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地论文,赛珍珠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30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因创作了描写中国人生的小说《大地》三部曲，而处在世界性荣誉和中国式责难的两极之中。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部史诗式的作品，又以自身特有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引起中国读者对其价值的思考。
从偏见中脱颖而出
自1892年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A.H.Shmth）写《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以后，外国人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论著相继出现，但大都以明恩溥著作为蓝本，而缺乏他在中国近50年生活中获得的深入、细密的观察，倒承袭了他对中国民族某些表象的笼统分析，乃至1923年自谓老牌“中国通”的美国新闻记者甘露德（罗德尼·吉尔伯特R.Y.Gilbert）在《中国有什么毛病》（What Wrong with China）一书中断言：“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这种结论出自一个带有侵略性的立场，即中国民族需要西方基督教的全面开化。
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小说，却从这一片对中国民族的轻侮声中脱颖而出。她的成功，主要在于她和她的前辈有着不同的经历、学识和观察、描写的方法。
赛珍珠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传教士的女儿。1892年，她出生才四个月，便随着父母来到中国的镇江。父母为了传教方便，没有住入狭隘的外国侨民居住的保护区，使她能在一个广大的中国人世界中成长。后来她回忆说：“我父母的观点属于非正统性的，中国认为，他们人在每一方面都和我们是平等的，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和宗教，是值得尊重和学习的。”[①]在她呀呀学语时，就从保姆口中听到各种各样的中国乡间生活琐事。1917年她与美国教会派到中国来的农学师约翰·洛辛·巴克结婚后，同往安徽省宿县工作了五年，广泛结交了从未见过西方人的中国农民。在那里，她还经历了一次大荒年。她的丈夫写出了《安徽芜湖附近120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直隶盐山县150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中国农村的所有权和租佃关系》等书；她本人也更加深入地熟悉了苏皖一带民间的风俗习惯。她从中国农民的辛勤劳动中，从他们因天灾人祸的交相煎迫而产生的天命观中，深刻感受到中国农民的单纯、聪明、善良和痛苦，因此萌发出一个动机：要写下“为敬爱的中国农民和老百姓所感到的义愤。”[②]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的出现。”[③]
促使她去描写中国农民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她认为“在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素材是我们的中国农民”。[④]她不满一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模仿西方作品，专写身边琐事或三角恋爱，她和他们辩论，并决心以自己的创作来证明中国的农民会引起世界的兴趣。
这个刚强的有条顿族血统的美国弗吉尼亚人，这个曾以西方对中国生活和文化影响为题，夺取了康乃尔大学论文比赛冠军的文学硕士，这个具有多种文化素质的青年女子，在1931年推出了她的第一部描写中国农民的小说《大地》。
这是一部融合了东西方创作风格的小说：既有东方式的散漫结构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也有着西方所追求的心理描写。小说旨在描述具有“初民思想”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及其心理状态。主人公王龙和他的祖先一样，过着相同的生活，也有着相同的原始灵魂，企求依靠土地发家。然而，一场特大旱灾打破了他的梦想，后因一次偶然的“抢大户”的机运，使他重新获得土地，他的思想也随之变异。小说广泛地描绘了这块古老土地上千年相袭的宗教思想、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家族制度以及贫富悬殊的生活，其间也反映了形形色色的愚昧观念和恶习，以及连年的水、旱、蝗、兵、匪等等天灾人祸，同时又着力表现在苦难中挣扎的王龙及其妻阿兰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等品性，以及对土地依恋的感情。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的“中国通”把容貌丑陋、留辫缠足、不守时刻、不懂礼貌、爱好嫖赌、不讲公德、溺婴杀生及见死不救等等看作是中国人的天性，但赛珍珠却以男女主人公的一生，证明中国人并非天生有种种陋习，倒是在他们那张受尽煎熬的麻木的面孔里，蕴藏着不可探测的生存力量。
