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思想互动与哲学创新——从学理与实践视角审视中西马哲学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学理论文,中西论文,视角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2-0061-16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很重要学术现象——中西马哲学对话。我们将之定义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它渐次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围绕这个话题学术界召开了多次会议、组织了多组笔谈加以探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了解它、判断它，以及如何深度展开它？这一些内在环节显现出我们把握这一问题的独特的理论视角与话语立场。从对话的技术层面来看，明确该“问题”何以产生、其学理基础与现实根据、对话的目的、对话方式、对话路径何在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我们“对话”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把握该“事件”的真正实质，推进“对话”的良性发展，取得应有的理论成果，从而促进现实生活开拓出新境界。
主持人：杨楹[哲学博士、华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对话本身的逻辑要求而言，对话前提必须首先得以厘定。这样，从哲学类型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从其哲学生成的现实基础、各自的问题域、提问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向选择、以及从中透出的该哲学的精神主旨、价值倾向所具有的差异性进行深刻的把握，这是中西马哲学获得哲学自觉的表征，也是对话得以正常展开的必要前提。不可否认，对这一“对话”的解读，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目前理论界所展示的“文本路径”、“现实路径”以及“文本与现实张力关系”等运思谱系。我们认为，对“对话”本身的清理，最终必须从现实的生活维度加以彻底地把握，才能将对话的价值与意义得到落实，从而将对话从所谓纯粹学术层面下降到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以达到学理与实践层面的汇通，建构出对话的学术与现实的双重合法性。从此意义上讲，“对话”表达了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深层关系的具体化。
中西马作为“对话”的三方，首先必须对自身的问题域、精神主旨、价值基础，以及在对话场中各自的学术姿态作以交代，从而形成对话中交叉性的问题互融、价值相关、运思互补、生活共在的对话空间，最终不仅满足中西马各自资源的整合，创发出自身新的理论形态，而且满足现实生活对哲学的需要，推动现实生活的变迁。
一、学科自觉与“自我”确证
杨楹：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同时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构成了中国哲学与中国人现实生活之间的深厚关系，于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也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种样式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价值支撑，引导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由此，中国哲学的文化理念也就获得了生态性的存在，并且一直滋养中国人的心智。从其现实生成的基础、理论内容、关注的问题、精神倾向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尤其是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构成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今天的“对话”语境中，将更为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哲学的特征、应有的价值与命运。
蒋海怒[哲学博士、华侨大学副教授]：中国在解释“世界”，世界也在读解中国。在思想文化的双向“格义”路途中，哲学之间的“对话”无疑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首先要求中国哲学进行自我确证和思想的自我“对话”。
“中国哲学”是一个语义叠加词，意即“中国+哲学”。但实际上，“中国”与“哲学”之间是一种修饰性、分析性的结构关系，意即“中国的哲学”。强调“中国的哲学”是为了要与“存在于中国的哲学”相分开。类似的谈论方式，还有“中国佛教”等等。如此，我们就被驱使到直面“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我们必须点破(1)中国哲学“一以贯之”之“道”是什么？(2)承载着这一“一贯之道”的具体哲学流别有哪些？(3)中国哲学之道的现代形态及其翻译形式是否存在？下面，我将重点清理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的精神主旨。直言之，这“一贯之道”的精神主旨，可以从内向的主体性、形式的道德性、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来加以解析。
承载着中国哲学精神的思想派别有诸种称呼，如“百子之学”、“三教之道”。但是“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抽象，作为“观念集合”，关涉的是一个具体哲学派别的抽象的、内在统一层面。以中国哲学“一贯之道”为标尺，我们必须承认：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划归于传统中国哲学阵营，而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可以算作中国哲学；胡适、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不能划归中国哲学，而现代新儒学甚至金岳霖的《论道》可以算作中国哲学。
中西马的对话，本质上是三种知识体系、概念构造、言说方式之间的“交谈”。“言谈”本身是“不自由”的，“论题的提出”、“观点的交锋”、“提问的方式”无疑受到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左右。“看不见的力量”，我所指的是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利益集团或特定阶层的“群体头脑”，这样，理论的“呈现”必须追溯到社会历史生活经验之中，深透于现实的“生活事实”中去。
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探讨中国哲学生成、发展机制，我们可以发现，①政治维度上，中国哲学产生于西周的分封制，并在随后的大一统政治构架下得到发展。②经济维度上，中国哲学与传统的单体经济或小农自然经济有密切的联系。③从文化氛围上看，存在着政治文化的内儒外法，个人修养层面的儒道互补、社会文化上的三教并存、舆论层面上的独尊儒术。我们否定那种刚性的哲学的政治还原论、经济还原论、文化还原论，但还是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与其产生或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与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关系；“天人合一”的文化幻象与自然经济的联系；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念和分封制之间的关系等等。由于哲学的社会生成机制的不同，其理论形态也会有巨大反差。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西方近代哲学和产生于大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产生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哲学有着截然不同。再如：中国人在人物关系上的“物我不分”、道德倾向上的“返己”倾向、社会观上的“家国一体”都与其生成机制有密切关联。
但是，从这种知识的社会基础出发，中国哲学的取向与主体精神倾向，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凸显出来：
(1)内向的主体性。中国哲学虽称“天人之学”、“天命之学”，其落足点主要放在“人”上面。古代思想家运用各种理论建构(宇宙观、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手法对世间事物进行雕琢和纠偏，这些理论手法或表现为儒家的人间性、入世性；或表现为道教的济世性；或表现为佛教的救世性。然而它们对世间的承诺往往立足于改造主体的道德心理、内在涵养，促使其心灵觉悟。儒家从内心之真诚角度论“仁”、“天性人心”，宋明道学主张的“性理之学”根本是内在主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国佛教则大彰佛性、阿赖耶识、真心本觉、一心三观、明心见性，把“心”本体化、主体化；道家则有老庄论自然之心性、郭象的“各安其性”、道教之“心为道体”之说。中国哲学的“内在向度”突出表现在唐宋以后的心性之学方面。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思想儒佛道三教，这三大思想流派虽然所使用的哲学概念迥异，却在义理结构上保持相当的同质性，它们在外观形式性上有别，但却内在精神具有通约性，这就是内向的主体性。个己心性或肉身的操练可以通达至神、至圣的境界，完成个人精神或肉身“质”的转变与提升，儒佛道三教皆倡此说。如果追问中国内向主体思想的逻辑的缘起脉象，不难发现它自上古以来就沿袭如下路径发展：宗教的伦理化→伦理的道德化→道德的心性化→心性的本体化。因此中国哲学此方面的特点又可以描述如下：天人之学、天命之学、内在性、内在向度、内外之学、内圣外王之道。以“内向的主体性”为基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明显的“人格透入”或“德性人格透射”之特征。
