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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伊拉克战争，美国与“老欧洲”产生重大分歧，造成严重裂痕，向世人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同法、德等欧洲传统盟友的关系，在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是否会起 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与“老欧洲”的关系，在冷战期间的首要凝聚因素是“防共抗苏”
要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二战之后美国同欧洲主要国家的安全关系，尤其是同“ 老欧洲”国家法、德等的军事关系。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占世界的一半 ，其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绝非当时的苏联所能望其项背。美国的强盛，自然巩固了它 在“自由世界”中的领袖地位。除了无与伦比的硬实力外，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 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赋予了它在战后世界的强大政治地位，这就是当时美国从道义上获 取的庞大软实力。
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复兴给予援助。两年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美国的主导下成立。不管人们从何种角度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西欧国家的安 全关系，都必须承认，战后跨大西洋安全联盟的建立，是美国与欧洲为了构建联合抗苏 体系的需要，以共同对付苏联及其诸卫星国可能的扩张所带来的威胁。
美国与联邦德国也逐步形成保护与被保护的特殊关系。在双方共处的北约体系内，尽 管美国和联邦德国理论上处于平等的同防共助的关系，但实质上，美德属于领导与被领 导的关系。北约盟军欧洲最高司令一定是华盛顿指定的美国将领；美国在西德领土部署 核武器，美国给西德提供核保护伞，西德没有任何触及美国核武的权利。
而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法形成了另一种特殊的同盟关系：尽管美国同样向法国 提供核保护伞，法国却绝不允许华盛顿染指法国的战略武器。法国核武器的研制，在冷 战期间基本上同美国没有干系。所以，在伊拉克战争前，由于法国突出的阻击作用，使 美国试图获得联合国对伊战争授权的努力严重受挫。对此，美国政府十分反感，部分美 国民众对法国也颇有情绪，提出了“要不是美国解放了法国，法国人今天只会讲德语” 。
正是由于冷战期间联合抗苏的共同需要，美国与欧洲国家才可能走到一起，组成了人 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同盟，美国同“老欧洲”国家才形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特殊 安全关系。显而易见，美国与它的北约诸盟友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类 似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它们的伙伴关系。然而，美国与“老欧洲”们的关系，其在冷战期 间的首要凝聚因素是“防共抗苏”。共同的价值观念加上防共需求，塑造了北约成员在 防务问题上的利益共同体；而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同欧洲盟国间 的防务合作关系。在安全利益占首位的时候，美国同其盟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则长期受到 抑制。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同欧洲盟国在冷战期间被掩盖的多种矛盾浮出水面
然而，当华约作为北约的对立面不复存在时，欧洲开始萌生北约继续存在是否还有必 要的疑问。这直接关系到美军在欧洲的继续存在和美国对欧洲的主导权问题。在上个世 纪90年代初，面对北约内部提出的质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曾公开对其欧洲盟友抱 怨，“如果你们不再需要美国，美国可以离开欧洲”。
不过，抱怨归抱怨，美国绝对不会离开欧洲，它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欧洲的主导权，因 为这事关系到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和华盛顿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欲在防务问题上继续对 欧洲掌控，显然还只能依靠北约这个军事机器。
在美国的策动下，北约在1990年的伦敦首脑会议上，宣布“北约不解散”。次年在北 约的罗马峰会上，北约将其新使命明确为“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至1999年北约成立 50周年时，以发表《联盟战略概念》为标志，北约实现了从一个军事政治组织向政治军 事组织转化的过程。北约的性质在变化，但在整体上，作为将大西洋两岸连接起来的防 御体系的纽带——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事实上，欧洲已有一定能 力独立处理地区内外的安全冲突问题。这样，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同盟在军事 意义上已基本没有必要，双方的安全关系也逐步趋于松懈。
这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为明显。当美国大力推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时，美国惟一考 虑的，就是它本土的安全。这同里根时代已大不一样。里根试图在苏联国门外就部署第 一层导弹防御圈，而克林顿时代后期对进攻导弹的防守理念，却是基于美国本土的陆基 防御，这就把美国的盟国完全抛在一边了。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非但不保护欧洲盟 国，反而还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全。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在设计中对《反导条约》 有重大突破，其反导系统必须借助太空基雷达和部署在海外的陆基预警雷达，而陆基雷 达需部署在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等盟国的国土上。显而易见，欲对美国实施洲际军事 打击，必须首先拔除这些前沿预警雷达。所以，美国的盟国自然担心：美国的国家导弹 防御系统不但没给盟国带来反导上的好处，反而可能有损盟国的安全利益。上个世纪90 年代，在反导问题上北约盟国同美国发生的尖锐矛盾，已反映出美国在处理与其盟友的 安全关系上，同“老欧洲”已渐行渐远。