作者提炼她所熟悉的素材，描绘贫苦农民王龙在家族邻里间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美德，以细腻的笔法刻划他那本性希望整洁，遵守定约，厌恶不劳而获、吃喝嫖赌的心理，他甚至痛责那困饥饿而偷肉的幼儿，表示自己决不尝这偷来的肉。然而，比他更忠厚的妻子阿兰却出于母性，默默地煮了那块肉，喂饱了濒临死亡的一家老小。在荒年，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亲手溺杀了初生的女婴。在发家后，她又狠着心给小女儿缠脚，使她不再像自己那样遭到丈夫及周围人的歧视。但正是在这个忍辱偷生的丑妇身上，作者倾注了满腔同情，生动地表现出她那坚强的耐力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因此，连批评她的人们都公认：“作者笔端上凝满着同情地写出了农民底灵魂底几个侧面。”[⑤]
作品因其颇具有意蕴的异国情调，特别是主人公始终不离土地的奋斗精神，在当时正遭到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大地》获得了当年美国颇有声誉的普利策文学奖，并成为30—40年代西方经久不衰的畅销书。继而，赛珍珠又完成了《大地》的续篇《儿子们》（1932），以及写孙子们的《分裂了的家庭》（一译《分家》，1935）。
赛珍珠曾在创作过程中向人谈及三部曲的构思，说：“以农夫王龙为主人翁的《大地》是第一部，是专写死钉在土地上的守旧的农民，第二部《儿子们》是军阀们的行述，因为军阀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占有很大重要的阶级，我觉得张作霖、张宗昌，他们虽是人人所痛恨的坏人，但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品格存在的，正如拿破仑之被人崇拜，其实拿氏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现在我正在写作着推进时代改变的现代中国青年，他们的倾向革命是一心想提高他们国家的地位……”[⑥]作者企图通过一个家族的发展史来展现中国三代人性质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影响。这是一个连当时中国人都未涉足的“史诗性”题材。
幸运之神似乎出其不意地落在这个并非第一流的年轻女作家身上，人们惊讶这个畅销书作家竟荣膺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显然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关。在二次大战即临的乱世中，沟通各国民族间的理解乃众望所归，赛珍珠因此在众多名流的角逐中获胜。她的得奖评语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瑞典学院常任秘书珀尔·哈尔斯特龙（Pel Harstren）在颁奖辞中强调：“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⑦]熟悉中国风情的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也高度评价作者“在《大地》上开辟了新的田地，在从未有人涉足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犁沟。”[⑧]
面对中国式的责难
尽管《大地》也曾在中国风行一时，受到胡仲持、赵家璧、伍蠡甫、常吟秋、梁实秋等翻译家、评论家的好评，然而，更多的人对赛珍珠的成功很不以为然，直至前不久，我国出版的有关辞书中，仍众口一辞地谴责《大地》的作者“歪曲中国人民形象”，“所描绘的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从这些批评中倒很能看出中国某些久而不散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精神气质，造成了和赛珍珠的西方创作意识的强烈冲突。
江亢虎博士在1933年1月15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批评信中就指责《大地》的作者没有按照中国传统的笔法来描绘中国人。他以中国描绘祖先的肖像画为例，强调必须画出人物的整个脸部，包括一对耳朵，穿着与等级相称的礼服，并安排在传统规定的位置上。而赛珍珠竟按自己的观点“以半黑半白的脸来描绘了中国”，“渲染‘丑陋’的细节”，那体现人物官衔的“帽子上的顶珠不见了”。他还抨击作品中对性欲的描写和暗示。他认为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是来自赛珍珠青年时期在中国生活中所受的“中国苦力和保姆的影响”，“他们可能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然而，他们无疑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⑨]
显然，江亢虎的观点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正统观念。自古以来，原道、法圣、宗经的概念，一直统辖着中国的文学批评，虽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几番波折后，依然积淀在现代中国人潜在的意识之中，那崇拜祖先人、尊王尊圣、文以载道的观点总是通过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那种讲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和“重写意贬写实”的审美标准，也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所以，尽管江亢虎的观点连当时中国的进步评论界也不会完全接受，但一些左翼评论家恰恰在维护中国劳动群众的形象时，与江亢虎的意见取得了一致。
