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传统论文,农业论文,敞田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是中世纪英国除西北、西南之外大多数地区曾经采用的一种田制(肯特郡是否存在敞田制，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不少地区的敞田延续到18、19世纪。①著名农史学家琼·瑟斯克将敞田制归纳为四要素：第一，耕地和草地划分为条田，每个农户占有若干分散的条田；第二，在收获后和休耕期，耕地和草地要敞开用于公共放牧；第三，有公共牧场和荒地，条田占有者享有在那里放牧以及拾柴火、泥炭等物的权利；第四，上述活动由庄园法庭或村民会议统一规定并管理。其中第二点最为重要。②敞田受到一定程度的公共控制，史家通常又称之为“公田”(common field)。前者突出其外貌特征，后者侧重其性质和功能。
敞田制是破解英国传统农业的关键，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从一开始，研究重点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二是敞田制与农业技术进步的关系。19世纪著名法学家梅因认为，人类社会或先或后地经历了从土地公有向私有转变的过程；敞田制的实质是土地公有，它是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延存。③俄裔英国法律史专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指出，敞田制是部落时代的公有传统在新的农业环境中的表现，理想型的财产权属于整个集体而非个人。④虽然中世纪英国的条田已不像过去的份地那样定期重分，但是，“公有的原则及其平等化倾向依然是规制整个公社的有效力量，并强大到足以使领主和自由持有农屈从于它的习惯影响。”⑤英国农史研究的奠基人厄恩利勋爵认为，敞田制是落后的，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⑥因此，通过圈地将敞田制中的公田变成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私田，是农业技术进步和乡村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18世纪特别是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后，英国农业技术的“重大变化”与议会圈地紧密相连。⑦
19世纪著名法律史专家、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奠基人梅特兰很快对梅因、维诺格拉多夫的“农村公社起源说”提出了质疑。⑧他认为在英国，稳定的农业与农民对土地的独自占有是相伴而生的，不存在从土地公有向土地私有的转变。虽然日耳曼入侵者以平等的方式分割土地——彼此交错的条田由此产生，但一旦分割完毕，条田就属于个人，村民会议无权进行再分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私有产权，包括可继承、可转让的权利，发展得越来越充分。草地、森林和牧场也并非公有，它们是耕地所有权的附属物，只有拥有耕地的农户才有权使用。在他看来，梅因和维诺格拉多夫混淆了“公有”(communal ownership)和“共有”(co-ownership)概念，所谓“共有”是指村共同体中的个人按份持有土地，并享有份地的产权和利益。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正派农史学家对梅因-维诺格拉多夫-厄恩利的学术正统提出了挑战。瑟斯克认为敞田制直到12、13世纪才出现，它是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集约使用土地的结果。当时是英国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由于分割继承和开垦荒地，产生了大量碎化的条田；与此同时，由于牧场锐减，条田的持有者为了维持混合农业中的农牧平衡，不得不将收获后或休耕期的条田集中起来，用作公共牧场。⑩M.A.哈文登、J.L.琼斯和埃里克·克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敞田制并非农业技术进步不可逾越的障碍，厄恩利所说的18世纪后期农业的“重大变化”，其实在16、17世纪的敞田上已经发生，包括引进新的饲料作物(如萝卜和豆类)、将两田轮作或三田轮作改为草—田轮作、水灌草地等。(11)经济学家则指出敞田制是农民理性的抉择，而不是受农村公社平等主义传统的影响。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承认敞田制是低效率的，但它的长期延存可从经济学角度予以解释：农民的耕地以条田的方式相互交错，旨在分担歉收的风险。(12)卡尔·J.达尔曼认为条田分散是为了保证混合农业有效运行。混合农业要求农民将休耕地和收获之后的耕地敞开变成公共牧场，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条田分散可以防止农户退出从而对整个制度造成破坏。(13)
20世纪90年代，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罗伯特·C.艾伦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英国13、14世纪的庄园档案和19世纪中期的政府统计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支持并发展了修正派农史学家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此期间不仅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大幅度增长，而且劳动者的人均产出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提高。在他们看来，增长主要发生在16、17世纪，即1750年左右开始的议会圈地之前。艾伦还认为：“近代早期产量上升，还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半，首先要归功于小规模的、敞田的农场主。”(14)圈地对于英国农业革命的贡献几乎微乎其微，只是导致了农业收入朝着有利于领主的方向进行再分配。(15)
国内学者对英国的敞田制也很重视。马克垚先生曾经重点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重犁与条田形成的几种解释，但在他看来，敞田制是原始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历史遗存。(16)舒建军认为敞田以及相关公共权利的存在具有合理性，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大规模圈地更多是观念诉求，即认为圈地在价值上优于敞田，与具体的农业改良并无多大关系。(17)文礼朋认为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敞田制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不仅能够有效利用土地，还可以分散风险。(18)赵文洪指出，敞田制的财产权利具有公共性；(19)敞田制安排，例如分散的条田以及对沼泽、林地和荒地的公共使用等，反映了平等精神，这种精神来自日耳曼和基督教的原始平等传统。(20)
然而问题并未到此结束。首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乡村景观史学家利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田野调查，发现敞田制既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带来的，也不是12、13世纪才出现，而是撒克逊时代晚期(850年至诺曼征服)分散的个体小农场重组的结果。(21)其次，克里奇、艾伦等人的观点并未被学界普遍接受。马克·奥弗顿认为中世纪与19世纪中期的比较，并不能说明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发生在16、17世纪，通过对遗产清单和农业部调查报告等资料的研究，他重申敞田制是落后的，18、19世纪议会圈地是英国农业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22)布鲁斯·M.S.坎贝尔、汤姆·威廉森、马克·贝利等人对“规范的”敞田制和“不规范的”敞田制的比较研究表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农业进步主要发生在“不规范的”敞田制地区，例如东诺福克，而米德兰(the Midlands，即中部地区)严格的公共控制则是农业进步难以克服的障碍。(23)
可见，敞田制的起源、性质和效率等需要再认识。本文在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这些问题，并特别注意两点：(1)重视敞田制与中世纪英国经济环境，特别是农业生产环境之间的互动，避免不恰当地诉诸历史或过分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2)将考察范围扩大到米德兰地区以外，指出敞田制在中世纪英国是普遍存在的，但也有地区多样性，并对中世纪及其以后英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英国敞田制的缘起
按照传统观点，敞田是日耳曼人古已有之的耕作制度，英国的敞田制是5世纪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带来的。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对古日耳曼人土地和耕作制度的记载，二是7世纪西撒克逊王国《伊尼法典》的相关条款。(24)但是，通过仔细推敲这些材料，我们发现它们提供的信息与敞田制并不一致。
