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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6)01-0125-08
中、印两国分别于1978年、1991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近年来两国经济发展迅速，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日益成为世界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域。印度作为与中国毗邻的国情相类似的大国和中国吸引外资方面的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对两国利用FDI的动因、政策、现状以及投资环境进行比较分析无疑对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与利用外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印两国利用FDI状况的比较
1.引资数量
近年来印度成为FDI主要目的地。由于印度的统计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同，因此FDI的所列数据与实际数据有出入，对此印度政府从2002年11月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调整了其FDI的数据。调整以后的数据基本能反映印度利用FDI真实情况。表1选取的是中印两国有关FDI的几项指标进行比较。
表1 FDI的几项指标的中印比较
项目
国家 1990
2000
2001
2002
FDI流量(10亿美元)
中国
3.5
40.0
46.8
52.7
印度
0.1
4.0
6.1
4.7
FDI流入的总量(10亿美元)
中国 24.8 348.3 395.2 447.9
印度
1.5
21.0
27.1
31.8
FDI流入的增长(年％) 中国
2.8
1.1
14.9
12.5
印度 -76.3 97.0@
52.2 -24.0
FDI总量与GDP的比(％) 中国
7.0
32.3
33.2
36.2
印度
0.5
4.5
5.6
6.2
FDI流量与固定总资本形成的比 中国
3.5
10.3
10.5
10.6
(％) 印度
0.1
3.9
5.8
3.2
单位资本FDI流量(US
) 中国
3.0
32.0
36.5
40.7
印度
0.1
3.9
5.9
4.5
@：The large increase is due to change in definition。
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UNCTAD)2003，Reserve Bank of India(2004)，世界银行与高盛公司。
由表1知，中国和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都吸收了大量的FDI。然而从FDI流入两国的各个方面来看，印度都不及中国的1/10。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中国大陆在全球FDI存量排行榜的位置已从1990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5位，共4480亿美元。在FDI吸收总量上中国是占绝对优势的。由表1可以看出，就FDI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例，中国吸收的FDI占GDP的比重也是远高于印度的同一指标，说明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印度虽然FDI占GDP的比重较小，但其比例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就FDI流入总额占固定资本形成比而言，近年来中国FDI流入额占国内总投资达10％以上，绝对值并不大，但相对于印度的比率来看，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国内资本力量的薄弱。相对中国而言，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FDI相对于其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则较低，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由上可知，中国在吸引FDI总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印度则少得多。
2.引资路径
印度和中国虽然同属发展中国家，但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走的是不同的路径。
中国走的是由低到高的路径。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的外资(港澳台资本)，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包括服装、鞋帽等(表2)。中国政府，特别是先行实施开放的沿海地区政府，利用开发非熟练劳动力创造的财富，迅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规模，促使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产业逐步升级：由早期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产品，到现在的汽车、高档家电、半导体、IT产业、软件开发等行业，并逐步以开发和占据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为目标。2004年以来，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的增速高于制造业吸收外资的增速，使服务贸易投资在外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有所提升。另外，在制造业领域，更多的外商投资投向了高科技产业和资金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使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在制造业吸收外资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提高。
印度走的是由高到低的路线。与中国相比，印度改革开放步子迈得小，起点也不高。外资被允许进入的产业重点主要集中于软件、IT产业以及外包等服务业。2004年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出口额达122亿美元，其中信息技术因成服务(ITES)，亦称为商业流程外包(BPO)的出口额达36亿美元，年增长率60％。其业务来源国主要是美国(67.73％)和欧洲(22.25％)。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50多家企业是印度IT企业的客户。这使得印度在上述领域有了一定国际竞争力。
表2是中印两国在制造业中FDI构成的对比(因中国近期数据难以获得所以用的是1995年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制造业的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吸引FDI的比例高于印度；而在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体而言印度引资比例高于中国。
表2 中印制造业中FDI的构成(％)
中国印度
1995 1991.8—1997.9
低技术密集型行业
食品、饮料业 10.5
15.1
纺织业 8.94.0
服装和制鞋业 6.0 na
造纸、纸产品、印刷
4.73.6
皮革以及相关制品
3.6 na
总计 33.7
22.7
