民族来源的各种说法进行了总结： 相比较而言，“西来说”最不可取，既无文献依据，又无考古证明，所以大多数学者不予采纳。“东来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但与考古发现相悖。……而“土著说”与北来说，均有文献依据与考古发掘支撑，具有一定的理由与依据。(14) 《楚居》一篇，涉及楚人的来源问题，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清华简整理者李守奎先生主张楚人先祖自西而来： 首先，《楚居》中季连的事迹和《山海经》记载楚人其他先祖事迹一样，都来自神话传说，《楚居》是对神话传说的加工。第二，《大荒西经》中所记可能是楚人对其先祖曾在西北活动的遥远的记忆。楚人先祖可能自西而来，逐渐南移，至晚在西周初年，就迁徙到了丹水和汉水流域。随着楚人的迁徙，这些山水地名也被他们带到了新的居住之地。《山海经》中《中山经》大都详实可考，有些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15) 楚人西来的说法，姜亮夫先生曾根据对楚辞的研究而提出，他认为：“西方则是追念祖先、寄托情感的地方，因为楚国的发祥地在西方。……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青海、甘肃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16)从楚辞来看，确如姜先生所说，屈原在很多地方都提及了西方，这里是他的“归宿”，这是我们绎读楚辞时能够深刻体会的。李守奎先生据《楚居》提出的观点，恰与姜先生所言一致。最近，江林昌先生又从神话与考古学的结合讨论中，论证了楚人西来的路线等问题(17)。虽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可以看出，《楚居》为我们提供的楚人的来源资料，还是有一定倾向性的。 《楚居》还记载了季连与盘庚后裔的婚姻关系，这是楚民族与商民族产生的联系。据此，黄灵庚先生指出： 楚人的先祖是东方的帝颛顼高阳氏，所以楚文化和商文化比较接近，楚人先祖季连……，是殷商王家盘庚的赘婿，以故楚文化与商文化多所相同，若兄死弟及而不传嫡子，若楚王如同殷王屡屡迁都、都无定所，若楚俗尚赤、尚左、尚东、尚凤贱龙等等，皆楚因承殷商礼制也。(18) 黄先生认为楚人先祖在东方，即同意楚人“东来”说；他又从《楚居》所载殷商与楚人的姻亲关系讨论楚文化的来源，意在说明楚文化中具有的商文化因素，见解新颖。 《楚居》记载的这段婚姻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李学勤先生认为根据《诗·商颂·殷武》篇，武丁“奋伐荆楚，深入其阻”，殷墟卜辞也有不少南征的记录，“这一时期商朝的势力影响及于南方这一带地区，应该就是盘庚之子和妣隹传说的背景。”(19)李守奎先生认为“《楚居》中有关季连的事迹人神参半，真伪参半，本是传说，就不必处处落实，所谓的季连见盘庚之子也就未必是实有其事。”(20) 就《楚居》而言，我们赞同两位李先生的观点，这是楚人故意拉近与商人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楚民族与商民族存在着婚姻关系，也不能求之过深。楚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原王朝都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不能把一次婚姻看得太重，上引黄先生认为楚人兄终弟及、屡迁、尚左、尚赤等“皆楚因承殷商礼制”，甚至认为“以故楚文化与商文化多所相同”，笔者以为多有牵强之处：商民族和楚民族在早期发展中都是以游牧为主要方式的，而依据《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西羌传》等文献所载古代游牧民族的情况，他们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逐水草而居”，故而屡屡迁徙；为了保证族群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而尚左亦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崇尚，如“披发左衽”等等，将游牧民族的某些共性归之于商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实不能成立。黄先生此说是对出土资料的过度“引申”。 《楚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因时代发展而不断迁徙的楚民族，楚民族文化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即由西部始源地迁至中原地区，再由中原地区南下，在多次的徙居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夏、商、周民族的文化，同时也浸染了南方诸土著民族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从众多的战国楚简中仍能体味楚文化的这一特点：既有对中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保留，还有笃信神灵等巫文化的痕迹。 还需要说明的是，出土文献以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就单篇或某个问题来看，它的史料价值并不见得比传世文献更大。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以出土文献为“最高权威”的现象，不少学者比附甚至肆意修改传世文献，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构成的“二重证据”，切不能仅以出土资料为限，并“过度分析”。有关《楚居》与楚辞的结合研究也应是如此。 注释： ①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版。 ②(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③段熙仲：《楚辞札记》，《文史哲》，1956年第12期。 ④赵逵夫：《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文史》，1985年第3期，第223-234页。 ⑤李零：《“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文史》，2001年第1辑，第11-23页。 ⑥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⑦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835，2011年3月31日。 ⑧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9页。 ⑨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9-1404页。 ⑩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见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9页。按，根据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研究，秦简本《归藏》“显然是南方故楚国地区流传的本子”，我们曾对楚辞和《归藏》中的神话及传说进行讨论，认为“楚辞与《归藏》在神话、古史传说等方面的相合不是偶然的，他们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屈原博闻强识，极有可能看到了《归藏》。”见代生：《考古发现与楚辞研究——以古史、神话及传说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指导教师：范毓周教授)2011年5月，第99-105页。 (11)王夫之、王邦采观点参见崔富章、李大明先生主编：《楚辞集校集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3-579页。 (12)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札记》，蒋文执笔，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53，2011年1月5日。 (13)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4)周建忠：《出土文献·传统文献·学术史——论楚辞研究与楚文化的关系》，《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15)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6)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7)江林昌、孙进：《<楚居>“胁生”、“宾天”的神话学与考古学研究》，《文史知识》，2013年第3期。 (18)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19)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0)李守奎：《论<楚居>中季连与鬻熊事迹的传说特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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