塔西陀在《日耳曼志》中说：“可耕地由所有人共同占据，(其大小规模)视耕者人数而定。他们然后按照身份对上述土地进行分配。因为土地丰足，分配起来比较容易。他们年年变换耕地，但仍有土地剩余。由于土地如此肥沃和丰富，他们并不费力去种植果园、另辟草地和灌溉菜园：谷物是他们对土地唯一的索取。”(25)这段话反映了尚处在游牧、半游牧阶段的日耳曼原始农业的状况。日耳曼农业具有拓殖性质：土地先由参与开拓的部落或氏族集体占据，然后再按身份和地位进行分配。由于土地丰富，加上年年变换耕地，他们没有形成定居的农耕民族那样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观念。按照塔西陀的描述，日耳曼农业简单粗放，作为罗马集约农业象征的果园、菜园和专门生产干草的草地，在他们那里是见不到的。中世纪的敞田则是一种复杂的、精心规划的集约农业制度，通过将农民闲置的耕地转变为公共牧场，实现了中世纪欧洲特有的农业和畜牧业的有机结合。但在《日耳曼志》中看不到农牧有机结合的迹象，也见不到敞田制的主要特征——条田和对麦茬地的公共使用。
《伊尼法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两个世纪后制定的，更能反映他们早期的土地和耕作制度，与之相关的条款有两条。第40条规定：“一个刻尔(26)的宅地必须在冬夏季节圈围起来。如果未围，邻居的牛通过他自己(留下)的豁口进入，他对该牛没有任何权利，他只可将它赶出去，自己承受损失。”(27)该条款反映的制度很清楚，农户的宅地是私有的，并具有圈围的外观。“宅地”在古英语中为“worthig”，因有表示住宅之意，所以有的译者译为“宅地”(“homestead”)。(28)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将“宅地”理解为住宅周围小块的土地。实际上，《伊尼法典》中的“worthig”是指一种农场类型，即圈围的独立农场，其中有的面积很大。(29)德拉·胡克通过赐地文书、地名和《伊尼法典》互证，得出了与福克斯相同的结论。胡克认为圈围农场是罗马和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普遍存在的农场类型，直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才在业已开垦、农业人口密集的地区(如米德兰)被敞田所取代，但在畜牧和多林木地区则保留了下来。(30)
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伊尼法典》第42条的解释上。该条款规定：“如果刻尔们有公共草地或其他划分为份的土地要圈围起来，有些人围了他们的那部分，而有些人没有，(如果牛)吃了他们公共的庄稼或牧草，那些对豁口负有责任的人要去向其他那些围了的人付钱，作为对其造成损失的赔偿。”(31)维诺格拉多夫认为此处的份地就是条田；他根据中世纪的经验进一步推论，农户的条田彼此交错；收获之后所有的条田要集中起来，变成公共牧场。(32)但是，H.P.R.芬伯格认为，从该条款推导不出条田制；相反，农户的份地很可能是成块的，而不是分散的，这样每个人的土地都延伸到大田的边缘，他们各自负责圈围靠近自己的那部分。(33)“公共的”(common)并非公共所有，而是泛指份地农大家的，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因邻居之过蒙受损失的农户要得到赔偿。(34)芬伯格认为，敞田制的出现应晚于7世纪，但早于瑟斯克所说的12、13世纪，因为10世纪的赐地文书已有关于条田的明确记载。(35)芬伯格的观点得到福克斯、胡克等人的支持。(36)963年的一份赐地文书显示，威尔特郡埃文的3海德(hide)土地由“散布在公田四处的单英亩(single acre)”组成，(37)此处的英亩就是条田。按照中世纪的标准，条田是一架犁一天能耕的地，约一英亩。(38)982年国王艾特尔雷德赐予大臣艾尔福加5海德土地，“四周都没有被清晰的界线划开，因为左边和右边都有彼此交错的英亩(acre)。”(39)鉴于7世纪中叶已有赐地文书，此前则无相关记载，因此，芬伯格认为敞田制不会出现太早。(4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乡村景观史研究异军突起，主要关注居民点和田制形貌，但对解决敞田制的起源仍大有裨益。敞田有明显的外部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犁耕过留下的田垄和犁沟。重犁由犁刀、犁铧和泥土翻板组成。犁刀用于切割草皮；犁铧用于深耕松土；翻板是侧斜式的，将松土推向右边，形成田垄，在左边留下犁沟。田垄通常高1英尺左右，有些地方甚至达3英尺。(41)除垄沟外，还有构成“弗隆”(furlong)边界的土堤。所谓“弗隆”是敞田中的小田，由同一走向的一组条田组成。使用重犁会在条田尽头留下多余的土，久而久之形成被称为“头”(head)的土墩，一组条田的“头”连在一起，组成直线“头田”(headland)；“弗隆”与“弗隆”之间有类似原因形成的“接缝”(joint)。“头田”和“接缝”高达3英尺，构成了将不同“弗隆”区别开来的界堤。(42)在英国某些地区，如东盎格利亚，可能由于土质疏松而不适合使用重犁，或者由于较早地改变了耕作方式，田垄和犁沟早已不存在，但构成“弗隆”边界的土堤还在。利用现代技术对残存的垄沟和“弗隆”进行考察，不仅可以还原敞田过去的形貌，还可以确定某些敞田最早成型的年代。(43)在人们熟悉的英国中世纪敞田遗址中，蒙哥马利的亨·多姆是11世纪的，这里的田垄被当年的土方工程掩埋从而得以保存了下来；约克郡的本特利·格兰奇是12世纪的，当年的垄沟被压在了废弃的煤渣堆下。(44)在米德兰重点发掘的乡村遗址——北安普敦郡的劳恩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完整的领主直领地“弗隆”，地上覆盖着条田，属于9、10世纪。(45)结合以上文献资料，乡村景观史学家关于敞田制直到撒克逊时代晚期才出现的结论似乎是可信的。
在中世纪英国和欧洲北部其他地区，乡村居民点的类型与田制关系密切。独立农庄(farmstead)和散村(hamlet)的土地通常是圈围的，并由农民独自占有。只有在集中居住的核心村庄(nucleated village)，农民的土地才是敞开的，并党到一定程度的公共控制。R.H.希尔顿解释说：“当村民们的持有地由相互交错的耕地组合构成，并拥有对荒地的附属公共权利时，他们的住宅必定聚集在一起。只有通过这种安排，他们才能大致均等地接近像散布在罗盘四个方位的所有持有地。”(46)因此，乡村景观史对居民点的研究可以作为了解敞田制起源的佐证。
按照塔西陀的记载，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分散，“众所周知，日耳曼人不住城市，他们甚至不喜欢将住宅连接在一起。他们单独地、分散地居住，因为一眼泉水、一块地或一个小树林都能吸引他们。他们不按我们建筑集中、相互毗邻的方式规划村庄，而是每一个住宅周围都留上空地，要么是为了防止火灾，要么是因为缺乏建筑技术。”(47)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仍保留这种传统。北安普敦郡是中世纪英国核心村庄和敞田制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晚近的考古发掘表明中世纪初年并非如此。在大多丁顿，考古学家发现了8个小的撒克逊居民点，它们遍布整个堂区，看不出选择好地点居住的倾向，其中只有2个居民点靠近后来的村庄。在布里克斯沃斯，发现了至少9个属于5、6世纪的小居民点，其中只有1个距离现在的村庄较近。克里斯托夫·泰勒指出，布里克斯沃斯的小居民点可能多达30个或40个，保存下来并被发掘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48)
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初期，仍然保留着日耳曼人游牧、半游牧的传统，时常变换居住地点。直到撒克逊时代中期(650—850)或略早，他们才从游动转为定居。(49)定居的居民点通常以沟渠或篱笆圈围，形成明显的地界。(50)斯塔福德郡的卡斯奥尔默遗址保存了从史前到后圈地时代的乡村景观，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几乎覆盖整个遗址的敞田垄沟，形成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但在更下层，发现了多个大约形成于7世纪初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独立农庄，这些农庄各自圈围，并沿古道呈棋盘状分布。考古学家还在两个圈围农庄的入口处发现了古尸，哈梅罗认为这可能是用来界定祖先财产的。(51)英国西南的庞德贝里是6世纪晚期形成的盎格鲁-撒克逊居民点遗址，整个居民点被一个大的沟渠圈围。在大的圈围内，分布着4个独立农庄，它们各自圈围。其中两个小的圈围内有典型的日耳曼下沉式棚屋(sunken hut)，此外，一个农庄环绕着再利用的罗马陵园而建。(52)
对照《伊尼法典》，有理由认为，在敞田时代以前，英国农民的土地是私有的，他们用沟渠或篱笆将自己的土地圈围起来，彼此界限分明。这与敞田中农民的土地彼此交错、不设防护的境况大相径庭。直到9、10世纪，在米德兰和英国东南的部分地区，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抛弃了以往分散居住的习惯，向核心村庄聚集。戴维·霍尔对北安普敦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表明，早期撒克逊居民点的模式是分散、小规模的，其中大多数很可能是独立农庄。在他调查的152个堂区中，只有14个村庄下面有撒克逊物质遗存，82处撒克逊居民点遗址远离后来的村庄。晚期撒克逊居民点则不同。田野调查仅发现了一处被遗弃的属于10世纪或11世纪的居民点，其他所有同一时期的居民点证据都是在现有村庄或延存至中世纪晚期才被抛弃的村邑地下发现的。因此霍尔认为，居民点模式的转变发生在撒克逊时代晚期，“在撒克逊时代晚期小的居民点被抛弃，《末日审判书》村庄模式已被创建。”他认为敞田制与核心村庄是同时出现的，“另一件事也发生了：条田制被建立起来。”霍尔的后一观点同样基于他的田野调查，因为“新创造的条田——它们显然与撒克逊村庄联系在一起——覆盖在早期撒克逊遗址之上，说明这些条田是后来的。”(53)
三、农牧混合经济与敞田制
敞田制出现于撒克逊时代晚期，这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学界对其出现的原因争议很大。早期学者较为普遍地认为，敞田制是为了追求平等。维诺格拉多夫相信这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条田交错“植根于一种愿望：无论土地形貌、位置和价值怎样不同，但要使分配给农民的持有地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均等”。(54)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转向技术和经济因素的解释，平等论的影响越来越小。(55)我们认为平等是推动敞田制产生并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但要说明敞田制为什么会出现在撒克逊时代晚期，还需要其他解释。