祝秀侠在1933年11月《文艺》第1卷第3期上批评《大地》的作者“用力展露中国民众的丑脸谱，来迎合白种人的骄傲和兴趣，好像这些惰性、残忍、奸淫、劫掠，就是中国民众的一般特性，这一缠脚、抽鸦片烟、留辫子就是中国的整个情形的缩影似的”，因此，他断定《大地》在美国风行，是“因为这很迎合高等白种人的心理，更迎合侵略者的野心。”
祝秀侠和江亢虎都是从维护祖国和人民的伟大形象出发，否定了《大地》对“丑陋”的细节描写。令人惊奇的是，诸如此类或右或左的评论，都在不自觉中否认了中国知识界（包括论者本人）曾猛烈抨击过的中国社会的黑暗状况。
《大地》的故事背景，虽然没有点出哪朝哪代，但从祖孙三代人物关系及不同的社会状况来看，它的第一部所反映的时代乃19世纪末清代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那时中国男子留辫，女子缠脚本是国法家规，抽鸦片者更是比比皆是。大凡读过《大地》者，不难看出作者并未对此大肆渲染，但作者确实刻画了中国大部分富人、乃至某些穷人身上存在的惰性、残忍、奸淫和劫掠。其实，这些早在我们国人写的野史、笔记、小说中有充分暴露，近代以来，更有不少智识者以此痛责我们的国民性。《大地》的作者倒还未将此看作是中国的特产，在第三部《分裂了的家庭》写到王龙的孙子王源（一译王元）留学西方（虚指美国）时，作者也写出了本国的诸色人相，其中不乏对外貌丑陋者或行为卑劣者的细节刻画，甚至以一个美国少女的批判口气介绍本民族来到新海岸后，“怎样用压迫，用奸诈，用各种武力侵略的手段，从原来享有这地方的人民手中攫夺过来，占为自己受用。”为什么美国评论界不把赛珍珠对自己祖先和民众的剖露视为丑化？而一向自责民族劣根性的某些中国人，倒忿恨外国作家画出了中国的丑陋，并随意扣上“侵略者帮凶”的罪名。在这“维护”和“忿恨”的背景上，映出的是一个以老大自居又久遭侵略的弱国民族的心态，而这恰恰证明中国确实和其他人类一样，都透露着不同光线下半白半黑的面貌。
赛珍珠创作《大地》成功，正是因为她懂得焦点透视法，多层次地画出了中国民族黑白交杂的特性。她在发表江亢虎批评的那期《纽约时报》上反驳说：那种装腔作势坐着的堂皇的祖先画像，“离真实生活是多么遥远”。谈到《大地》的创作时，她说：“我把光线和阴影作了处理，故意去掉了官衔的顶子，我不管对象是否能认出自己来，更谈不上他是否更喜欢带官衔顶子的画法，我只能照他对着我的样子画他。”至于江亢虎对她书中猥亵的谴责，她只说了一句话：“极少的一部分教士才会同意他。我猜想这种对正常性生活的害怕是某种训练的结果。”[⑩]赛珍珠坚持以独立不倚的投影和透视，画出她眼见的中国农民的特征及其养成的根由。
然而，中国颇有影响的左翼文艺批评家，包括颇有艺术见解的胡风，艺术成就极高的茅盾，以及思想博大精深的鲁迅，都指责《大地》没有写出中国农民的真相。胡风认为整个情节是离奇的，诸如农民依靠土地和“抢大户”发家等等，是非本质的，不典型的。作者不能把握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结构，不能揭示一个贫农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不能反映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相反有美化一切外国人的说教。[(11)]茅盾认为：“正在英勇地担负起历史任务的现代中国农民和《大地》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丝一毫相像的。”[(12)]鲁迅也评作者道：“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只有我们做起来，方留下一个真相。”[(13)]
左翼文学界对赛珍珠的尖锐批评，确实揭示了她个人经历上的不足，以及立场、观点上的局限。而处在民族民主革命漩涡中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她在作品中回避的或轻轻滑过的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因此作品中的缺点在当时看来是十分严重的。
不过，上述严厉的判断，也暴露出我国当时的文学批评已囿于批判现实主义甚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固定模式中，且有机械决定论的倾向，结果不自觉地陷入传统文学批评的泥淖：以狭隘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去评断一切作品的是非。
事实上，当时的批评家们对赛珍珠其人及其作品缺乏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仅以《大地》第一部为依据，会产生批评上的困惑和失误。当时日本汉学家增田涉看了胡风评《大地》的文章后，写信给鲁迅提出异议，鲁迅在1936年9月15日复信中说：“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如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遗憾的是，增田涉的原信已佚。好在启示我们的并不重在考证，而是促使我们去认真读一下赛珍珠本人创作的《大地》三部曲及其他作品，听听她对中国诸种问题的意见，此乃评论其人其事的可靠根据。
综观《大地》三部曲，作者旨在反映那维系中国人强大生命并构成东方文明和社会的原核，及其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的裂变。
描绘中国人的生命圈