(2)形式的道德性。形式的道德性与内向主体性是紧密结合的。在社会现实生活层面，道德成为统贯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以“道德一本论”的特征的“和合”社会。在伦理本位的生活视域中，道德具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弥散、渗透与拓疆的特征，社会生活被化约为道德生活，道德生活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唯一的通行生活形式。由此，“道德本位”成为基本的价值立场与审视视角，这样，在“道德一元论”景观里，道德这个万能的尺度将中国社会粘合成一个整体，它成为一切文化的基础。“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即道德本体与社会生活诸现象的关系表达。道德生活具有创造力，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皆潜伏着道德活动，所谓“百姓日用莫非天地之流行”。在儒学解释框架下，“道德”是业已“觉解”的个体的生存意义域和体证之境界，一切社会文化活动都统属于自我道德意识，是自我道德意识的外化形式或分殊之表现。中国哲学中保存了丰富的道德修养论内容，儒家德感生活观念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或模型，它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心理潜态、文化面貌、思想结构，在多元文化建构中，它直接影响了道家和佛教的生活观念，虽然佛教道家表面上否定或降低道德意识的优位，但是它们的生活理论中充满了某种“形式的道德理性”或“合道德性”。因此，无论是以儒家德感生活、以道家自然生活，还是佛家灵性生活，都切中道德本体的韵寓。
(3)生活实践性。西方哲学的知性主义和理性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实践精神与改造世界的理论构想构成深层次差异的是，中国哲学强调将自我的道德理性投注于生活现实，以个体生活、个体生命践履哲学。从孔子的践仁、体仁到《中庸》的“诚”、“诚之”理念，从孟子的“尽心养性以事天”、“践形”学说，到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都是其中代表性的命题。一句话，中国哲学认为，“学问不通日用，不可谓之学。”中国哲学的实践观念是“个体实践”、“道德实践”、“生活实践”。我们经常感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中将“个体”无限放大，个体的能动性无限扩张的倾向，实际上都是这种特质所导致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中国哲学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特质，但我认为，中西马之间的对话首先应该在精神实质上进行，不必苛求“表面的相似性”或“表面的对立性”。以上三点是我归纳出的中国哲学的特质。如果把三点综合起来，一言蔽之，“中国哲学”就是“内向性主体的形式化道德生活实践之学”，这也是中西马哲学对话中的“中国哲学”的学科自觉和自我确证。
杨楹：随着西学东渐运动的肇始与展开，尤其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哲学的碰撞与对话渐次走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形成一种对话景观。对话也从表层逐渐深化、从话语形式到理论本质、从言说方式到思维方式、从问题清理到架构审视、从自发的对话到自觉地寻找对话域，从而构成中西哲学对话的历史逻辑与理论的未来生成基础。这样，在今天的对话中，西方哲学所蕴涵着的问题思维、价值传统与精神气质必须加以提炼，使之清楚明白。
刘素民[哲学博士、华侨大学副教授]：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之发展，构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脉络，对之的自觉是对话的前提之一。综观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构成它有别于别的哲学的重要特质。苏格拉底提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和“美德即知识”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命题。前者是就认知活动的开端而言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知识论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后者表明，全部伦理学说都是从知识出发，以知识为前提的。苏格拉底在知识和美德之间建立了联盟，以后的基督教道德正是这一联盟的展开。
作为对崇拜感觉的智者派哲学的一个反动，苏格拉底的求知欲体现为对概念知识的追求，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以致他提出了“理念论”。如果说苏格拉底是知识论哲学的首倡者，那么，柏拉图就是知识论哲学的真正奠基人，因为他为这种哲学提供了一个基地——“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对柏拉图理念学说有所批评，但在批判中却推进了知识论的哲学传统。他对知识论哲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制了形式逻辑，从而为整个理念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操作规则。从此，知识论哲学传统就植入到西方人的思想“基因”之中，成为西方哲学家难以摆脱的“先见”。
如果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关于“逻各斯”、名实关系和双重真理的讨论未能超越知识论哲学传统的问题域的话，那么，以笛卡尔和F·培根为开创者的近代哲学则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还为这一传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源。F·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把认识论问题提到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上，并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工具——归纳逻辑。笛卡尔同样认为哲学追求的是知识，哲学的根本使命是澄清知识的前提，从而除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未经理性审察过的各种伪知识，使真正的、明白而清晰的知识得以发展。为此，笛卡儿倡导了一种普遍怀疑的方法，他的“我思故我在”正是这一方法的集中表现，他创发的“演绎逻辑”成为知识完善自身的工具。D·休谟也具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倾向，但他与笛卡尔不同，休谟提出了“两种知识”的理论。在他看来，除了关于数和量的数学知识之外，唯一可靠的是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而这种知识还具有或然性。休谟强调的只是知识的范围和界限，其基本理论研究没有否认，却是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促成知识论哲学研究指向的内化。作为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批判者和综合者的康德，虽然从先验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阐明了知识的界限，并高度重视对实践理性的研究，从而超越了休谟的偏狭的经验论眼界，摧毁了传统的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大厦，然而，康德和休谟一样，未从根本上摆脱知识论哲学的立场，相反，却为这种哲学建造了一个永恒的乐园——现象、经验世界与超验的、理念的世界。
以孔德、马赫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现代实证主义思潮直接弘扬了休谟和康德的思想，他们虽然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但至多只是拒斥了早已被休谟和康德批判过的知识论形而上学(寻求超验的知识)，并未拒斥知识论哲学所倡导的旨在求知的哲学观，并力图从逻辑、语言的角度进一步推进并完善这种哲学。费希特的《知识学》、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和黑格尔的《哲学全书》都是从属于知识论哲学传统的。可以说，黑格尔是知识论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把这种哲学体系化了，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逻辑——辩证逻辑，从而把知识论哲学奠立在一种远比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更有宽容度的新逻辑或新语言之上。
从知识论哲学传统演化的基本线索来看，这一传统大致上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形式——注重从本体论(实际上是本原论或宇宙起源论)上来阐发知识论哲学；二是以笛卡儿、培根、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式——注重从认识论、方法论上来阐发知识论哲学；三是以孔德、马赫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现代形式——它继续了休谟、康德的思路，力图把知识论哲学保持在经验和现象的范围之内，并逐步转向对语言、逻辑这些客观知识的研究。知识论哲学传统的这三种表现形式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出现。
然而，就在知识论哲学传统在黑格尔那里达到光辉顶点的时候，其悲剧性命运实际上已经展开。除了以孔德为肇始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虽然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实际上仍然沿着休谟和康德的思路来维护知识论哲学外，真正对知识论哲学传统的前提进行挑战的是以下三大思潮。一是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思潮。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欲求是人的本质”这一哥白尼式的倒转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打开了一个与知识论哲学传统迥然不同的问题域。尼采从权力意志和超人的学说出发，不仅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从而摧毁了知识论哲学的世俗后援——基督教道德，而且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通过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的肯定，无情地批判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创的知识论哲学，从而以更自觉的态度否定并超越了知识论哲学的传统。二是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人的生存、欲望和感情这样的问题乃是知识所无法改变的。萨特持同样观点。他从“孤独的个人”出发，用一种不同于知识论哲学的话语来表达哲学的更紧迫的需要，从而启发了存在主义运动和思潮。海德格尔不仅对传统的知识论形而上学进行了透彻的批判，指责它耽搁乃至完全遮蔽了对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思考，而且从现象学的方法入手，创立了“基础本体论”。