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流行一种观点：敞田制起源于重犁的引入。小林恩·怀特的解释最具代表性。他认为重犁出现于6世纪，但直到9世纪才由入侵的丹麦人带到英国。重犁的引入意义重大，因为它导致了对难以耕种但更为肥沃的重黏土的开垦，并通过犁沟达到了排水效果。此外，共用牛队和田间管理的需要推动了集体农业，即敞田制的产生和发展。(56)胡克有所保留：“虽然农业技术诸如重犁越来越多地使用，可能影响农田的大小和耕作方式，但它们不可能导致田制的完全重组”，“要解释这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似乎必须探讨更为根本的经济或社会原因”。(57)
霍尔、胡克等人认为，敞田制和核心村庄是经过人为规划的，它们的出现与某种中介因素有关。(58)霍尔对北安普敦郡的考察表明，这里的海德、维尔格特(virgate)和条田规划有致。一个村庄通常有4海德土地，合48维尔格特，即30英亩左右的份地；份地农的土地又以条田方式均等地分布在所有“弗隆”之中，每人一条或两条、三条。“海德”和“维尔格特”是中世纪的征税单位，按照霍尔的看法，份地和条田是中世纪英国财税制度在农田外貌上的反映。(59)坎贝尔则认为庄园领主是敞田制产生的主要推动力。他指出敞田制主要分布于米德兰和英国东南部分地区，如西诺福克，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庄园领主力量强大的地区，“领主的权力越大，统治的时间越长，公田制就越充分发展。”(60)但是，戴尔认为领主对村庄日常生活的干预是很有限的，“村民而非领主才是村庄和田制规划的原由”。(61)不过，最近有学者指出，这种将领主和农民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可取，因为“转变到一种更集约更高产的农业生产制度，会对地方领主和农民同样有利。”(62)
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敞田制的出现与“长的8世纪”欧洲经济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在约翰·莫兰看来，敞田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交换经济发展并导致农业生产集约化的结果。(63)奥斯特威曾认为敞田制最早出现在中部的麦西亚王国，这并非偶然，既有“长的8世纪”的大环境，又有麦西亚的特殊性，例如与法兰克王国的经常性联系，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等等。(64)
以上观点均有一定合理性，但仅此还不够。这些看法缺少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马克·布洛赫通过比较的方法，看出了欧洲传统农业的基本特质，“在法国，如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农业不是单以谷物种植，而是以土地耕作与牲畜饲养结合为基础的。这是将我们西方的技术文明与远东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65)迈克尔·米特劳尔进一步强调了该特征的重要性：“面包和肉食作为两种基本的、不可分割的食物模式，是中世纪早期的创造，它将古代地中海的面包文化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发现的肉食文化融为一体。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引入农业革命，主要是、特别是将农业和牲畜饲养业组合到一起。”(66)那么，中世纪早期的农业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敞田制的出现与这场农业革命的关系如何？米特劳尔没有详细论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我们认为，中世纪欧洲的农牧混合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敞田制，是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罗马人的食物以小麦面包和葡萄酒为主，肉食和奶制品较少。他们的牲畜主要是用来耕地的牛。由于地中海沿岸土质疏松，罗马人普遍采用简便的轻犁(ard，又称“耙犁”)，一头牛即可拉动，因此农民养牛不多，有的地方甚至用人拉犁。(67)西北欧则不同。这里以畜牧为主，虽然在罗马统治时期农业有所发展，但始终未达到地中海地区的水平。
迈克尔·富尔福德指出，罗马-不列颠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需要大量进口。(68)考古学家在南希尔德发现了一个3世纪的罗马军粮库，在保留下来的大量碳化谷物中，约一半是斯佩耳特小麦，另一半是小麦，还有少量大麦。彼得·福勒认为斯佩耳特小麦很可能是本地生产的，小麦则可能是进口的，因为小麦在当时的不列颠种植不多。(69)
日耳曼人是欧洲古代诸民族中食肉最多的。恺撒记载说，“他们不大以谷物为食，而主要以奶和牛代之，他们用很多时间打猎”。(70)虽然他们也种植谷物，但这并非他们真正之所爱。塔西陀说：“日耳曼人以(牛的)数量多而感自豪，这是他们唯一的财富形式，也是最值得夸耀的。”(71)应该说，日耳曼人的饮食文化和经济形态与罗马人差异最大。因此，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以后，一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出现了。一方面，罗马物质文化对日耳曼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在不列颠罗马化程度高的米德兰和东南地区，而且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们新建的住房往往靠近或在过去的罗马居民点之中。(72)他们特别喜爱罗马人的小麦面包。罗马派往不列颠的早期传教士之一、伦敦主教梅里图斯，就因为拒绝把“白面包”分给信奉异教的东撒克逊王国的王子们而遭到驱逐。(73)另一方面，日耳曼人并未放弃他们自身的文化和谋生方式。最近的考古报告，特别是对古植物、古花粉序列的分析表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曾导致当地经济形态断裂——畜牧经济取代了过去的罗马-不列颠农业经济。(74)
那么，日耳曼人如何将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混合在一起，以满足对面包和肉食的需要？最初的解决办法是传统的，采用西北欧原有的内田—外田制，内田种植谷物，外田饲养牲畜，但效果不佳。因为在内—外田制中，农业和畜牧实际上是分开的，没有形成有效的互补。种谷物所需要的肥料主要来自农家肥——由厩肥、人粪尿和室内垃圾堆制而成，这种肥料的可增长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改种小麦的需要，因为小麦是精细农作物，需要投入的肥料和劳动力比其他麦类多。(75)此外，小麦原本是地中海旱地农作物，要在湿润的西北欧特别是滤水性能差的重黏土区种植小麦，排水是一道难题。因此，如果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技术革新。
敞田制是适应上述需要发展起来的。在敞田制下，收获后的麦茬地和休耕地被用作公共牧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农业和畜牧的有机结合。在麦茬地和休耕地上放牧，不仅可以减少专用牧场，增加可耕地利用面积；而且由于牲畜粪尿直接排泄在地里，可达到肥田效果。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小麦种植所需要的肥料问题。但是，牲畜特别是大牲畜如牛随意排泄的粪尿，容易因日晒雨淋而肥力下降，因此，常见的方法是“圈羊积肥”(folding)。在各种畜粪中，羊粪的质量是最高的，含氮量比牛粪多一倍。“圈羊积肥”就是白天将羊赶到村外有青草的地方放养，晚上赶回设在休耕地的小羊栏集中过夜，几天下来，羊栏下的地表会积下一层厚厚的羊粪。小羊栏是移动的，一年之内用此方法积下的羊粪可覆盖部分或大部分耕地。1326—1327年，霍米德庄园直领地使用农家肥和圈羊积肥的比例是5英亩：5英亩，1344—1345年上升到5英亩：7英亩。在威斯特米尔直领地，1343—1344年，用农家肥和圈羊积肥的比例是20英亩：30英亩。(76)两个庄园都位于东米德兰，这里远不是养羊最多、圈羊积肥最发达的地区。在米德兰周围的白垩土、石灰岩或石楠地，因土地贫瘠，圈羊积肥的比例更高。
农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畜粪利用与敞田制农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虽然他们对这项技术开始于何时有不同看法。瑟斯克说：“农田需要肥料使之保持肥沃，很显然，在农田上放牧比用车将肥料从其他地方运来更方便。”不过，她认为对肥料的需求直到人口压力增大，农田不得不被集约使用时才变得迫切，因此，她认为敞田制出现很晚，很可能要到13世纪左右。(77)克里奇则认为敞田制出现很早，圈羊积肥与敞田制相伴而生。他还认为，敞田制中农民的土地之所以条田交错式分布，主要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均享粪肥。(78)
