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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全球化再也不仅仅是学者们关起门来讨论的时髦话题了，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和交通、通讯基础上的全球化已经突破了时空界限，把生活在本星球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类在空前的范围和程度上紧密、广泛和深入地联系在一起了，并进而使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空前强大起来，整个世界已然成为“地球村”；加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加强，到国外留学、经商、旅游观光以及到国内的外资企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俨然成了“世界公民”。在此情况下，一些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应该多谈爱世界、爱地球，再谈爱国主义已显得有些过时了。果真如此吗？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普惠的大同世界，也没有实现全球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文明的同步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人类的国家、地区、文明和种族的差异；未能改变不同国家、地区、文明和种族的人们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也未能防止大国和强国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傲慢心态——动辄以全球化为号召，对弱国和小国进行干涉，直至大打出手”。[1]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全球化好像一柄双刃剑：全球化在使人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更广泛、深入的同时，却又使人类之间的鸿沟更深广，矛盾更复杂。这些鸿沟与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社会的摩擦和冲突，并最终对各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树立爱国主义意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一、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冲突
所谓国家利益，“是可供满足主权国家人民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等等”，“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2]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与外部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矛盾减少了，国家的意识淡漠了，国家利益不复存在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是像这样发展，国家利益和安全，越是遇到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3]
原因很简单，即便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只要有国界之分，就有利益的畛域。人难免有自利之心，由人组成的国家亦然。同为“传统文化”中人可以有残酷的权力争斗，同为市场经济中人可以有激烈的“商战”，国际关系也是如此。[4]全球化时代仍然存在国家利益的冲突，即使所谓的“文化”相同或“主义”相同，两个国家因利益冲突而积怨交恶、甚至兵戎相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不足为奇。
从历史来看，在国与国之间，未必“同种同文”就能共利害，正如“主义”的类同也未必意味着利害一致。前苏联与我们就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同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它曾经是我们的老大哥，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可正是它，当年欺负我们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而号称同属“儒家文化圈”、共持“亚洲价值”的日本，给中国的伤害更远远超过西方基督教国家。[4]为此，只要有国界存在，就有捍卫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与“主义”、“文化”的选择完全是两回事。原因很简单，在世界贸易秩序的谈判中，即使理论上都赞成自由贸易，各国都会尽量争取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尽量保护自己的市场而打开别人的市场。
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怎么运行？各国的经济贸易按什么规则往来？股票、证券、汇率、投资市场怎样健康发展？这些都涉及到各种价值理念、制度体系和运行规则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大量规则，既是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建立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它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规律性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准。这些规则的确立，事实上也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磨合的结果。而它的付诸实施，仍将会触及到不同国家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观念问题，在每一桩买卖、每一次谈判、每一个协议背后，我们都会发现不同国家的影响和作用。至于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存在就更不奇怪。道理很简单，任何权利都有越界的可能。[3]所以“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消灭强国的霸权。我们需要反抗霸权，捍卫国家利益。
二、全球化与国家安全
全球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往国家安全利益主要体现在保障国家生存和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上，而全球化扩大了国家利益的范围，除传统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外，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乃至社会安全对维护国家利益都显得日益重要。
就战略层面而言，表现为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本质的认知的不同以及利用全球化达成的战略目的的差异。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和西方国家挟裹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占据了全球化进程的战略优势，其战略目的就是企图由它们来主导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制定全球化的规则，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来定义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很精彩的讲话，他说：“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是唯一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所有其他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属于它。……我们不是老虎。全球化才是老虎。但我们最会骑老虎，而且我们正在对其他所有的人说，要么骑上来，要么滚开。我们之所以最会骑老虎，是因为我们把它从虎崽子养大成老虎。……全球化的脸明显是美国人的脸。它有着米老鼠的耳朵，吃麦当劳快餐，喝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苹果公司生产的电脑……”。[1]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它充分暴露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浪潮给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
具体到每一个方面来讲，全球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日渐明显。
1.全球化对于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在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国内政治生活的独立受到了越来越频繁的外来干涉。
“由于经济全球化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利用和依靠这种推动力，逐步把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成为他们的附庸。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5]在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上，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各种名义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指责和攻击，他们往往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为价值而战”等口号，对我们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肆意干涉我们的内政。
国家安全的根本体现是政治安全，而在其领土上排除任何外国权力的国家主权又是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当前的全球化趋势虽然没有改变主权的基本原则，但对主权提出了挑战。
其一，由资本、技术、商品、人才等构成的物质，流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跨越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及跨国公司试图借此控制、干涉属于我主权范围内的活动。
其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大，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规范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国际社会制定了各种国际制度，包括成文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多边协议和不成文的国际惯例、行为方式。这些国际制度和规范大都是由发达国家以其认定的价值观所制订和倡导的，因而在某些方面也限制了我们的国家主权。
第三，推动全球化的信息技术革命也对国家的主权关系提出了挑战。信息设备数量和功能的增加，以及国际互联网日益扩大使各国政府对信息扩散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国家的政治边界受到侵犯。信息技术革命无疑一方面增强了信息技术先进国家的地位和主权，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像我们这种信息技术落后的国家的地位和主权。
2.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经济安全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6]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把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问题的阶段”。[7]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安全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金融风险。由于在经济全球化中，投资与金融自由化，资本的跨国流动会对一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即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而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某些隐患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全球化程度加深，金融风险将日益扩大。二是产业和市场受制于人。目前，我国的产业和市场总体上是安全的。但是，产业和市场局部安全问题已经出现。个别领域外商投资占优势，某些行业被外资控制，某些产品市场已被外资企业产品主导，某些关键技术严重依赖外资。三是外贸过分依赖美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出口的总体竞争力低。四是自然资源不足，特别是能源和粮食形势不容乐观，这也使我们面临着一些风险。
3.全球化对中国思想文化安全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和西方一些学者在战略上把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明进行归类，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8]并且不无目的地指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会是西方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合势力的冲突。这样，就从文化上把中国摆在了西方的对立面，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排斥和敌对的态度，从而为西方敌视中国，把中国作为防范和遏制的对手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行动上，美国和西方千方百计地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不久前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中，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分量。该诫令声称，美国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中国）的青年，鼓励他们蔑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美国“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该诫令要求美国“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1]