从而从根基上扬弃乃至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三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倒转了近代知识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儿的一个著名命题：“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费尔巴哈的新哲学虽然以知识论哲学传统所忽视的主题——“人”为基础，并且偶尔也把人理解为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但从根本上看，他所说的“人”仍然是抽象的、直观的，所以从这种新哲学中只能引申出关于“爱”的抽象的说教，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由此而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学说，并进而强调了生产劳动这种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在人类全部活动(包括认识活动)中的前提性的作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把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视为一切认识活动和知识的前提，从而从根基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的传统，马克思还从哲学的根本使命入手，阐述了自己的哲学和这一传统之间的本质差异，即知识论哲学传统注重的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哲学注重的则是用实践的方式来“改变世界”。
上述三方面挑战的共同点都是批判知识论哲学传统的抽象的求知态度，力图把哲学扭转到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探索上。西方哲学问题域的这样一种转向，既显现出哲学理路本身的内在变化结构与发展张力，同时，我们也从这样一个角度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内在关联与其自身独特的理论主旨，这对于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下寻求中西马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域何尝不是一个启发呢？
杨楹：对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的清理，已呈现出西方哲学运思的重要倾向。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对西方哲学再加以透析，将会更完整地使西方哲学的精神特质得以彰显。但是我们必须真诚地承认，在此的“西方哲学”是在“我们的”解释或理解视域中受我们的“理解前结构”遮蔽之后的“西方哲学”，是我们通过我们自身“自发的”“言说方式”或“叙述方式”“过滤”过的“西方哲学”，因此也仅仅是众多解读视角群之一，绝不是“西方哲学”原生性的“复活”。在此，重要的是必须对我们的“成见”具有清晰的自觉，从而在解读“西方哲学”时才能达到相对明确的自我规定，从而杜绝“二世主”现象。
彭立群[哲学博士、华侨大学副教授]：西方哲学作为一个生成、开放的知识传统是一个至为复杂的综合体。如果把西方哲学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有一些支流逐渐丰富并构成着这一传统，或者说小传统构成大传统。具体说来，西方哲学有自然哲学传统、数学传统、逻辑学传统、形而上学传统、伦理学传统、宗教传统、艺术传统、历史学传统、怀疑主义传统、关照社会现实等传统。不同传统有不同前提设定、思维方式和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式。尤其是当代，有些传统又组合成新的传统。如主要表现为代数学的数学传统应用到语言分析上，产生了现代西方的数理分析哲学；宗教传统和艺术传统的结合又导致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盛极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某种程度上是怀疑主义传统的复活。
西方哲学是一种西方文化观念进化的重要方式。西方哲学不像由它发展而来的很多常规学科，体系无法完全满足它活动的趋势和要求，它是西方人认识自我、挑战自我观念极限的重要的智慧性活动，它有关常规活动的“之前”、“之后”、“之下”、“之上”和“之外”，是对常规活动和常规学科的超越性反思。随着这种反思活动的深入，整个社会的观念状态发生重要改变，从而引起人们活动方式的改变。
西方哲学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平衡力量。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西方世界形成科学、宗教和以哲学为重心的人文学科三足鼎立的局面，哲学对于各种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平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曾经批判宗教，它现在又承担起批判和反思科学强势地位的任务。可以说，西方哲学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母体，很多学科从它之中分化出来，甚至开始反对它。但即便如此，西方哲学还是能够存在，这说明它的存在方式很特别，它就像黑格尔书中的绝对精神，这一绝对精神承载着人类的自由精神，必须借助一些外在条件(如各种学科、手段)来表达自己，但它又不是这些外在条件。
杨楹：从学理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后黑格尔哲学的哲学，并非是西方传统哲学发展的简单断裂，而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积极地扬弃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范式”的深层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分解成其原生形态与延伸形态，它由“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来看，其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置身于在现代性成长的历史境遇中，通过解读实践与理论两种“生活”来构建其哲学，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精神个性。首先，我们必须清楚马克思遭遇了什么样的现实问题？马克思遭遇的是全面异化的生活世界，人被物挤兑而被边缘化，人变成了手段。无产阶级处于无个性的生存状态，“资本”成了最高的权威，这样，马克思的哲学立志于改造现实生活世界，改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超越一切“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由此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范导下，他解构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权关系以及宗教关系等等，揭示它们的本质，从而发现了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是永恒的完美的制度，而是具有历史性、暂时性和必然被超越性。其次，马克思通过改变现实中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关系，确立了它的价值目标，“自由”成为人永恒不可放弃的生命“崇高”的追求，即要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他质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既继承了西方哲学传统，又反对了西方哲学传统，他秉承了西方哲学一切自由理念，包括乌托邦的积极超越精神、基督教的至善理念，树立对人的价值肯定的理念，但他反对抽象意义上的自由与人的价值，将人的自由或价值的肯定，放置于现实生活的改造之中，因此，马克思既秉承了西方哲学传统，又扬弃了西方哲学传统，是西方文明积极成果最坚定的、最有效的继承者，也是西方哲学传统最彻底的批判者与超越者。第三，从以上的逻辑可见，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主旨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哲学，其中解放伦理构成了他的哲学的精髓。“解放”承载与蕴涵着马克思哲学深层次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在此马克思打通了应然与实然、此岸与彼岸、现实与超越的传统二元逻辑，实现了现实主义的人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哲学对现实生活进行颠覆与改造的价值前提与思维革命。正是从这意义上来看，他的哲学才能够从德国到苏联，才能到中国，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谱系，也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武器，并且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境遇。
从生活维度来加以审视与定位，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正是通过他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和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对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批判，从而展示其哲学的现实渗透力与建构性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其他“类型”的哲学展开对话的前提与保障，也是一切哲学问题之根本所系。我们在“对话”语境中，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之间的张力，紧紧围绕着“问题”来比较中西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各自的优势与劣势、长处与不足，以及可资利用的资源。只有这样，“对话”才获得饱满的力量与丰富的生活内涵，“对话”的意义也才得以落实与厘清。