重犁的影响也许被以往学者夸大了，但作为敞田制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它的作用特别是在某些地区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各方面材料，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诗文、手抄书插图以及田野调查报告显示，到10、11世纪中世纪，重犁已在英格兰广泛使用。(79)使用重犁可在地上留下田垄和犁沟——它们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敞田最明显的外部特征。霍尔认为垄沟的功能有二：一是通过垄与垄之间的沟将农户的条田彼此分开，也就是说，沟是自然边界；二是排水。霍尔特别强调后一功能，在他看来，直到19世纪地下排水技术采用之前，垄沟是治理渍水最有效的办法。因此不难理解，中世纪英国的垄沟主要集中在米德兰，因为这里土地黏结，加上地势低洼，排水问题迫切需要解决。(80)班汉结合农作物生长规律作了进一步阐释。她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的农作物经历了从大麦向小麦的转变，由于大麦是春播，小麦是秋播，该转变意味英国首次出现了越冬作物。但如果冬季土壤太湿，麦苗浸泡在水中很容易被冻死，因此排水问题变得至关重要。正是由于采用重犁，才使得麦苗越冬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班汉说应把重犁和敞田的广泛采用归因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渴望吃那种高贵食品，即轻质、白色的小麦面包。”(81)有必要对班汉的解释做两点修正或补充。首先，越冬作物并非首次出现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事实上，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广为种植的斯佩耳特小麦就是秋播作物，只不过斯佩耳特小麦生命力强，抗风、抗寒、抗病虫害，并没有使麦苗越冬成为严重问题。(82)其次，改种小麦无疑是由于小麦优质所致，但也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后受到的新的饮食文化影响有关。在基督教传统中，白是纯洁的象征，即使其他品种的小麦如双粒小麦、斯佩耳特小麦能制造出极富营养、非常可口的面包，它们仍不能同小麦面包相提并论。从词源上“小麦”(wheat)一词本身就表示“白”(white)。(83)
班汉试图根据考古发现，勾画出小麦取代大麦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主要食物的大致过程。在第一阶段，即5—7世纪大麦占支配地位，在已发现的所有遗址中，88％有大麦，63％有小麦；在第二阶段，即8、9世纪，小麦已经超过了大麦，95％的遗址中有小麦，64％的遗址中有大麦；在第三阶段，即10、11世纪，小麦已经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在89％的遗址中发现了小麦，但只在42％的遗址发现了大麦。(84)文献资料也表明，到10、11世纪，小麦已在英格兰广泛种植。977年，约克大主教奥斯瓦尔德将附属肯普西庄园的2海德“小麦种植地”赐给“侍从兵”(cniht，中世纪“骑士”一词由此而来)埃塞尔伍德；(85)1050年，汉普郡赫斯特本修道院规定的农民各种负担中，包括每海德缴纳“3塞斯特(sester)做面包的小麦”。(86)
但是，要实现上述技术革新，需要改变田制乃至农民的居住方式，因为在新的技术安排下农民需要合作，包括将分散的农田集中起来，以形成可在休耕期或收获后放牧的大牧场；将农户各自的羊群集中起来，以达到圈羊积肥的规模效应。此外，使用重犁还需要“共耕”(co-aration)，即农户们将牛组成犁队(通常需要8头牛)进行集体耕作。(87)敞田制和核心村庄就是适应上述需要产生的。按照克里斯托夫‘泰勒的说法，该变化发生在9—12世纪，是英国乡村景观史上的一次“革命”。(88)
近年出版的考古学田野调查报告证实了泰勒的说法。劳恩兹(Raunds)位于北安普敦郡东部，面积40平方公里。中世纪这里有4个核心村庄和3个散村，但考古学家基本确定的450年至850年的撒克逊居民点有22处。早期居民点大多靠近宁河及其支流，可能是为了便于取水，或为了避开河谷之上坚硬的泥砾地。农家肥中残留下来的陶片显示，这一时期用肥都集中在居民点附近，说明这些居民点是分散的独立农场。10世纪，即撒克逊人完成对丹麦区的再征服之后，居民点减少到上面提到的7个。新居民点从宁河边后撤，处在既能利用河谷沙壤土又能利用河谷之上粘土的中间位置。陶片与“弗隆”的对应关系表明，敞田最早出现在撒克逊时代晚期，但还局限在劳恩兹西部，到中世纪才扩展到其他各处。中世纪的陶片分布均匀，虽然呈现从村庄向外的距离衰减效应，说明当时的土地是被充分利用的。(89)
四、敞田制与英国农业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敞田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下来并充分农耕化后出现的，是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为了自身利益做出的部分权利让渡。通过将分散的休耕地和麦茬地集中起来变成大的公共牧场，他们不仅可以放养牲畜，还可以通过牲畜粪便肥田。为了保证敞田制农业的正常运行，他们还需要服从庄园或乡村共同体的统一管理，如强制性轮作，按规定时间耕作和在大田放牧等。(90)农史学家克里奇论公田时说：“公田是这样一种田制：各部分或地块(或它们的使用)属于个体所有者，在土地种植期他们行使独占的财产权，但在非种植期个人独占的权利暂时失效，土地处在所有业主共同的和按照共同协议的统一管理之下。”(91)从这种意义上，赵文洪关于敞田制中的财产权利具有公共性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那么，具有公共性的敞田制对英国的农业进步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敞田制不仅满足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小麦面包和肉食的双重喜好，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怀特认为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经历了一场农业革命，敞田制是这场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重犁、敞田制、三田轮作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农业开发总系统”，正是该系统使北欧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并在这里诞生了“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活力、生产能力旺盛的农民社会”。(92)就英国而言，直到14世纪上半叶，敞田制的积极影响依然明显。
20世纪70年代，R.E.格拉斯科克根据1334年政府征收“平信徒补助金”(lay subsidy，对平信徒征收的动产税，故名)的记录，对中世纪英国各地的财富分布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从约克到埃克塞特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此线西北是贫困地区，每平方公里的评估财富低于10英镑；东南是富裕地区，评估财富大多高于10英镑。不过东南地区内部的差异很大，其中最富裕的是包括伦敦在内的南部和敞田制最发达的东米德兰。(93)最近，坎贝尔和肯·巴特利根据“平信徒补助金”记录对中世纪英国的财富分布状况进行了再研究。他们除了使用1334年的税册之外，还增加了1327年和1332年的两次征收记录，并采用了对应征税的财富三维度，即总财富价值、纳税人人数、纳税人人均财富的综合评估，得出的结论与格拉斯科克大致相同。按照他们的统计分析，英国最富裕的地区不仅有晚近开发的林肯郡沼泽、肯特北部和东北、东诺福克，还有敞田集中的牛津河谷和上泰晤士河谷；东米德兰的单位面积纳税人数和纳税人人均财富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提到的敞田制地区都位于内陆，且都是庄园领主统治力量强大的地方，因此，坎贝尔和巴特利总结说：“全国可纳税财富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因此在英国混合农业和庄园化中心地带的乡村可以发现最高密度的相对富裕的纳税人”。(94)
达尔曼认为敞田制可以使中世纪的农牧混合经济有效率地运行，但不利于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因此随着市场需求扩大，农业同牧业相分离，敞田制不可避免地要被废除。(95)达尔曼的观点很值得我们重视，但历史实际往往比一般性理论分析复杂许多。1915年，H.L.格雷首次提出英国田制的多样性，并归因于不同种族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划分，英格兰中部是敞田制集中分布的地区，因此他发明了“米德兰制”(Midland system)概念，作为对流行于广大中部地区敞田的统称。他认为英国中部是“彻底日耳曼化”的地区，该地区的耕作习惯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故乡德意志带来的。英国东南部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地，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罗马习惯和丹麦人入侵的影响，在这里形成了几种不同于米德兰的田制，即“肯特制”、“东安格利亚制”和“下泰晤士河流域制”。其中，肯特的田制与米德兰差别最大，这里的农奴租用地是整块的，并呈方形，格雷因此推测“肯特田制起源于罗马”。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国西南、西北的渗透和影响微弱，因而这两个地区保留了不列颠原住民的内田—外田制，即“凯尔特制”。(96)如今，格雷的种族文化决定论已不再流行，但他对英国田制的划分，特别是将“米德兰制”作为敞田制典型形态提出却影响很大。瑟斯克将米德兰制视为12、13世纪英国公田达到的“更成熟的发展阶段”，其他地区则停留在不发展或不够发展阶段。(97)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米德兰以外地区，特别是东盎格利亚和东南地区的研究越来越多，格雷和瑟斯克的田制划分得到部分修正或发展。首先，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敞田制不限于米德兰地区，事实上，它在中世纪英国是普遍存在的，过去认为不存在敞田的肯特和西南地区也有少量发现。(98)