高技术密集型行业
化学及化学制品*
3.4
18.5
橡胶行业
1.80.9
塑料制品
5.1 na
非金属类矿产品7.7 na
金属和金属产品5.5
12.7
机器制造业
4.0
18.0
特殊用途设备 1.9 na
运输设备
5.9
15.4
电力设备和机器6.68.1
电子和通讯
9.6 na
仪表 1.8 na
其它
3.6
总计 47.3
77.3
注*包括制药行业。
来源：Huang(2002)，Sharma(2000)。
3.出现差异的原因分析
分析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主要有：
(1)来自港澳台的华侨(NRC)对大陆的大量投资。中国政府曾于1990年8月18日颁布法令，鼓励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并采取积极政策吸引华侨投资。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表3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港澳台投资占了中国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的65％以上，1993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步下降。在1997年东南亚危机之后，尽管外国投资总额稳定增长，港澳台投资却在明显减少。而印度的投资国主要有毛里求斯(2003年对印投资534百万美元)、其次是美国(268百万美元)、英国(224百万美元)、德国(103百万美元)和日本(66百万美元)，印度的海外侨民(NRI)也从不同国家对印度进行投资，但是却不能与中国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投资相比。虽然印度海外侨民在“硬”资本的输入方面不能与中国海外侨民相匹敌，国外印度人能贡献的知识资本则多得多。
表3 NRC在中国大陆实际FDI及其与FDI总量的比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NRC
FDI
NRC/FDI(％)
1991
2959
4151.22
71.3
1992
8762
10905.17
80.3
1993
21001
25329.85
82.9
1994
23565
30215.49
78.0
1995
23790
32996.03
72.1
1996
24940
35995.47
69.3
1997
25296
38937.48
65.0
来源：中国统计手册，1998
表4 NRI在印度实际FDI及其与FDI总量的比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NRI FDI
NRI/FDI(％)
1991-1992
60
130
46.15
1992-1993
50
320
15.62
1993-1994
220 590
37.29
1994-1995
440 1310
33.59
1995-1996
720 2140
33.65
1996-1997
640 2820
22.70
1997-1998
240 3560
6.74
1998-1999
60
1660
3.61
1999-2000
80
2160
3.70
2000-2001p 70
2340
2.99
来源：Constructed from Reserve Bank of India,Report on Currency and Finance,various issues and RBI Annual Report,various issues
注：“p”表示临时(provisional)数据
(2)不同时期的国际产业转移对两国引资路径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扩张导致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意义上的要素禀赋的专业化程度加深。新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其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标准化制造业向低工资经济区转移。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主要偏重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亚太地区是开放较早区域，也是接受转移较早的经济区域，如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70年代，借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需求的不断增加，给这些东亚经济的生产资料成本的价格造成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her-Samuelson)效应。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完全弹性，这引起了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过程。中国的工资不仅低廉，而且没有上涨的趋势。此外，在东亚地区，除了韩国，最早开始出口导向的企业家都是华人，他们与大陆有家庭关系和语言的亲和性。所以中国自然成为海外华人寻找廉价劳动力，转移轻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目的地。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恰逢此机会。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制造商经过香港涌入广州和福建南部地区。中国因此成为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印度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自由化，此时信息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兴起，由于印度发达的高等技术教育、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以及软件业无需大量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资本投入，而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及必要的市场销售，就可获得较快的发展，因而信息软件产业成为印度历届政府着重发展的产业，信息产业的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投资也自然成为印度政府关注的重点，另外虽然印度海外侨民在“硬”资本的输入方面不能与中国海外侨民相匹敌，国外印度人能贡献的知识资本则多得多。印度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FDI流入本国软件业。结果是，在印度除了那些基础消费品的投资外，跨国公司往往都投资于印度的IT行业，尤其是软件业。从上表印度外资的行业分布也可以看出，包括软件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大高于其他行业。事实表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这一时期印度经济较快的增长。
(3)印度工会势力一向十分强大，可以左右政府政策，所有企业，无论公营或私营，假若需要裁员或关闭，都需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所以外国投资会尽量避免甚至不染指印度劳动密集行业，如制衣业，玩具制造业等。因为一旦投资这类行业，就必须会雇佣大量工人，工会问题亦随之而生。而且法律规定不能解雇工人。相比印度，中国在此方面则要好得多。
二、中印利用外资的动因与政策比较
1.改革动因