胡风批评《大地》的内容“是被一个略带架空色彩的故事贯穿着。”其实，这正是作者的设计。《大地》的作者是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的，她在一次有关《东方、西方与小说》的演讲中说：“我所知道的中国小说中，凭它如何的写实，总有浪漫的情调……中国小说中真正的浪漫作品，事实上都用写实方法去表现而描画得再平凡不过的。”作者认为这“是中国人某种本性的显露”：以命运观体味着同时存在的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所以“在中国小说里，命运就从不自人的本身出发，而都是由外界加乎其上。”[(14)]赛珍珠的《大地》也可以说是一部介乎于写实和浪漫之间的小说，它那乐天知命的主人公，经常受到各种外力的播弄。
《大地》三部曲，尤其是第一、二部，不像西方传统的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史诗”那样有着明确的背景。尽管三部曲中描写的社会生活有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人物的思想面貌也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论祖父辈王龙，儿子辈王老虎或孙子辈王源，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多多少少带点相袭的“原始性”：抱着单纯的对土地的幻想，过着单纯的生子育女的生活，信着单纯的命运观。赵家璧曾评道：“这一种落在现代文化背后富于初民性的人，欧美诸国不容易找，而中国就有一半可以出来充做代表。”[(15)]动荡的现代生活和绵延的“初民思想”的撞击，使《大地》三部曲自始至终笼罩着一层浪漫的循环往复的悲剧色彩。
《大地》的情节对中国的贫农来说，可能是离奇的，但作者的本意原不在刻画一个静止的单一的阶级。她以中国世世代代农民对土地的幻想和常见的“抢大户”的自发反抗行为，形成巧妙的构思，让王龙这样一个富于原始性的农民经历着穷富来回变化的过程。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启发读者去思考中国的穷人和富人，乡村和城市共有的种种问题。诸如：一个像王龙那样信仰土地神的农民，即使依靠土地勤劳致富了，前途将怎样？作品反映那靠天吃饭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并不能保障农民的财富，一场特大旱灾就把王龙一家沦为流民。那么，一个像王龙那样听天由命，随波逐流到城市的流民，即使靠“抢大户”致富了，前景又将怎样？作品显示出暴发并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机制，倒在人们内在精神上增强了对命运的依赖。上升为富农的王龙逐渐堕入地主阶级的老路，饱暖思淫欲，滋生及时行乐的惰性，这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土地的欲望互为矛盾地交织着，使早衰的生命只能寄托于众多的儿孙。炽盛的土地和子嗣观念，成了生命力的原核，并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圈，其间繁衍着封建家族制度，充斥着重男轻女，纳妾蓄婢等陋习，及由此养成的种种异化了的女子和儿子。
《大地》第一部中的女子，无不带着奴性，没有独立的人格。第二部《儿子们》写王龙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了豪绅、富商、军阀，他们在内兄弟阋于墙，明争暗斗；在外互相勾结，涂炭生灵，结成统治近代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而这些崇拜金钱和权威的异化了的儿子，又总是重蹈农民王龙的生命圈。即以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军阀来说，他们的割据意识、派系思想，无不是中国人生命圈中的产物。
作者细密地描写了外号叫王老虎的王三军阀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王三因老父把他心爱的小婢纳为小妾，便离家投奔革命军。不久发现他所崇拜的革命将领一占领沃土就不思前进了。而在论资排班的祖传制度下，不论在家里或军队里他都很难早日获得自己向往的东西，除非他继承家业，或一面当兵一面当匪，等待内战的时机。幸而他终于等到了父亲的死，获得遗产的他决心扩展个人势力。于是他不仅要了哥哥的儿子来当他的亲随，还娶了两房太太，专司生子。
中国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奇妙地兜着圈子，原先叛变了父亲的王老虎，自从当了军阀做了父亲后，“灭尽了以前仇视王龙的心理，他要自己做儿子的榜样，方始可以确定在这一脉相传的老子、儿子而又是老子、儿子的系统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带头虔诚地行“孝道”，和哥哥们一起带着子辈去祭奠祖坟。
军阀王老虎正是利用这封建的宗族关系来扩展势力，树立派系，他和地主王大，奸商王二沆瀣一气，在水灾严重时，活不下去的农民成群结队抢大户，却不敢对王大、王二两家下手，因为王大和当地警察总监是亲家，王三少爷是附近驻军的军长。在这位军长的庇护下，奸商王二乘着灾荒抬高粮价，放高利贷，收进大批抵押品——土地。地主王大则在追求时髦的儿子媳妇的怂恿下，把田地押给王二化作银子，离开落后而又不安定的乡镇，全家迁往都市里的外国租界去享乐。王三则因为有雄厚的土地、财产作后盾，掌握了大半个省的地盘，依靠买卖鸦片，收取盐税、酒税，成了一方小军阀。他还盘算着两桩事：如何借助一场司空见惯的内战，把地位再抬高点；或者如何乘南方水、旱两灾之际，带兵去割据。作品充分展示那土匪似的军阀之间的恶战，如何使原先肥沃的土地耗尽了活力，这正是近代中国越来越穷困的根由之一。
显然，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和军阀形成的原因，赛珍珠的注意力不在我们所谴责的帝国主义侵略和他们对附庸军的培植。虽然她也隐隐写出中国军阀混战的军火来源是外商提供的，也明白地描写了地处闭塞的小军阀王老虎无从勾结外商的苦恼，但她着意挖掘的是中国军阀产生的内因：传统的地方割据意识使大小军阀层出不穷。他们和豪绅、奸商相勾结，利用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结成蜘蛛网样的封建宗法社会，同时强化各种旧意识。因此，不管怎样改朝换代，几乎所有的英雄豪杰，都可能撞在这张缠人的网上，绯徊于旧路，生命因此而虚空，终于依归于天命。