其次，英国的敞田制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米德兰低地重黏土地区的敞田制，这里土地肥沃，但耕作困难，必须使用重犁，因此养牛多，地面上的垄沟痕迹也很明显，属于传统意义上规范的敞田制。另一类是米德兰周边包括韦塞克斯丘陵、奇尔特恩白垩悬崖和东安格利亚高地在内的轻沙土地区的敞田制，这些地区土地贫瘠，需要重肥，因此养羊特别多，是典型的“羊—谷制”农业区。以往学者囿于“米德兰制”概念，将这些地区划入不规范田制的范畴，但威廉森近年越来越多地看出它们与米德兰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倾向于将这些地区的田制称为另类规范的敞田制。(99)从“羊—谷制”农业区向东、向南则是第三类，即不规范敞田制支配的地区，土地大多为冰砾泥和壤土，不仅肥沃，还易于耕作，某些集体合作项目如共耕、建公共羊栏不像在规范的敞田制农业区那样必需，但敞田制核心要素，即将休耕和收获后的私有地变成公共牧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东诺福克是英国农业技术进步最快的地区之一，从13世纪中叶起大规模种植豆类，减少休耕，休耕地不再被用作公共牧场，尽管如此，麦茬地上的公牧权仍保留了下来。(100)
再次，敞田制不同形态是受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如威廉森强调的生态，坎贝尔重视的庄园领主权力的大小，不存在米德兰制比其他地区田制先进的问题。(101)由于规范的敞田制需要更多的集体合作，农民倾向于集中居住并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大田轮作。中世纪晚期牛津郡库克斯汉村的农田是按三大田划分的，分别为121英亩、126英亩和127英亩，大致均等；三大田划分与农作物轮作一致，即在同一年里，一块田秋播，一块田春播，还有一块田休耕。(102)但在不规范的敞田制地区农民一般分散居住，或环绕一块用作公共牧场的绿草坪松散地群居。这里也有可称之为“大田”的土地单位，(103)但性质完全不同。它们的数量多，而且大小不一，东诺福克的科尔蒂瑟尔有9块大田，面积从43.5英亩到248.675英亩不等，说明它们的划分是比较随意的，与统一的大田轮作制无关。农民的条田也不像米德兰那样散布于所有大田、所有弗隆，而是相对集中。他们的条田通常连成小块，分布在靠近住宅的几块大田中。(104)因此，这里不需要太多的公共管理，农民享有较多的个人自由。
15、16世纪英国开始发生从农本到重商的转变，农牧分离成为大势所趋，敞田制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但是，不同地区的反应很不一样。大体说来，不规范敞田制地区最能适应变化，东安格利亚、肯特和近畿诸郡的冰砾泥和黏土地大多转向专业化牲畜饲养，生产供伦敦、诺里奇等城市消费的肉食品。专业化牲畜饲养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但需要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于该地区农民的条田分布相对集中，公共控制也很薄弱，因此，土地集中问题不难解决。土地集中的方式是圈地，但圈地是通过个人之间的条田交换和部分人之间的私人协议实现的，J.A.耶林称之为“逐渐而零碎的圈地”(piecemeal enclosure)，以便区别于通常涉及所有业主并导致敞田一次性消失的大规模“整体性圈地”(general enclosure)。(105)通过这种不太引人注目的方式。英国东南地区不规范敞田的圈围到17世纪末基本完成。圈地后的土地不仅从性质上变成完全私有，还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有形外观，即通常由树篱构成的围栏。由于这些地方树篱纵横，很少有连成大片的农田，因此从16世纪起英国的地志学家将它们称为“林地”(woodland)，区别于保存了核心村庄和敞田的“空旷乡村”(champion)。(106)
就自然条件来说，米德兰地区更适合专业化牲畜饲养。这里土地肥沃，河水灌溉方便，适合牧草特别是供牲畜过冬的干草的生长，但实际上圈地规模有限。这里的敞田制结构复杂、制度完备，任何形式的圈地，哪怕个别人的、小规模的圈地都会冲击传统的、以村庄为单位的整个生产体系，并引起强烈反弹。因此。尽管16、17世纪米德兰圈地的规模小，但反圈地的抗议声最大，骚动次数最多。威廉森因此说：“米德兰在近代早期依然是一个大体上的农业区，一个先前结构能够决定性地影响后来经济发展的典型示例。”(107)米德兰周边的轻沙土地带不适合转向专业化畜牧饲养，加上这里的敞田制规范，公共控制严格，因而保留了旧有的经济形态。
在16、17世纪的经济环境下，保留了敞田制的农耕区仍然取得了不少农业技术进步，如种植萝卜和三叶草、草—田轮作、水灌草地等，克里奇、瑟斯克等人有过详细论述，此处不赘。(108)但是，这种进步远不能适应18世纪中期及其以后经济环境的新变化。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人口开始前所未有地增长，加之工业革命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迁往新兴工业城市，从而要求单位土地、单位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农业剩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杨格为代表的农业改革家对敞田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也出现了政府支持的整体性圈地，即“议会圈地”(parliamentary enclosure)。(109)按照迈克尔·特纳的研究，议会圈地有两次高潮，一次发生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集中于米德兰的重黏土地区；另一次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1793—1815)，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米德兰周边的轻沙土地区，特别是东安格利亚西部受冲击最大。(110)换句话说，按照圈地时序规范的敞田保留到了最后，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成熟的、充分发展的制度改变起来更难。
奥弗顿认为议会圈地是18、19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必要前提，从时人的遗产清单和农业部组织的以堂区(村)为单位的农业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相关证据。比如，林肯郡的坎威克在1786年圈地后，每英亩的小麦产量从20蒲式耳提高到22蒲式耳，增长10％；大麦从20蒲式耳提高到28蒲式耳，增长40％；燕麦从27蒲式耳提高到48蒲式耳，增长78％。羊的数量也增长了33％。(111)他还针对修正派学者的观点，指出从中世纪直至18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仅仅在牲畜饲养方面有一定进步；敞田制严重阻碍农业创新，如新饲料作物萝卜和三叶草的引进和推广。(112)威廉森同样认为圈地是18、19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前提条件，但留有余地。他举例说，1784年阿什利村在不改变敞田制前提下，容许农民在部分时间部分条田暂时性圈围，以保证萝卜和三叶草生长，并指出：“这样的安排远比那些同时代的改革家——他们对敞田制农业带有不可救药的偏见——让我们知道的分布的更广。”(113)16、17世纪的英国农业不是没有进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萝卜和三叶草的种植，作为18、19世纪农业革命核心技术的“诺福克四轮制”(114)就是将它们整合到农作物轮作序列而成的。(115)我们倾向于认为威廉森的看法更为妥当。18、19世纪议会圈地带来的农业生产高效率是毋庸置疑的，正是这种高效率支撑了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116)16、17世纪的农业进步，包括敞田制地区的农业进步也已为英国经验主义农史学家的研究所证实。
综上所述，敞田制并非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历史遗存，也不是中世纪英国农业技术进步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它是适应9、10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经济环境的变化产生的。通过敞田制安排，实现了农业和牧业的有机结合，满足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肉食和小麦面包的双重需要。敞田制同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技术如重犁、圈羊施肥、三田轮作一起，推动了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土地开发，并使传统农业保持了数世纪的繁荣。随着15、16世纪英国开始从农本到重商转变，农牧分离成为大势所趋，敞田制逐渐失去存在的理由。东部和东南地区不规范的敞田制最先发生变化，但米德兰及其周边规范的敞田制一直维持到18、19世纪。随着英国近代农业的发展，虽然敞田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曾经有过的合理性仍值得充分肯定。
注释：
①英国敞田分布可参见 Bruce M.S.Campbell and Ken Bartley,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Black Death:An Atlas of Lay Lordship,Land and Wealth,1300-49,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6,pp.55-68.