王福民[华侨大学副教授]：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像“书斋式”哲学家那样，去刻意构筑一个形上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一堆毫无联系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教条的堆砌，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生成开放的哲学理论系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由它自身的基本观点、基本内容、基本方法辩证统一构成的理论系统。其中，关于“世界本体论上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社会生活本质上的实践性原理”、“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原理”、“认识生成、发展的辩正过程及认识与实践”、“真理与谬误辩证关系的原理”、“存在与思维的辩证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历史发展主客体辩证关系原理”、“人的历史活动的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与客观世界生成与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辩证关系的原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者”、“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等一系列基本原理系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正是这些基本的“原理”生成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精神实质与价值主旨就蕴涵于这一系列的原理之中，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原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骨骼。概而言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必须在本体论上的唯物性、方法论上的辩证法、认识论与社会观上的实践性、价值论上人的自由与解放等方面的内在贯通与有机统一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才会规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其彻底性，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路清晰地呈现出来。当费尔巴哈颠覆黑格尔唯心主义本体论，恢复唯物主义权威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即从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转变为“费尔巴哈派”；当费尔巴哈抛弃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革命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以唯物辩证法彻底地改造了旧唯物主义；当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立足社会生活的本质，走向历史的深处，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以前哲学简单外在对峙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二者的历史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根植于现实的生活世界的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前提下来加以厘定的，从哲学的历史关系上来，也就超越了费尔巴哈。
从哲学内在个性来看，“劳动”范畴成为支撑、生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点，马克思强调“劳动”，它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由此与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劳动、费尔巴哈式的机械、直观的“劳动”严格地区别开来。这样，马克思哲学由关注“劳动”引向注重研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注重研究市民社会、经济关系，但它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漠视处于经济关系中的人，从而又与蒲鲁东抽象的研究经济范畴划定界限。通观马克思哲学的精神脉向，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的价值旨归，展示其理论的批判性与现实生活批判性。
在此，应当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的批判性与现实生活批判性具有内在价值诉求规定——这就是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合目的性维度，凸显了现实的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其终极价值所在。马克思的哲学并非是“无人”的哲学，相反，它是把“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终极旨趣。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此，人们往往仅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层面去诠释。然而，正是在此更深刻的蕴含着对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的终极关怀。所谓改变世界，绝不是指把人拒斥于“世界”之外的人那个抽象的世界，而本质上即是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批判性改造，其核心价值则在于指向现实的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按照马克思哲学的理论逻辑，“人的世界”乃是由经济关系、国家关系等诸种社会关系构成的世界。可见，人的世界就是人的本质的展开，改变世界实质上就是解决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就是实际地否定束缚人的自由与发展的社会关系，就是提升人的本质，实现人的历史性解放。因此，通过实践实际的反对并改变束缚人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在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乃是马克思哲学生活观的着力之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生活改造的价值指向，具体确定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可见，在马克思生活观语境下，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主要不是作为一个道德伦理目标，而是植根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基础上的科学结论，它体现了生活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历史主体创造性、生活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逻辑统一。
杨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精神主旨、价值倾向和思维方式，并不是悬浮于其基本的理论之上，而是蕴涵于他的理论逻辑之中。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特质，必须进一步从整体性的高度加以勾勒与澄清。
吴苑华[哲学博士、华侨大学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实质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它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五个思想特征和五个方法论维度。首先从思想特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以下五个特点：(1)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2)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实践；(3)提问方法论原则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4)思想、理论针对于生活世界殖民化与合理化；(5)彻底批判性特质。其次，从方法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1)现实生活维度(实践性的体现、实事求是)；(2)历史性维度(社会、过程、总体)；(3)主体性维度(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等；(4)批判与超越维度(革命性或否定性)；(5)理论创新维度(开放性)等五个维度。
杨楹：上面的陈述作为对中西马对话的“元问题”的前提性澄清与明晰，为中西马对话的规范性，以及向深广方面推进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的平台。在此尤其要指出的是，“对话”的根本要义在于指向“现实生活”，离开了这一对话之“根”，那么对话必将陷入琐碎、偏狭的义气之争或所谓的“纯粹学术”层面的“精神游戏”。这样，整体审视“对话”，本质上是通过理论的方式思考时代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从而为哲学通向现实生活提供合法的路径。
二、“对话”的多维视角
杨楹：“对话”是哲学思想的博弈、争鸣、整合与创新。在此，对话者的理论个性、思维独立性、思想多元性、思维范式的开放性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对话首先表现为话语的张力、问题链条的内在关联以及各自的问题域、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延展。中西马“对话”生成对话特有的规则，展现出“对话者”的多维视角与对“问题”的立体诊断，从而汇通各种资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但是，“对话”不能停留于表层与泛化的状态，而必须将中西马哲学引向共同的“问题域”，即一个“共同的交集”，这一交集就是我们前面一再申明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对话”只能是根据“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生成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对话走向深度，切入到生活世界，成为现实生活之必要与必须！