从改革动因上看，印度的改革是在外力的迫使下进行的。印度的改革起源于1991年的经济危机。1991年印度的宏观经济在经过了1980年的大发展之后出现了大面积和持续的不平衡。“1990-1991年度，印度外贸赤字达到60亿美元，1990年底外债已达700亿美元，1991年外汇储备最少时才10亿美元，仅够支付一周多的进口费用，近两年的偿债率已高达35％-38％，大大超过了‘安全线’和30％的‘生存极限’”①，为此印度政府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相反，中国的改革和利用外资是主动实现的。Nirupam Bajpai和TianLun Jian的文章中谈到中印两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中国的改革始于多种原因：“文化革命”可能是重要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邓小平为首的一部分人坚信改革。邓小平认识到中国要想赶上发达国家，除了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外别无他路。虽然当时中国并没有经济危机和宏观经济的失衡以及收入不平等，但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敏锐预测到要使中国避免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改革开放是必需的②。
2.外资政策
印度的外资政策。印度自尼赫鲁制定了利用外资的基本原则，至今历届政府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逐步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外资政策与法规。主要特点有：
(1)立法完备，政策稳定。印度自独立以来，逐步制订和完善了一整套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外资政策、法规、条例，先后颁布了《外资企业管理法》、《外国投资法》、《外商投资鼓励法》、《合资经营企业法》、《外汇管理法》和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同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2)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有选择性吸引外资。印度政府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仅是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体现了印度以国内市场为主，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在引进外国投资时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对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出口和国家重点发展部门的外资，在税收、贷款、股权各方面给予优惠，以便吸引外国投资者。在鼓励急需的外国投资的同时，更强调其限制。这种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外资政策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1991年拉奥政府实行经济改革，以后的各届政府也都在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原则下，不断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逐渐扩大外商进入行业的范围。具体体现在：首先，外商投资比例上，印度对于股权比例都有明确的规定。独立初，外资持股率多在51％-74％之间；1973年政府实行《外汇管制法》后，外资所持股份一般不超过40％，在国家计划中优先发展项目，面向出口工业和尖端技术部门，在优先转让技术前提下，持股率可达51％-74％；1991年后，印度政府扩大了外资可参股的企业的范围，在34个优先发展行业，外资的持股率从原来的40％提高到51％，产品全部出口，高科技企业外商可独资。其次，对外资企业征税重，给予的政策优惠少。印度对在印的外资企业分两类征收所得税：凡在印度设立的公司，税率为46％(1994年前为51.75％或57.5％两种，此类公司与印本国无外资股份的公司享受同等待遇)；1993-1994年规定，凡跨国公司在印的子公司，税率为55％(1994年前为65％)，外国机构投资者长期资本所得税率为10％，短期资本所得税率为30％。为了进一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印度对外企免征一定期限(一般为3-5年)的所得税，如属新兴工业和出口型的外资企业，免征期限达5-10年。除此之外，对落后地区的外商给予一些现金补贴。印度法律还规定对FDI企业给予进口、出口税方面的优惠。因此，印度的外资政策是由限制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
(3)引导外资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从建国之初，印度就强调引导外资流向技术和知识行业。1991年，印政府声明对雇请外国技术人员和利用外国人进行国内技术开发的合资企业可自动许可。长期以来，对投资于技术和知识型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政府不断提高其投资可占的比例、增加对其的优惠措施和减少对其的限制条件。
中国的外资政策。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外资政策要优惠得多.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的27年，也是积极利用外资扩大开放促进发展的27年。27年来，中国利用外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我国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律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构成。从引资的基本方针、目的乃至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等内容都做了规定：(1)与印度严格限制外商持股的思路正好相反，我国不但鼓励外商独资，而且在合资企业经营法第4条中专门规定了外商投资下限，即“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在改革之初的情形下可以说能把外资“引”进来就是最大的成功。
(2)“超国民待遇”。在我国，外商在税收、进出口自主权、劳动工资政策等方面享有本国企业无可比拟的优惠条件。具体看：税收上就企业所得税而言，我国税法规定，内企基本税率为30％，加上地方所得税3％，税负为33％。相比之下，我国对外企缴纳所得税的规定是“二免三减半”③，1986年后又有外商先进技术企业“二免六减半”④。除这些基本规定外，经济特区外企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前述待遇后，正常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1986年后再降为10％。如果同类外企“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先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⑤，我国法律还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若将其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以扩大经营规模，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⑥，而后又进一步改为全部退还⑦。外商还可以享受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等优惠。而许多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通过财政补贴、科技奖励等变通手段给予外资的优惠更多。