②Joan Thirsk,"The Common Fields," Past and Present,no.29,1964,pp.3-25.
③Henry Sumner Maine,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London:John Murray,1876,pp.65-99.
④Paul Vinogradoff,Outlines of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vol.I,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0,pp.321-343.
⑤Paul Vinogradoff,Villainage in Eng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p.237-238.
⑥Lord Ernle (Rowland E.Prothero),English Farming:Past and Present,London:Longmans,1917,pp.247-248.
⑦Lord Ernle,English Farming:Past and Present,p.149.
⑧西方学者关于19世纪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可参见 Clive Dewey,"Image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A Study in Anglo-Indian Ideology," Modern Asian Studies,vol.6,1972,pp.291-328; J.W.Burrow,"'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Nell McKendrick,ed.,Historical Perspectives:Studies in English Thought and Society,in Honour of J.H.Plumb,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1974,pp.255-284.
⑨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Domesday Book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337-349.
⑩Joan Thirsk,"The Common Fields," pp.3-25.
(11)M.A.Havinden,"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Open-Field Oxfordshir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vol.9,1961,pp.73-83; E.L.Jones,"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1660-1750:Agricultur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5,1965,pp.1-18; Eric Kerridg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7; Eric Kerridg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Agricultural History,vol.43,1969,pp.463-476.
(12)Donald N.McCloskey,"English Open Fields as Behavior towards Risk,"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vol.1,1976,pp.124-170; Donald N.McCloskey,"The Persistence of English Common Fields," in William N.Parker and Eric L.Jones,eds.,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Essays in Agrarian Economic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73-119.
(13)Carl J.Dahlman,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141-145.
(14)Gregory Clark,"Labour Productivity in English Agriculture,1300-1860," in Bruce M.S.Campbell and Mark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 :Historical Studies in Europea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211-235; Robert C.Alien,"The Two English Agricultural Revolutions,1450-1850," in Bruce M.S.Campbell and Mark Overton,eds.,Land,Labour and Livestock:Historical Studies in Europea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pp.236-254,quotation in p.253.
(15)Robert C.Allen,Enclosure and the Yeom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171-187; Gregory Clark,"Commons Sense:Common Property Rights,Efficienc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8,1998,pp.73-102.
(16)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3—270页。
(17)舒建军：《近代早期的发展模式：英国的公田与公共权利》，赵汀阳主编：《年度学术2006：农村与城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6—198页。
(18)文礼朋：《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敞田经营制度再认识》，《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
(19)赵文洪：《英国公地制度中的财产权利》，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4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69—82页；赵文洪：《公地制度中财产权利的公共性》，《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
(20)赵文洪：《公地制度中的平等精神》，《史学集刊》2010年第7期；赵文洪：《欧洲公地制度的政治学遗产》，《学海》2011年第2期。
(21)David Hall,"The Late Saxon Countryside:Villages and Their Fields," in Della Hooke,ed.,Anglo-Saxcon Settlement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pp.99-122; Della Hooke,"Early Medieval Estate and Settlement Patterns: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Michael Aston,David Austin and Christopher Dyer,eds.,The Rural Settlements of Medieval England:Studies Dedicated to Maurice Beresford and John Hurs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p.9-30; Carenza Lewis,Patrick Mitchell-Fox and Christopher Dyer,Village,Hamlet and Field:Changing Medieval Settlements in Central England,Macclesfield:Windgather Press,2001,pp.171-173.
(22)Mark Overton,"Re-Establishing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vol.44,1996,pp.1-20; 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5-9,164-167.
(23)Bruce M.S.Campbell,"The Regional Uniqueness of English Field Systems?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vol.29,1981,pp.16-28; Tom Williamson,"Understanding Enclosure," Landscapes,vol.1,2000,pp.56-79; Mark Bailey,"The Form,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Irregular Field Systems in Suffolk,c.1300 to c.1550,"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vol.57,2009,pp.15-36.