从现实来看，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西方文明以商品、影视文化、网络信息等为载体蜂拥而至，进入我国，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造成不小的冲击。一时间消费至上代替了勤俭节约，拜金主义代替了奉献精神，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有的人甚至连爱国主义也不讲了。长此下去，我们势必就中了西方战略家通过市场经济改变我们的意识形态，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和平演变的诡计。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大众信息传播进行文化侵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导致反文化侵略的不力。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侵略上的技术优势变成宣传优势，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因此我们要有文化方面的安全意识，时刻防范西方文化对我们造成的消极影响，特别要谨防在全球化中丧失自我。
此外，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问题。
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主题，从古代的“精忠报国”到近代的“救亡图存”，再到当代的“振兴中华”，都昭示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气节。从以上论述可见，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受到来自更多领域和更多层面的影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一些大国奉行的‘炮舰政策’和新经济殖民主义，使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受到威胁。”[9]有鉴于此，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必须注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将“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0]
三、全球化时代需要理性的爱国主义
如上所述，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但我们同样必须明白，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的爱国主义是理性的爱国主义。所谓理性，就是不能凭意气用事，凡事要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要像邓小平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战”，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国主义决非狭隘的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源于对所处地域和血缘关系的本能留恋，而缺少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对本民族怀有无限的热情甚至是激情崇拜，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对本民族过度不实的颂扬和崇拜，而对其他民族进行不实的贬低和丑化等等；以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由，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对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歧视、限制、掠夺的政策，维护本民族的特权，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好，拒绝接受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盲目排外；往往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而大作文章，表面上是爱国，实则害国。[11]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坚持的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要使人们懂得，坚持对外开放，认真学习世界各民族的长处，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祖国的发展，这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12]全球化时代是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时代，任何国家的民族经济都是全球经济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取得高速发展，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对于当代爱国主义者来说，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同坚持改革开放辩证地统一起来。我们一方面要抓住中国加入WTO这个机遇，在创造有利的对外开放环境、扩大对外贸易、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鼓励国内优势经济体的对外投资等方面加强研究，作好文章，不断提高我们的对外开放水平，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迎接各种挑战；同时要“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努力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优化我国的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13]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某些国家凭借他们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行经济霸权主义，危及我们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其次，就世界文明而言，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客观上都在加强与其他国家、文明的交流，都在向其他国家、文明学习，同时，也在不断抛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和侵蚀也必然会加大。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确实先进的文明，要大胆接受，对鱼龙混杂而来的糟粕，则要坚决抵制。全球化时代一定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学会从别的文明吸收养分。[3]因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个发展”。[14]我们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文明、人权的幌子对我们中华文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横加指责，随意干涉，同时我们也不能搞自我封闭，视西方文明为洪水猛兽，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
此外，理性的爱国主义还要求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要继续坚持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抓住一切机遇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努力发展自己，而绝不受外界的干扰，尤其要防止一些不怀好意的国家故意挑起事端而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引向歧途，从而达到破坏我国经济发展的罪恶目的。就拿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件事来说，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超凡的克制态度，而是采取“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对策，那战争就难以避免，我们也可能泄一时之恨，但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战略的破坏可想而知，这不正中人家的下怀吗？今天一些国家眼见着中国在一天天走向强大而不满，又抛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打着所谓“台湾牌”、“西藏牌”、“人权牌”等等，处心积虑地干扰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上当。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想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讲究实力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家的战略利益和安全，必须以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依托。
为此，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应着力使人们形成一种理性的精神，帮助人们辨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辨别国际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理论与思潮，正视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认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形势和地位以及自己的发展目标。爱国主义在今天绝非仅仅限于一种感情，更不是一句嘹亮的口号。我们在对待爱国主义的问题上“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既要克服民族自大主义，也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应把情感与理性的反思紧密结合起来。[15]
四、全球化时代需要创新的爱国主义
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必须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勇于开拓和创新。
首先要在观念上创新。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爱国的观念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和创新。比如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就不能再仅仅停留于过去的认识上，正如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贾茂荣指出的，“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安全的实现，不可能再靠深沟坚垒、画地为牢，只能是更积极地介入到一切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国际事务中去，在每一份国际公约的规则和条文中，而不是仅仅在堑壕和界碑处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安全。”再比如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个观念问题，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既是一种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以所谓爱国为由而错过发展中国教育的绝好机会，我们也许将会犯下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类似的情况还很多，这些都涉及到一个爱国主义观念的创新问题，我们无论是在对爱国主义的认识理解上还是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都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努力创新。
其次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必须创新。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继续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使他们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热爱祖国的秀美山川，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归宿感、认同感；还要加强对他们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他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树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的决心和使命感；尤其要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时代内容，如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要更多地增强世界视野和全球意识，充分认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充分认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充分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和平共处的重要意义等等。
最后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必须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要随着时代变化发展而采取多种新的形式和方法进行，切忌呆板、单一，“讲大道理，喊空口号”，“要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12]在当前，我们特别要发挥网络传播的优势，建设网上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切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爱国主义教育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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