作品塑造的王老虎可谓意志坚强者，但作家写道：“王老虎即使比他的父亲聪明些，不相信土地神，但他还是相信上天的命运。他相信生死存亡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天注定了的。”这颇合中国古代贤哲的意思：“强梁不能与天争”。王老虎年过半百，便感到苦闷和孤独不时袭来，他决意占领全省后，就把兵权交给他的儿子。他依旧没有离开以土地和子嗣为生存依托的生命圈。
然而，正是他那崇尚专制、独裁的军阀事业，造成了儿子的反叛心理。他送儿子到南方陆军学校受训，儿子却穿了军装归来，一改平日对父亲的畏惧，昂然宣告父亲是反革命，自己决不是军阀的儿子。但是，王老虎的儿子仍然摆脱不了“儿子隶属亲父”的“孝道”，便又安慰父亲说：“我还隶属在爸爸手下。”为了不反对父亲，他离开了旨在革命的同志和事业，企图躲到祖先的土屋里，做一个与世无争的种田人，回归到对土地神的崇拜。生命似乎又要开始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
反映传统的裂变和修复
时势却变了。20世纪的中国人开始讲“人的发现”了，尽管比欧洲落后了整整四百年，但毕竟喊出了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儿童解放等等口号，民主和科学的自由思想渐渐沁入中国青年人的心田。《大地》第三部《分裂了的家庭》，就是讲王龙的孙子们在西方现代经济、文化、生活影响下的不同追求；古老的东方文明怎样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裂变。
中国传统的积淀所形成的文化核子太深太重太厚，虽然早已呈现半衰状态，但自发的裂变已缓慢到不能产生根本的质变；一旦遇到外力猛烈的轰击，又脆弱到四分五裂；而原核的牵引力，却强大到足以把裂变迅速化为修复。中国的人生正是在窒息和暴动的反复轮转中，时而麻木，时而苦闷，时而高亢，时而消极。
《分裂了的家庭》的成功即在于反映了这独特的生命圈的裂变和修复。贯穿人物便是《儿子们》最后所写的那个军阀的儿子——企图逃避斗争的王源。作品通过他在国内外不同都市、村镇的经历，广泛地描写了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另一支崭新的革命军在西部建立这段时期内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内部革命最激烈最动荡的年代。尽管作者没有对革命的主流作出——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反映，但作品主人公在裂变中思考的种种问题，包括婚姻、妇女、儿童、教育、宗教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交融等等，至今尚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掌握自我，乃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个人都要认同的现代化走向。王源的思想发展也离不开这一轨迹。
王源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婚姻问题，这是家族制社会里，每一代青年最敏感的触觉，“人”的意识往往随着“性”意识而觉醒。当年王三离开父亲，即因恨老父夺走他所爱的女人，只是他尚未有明确的“自我”意识。鼓动王源和专制父亲绝裂的力量，也是婚姻。由于儿子软弱，军阀王老虎便按传统规矩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于儿子的儿子身上。他强迫王源娶一个陌生的姑娘。已受过革命思想启发的王源，原本徘徊于“自我”和“孝道”之间不能自拔，这“性”的打击终于使他在愤恨中拥抱“自我”，忘却了以往对父亲的敬畏，冒出一股怨恨的川流：“我绝不愿受束缚！”他逃离了祖居的土屋，前往新兴的海滨都市。他有幸获得开明的庶母的庇护，学习西方知识，生活在西化的生活和西化的人群之中。而顽固父亲的逼婚，最终又把他推向急进的革命运动里。直到他被捕命危时，父亲才妥协，血亲之情重新融合。获得婚姻自主权的王源，在以后的生活中仍感到没有得到他渴求的“自我”。他还看到，周围那些以争取自由婚姻为归宿的青年，也大多一一失落了“自我”。
作品以不同的形象显示：感受到“自我”的人，并不能真正发现并领会“自我”的现代化含义。王源接触的那些时髦青年，无不个个追求“自由平等”，却又往往将其曲解为“放纵享受”，和封建时代上层社会的淫乐思想并无二致。如王源的大堂兄嫂，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已变为力求安全地住在有外国军队和外国法律保护的租界里，跻入银行家的行列。作者以明显的批判笔法，嘲讽他们的“自我”已被金钱奴化。
王源的庶母对女儿的教训更为深刻。她本人因生了女孩而被丈夫忽视，这个颇有志气的女子决意和丈夫分居，企望用娘家的遗产使女儿爱兰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同男儿一样接受高等教育，以成为一个有知识的强者。然而，处处娇惯、维护的教育法，结出的竟是骄懒放任的恶果，妇女解放的意义，只剩下一句“不做姬妾”的口号。在甘心充当美的享受和摆设方面，爱兰比旧式妇女更有过之，她为了使美颜常驻，竟放弃了喂养孩子的责任。“自我”已为庸俗的美色而虚空。
王源的革命女友又是另一类恋爱至上者，当她被王源拒绝爱时，极端的恋爱观化作一团火焰，她在被捕后出卖了王源。“自我”在复仇中幻灭。