(24)W.O.Ault,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A Study of Village ByLaw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2,pp.16-17; Dorothy Whitelock,"General Introduction," in Dorothy Whitelock,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c.500-1042,London:Routledge,1996,pp.67-68.
(25)Tacitus,Agricola,Germany,and Dialogue on Orators,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6,p.76.
(26)“刻尔”(ceorl)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普通自由民。
(27)"The Laws of Ine (688-694)," in Dorothy Whitelock,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c.500-1042,p.403.
(28)《英国历史文献：约500—1042年》(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c.500-1042)也如此翻译。
(29)H.S.A.Fox,"Approaches to the Adoption of the Midland System," in Trevor Rowley,ed.,The Origins of Open-Field Agriculture,London:Croom Helm,1981,pp.86-87.
(30)Della Hooke,"Early Medieval Estate and Settlement Patterns: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p.24.
(31)"The Laws of Ine (688-694)," p.403.
(32)Paul Vinogradoff,The Growth of the Manor,London:George Allen,1911,p.174.
(33)H.P.R.Finberg,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p.417,489.
(34)H.P.R.Finberg,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pp.416-417.
(35)H.P.R.Finberg,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pp.489-490.
(36)H.S.A.Fox,"Approaches to the Adoption of the Midland System," pp.84-85; Della Hooke,"Early Medieval Estate and Settlement Patterns: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pp.20-21.
(37)Quoted in Della Hooke,"Early Medieval Estate and Settlement Patterns: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p.20.
(38)标准的一英亩是22码宽，220码长，但实际上多数地区，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的条田达不到这个数，有的只有半英亩，甚至三分之一英亩。
(39)Quoted in Della Hooke,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p.121.
(40)H.P.R.Finberg,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p.493.芬伯格认为英国敞田制的出现可能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有关。
(41)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264—266页；David Hall,"The Origins of Open-Field Agriculture:The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Evidence," in Trevor Rowley,ed.,The Origins of Open-Field Agriculture,p.23; David Hall,Medieval Fields,Aylesbury:Shire Publications,1982,p.6.
(42)David Hall,"The Origins of Open-Field Agriculture:The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Evidence," pp.23-25; David Hall,Medieval Fields,pp.6-8.
(43)David Hall,"Fieldwork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the Layout and Organization of Early Medieval Estates in the English Midlands," in Kathleen Biddick,ed.,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Medieval Europe,Kalamazoo,Mich.:Mediev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1984,pp.44-49; David Hall,"Field Systems and Township Structure," in Michael Aston,David Austin and Christopher Dyer,eds.,The Rural Settlements of Medieval England:Studies Dedicated to Maurice Beresford and John Hurst,pp.193-194.
(44)David Hall,"The Origins of Open-Field Agriculture:The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Evidence," p.26.
(45)David Hall,"The Late Saxon Countryside:Villages and Their Fields," p.108.
(46)R.H.Hilton,A Medieval Society:The West Midlands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15-22,quotation in p.17.
(47)Tacitus,Agricola,Germany,and Dialogue on Orators,p.71.
(48)Christopher Taylor,Village and Farmstead:A History of Rural Settlement in England,London:Book Club Associates,1983,p.116.
(49)H.F.Hamerow,"Settlement Mobility and the 'Middle Saxon Shift':Rural Settlement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nglo-Saxon England," Anglo-Saxon England,vol.20,1991,pp.1-17 ; C.J.Arnold,An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Anglo Saxon Kingdoms,London:Routledge,1997,pp.33-66.
(50)Stuart Losco-Bradley and Gavin Kinsley,Catholme:An Anglo-Sa:con Settlement on the Trent Gravels in Staffordshire,Nottingham: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University of Nottingham,2002,pp.28-30; Andrew Reynolds,"Boundaries and Settlements in Later Sixth to Eleventh-Century England," Anglo-Saxon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History,vo1.12,2003,pp.98-136.
(51)Stuart Losco-Bradley and Gavin Kinsley,Catholme:An Anglo-Saxon Settlement on the Trent Gravels in Staffordshire,pp.12,123-129.
(52)Christopher Sparey Green,Excavation at Poundbury,Dorchester,Dorset,1966-1982,vol.1,Dorchester:Dorset Natur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1987,pp.71-92; Andrew Reynolds,"Boundaries and Settlements in Later Sixth to Eleventh-Century England," p.110.
(53)David Hall,"The Late Saxon Countryside:Villages and Their Fields," pp.101-102,102,103.
(54)Paul Vinogradoff,Villainage in England,p.254.
(55)Robert A.Dodgshon,"The Landholding Foundation of the Open-Field System," Past and Present,no.67,1975,pp.3-29.
(56)Lynn White,Jr.,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62,pp.49-53; Lynn White,Jr.,"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y 500-1500," in Carlo M.Cipolla,ed.,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The Middle Ages,London:Collins,1977,pp.147-149.
(57)Della Hooke,The Landscape of Anglo Saxon England,pp.116-117.
(58)David Hall,"The Late Saxon Countryside:Villages and Their Fields," pp.116-120; Della Hooke,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pp.119-120.
(59)实际数字会上下波动，有的村只有3.5海德。有的多达5.25海德；海德也有大小之分，有合10维尔格特的海德，也有合12维尔格特的海德。David Hall,"The Late Saxon Countryside:Villages and Their Fields," pp.116-120; David Hall,"Field Systems and Township Structure," pp.194-196.
(60)Bruce M.S.Campbell,"The Regional Uniqueness of English Field System?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pp.16-28; Bruce M.S.Campbell,"Commonfield Origins:The Regional Dimension," in Trevor Rowley,ed.,The Origins of OpenField Agriculture,pp.112-129.
(61)Christopher Dyer,"Power and Conflict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Village," in Everyday Life inMedieval England,London:Hambledon and London,2000,pp.1-11,quotation in p.11.
(62)Stephen Parry,Raunds Area Survey: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Landscape of Raunds,Northamptonshire 1985-94,Oxford:Oxbow Books,2006,p.105.
(63)John Moreland,"The Significance of Production in Eighth-Century England," in Inge Lyse Hansen and Chris Wickham,eds.,The Long Eighth Century,Leiden:Brill,2000,pp.69-104.
(64)Susan Oosthuizen,"The Anglo-Saxon Kingdom of Mercia and the Origins and Distribution of Common Fields,"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vol.55,2007,pp.153-180.
(65)Marc Bloch,French Rural History: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London:Routledge & K.Paul,1966,p.24.
(66)Michael Mitterauer,Why Europ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Its Special Path,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21.法国年鉴学派农史学家乔治·杜比也有相同的看法。Georges Duby,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p.17-30.
(67)N.J.G.Pounds,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London:Longman,1974,pp.10-13; Georges Duby,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pp.17-21.
(68)Michael Fulford,"Economic Structures," in Malcolm Todd,ed.,A Companion to Roman Britain,Oxford:Blackwell,2007,pp.309-326.
(69)Peter Fowler,Farming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D:British Agriculture between Julius Caesar and William the Conquer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14-215.
(70)Caesar,The Gallic War,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J.Edward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81.
(71)Tacitus,Agricola,Germany,and Dialogue on Orators,p.65,此处还参考了海伦娜·哈梅洛的英文译文，see Helena Hamerow,Early Medieval Settlements:The Archaeology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North-West Europe 400 9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9.
(72)Stephen Rippon,"Landscapes in Transition:The Later Roman and Early Medieval Periods," in Della Hooke,ed.,Landscape:The Richest Historical Record,Amesbury:The Society for Landscape Studies,2000,pp.47-58; Christopher Taylor,Fields in the English Landscape,Stroud:Sutton Publishing,2000,p.64.