不可否认，当下有的学者提出，对话必须以“当代人的存在与发展”为焦点来展开，有的学者主张对话应该对“中国现代性成长中所生长出来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综合诊断，等等，这些理论对话话题的确定，都是不同程度地指向“现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正是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对话才具有学术的生命力。我们认为，也只有立足于此，对话的前提、对话的基础、对话的必要、对话的目的，以及对话的历史性形式才有根基。
许斗斗[哲学博士、福州大学教授]：“对话”必须从几个方面来加以探讨。(1)“问题”是对话的基础。马克思认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问题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一种最实际的特征。对话的内容是现实中的问题，问题本身反映着现实中的矛盾，哲学就是力图发现问题，并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哲学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的反思，哲学植根于生活，却又在巡视、反观自身之根。(2)对话的可能性应该是“提问”。基于“问题”之上的对话应该是一种提问。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时候才能够产生，马克思所说的任务所指向的也就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解决的问题，超出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或许已萌发并能提出，但本质上它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因为时代生活规定问题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发问是存在的一种“存在”样式，中西马三个不同学科提出的问题是从不同的视角对现实问题进行反思而提出的。中西马哲学三者把握问题的方式不同，对问题的观念的思索也就各异。为此，对话就必须将现实的问题提升到学术层面，在学术上展现为相应的“问题域”。(3)对话的原因。首先，中西马对话是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对哲学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促进作用。其次，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是中哲、马哲联合对抗西哲。中、马对西哲的抗争，似乎源于对其渐次弱势地位的不满。马哲从曾经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神殿”上走下来，走到学术领域中，使得马哲有一种失落感，因此，力图通过对话来寻找往日的尊严；中哲作为本土化的哲学，但是始终未能获得“霸主”地位，反而处于最弱势的境地，也希望通过对话来取得地位上的跃升。
郑又贤[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在谈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之前，有些问题需要搞清楚：(1)对话的主体是谁？主体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各方主体是否都愿意彼此间的对话？我们需要辨明在中西马哲学对话中各自的立场。我想，“对话”更多的是站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2)对话的途径与条件是什么？如何实现对话的落实与展开？对话的结果如何处理？对话的手段是什么？我们需要从西方哲学中借鉴什么？拿来什么？在这里需要有个沟通的桥梁，以达到对话内容的相融。只有这些问题得到充分的落实，才能推进对话健康地发展，从而取得对话的预期结果。
杨楹：不同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思维范式和叙述方式，关注着生活的不同层面，并且在各自不同的问题语境中形成“问题”，彰显出非常鲜明的差异性。若我们各自仅仅局限于自我的场景来进行简单的自我言说，那么就会丧失“对话”的平台。
今天对“对话”进行反思，我想必须围绕着“问题”来展开。因为只有围绕着问题，哲学才能与现实生活建立起实际的关系，打通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层层“壁垒”，否则哲学就是外在于生活的，由此，正如前面所言，“对话”就必须牢牢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实践过程，把对话锁定于该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之上，诊断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所承接、生成、分化的矛盾群，弄清“问题”自身的内在逻辑，明白哪些是核心问题、原生性问题，哪些是延伸或派生性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各自的切入视角、关注的焦点、解决的范式与所选择的路径，以及各自借用的、提供的文化资源到底是什么，唯有如此，才能使中西马三方在对话中显现出各自的不可替代性和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各自的价值，从而最终在解决“具体”问题中达成“对话”的共识和产生对话实效。
王四达[哲学博士、华侨大学教授]：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中，我想应该开启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国哲学作为本土文化的代表，在“对话”中，不但是一个天然的主角，而且必须就“对话”的相关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在学科确证的基础上，需要再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就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一交代。
(1)中西马对话何以必要？从当前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看，有两个因素使“对话”成为必要：即全球化潮流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当下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已从历史的被动态跃升为中国人现实的、自觉的实践活动，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中国当前推进现代化与汇入全球化是合而为一的。如何实现？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内在要求哲学从理论上加以回应并具体落实于如何审定与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在此须注意两个原则：一是兼容的原则。因为理论层面的问题不是任何一家哲学可以单独包办的，它既是中国的问题，又与世界相关联；既是现实的问题，又与历史相关联；既是传统的问题，又与现代相关联。而要协调好这些关系，就必须开展中西马的对话。同时，还要整合成具有民族特色与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新哲学。二是平等的原则：德国现代神学家孔汉斯指出：“普天下，学习他人即是充实自己。”所以古代那种真理自封的思想强权不应是今天建立中国新哲学的模式，只有坚持“双百”方针才能为新哲学注入强大的活力。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皆相成也。”中西马三家的对话亦应作如是观。
(2)中西马对话何以可能？三家对话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有一个共同前提——“人文关怀”。这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三家的交集点。一般说，人文关怀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处境、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深切关注的精神，其目的是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西方自文艺复兴起就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其主旨就是肯定人性，否定神性；高扬人权，贬抑神权。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人文关怀也是它一个最根本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生存处境、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深切关怀中产生的。马克思说过：“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因此，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就是人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中国哲学，也有人文关怀的传统，中国自古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如孔子说：“仁者爱人”、《管子·霸言》“以人为本”。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古人的“人本”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无关，特别是在专制制度下，思想精英“以人为本”的理想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是被统治者转化为“以君为本”。今天，生活语境已发生根本的转变，落实“人本”价值理想已有了可能，也就是说三家对话已具备对话的条件。
刘素民：20世纪中国的哲学学科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学术领域，从学科取向上看，大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与时俱进的开拓”、“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与创新”、“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等三个主要的、相对独立的学术范式群，这三大学术范式群共同构成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态，因此，三者的关系必然是互动的。