(3)引进FDI时，重数量，轻质量。地方政府为了多捞政绩，盲目引进外资，没有考虑技术的合适性问题，造成引进的技术水平滞后和重复引进，形成中国利用外资投在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加工工业的比重过高，大约占总项目数的60％-70％。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政府已认识到外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市场换技术”，并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高科技和服务行业。
显然，在对外资的政策上，两国的政策起点、政策变动的长期趋向差异甚大，这也就导致了两国不同的引资现状。
三、中印两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因素比较
根据邓宁(Dunning 1973)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三个基本假定，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投资国的区位优势。前两项优势是要求投资企业具有的，而区位优势则是要求投资东道国所具有的。
区位优势是邓宁特别强调的一个因素，它是构成发展中国家吸收FDI决定因素中的核心。邓宁用计量研究方法对影响FDI的因素进行分析，证明在特定区域进行FDI的三个决定因素：市场力量(市场规模及成长，它由接受国的国民收入决定)、成本因素(劳动力成本和劳动能力及国内通胀状况)、投资环境(由外债状况和收支平衡状况决定)。后来的学者又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将影响FDI的因素概括为如下：
(1)东道国的国内市场规模，由市场的持续增长以及GDP的增长前景来测量。
(2)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网络。
(3)法律、政策的透明度、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以及官僚体系腐败程度。
(4)市场准入：执行WTO协议情况，部门或产业的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
(5)劳动力的成本和能力：教育水平(成人识字率，中小学入学率，每万人大中学生人数，工程师数量等)。
(6)产业的集聚和供应链的效率。
由高盛公司对618家在亚太地区有投资的跨国公司所做的关于上述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在上述6项指标中，有4项高于印度，1项持平，1项(法制)比印度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前景得分分别为10分和8分，说明跨国公司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普遍看好，尤其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10分)⑧。
《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The McKinsey Quarterly)最近一次对全球5500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显示：未来两年中国仍是资本趋向地。
全球超过一半的大型企业的管理高层表示计划在未来2年内增加在华投资，而印度的这一比例只有44％。调查中，北美企业界对中国的信心是所有地区中最低的，只有7％的北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中国十分有信心，他们更青睐印度。例如，北美大型企业的管理高层普遍认为印度是更重要的人才供应地。北美企业界计划增加在华直接投资的比例也是各地区中最低的，只有42％的北美大型企业高层管理表示未来2年将增加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这一比例分别达到57％和65％。与印度相比，世界各地的企业界还是更青睐在中国增加直接投资。
但是调查也显示，印度在人才供应和吸纳国外研发投资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管理高层对印度青睐有加——特别是那些最先对离岸业务进行投资、因而对印度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情况非常熟悉的企业。亚太地区的大企业当中，71％的调查对象认为印度是重要的人才供应地；全世界范围内持相同观点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占到总调查对象的58％。在亚太地区以外的各地区，大企业的管理高层更加倾向于对印度(而非中国的研发机构)投资。
四、结论
1.中印两国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两国引资能力不断增强，两国在吸引FDI方面各有优势。
2.中国引资政策比印度更优惠、更宽松，引资步伐迈得更快。不过，近年来印度政府意识到其外资政策的不足，颁布了外资新政，其目的就是要借鉴中国在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促进印度经济快速增长。而中国也应借鉴印度的经验，发展国内企业和引进先进技术，逐步使外资政策由最初的“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过渡，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3.从数量上，目前中国在任何领域都占绝对优势。从引资路径看，中国走的是由低到高的路线，印度则是由高到低路线，这造就了印度一些产业的技术优势，如其软件业发展在世界独占鳌头。而这些技术优势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是中国不及印度之处。因此，中国应借鉴印度的经验，不断拓展吸收外资的新领域，充分发挥促进高科技和服务行业的发展。
4.从投资环境看，中国在吸引外资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即硬件方面是优于印度，但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的软件方面还有诸多薄弱之处，尤其是法制、公平竞争、减少腐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
注释：
①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②Nirupam Bajpai&TianLun Jian:Reform Strategies of China and India:Suggestion for Future Actions.http://www.cid.harvard.edu/hiid/564.pdf.
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
④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第9条。
⑤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第8条。
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0条。
⑦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第10条。
⑧高盛公司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