如何认识并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是困扰了中国几代人的话题，也是赛珍珠所关注的问题。随着情节的合理展开，作品中的东方主人公得以客居西方，亲身去感受真正的西方现代生活，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日常生活的流动中，全方位地展现东西方思想文化、人情世态的异同，及由此而产生的两个民族相似而又隔膜的心理；在同一民族中又形成了不同的承受意识。
王源和他的二堂兄盛（一译兴），因政治避难前往异国留学。当他俩登上新海岸时，立即为这个新兴强壮的异邦所吸引。在他们惊羡不已的同时，又处处遇到令人难堪的种族歧视。进而他们见到开放的人际交往中的虚伪、繁华城市中隐藏着贫民窟。诸如此类的刺激，对已沦为弱民族的华夏子孙来说，反响竟是绝然不同的。
自小受到地主父亲纵乐欲熏陶的王盛，在异国的大都市中异已乐而忘返。他凭着天性的爱美和乐观豁达的气质，敏感到这个新的西方民族与自己所属的古老的东方民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实用性、开放性。但他忽视了西方讲究实惠和开放的全部的是解放生产力，因此他们又是十分尊重科学的。王盛信奉的却是西方国家在实用主义和开放政策下产生的种种腐朽观念和弱肉强食的理论。他厌恶穷困的人民和落后的祖国，认为他们的沦落是自己失去了竞争能力，所以不愿为这样的民族和国家作出任何牺牲。面对不平等的歧视，他早已麻木，满足于找到在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中都有的同类人——尽情地享受，虚伪地交际，形式化地创作。久而久之，他丧失了真诚，百事不关心，甚至甘愿接受母亲为他挑选妻子，他冷冷地一笑说：“——我以为女人都差不多。”他承认自己在新时代中“并不这样新”。一个在意识上、生活上全盘西化的人，丢掉的恰恰是西方人从中世纪黑暗中解放出来的个性。
作者以鲜明的描绘否定了这位有着纤细白皙小手，写着玲珑透剔小诗的诗人。她在其他文章中也曾多次批评她所熟悉的王盛式知识分子，蔑视他们那些离开本国下层人民，失去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形式化创作，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的全盘西化论。
曾受到严格传统教育的王源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经历的阵痛，远比王盛深重久长。赛珍珠笔下的王源，不是中国近代去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而是反映了一大批受到西方文化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曾萌生的心态。
作品写王源在理智上不能不信服西方文明的价值，因此痛苦地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渴望祖国觉醒。但是这种价值的认同，又常常被强烈的民族感情所抗拒。西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传教士对中国落后的传播，以及列强驻兵祖国内江的侵略行径，无不激起他愤怒的反抗情绪。然而，不幸就在于他是背负历史重负的中国人，民族自尊心竟淡化了原先对本民族劣根性的愤懑，中国古老的文明，广博的土地，都成了他自负的本钱，复古思想愈来愈烈。他因此鄙视西方男女间开放的爱情习俗，甚至因看到他们之中也有贫民窟而得意。他觉得世界上最忠正，最知足的人唯自己的国内才有。他给原先憎恨的军阀父亲的信也写得格外的谦恭而圆到。作品写道：“他又采取了老辈的态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内心的矛盾激烈到无法克服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性格“调和折衷”便成了缓冲剂，几千年的“中学”也因此永远被奉为神明，尊为国粹。可是，导致王源及其他留学生回国后不能“学以致用”的，恰恰是那作为国家体制建构的“中学精神”。作品所反映的王源式狭隘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在传统体制内所遇到的阻碍，我们是何等熟悉，它几乎遏止了我们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
探讨中西文化交融
折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形而上学的“全盘西化论”都已被证明行不通。那么，中西文化怎样才是最好的交融？西方文化的精神究竟何在？又应如何处置传统？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认识“自我”，掌握“自我”的问题，它成《分裂了的家庭》不可避免的命题。作者别具匠心地引入一个参照系——美国少女玛丽和她的父母。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在宗教观念上的矛盾冲突，使与他们交往的王源进入一个新的思想天地，对读者也颇有启示。
玛丽一家生活在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社会中。她的父亲——即王源的老师，有着明睿的科学头脑，但心灵上却是彻底唯心的。老教师曾立志做布道师，甚至想感化王源，使他成为一个基督教信徒。玛丽对此极为反感，而这正来自父亲赋予的科学头脑，使生活在新时代的年轻人不能不正视历史和现实中的黑暗，促成了她对宗教的怀疑。她警告王源说：“在我呢，觉得用宗教来把你变成高尚的人，那该是多么霸道！你要是认定了属于自己的种族和时代，那谁敢用陌生的玩意儿把你绊住呢？”