当代西方哲学倾向于认为，哲学不是一种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认知性、知识性的学科领域，其目标不是去发现新的真理或积累知识，其内容也不是一系列表达哲学知识的哲学命题。哲学是一种理智活动——它可以是意义的澄清、语言的批判，也可以是实践的教化、社会的批判。前者有利于哲学理论本身的发展；而后者则体现出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关照。所以，中西马哲学面对当代各种思想资源共生、冲撞，各种价值交融、并立的社会现实，学术范式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就成为了必要，而三者的对话也成为了必然。
另一方面，当代哲学与哲学史一样，更多地展现为各种思想方式的对话过程，分歧与交融、冲突与继承、差异与创新总是相拌而生、相互推进。特别是当我们深入到不同的文化内部，探索不同的思想流派时，我们能够发现的往往不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最终解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某个哲学流派或某种哲学传统中才能得到比较一致的界定，而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才是人类理智不断拓展和创造的主要动力。爱智慧的道路不只一条，中西马哲学开辟的每一条道路都旨在扩大与加深我们对自身和所处境遇的理解。这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富有理性的谦恭精神的哲学观，是我们当代学者不得不选择的哲学观。
就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来看，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必须处理好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西方哲学研究可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两个方面的可借鉴资源。首先是理论视角的拓展和学术方法的借鉴。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在主题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既揭示了传统哲学中的明显缺陷，也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对于我们更合理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方法中，语言和逻辑分析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体现出的对理论语言深刻的自觉，对理性批判深入的继承以及对语言清晰性原则的追求，以及对语境化方法的着力强调。此外，现象学-诠释学进路是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它展现出对人类意识和语言的始源境遇的把握能力，对人类理解和实践智慧的存在论升华。马哲应当吸收这些方法。
其次，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证与释读”、“对西方马克思思想主题和理论方法的吸收”、“对当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探索”等三个向度展开。而西方哲学研究显然可以为这三个向度提供必要的借鉴，但与此同时，也需要避免无节制地使用概念和论题。如，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研究领域，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且西方哲学本身的多重问题与其所赖以滋生的本土境遇有着更强的依赖性，我们似乎更需要厘清其学术理路与问题域。
就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大重视主体与客体、我与非我的区分，不大重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与支配作用，因而也不大重视主客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和近代的因果关系的方法都是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缺乏的，这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因此，中国的哲学研究应当考虑一方面大力发展科学，伸张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学习西方近代哲学“主——客”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主动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不囿于“主——客”式，将其奉为至高无上的哲学原则，一任“主——客”关系中人的主体膨胀到万能的地步，以致对自然采取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他人采取利己主义，对此，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境界，就像马克思对古希腊、史诗所说的那样，虽过时不能照搬却仍有“魅力”。
中西马哲学对话任重而道远，但其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姑且为中西马哲学对话设定几个目标。(1)中西马互动，应当以建设中国新哲学为目标。建设中国新哲学这一课题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从清末到当代的百余年间，建立中国新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不懈追求。当前中西马三种哲学并立的局面，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新的可能。(2)中西马互动，应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中西马三个哲学体系，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话语系统与言说方式，有自身独特的学术焦点与思考向度，因而只有面向问题，才能找到中西马之前的结合点或交汇点，并发掘本学科的学术资源，通过交流和对话来相互丰富与补充。中西马三个学术群体的良性互动，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哲学资源，同时克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片面化与极端化倾向，确保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健全发展。(3)建立良好的对话机制。学术生态多样化是学术创造活力的反映。同时，学术生态多样化发展，也会伴随着一系列的乱象。因此，建立良好的对话机制是必要的。对话不是本身问题的交流与探讨，而是话语系统本身的碰撞；论争寻求的不只是解决问题的共识，还是对各自话语系统的确认。(4)中西马互动，应以反思学科使命为前提。在纯粹研究文本方面，汉语哲学界在中哲、西哲、马哲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中西对话问题上的文化困境(语言、文化差异)(5)中西马互动，应以研究主体的自我敞开和自我超越为实现根本途径。中西马哲学之间的互动，应被看作哲学界自我调整、自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西马是既定的三大学科，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学科既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的体制化保障，又是妨碍学术发展的学科壁垒得以产生的体制化根源。中西马哲学互动，必须正视现实中存在的严重的学科壁垒这一事实。中西马之间的学科屏障并不会自动消除，它要依赖于三大学术群体的自我敞开与自我超越。因此，学科“越界”是必要的。(6)中西马互动，应推动哲学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专业分工把学者们圈定在自己的学科界线内，哲学教育则培养着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哲学人才。因此，应当努力推动哲学教育的改革，以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的哲学通才，培养他们开放的心灵与包容的胸怀，努力使学科不再成为他们全面继承与自由汲取中西马哲学智慧的障碍。
总之，中西马哲学研究应当首先回到自身的脉络中，梳理与考察自身的问题，有必要假定彼此的问题和理论之间具有基本的异质性，然后再就已经得到详尽考察后的自身语境去思考和理解对方的问题，确立深层对话的基础。其目的并非评判真假优劣，而是旨在扩大对自身的把握，对对方的理解，同时并不排斥方法上的借鉴，甚至主题上的相互吸收。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想象最终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因为建立在差异之上的深入对话就足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境域提供丰富的滋养。
彭立群：“中西马”如何对话，我认为：第一，不要回避问题，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增强问题意识，拓展问题领域，提高对话质量。第二，学科间要宽容。既要确立基本对话规范，又要突破专家垄断话语权的倾向，构建一种现代的民主、宽松、开放的对话机制。第三，树立基本的规范，在对话中追求可理解的、真实的和诚明的态度与效果，以消解对话的浮躁与虚妄。第四，对话既要体现时代性、世界性，又要凸显学术个性与民族性。在充分了解西方哲学发展新的阶段及其提出的新问题，同时通过对话，在理论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体现中国哲学的特色。第五，外部环境要宽容。中西马对话必须取消壁垒，在宽松与兼容的气氛中发展出新的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与哲学理论。