(73)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2-113页。
(74)Peter Murphy,"The Anglo-Saxon Landscape and Rural Economy:Some Results from Sites in East Anglia and Essex," in James Rackham,ed.,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Anglo-Saxon England,London:Council for British Archaeology,1994,pp.23-39.
(75)Ann Hagen,Anglo-Saxon Food and Drink,Hockwold cum Wilton:Anglo-Saxon Books,2006,pp.30-33.
(76)H.E.Hallam,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38-339.
(77)Joan Thirsk,"The Common Fields," p.15.
(78)Eric Kerridge,The Common Fields of Englan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p.17-49.
(79)David Hill,"Sulh-The Anglo-Saxon Plough,c.1000 A.D.," Landscape History,vol.22,2000,pp.5-19; Peter Fowler,Farming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D:British Agriculture between Julius Caesar and William the Conqueror,pp.182-204.
(80)David Hall,"The Drainage of Arable Land in Medieval England," in Hadrian Cook and Tom Williamson,eds.,Water Management in the English Landscape:Field,Marsh and Meadow,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pp.28-40.
(81)Debby Banham,"'In the Sweat of thy Brow Shalt thou Eat Bread':Cereals and Cereal Production in the Anglo-Saxon Landscape," in Nicholas J.Higham and Martin J.Ryan,eds.,The Landscape Archaeology of Anglo-Saxon England,Woodbridge:Boydell,2010,pp.175-192,quotation in p.192.
(82)Martin Jones,"The Development of Crop Husbandry," in Martin Jones and G.W.Dimbleby,eds.,The Environment of Man:The Iron Age to the Anglo-Saxon Period,Oxford:BAR,1981,pp.95-127.
(83)Martin Jones,Feast:Why Humans Share F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64.
(84)Debby Banham,"'In the Sweat of thy Brow Shalt thou Eat Bread':Cereals and Cereal Production in the Anglo-Saxon Landscape," p.179.
(85)A.J.Robertson,ed.,Anglo-Saxon Chart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115.
(86)A.J.Robertson,ed.,Anglo-Saxon Charters,p.207.“塞斯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度量单位，1塞斯特相当于16蒲式耳。
(87)C.S.and C.S.Orwin,The Open Fiel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4,pp.41-42.
(88)Christopher Taylor,"General Introduction," in W.G.Hoskins,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88,p.9.
(89)Stephen Parry,Raunds Area Survey: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Landscape of Raunds,Northamptonshire 1985-94,pp.xv xvi,91-97,126-135,274-277.
(90)具体内容可参见拙著：《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传统与近代民主》，李剑鸣主编：《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81页。
(91)但与目前主流的观点不同，克里奇仍认为这种制度起源于遥远的过去。Eric Kerridge,The Common Fields of England,pp.1-4,17-49,quotation in p.1.
(92)Lynn White,Jr.,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pp.39-78; Lynn White,Jr.,"The Expansion of Technology 500-1500," pp.143-174,quotation in p.153.
(93)R.E.Glasscock,"England circa 1334," in H.C.Darby,ed.,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16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6-185.
(94)Bruce M.S.Campbell and Ken Bartley,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Black Death:An Atlas of Lay Lordship,Land and Wealth,1300-49,pp.313-349,quotation in p.349.
(95)Carl J.Dahlman,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 Beyond,especially see Chapter 5,"The Economics of Enclosure."
(96)Howard Levi Gray,English Field System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5,especially see pp.403-418,quotation in p.415.
(97)Joan Thirsk,"The Common Fields," pp.23-24.
(98)Bruce M.S.Campbell and Ken Bartley,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Black Death:An Atlas of Lay Lordship,Land and Wealth,1300-49,pp.55-68; Tom Williamson,Environment,Society and Landscape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Time and Topography,Woodbridge:Boydell & Brewer,2012,pp.129-135.
(99)Tom Williamson,Shaping Medieval Landscapes:Settlement,Society,Environment,Macclesfield:Windgather Press,2004,especially see pp.21-27,190-199; Tom Williamson,"The Distribution of 'Woodland' and 'Champion' Landscapes in Medieval England," in Christopher Dyer,ed.,Medieval Landscapes,Macclesfield:Windgather Press,2007,pp.89-104; Tom Williamson,Environment,Society and Landscape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Time and Topography,pp.129-132.
(100)Tom Williamson,Environment,Society and Landscape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Time and Topography,pp.132-134; Bruce M.S.Campbell,"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6,1983,pp.26-46; Bruce M.S.Campbell,"The Regional Uniqueness of English Field System?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pp.16-28.
(101)Tom Williamson,"The Distribution of 'Woodland' and 'Champion' Landscapes in Medieval England," pp.89-104; Bruce M.S.Campbell,"Commonfield Origins:The Regional Dimension," pp.112-129; Mark Bailey,"Beyond the Midland Field System:The Determinants of Common Rights over the Arable in Medieval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vol.58,2010,pp.153-171.
(102)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Medieval England: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1086-1348,London:Longman,1978,p.89.
(103)在米德兰地区，大田被称为“field”，在不规范敞田制地区，如东诺福克和萨福克类大田被称为“precinct”、“quarantine”，参见Bruce M.S.Campbell,"The Extent and Layout of Commonfields in Eastern Norfolk," in Field Systems and Farming Systemsin Late Medieval England,vol.II,Farnham:Ashgate,2008,pp.12-13;Mark Bailey,Medieval Suffolk: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200-1500,Woodbridge:Boydell Press,2007,p.102.
(104)Bruce M.S.Campbell,"The Extent and Layout of Commonfields in Eastern Norfolk," pp.12-13; Mark Bailey,Medieval Suffolk: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200-1500,pp.102-103.
(105)J.A.Yelling,Common Field and Enclosure in England 1450-I850,London:Macmillan,1977,pp.11-29; Tom William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ngland:Farming and the Landscape 1700-1870,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2002,pp.7-15.
(106)Tom Williamson,Robert Liddiard and Tracey Partida,Champion: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land Landscape,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3,pp.8-9.
(107)Tom Williamson,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ngland:Farming and the Landscape 1700-1870,p.24.
(108)克里奇的论述见本文的学术史梳理，此外见 Joan Thirsk,"Field Systems of the East Midlands," in Alan R.H.Baker and Robin A.Butlin,eds.,Studies of Field Systems in the British Isl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55-262.
(109)Torn Williamson,Robert Liddiard and Tracey Partida,Champion: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land Landscape,pp.136-137.
(110)Michael Turner,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Folkestone:Dawson,1980,pp.63-93.
(111)Mark Overton,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pp.165-166.
(112)Bruce M.S.Campbell and Mark Overton,"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1250-c.1850," Past and Present,no.141,1993,pp.38-105; Mark Overton,"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Turnips and Clover in Norfolk and Suffolk,1580-1740,"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10,1985,pp.205-221.
(113)Tom Williamson,"Understanding Enclosure," pp.56-79,quotation in p.67.
(114)“诺福克四轮制”是一种经过改良的轮作技术，轮作顺序依次为小麦、萝卜、大麦和三叶草。萝卜和三叶草原本是饲料作物，但将它们整合到农作物轮作序列可以达到肥田的效果。因为种萝卜和三叶草可以饲养更多牲畜，更多牲畜可以产出更多粪肥，更多粪肥可以生产出更多谷物。
(115)Susanna Wade Martins and Tom Williamson,Roots of Change:Farming and the Landscape in East Anglia,c.1700-1870,Exeter:British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1999,pp.99-115.
(116)Mark Overton,"Re-Establishing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pp.4-5.
责任编审：姚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