玛丽反对布道师企图改变异民族宗教信仰的做法，显然不存在我们所持有的批判“文化侵略”这一政治立场，倒是她那种颇具社会学者或文化学者的明智，把我们的狭隘视野放到一个开阔的地带。无疑，玛丽的思想也是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的思想。她早在30年代，就曾撰文批判教会强迫中国人改变信仰的做法，因此遭到教会的攻击。但她仍在记叙她父母的两本传记《离乡记》和《战斗的天使》中，对她父亲那种狭窄而深沉的传教精神加以褒贬。在作者看来，不同的宗教是由每个民族文化历史养成的，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只能互相交流，决不能以人为的强制手段去改变他民族的文化。
不论是作者赛珍珠，还是她笔下的人物玛丽，都和她们的东方朋友王源一样，处在一个彷徨苦闷的时代，正如玛丽告诉王源的那样：“我自幼在父亲教导下养成的信仰，我想退避也极难的。”这大概也是赛珍珠本人终身无法抛弃宗教信仰的原因吧。
玛丽和她父亲在传统宗教信仰上既有尖锐的分歧，又互相宽容，互相尊重，这正是作品想要宣扬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有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诚然，西方社会并非时时处处都有民主、自由和平等，但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些口号毕竟已成为西方人民自觉增强“人”的意识的思想源泉，受到公众的拥护，以至被教会接受，获得法律上的承认。玛丽告诫王源说：“少单纯，少信念，多思考。”历史已证明，这种品性能对社会造成适当的张力，促使古老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玛丽正是在这种自由意识的支配下，继承了祖先勇于创业的活力。她毫无顾虑地解剖本民族历史中的优劣，敢于批判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善于发现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作品中也不无讽刺地嘲笑她的幼稚和浅薄，她从书本、画片上了解到中国的一星半点后，便对王源说：“我深觉在贵国内，我们的一切人生全可迎刃而解了。父亲和儿子，朋友和朋友，人与人的良好亲善——什么都已磊落而稳妥地思虑了，宣扬了。尤其是你们那仇恨暴戾和战争的心理，我更加赞叹！”这种天真的认识，自然经不起现实的一击。但是，她对我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思想，例如对晁错的民生论的赞赏，也令我们国人感到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能妾自菲薄，对“自我”需细加研究，总结并发扬那些足以成为民族创造源泉的思想。
作者理想的中西文化交融，体现在王源最后找到的爱人梅琳的身上。在思想上，她坚持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生活，也不丢弃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学识上，她掌握了中西医学的优秀技术，竭诚地为社会、为妇孺服务；在生活上，她厌恶奢侈放荡的浮华习性，又不反对吸收多样的西方生活习俗。她以穿衣为例，认为既可穿中式衣衫，也可西装革履，按她的话说：“不要永远——有时这样，有时那样，随机应变——一个人不能老是一成不变。”
王源在对梅琳的追求中，逐渐摆脱了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作品写道：“在这新时代中，他至少已抛弃了血脉的束缚。”他不再听任父辈的摆布，去利用自己的“西学”资格，为家族的利益尽力。他像他的祖父那样热爱土地，但这是坚持研究心爱的农业科学，而不再为祖传的土地被农民占有而感到害怕。他一方面尽家庭的责任，救护被造反的暴民打伤的军阀父亲，同时在和梅琳一起对新生命的向往中，忘掉了这垂死的老人和保不住的土地。
王源几经痛苦的裂变，有时神经虽已麻木，但他逐渐认清“自我”，在挣扎中努力跳出中国人原有的生命圈。
显示革命中的困惑
在《大地》三部曲中，还不时隐现另一个主题——对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思考。
在三部曲混沌的背景上出现最多的是一些打来打去的战争，其中有不少打着“革命”的旗号。王老虎投身南方革命军，就喊着“争本国的自由”，结果他和他的上司，却都成了各占一方的军阀，军队形似打家劫舍的土匪。即以第三部写得最明确的国民革命军来说，在他们建立新京，掌权后不久，新贵们便成了巨富，军阀思想、官僚作风一如既往，并由此造成愈演愈烈的官兵矛盾、军民矛盾、城乡矛盾。于是，又像以往一样，激起一些不满分子起来造反。王源的一个堂弟即动员他去参加“一个更新更好更真实的革命”，王源听后却“深深地想：这些话他早已到处都听到过，可是穷人仍然有，话还是这般讲。”作品正是借王源的心理独白，提出一个怀疑：像这种因受压而造反的英雄好汉，在他们掌权后又会怎样呢？在《大地》三部曲中还多反映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现象：高昂的革命者究属少数，广大的平民尚在为取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而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不理解革命者的激烈行动，而革命者也未掌握老百姓的心理，一味责怪他们麻木、愚昧、落后，结果只能造成二者更深的隔膜和分离。作品中的主人公王源正是在实际生活中意识到：愚昧的思想和习俗等等的改革，非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所能解决。作者又借玛丽的嘴宣扬中国汉代哲学家晁错的安民思想：“民贫则奸邪生，贪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即认为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因此，接受这种思想的王源在革命和改良的两条道路上，选择了后者：以自己所学的西方知识，改进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新起的革命将使刚建立不久的新政权重新陷入无休止的内战中去，而内战正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应该承认，王源这一艺术形象，在旧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