“9·11”事件后，美国把追求国内的绝对安全放在首位，与“老欧洲”的关系渐行渐 远
在经受了“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的防御战略有了显著的调整：反恐和本土安全第 一次被列入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美国进一步担心，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一旦同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相结合，将给美国带来远甚于“9·11”事件的破坏。在对“9·11”恐怖事件 的反击中，美国将打击目标首先锁定于支持“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要求 北约盟国根据盟约第四条，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予以合作。“老欧洲”们出兵出力，颇是 尽了心力。
然而，美国打完阿富汗之后，针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军事行动，却遭到了法、德 的坚决反对。它们联合俄罗斯，不惜动用“否决权”来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因为首先， 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萨达姆政权与“9·11”恐怖事件和“基地”组织有关联。其 次，美国指控伊拉克仍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有可能将这些武器转移到恐怖 分子的手里，对美国构成了“很大的潜在威胁”。现在这场战争都打完了，美国还是没 有找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启动了重塑中东乃至世界秩序的关键一步。
其实，在对萨达姆政权的看法上，欧洲盟国们同美国并无太大差异。但“老欧洲”在 对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处理方法上，同美国却是大相径庭。“老欧洲”一致认为，伊拉克 武器核查的问题一定要落实，但要力避以军事方式去解决。这些国家的基本考虑，一是 维护国际法与国际道义。法、德反对美国无视联合国权威，它们力主在联合国框架内解 决伊拉克问题。二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
显然，不支持美国发动对伊战争，法、德将有可能被排挤出战后重建。但是，对美国 “倒萨”战争予以无原则的支持，法、德两国将面临恐怖主义分子对它们进行报复的现 实可能。两相均衡，“老欧洲”不得不更多顾忌后者。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抛出“先发 制人”战略时，曾以恐怖分子以几十万美元的代价给美国造成几千亿美元的损失为例， 来证明其先发制人的正当性。但是，同样这个原因，却足以让“老欧洲”望而却步：它 们不想由于错误地支持华盛顿而招来一次“9·11”式的灾难。
“老欧洲”们同美国的分歧也有区别。德国相信联合国武器核查一定可以最终解决伊 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坚决反对对伊拉克发动任何战争。法国的态度却显得相对 圆滑：法国主张给联合国武器核查以更多的时间，但不排除战争也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 手段，但这只能是最后手段。事实上，随着伊拉克战争的进展，法国态度转变之快大大 出乎人们意料。
欧洲盟国越来越难以接受美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
可以看到，冷战后，美国同欧洲盟国的安全关系已出现实质性变化。由于联合防苏而 产生的安全纽带已经过时，而北约“预防冲突与处理危机”的新使命尚不足充分整合新 北约。同时，美国在过去5年中对自身安全的绝对追求，已在客观上影响了它的北约盟 国的安全利益。双方的利益分歧在逐渐扩大和公开化。
因此，由于安全背景的变化，美国同欧洲盟国在冷战期间被掩盖的多种矛盾正在浮出 水面。在后冷战时代，欧洲盟国越来越难以接受美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美国频频破坏国际法的霸权作风已对现行国际秩序提出严峻挑战，迫使部分欧洲国 家同美国拉开了外交协作的距离。在对伊拉克问题上，法、德等盟国对美国并不存在紧 急威胁情况下仍要先发制人，已忍无可忍。在“老欧洲”看来，美国的做法不仅损害盟 国安全，而且在实质上破坏了盟约精神。
美欧的政治裂痕，于今年2月14日达到极至。是日，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安 理会表明了同美国以错误方式“倒萨”的外交政策的决裂：“在联合国这个神圣殿堂， 我们是理想的卫士，是良心的卫士。我们拥有的巨大责任和所受到的巨大尊敬，要求我 们必须首先以和平方式达成。”华盛顿和巴黎的政治距离，这时已变得同大西洋一样辽 阔。
当伊战在军事上已基本结束时，当我们提出美欧裂痕能否弥补的问题，答案是明显的 ，因为美欧谁也不愿让彼此关系根本对立。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同“老欧洲”之间的关系 是否会长期冷却，以至无法修补?
美欧对战争与世界秩序的认识没有根本分歧
笔者认为，只要美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过程中继续采取罔顾盟国利益的霸权政策，那 么，它的外交政策就将继续受到盟国的反对，美欧之间的安全关系将难以恢复。欧洲盟 国不会为了美国一家的安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安全利益。
鉴于美国的安全政策决策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美国不可能长期执行一项一成不变的 政策。美国主流派为维护美国对世界的长期主导，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政策进行调 整。争取盟国的支持，应该成为美国外交长期的优先目标。因此，有理由认为美国的新 保守主义将不会长期通行无阻。只是在经历了“9·11”冲击后，这个反思、调整和纠 偏的过程将比过去更长。
而且，就美欧关系实质而言，美欧对战争与世界秩序的认识没有根本分歧。欧洲国家 并不反对美式“自由”、“民主”新秩序，不反对必要时使用武力，关键是反对美国一 家独霸世界主导权，不让盟国分享好处。所谓美欧之争是“单极与多极之争”，只是方 式之争，而不是目标之争。
伊拉克战争后，对美欧关系的理性期待有可能是，美欧在一定程度上都对双方关系进 行反思。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双方吸取伊拉克问题的教训，彼此采取更加谨慎的方针 ，更加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努力达到盟国成员之间的共赢，从而缝合彼此之间的裂痕 。但是，要想完全弥合美欧关系，恐怕已不太现实，也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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