吴苑华：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参与这种对话还具备另两种基础：一是对话主体的成熟，二是对话背景的成熟——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1)对话主体的成熟。从主体方面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现大多具备了较为熟练的理论素养和专业训练，不仅掌握了较为扎实的本专业基础，而且也掌握较为丰富的西方哲学的理论知识和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同时，他们还充满了富有理论激情的“对话自觉意识和参与意识”，意识到学科间对话、交流和互动是必要的、有利的；此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已经形成了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认识到哲学理论创新不只是理论本身还是一个现实生活的需要。这是对话所以为可能的“人和”。从对话的背景来看。中央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重大项目，从而大大地推进了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因此，这在客观上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充满“祥和”的学术气氛、“激荡”的学术活力和“有希望”的学术前景，为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了更加广阔的理论创新平台。这是对话的“天时”。25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大量新鲜经验材料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携同其他哲学协同反思和总结，也在事实上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出演“独角戏”、“一言堂”。尤其是“反思哲学”之后，我国哲学研究走上多元化发展道路，形成了当代中国哲学三足顶立的格局，从而奠定了良好的对话基础。而且，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三个方面所做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都取得相当大的进展。这是对话所以为可能的“地利”。
(2)对话的内容丰富。开展中西马哲学间对话，是理论间性的实现，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中西马的对话中，要带着“问题”来，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哲学创新为价值目标，促进哲学文化的新生。
(3)对话的方式多元。就对话方式和路径而言，开展中西马哲学间对话，需要在这种对话中开展“中、西、马”哲学间“双边”或“多边”式学术对话。马哲在对话中要做到“宽容为本、和而不同”，坚持学术宽容的争鸣态度。虽然马哲仍然是当代中国哲学领域中的主流哲学，但是她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一样都是平等的对话主体。在马哲、中哲与西哲之间构建一种平等的对话平台，积极开展良性的学术争鸣，不回避问题和矛盾，真诚地交换观点和看法，推进马哲、中哲、西哲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整体理论创新。
(4)对话的目的明确。对话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已规定了对话的内在目的。在对话中，要树立超越实际的学科间距和边界，实现学科视界融合，共同商谈和解决相互关心的主题，增进相互间理解、一致和共识，推进哲学整体地进步。由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理论创新与体系化回避；方法转化与工具化回避；价值诉求与急功近利回避；问题式研究与哲学门回避；学科和谐对话与学科隔阂回避等。
李志强(华侨大学副教授)：“对话”并非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话语或问题之间的“对话”。在我看来，对话的生命力，从起源上来看，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同时反过来，检验“对话”的最后的、最权威的尺度应该也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看对现实生活，直言之，就是对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如果对话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场“对话”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当然检验“对话”的标准还有很多，这就需要我们从多维度、多层面上来立体审视这一对话的价值与意义。
杨楹：综合前面的立场可见，“对话”要真正对现实发挥其价值与作用。在我看来，必须将对话放置于“现实生活”这一实践的动态中来加以考察，而不能静态微观地文本式的自我圈内的概念化的争论。这样，对话也就找到现实的基点与展开的路径，同时也给对话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与时空。惟有这样，对话者才能立足于自我的时代生活。由此观之，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不同“问题集”之间的斟酌与权衡、不同思维路径的互补、不同价值立场之间的宽容、不同现实支点之间的思维换位才能具有可能性与必要性。因为，“对话”表征为思想形态的，其本质是生活形态之间的磨合。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将生活世界的问题，提升与转化为学术的问题，以及如何甄别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前提性的工作。只有这样的工作落到实处，对话才有质量，对话也才能穿透层层话语迷雾，揭示对话的真正要义与价值，从而将现代性成长中“人是目的，而不是人是手段，以人为本”等主题词落实于哲学的精神之中，使哲学成长对此类问题达到自觉。
危玉妹(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对话”必须回到中国现实的问题中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特别大，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政治、法律上都作了相应的调整并与世界接轨。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巨大，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要接受世界的文化，优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西方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在不断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这也正是“对话”的必要性之所在。
陈永森[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我只想说三点，第一，中西马的对话已经从“五四”开始了，对话接近一百年，已取得一系列成果，是我们现在对话的“起点”。第二，马克思主义源起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属于西方哲学范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都是“西化派”。第三，现在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对话”中必须落实与厘清的问题。只有将这些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维度加以澄清，才能使我们的对话具有实际的意义。
刘翠[华侨大学哲学博士]：审视对话，我认为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中国语境下，中西马之间对话的主体，事实上即是中西马的“解读者”，“解读者”构成对话的设计者、执行者，其目的在于追求真理的客观性。第二，“对话”何以必要是源于现实的理性运动。自我反省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生活在历史的夹缝之中，生存的需要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对话。对话本质上即是“批判”。第三，对话之可能性。现实生存需要我们展开彼此间的对话，但是对话何以可能顺利进行下去呢？其重要的学术条件就是自由与宽容的学术氛围。第四，对话要高质量地展开，必须注重对话的方式。我认为，从对话的外在形式来看，主要有“双边对话”和“三方会谈”；从内在形式来看，主要有(1)纯学术的对比，弄清价值取向、提问方式、解题方式的差异。(2)以现实问题为主题进行学术的交流。
杨楹：对话首先是认清自己，然后认清“对方”，划清边界。对话不是“你死我活”的，也不是“殊途同归”的，更不是简单替代式的，而是面对现实问题，我们可以借多学科的独特视角来进行多维度的透析，更为清晰地诊断问题，把握问题。同时对话对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启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发展自己的学科，绝不是要在各哲学学科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学科，而是学科本身的发展的内在机制问题。学术发展学术繁荣的内在机制需要界线，因为学术不是悬置在空中的，而是要对现实有所回应有所触动的。
彭立群：我想对“对话”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厘清，否则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伪问题。在此，我想谈两点。第一，我们现在所探讨的都是在中国的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质疑实际上应该包括对中国现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的质疑。第二，中西马都面对着同样的现实问题，虽然各自关注的方式有别，但必须超越学科既有的局限，通过对话，使差异不再成为壁垒，而是成为优势互补的基础。为此，有几个内在环节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1)我们必须合谋，寻求到中国哲学在当今生活中的独特价值。(2)学科间的宽容。(3)学理基本的规范。(4)尽快转入常规研究，不要再纠缠“大”问题。(5)创造良好的学术争鸣的外部环境。
杨楹：应该说来“这个问题”不是“假问题”，或者说不能以判断它是“伪问题”而可以搁置以便，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直接就是最大的生存问题。在“对话”中，“问题”本身的逻辑要求我们必须落实、抓住与甄别问题之“根”、“本”、“源”和“流”。从这一点上讲，中、西、马对话要延续和再发展，必须做到对“问题”进行理性的反思与反观。
李志强：针对中西马各自不同的学理背景与致思倾向，展开对话就是展开对资源的大搜索，“一切为我所有”，“一切为现实服务”是不改的宗旨。正如我前面所说，面对哲学、面对中国文化的自我发展，如何将多方面的资源通过对话，整合到今天的文化生活的界域中来，从而实现文化品质的提升。
杨楹：“对话”的多维审视，目的是试图将对话中的话语空间充分地展开，让中西马三方在对话中充分展示各自的立场、姿态、路径选择以及范式确立等，使对话三方对彼此有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认知，为对话构筑一个话语平台，从而使“对话”走向深入的实质性阶段。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对话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高频率的话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需要，在于重塑民族精神家园的内在需要，在于民族精神自主的深层次的生存自觉。从这一立场观之，对话就具有了鲜明的生活立场与生存意味，由此，“对话”本身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结语