在作品中也暗示出作者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在第三部中反映了一起在报上看到的“新生的革命者”袭击外国侨民的事件；并传说制造者是“一群乌合之众——为了某种狂热的事业——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情节的素材，显然出于作者在1927年3月24日在南京的亲历，肇事者是败退的军阀溃兵和入城的北伐军中的不肖分子。[(16)]
赛珍珠在作品中对中国革命不加奉承地提出种种问题，并非完全出于杜撰，无疑有助于革命者的反思，尽管这令人不快。
但是，《大地》三部曲中对革命者单一化的描写，大大损害了自身的艺术力量。细看她的三部曲中的革命者，无一不是简单化的狂妄的极端分子，他们只知道宣传“主义”，却不真正关心并解决人民生活的疾苦。偏见使作者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精英，看不到革命者内心丰富的感情，看不到现代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刻原因，创作也因此失了透视力，单一到令人生厌的地步。这些“革命者”成了作者批判“主义”的僵尸，使第三部《分裂了的家庭》呈现出重复说教的成分，几乎断送了作品的艺术生命。
对革命者粗陋的描写显露出作者思想和生活上的不足。这种缺陷也反映在她对军阀王老虎的思想作风及生活环境的雕琢性的描绘上，那种近似寨主和山寨式的生活，都使人感到他好像是一位生活于《水浒》时代的强盗，也就减弱了现代军阀王老虎的艺术感染力。
尽管《大地》三部曲有着种种可以讨论，乃至非议之处，但是，作者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心态的描写，本身就是一种伟构。况且，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民族特性的透视和解剖，又顽强地显露出作者独立的主体意识，使这部作品不仅成为西方人民了解中国民族的窗口，也为中国人民审视自身的历史，提供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艺术形象。但因为她在作品中描写了半黑半白的中国人和革命者，因此长期来蒙上了丑化、中伤和诽谤中国人民的恶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间（1989年前），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及其他作品从未再版过，却受到各种教条式的鞭伐，这样对待一位为沟通人类思想而努力创作的作家，显然是不公道的。
当历经浩劫的中国人痛定思痛时，猛然发现这位被我们口诛笔伐的传教士的女儿，早在50年前就向我们提出了忠告，而她本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一直赤诚地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甚至对延安，对新中国都曾寄以厚望。于是，历史地评价赛珍珠其人及其作品，势必落在现代中国人的身上。
注释：
①②珀尔·巴克《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美国，约翰·戴公司，1954年版，第66页、第250页。
③《勃克夫人自传略》，载《现代》，1933年第4卷第5期。
④赛珍珠：《中国的过去和现代》（China Past and Present），美国，约翰·戴公司，1972年版，第156页。
⑤(11)胡风：《〈大地〉里的中国》，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⑥章伯雨：《勃克夫人访问记》，同③。
⑦以上二段转引自珀尔·巴克《中国的小说》（The Chinese Novel）一书的《出版前言》，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9年版。
⑧1984年海伦·福斯特·斯诺手稿《美国奇人珀尔·S·巴克》（Pearl S.Buck,American Phenomenon）。
⑨⑩转引自珀尔·巴克《我的几个世界》，第278—281页。
(12)茅盾：《一九三五年纪事》，转引自《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鲁迅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引自小延译文，载《现代》，1933年第2卷第5期。
(15)赵家璧：《勃克夫人与黄龙》，载《现代》，1934年第3卷第5期。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牛大勇：《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考察》，载日本《中国研究月报》，1988年11月号。参见笔者《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载1989年《中国文化》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