蔡灿津[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今天讨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很广泛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它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精神与价值支撑，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从小的方面来看，关系到中西马哲学在中国的新建构、新发展，因此我认为选择这一话题作为讨论的主题，是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的。
但是，同时也就产生了相应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之间要不要对话，为什么提出一个对话问题来。而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按照我们的学科分类，有三大学科，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以前也叫中国哲学史，后来该叫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怎么裂变呢，还可以讨论。比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西方哲学当中，也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应该算做是西方哲学里面的一个，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算做马克思主义里面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现在的情况是，三个有较大同质性的学科，“三线”趋向“合一”。为什么要提出要对话呢？我们通过现在的学科设置，我们感到这种现状的不满足，现在的现状造成彼此的分割、鸡犬之声相闻、学科之间的分立严重，我管这块，你管那块。像现在的大公司的大办公室割成一个个小块块。如果从积极的方面看，当前的形势，为我们在中国哲学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什么高的要求呢？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在世界上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实践基础上能不能总结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重量的当代的中国哲学来呢？要总结出象样的中国哲学来，就要广泛地吸取各种哲学资源才能实现这样一个任务的。就像杨楹同志说的要满足中国当代的需要，指导现实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需要。如果有这样高的期望，而对于现在现状有那样多的困难与问题，这就显出一个很大的反差了，要求很高很高，而现状又是不满意，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却歪曲了，这样说来说去就没了，确实是反差太大了。因此就有一种纷争，就是说要对话。
对“对话”本身要有一个宽泛的理解，“对话”不一定是两个人坐在这里来对话，比如说，我们的中国哲学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按照我的理解——至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哲学，因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形成的中国哲学史占主流的已经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说，已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了。所以我们要对话，并不是要跟“这个”对话。因为对话不是自己和自己对话吧！我跟谁对话呢，应该是1949年以前的那一部分对话。那1949年以前的我跟谁对话呢？跟王阳明对话，但他已经“不在”了！你又怎么跟他对话？顶多是跟王阳明的研究者，回到本质上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学术之间的交流。跟西方哲学的对话是跟谁对话？我们很迫切地要跟他们对话，他们可能还不想这件事呢！所以，跟谁对话呢，还是我们的研究者，还是回到学者之间、研究者之间进行对话。这样，对话主体也就明确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西方哲学流派、中国哲学流派的学者们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可是我们往往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两者交织在一起没有分得很清楚。不过，这样的对话提出来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现在这个对话问题提出来，意味着我们这些学者之间很希望能从现状困境中能够摆脱出来，能够迈进一步。
我们对哲学是什么看法？是批判精神！对话跟批判继承是不一样的！批判继承重点在于批判，捡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来批判。不比过去啊！过去我们在中国哲学史里找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很好很好！现在又找到一句话叫“和而不同”还是从孔夫子那找到一句话。这个是叫批判还是叫批判继承呢？好象都不是，但是我们就是叫批判继承。批判继承相当于批判之后在捡一些有用的东西。对话意味着平等，意味着承认对方在相应的水准上。至少在现在的学界是这样认为的。现在西方哲学家们一直在研究着新的问题，我们最近好象有些教条主义了，我们有些干枯了、萎缩了。当然他们也有些干枯萎缩了。谁把谁边缘化呢？不是西方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了，而是我们这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了。所以现在的对话，应该带着比较中性的语言，就是说要挖掘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要吸收，以便充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这种对话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但也有困难。有可能，就一般的来说，这个可能就在于文化思想的多元性，哲学理论体系的多样性，但是人类社会生活有他的共同性。哲学不是“反映”吗？按照我们传统的观点就是反映。而现实是共同的，所以这有可能。
另外，现在的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实事求是地讲，按照过去我们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强调它的党性，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性。我们的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哲学要为政治服务。既然哲学要为政治服务，那西方的哲学就是为他们的阶级服务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我们的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两个怎么能在一块呢？“那个资产阶级哲学”又怎么能进入到我们的哲学中来呢？我看还可以再探讨，至少在逐步的松绑，给“对话”带来的是较为宽松的环境。经济尚可接轨，那么哲学的对话同样也是可以接轨的！更何况文化本身都有兼容性、包容性。从哲学自身来看，因为哲学的不同形态，它的思路、它的命题、它形成的体系都是不同的。我们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我们的老子讲这样的话吗，没有这样讲。我们后来再在政治上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去框去套。所以，老子这个“道”就是物质，后来发现这种说法也是不太成功的。不同的哲学形成不同的哲学门槛，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门户的，这是肯定的。就像我们肌体器官的移植有它的排他性，哲学的移植也有类似器官移植的排他性，哲学体系也有排他性。但同时哲学体系又有其兼容性，它要吸收别人的。所以搞这个对话还是有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的环境比较好。我们只能在这里，站在中国人这个位置上，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哲学，他们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替他们说话，替他说话也没有用。我们只是站在我们中国的地方来说，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对话就是要在中国已有的哲学思想资源中和国外的已有的哲学思想资源中，找寻到对我们当下有价值的因素。我说的国外并不一定就完全是西方的，视野可以更广一些，可否与印度哲学对话呢？恐怕也可以对话、也应该对话，因为印度的历史文化很丰富，过去大家重视不够，以后可不可以有个对话，我以为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对话目的，从哲学本身来看，就是要创建中国当代新哲学。我们中国人现在有这种责任和义务创造出一种很好的新哲学能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能在世界哲学文化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杨楹：今天我们讨论的“对话”，首先是通过中西马各哲学形态、哲学学科之间的“对话”，促进思想互动，从而推动哲学的创新与繁荣；但是到此只走了一半的路，因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哲学的对话，形成优秀的理论成果，再与现实生活“对话”，从而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这样，“对话”才得以延续，对话也才能与现实互动，使哲学获得不断新生的力量。
(整理：杨楹、刘素民、蒋海怒、王福民、李志强)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知识论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道德论文; 认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