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社会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后现代论文,价值论文,社会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档案工作通常被认为有用但没有影响力，即便是在政府档案部门也是如此。决策层通常也不看好档案工作，他们很少认为档案重要到可以为之争取经费。这主要是因为档案工作者不能或者不愿意界定和提升自己的工作。“档案工作被认为是很悠闲的职业，从事一些让人羡慕但实际上很琐碎的工作……不幸的是，档案工作者并不去释疑这些误解”[1]，很多人，甚至包括从事档案工作的人自身都对档案工作没有一个确切的理解。当被问及档案工作是怎样的一门职业时，通常都是无从回答，或只是给出一些很模糊的解释。比如档案工作是“一个介于图书管理和历史研究的职业”或档案工作者是“对历史资料进行识别、评价、保管、整理、描述和提供利用的人。”
一项工作的重要性取决于它的回报，我们要理解和明白为什么它能作为一门职业而存在？它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或者说档案工作的价值内涵是什么？
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基本的措施来改变公众对档案工作的印象，通过改变我们自身的形象来改变我们给外界的印象。和其他所有的职业一样，我们应该用术语明确界定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来定义，应该用我们最终的才能向决策者表明我们的价值所在。引用一位社会学家对职业的解释，“特定的作用和特别的职业技能总是被赋予了相当的影响力”[2]。缺乏影响力的工作状态也许能让档案工作者和决策层都满意，但这是不恰当的。内向的档案工作者不知道如何争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倾向于接受别人赋予他们的东西。决策层很欢迎这种状况，因为这样他们可以避免面对‘真正’的问题”[3]。“一部分档案工作者抱怨他们在社会中的被认可度很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动地选择离开，剩下的这些保守地从事着资料囤积和保护工作的人们只是做着有限的工作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积极地做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4]
无论是什么级别的人都是通过自身的职业来实现其影响力的。当我们寻找资源时，一方面必须做好收集工作，另一方面还必须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资源。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当然是部分目的）是用自信、清晰、精明能干的职业形象来代替“老员工”们在死气沉沉的储存库里形成的布满灰尘的、孤僻的，悠闲的档案工作的形象。在这个时代，找到适合我们自己且具有可持续性的位置，并界定和宣称我们的才能对应着一种职业。另外，我们不仅需要影响力，还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可以有效地运用这种影响力：通过修整历史记录、提升政府信息的使用效率、保护公正、教育年轻人、影响学者们对我们库存材料的理解、给历史频道或畅销书提供素材……其要点就是我们必须通过加强自身才能把“档案工作是具有影响力的工作”这一信息传达给别人。
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将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转化为更多的影响力呢？答案要从两方面来说：首先，档案工作者必须认识到影响力来源于工作的价值内涵。影响力本身不是工作的价值内涵，它是实现和支持工作价值内涵的一种机制。工作的具体价值涵义是一个组织所代表的东西，它是该组织成员行为的基石；第二，档案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和实现自身的影响力。但我们必须明白，影响力是手段，工作的价值内涵才是目的。
2 档案的价值内涵
对于“档案工作通常的价值涵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止我一个人在问。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尝试像美国图书馆协会对图书馆工作的“核心价值内涵”那样正式的定义[5]。据此，我认为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价值涵义包括（顺序不分先后）：专业性、整体性、积极主动性、资料筛选、保存、服务、多样性、使用和提供、历史价值等。
2.1 专业性
任何职业都具有专业性的特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却没有表现出我们应有的职业水准。一个职业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是建立在特定的技能上的”，而不“只是直觉的、非正式的、像菜谱一样的东西”，“专业人员的知识应该比一个普通工人的知识更深、更复杂，这些知识植根于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使得大家对于特定事实和程序的理解具有一致性”[6]，因此，专业人员也被定义为“是受他们的使命而不是规则和管理措施推动的人”[7]。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工作的价值内涵，当然，我们必须要对这些内涵加以沟通、传达，必要的时候还要给予解释。除此之外，我们的重要性还依赖于和社会的更宽更深的相关性。虽然我们的职业不能和医生、律师以及工程师相提并论，但有些对档案工作的描述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我们的工作就是对人类生活价值的再肯定和对人文精神的展示”[8]。我们的重要性还可以和现代的社会价值观联系起来，即“你的职业代表并促进孩子们独立学习和思考，使得他们日后将在这个社会中成长为具有创造和完成使命能力的人才”。[9]
2.2 整体性
整体性不仅仅是简单的收集，还应该包括与其相关的事情，比如如何获得与收集相关的信息等。我们相信，分类整理既反映了保存记录自身的一个重要特性，也是完整理解某个事件的重要标志。档案工作者与同在文化遗产管理行业的图书管理员和博物馆工作者的区别就是我们必须关注于收集整理。我们不应该根据类似“这看起来很有意思”这样的决定来获取资料，而是要通过制定周密的计划来获得更多的资料。我们要不停地努力寻找那些具有相互关联的基于自身、收藏品或记录的文件，寻求对使用者而言有助于使这些内在联系更加清晰的描述方法。我们进行分类整理的能力是体现我们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一个通过我们的工作产生影响力的途径。
整体性也是我们对同事、兄弟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时施加影响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档案机构数目的增加会增大档案部门向外界争取利益的机会，但按照档案的功能、机构或格局将其细分成越来越小的组织单位将会危及整个档案事业。另外，战略联盟也是一种影响力。比如数字档案馆其整体性就包括和博物馆、画廊一起合作，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以便我们搜索资料。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需要“一站式”服务，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和其他文化机构合作。而且，和这些兄弟行业合作更有利于我们联合起来向赞助者提出建设集中的数字化中心和资料保存中心的建议。如果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身份，那种担心被误解为或包含在其他相关职业中就没有要了。
2.3 积极主动性
我认为，“积极主动”包含三个独特的组成部分：第一，可以称之为“中介”的功能，即我们积极主动地整理历史记录；第二，在各种场合包括在政治舞台上宣传档案问题和价值；第三，是指“积极的档案工作者”，也就是有意地向其他领域或在我们自己的团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人[10]。
我们的工作包括发现、接受记录并让用户使用我们的工作机构来。这表明我们不是简单的中立或客观的原始资料保护者，同时还是资料的重塑和解释者。档案工作者必须理解、认可事实，在事实基础上工作——通过我们的选取、描述甚至营销，尽我们所能形成个人或者机构过去在第一地点所产生的各种资料。在这一评价过程中，这种“中介”作用是很清晰的——不光是在记录中而且在记录之间做选择，我们有意并不可恢复地修整了档案记录，同时也影响了记录，改变了研究者面对或理解该记录的方式。“中介”功能只是我们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接受、理解和传达这个作用给我们的资源分配者和研究人员，这也是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有能力宣称我们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的机构和社会能够记住、获得和持有什么样的资料；我们积极主动地修整着用户们接触这些材料的方式，进而影响他们塑造历史的方式，包括决定过去的哪些资料可以被所有人利用，哪些只能被参观者接触。我们应该为这些决定感到骄傲，不要退缩。
第二点是关于宣传。我们应该更多地表达出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和为什么我们要做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施加影响，而且要经常坚定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做宣传。我们当然需要个别地去做，但有些行动只有通过机构才能成功，通常是通过国家机构，因为这样的机构本身和其成员都具有影响力。当然这样的宣传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宣传应该成为我们职业优先考虑的一部分，我们的职员应该尽力支持这项工作。
第三点就是作为一种职业，有意识的识别甚至创造、获得、保存和提供一些材料用于记录在我们机构和社会里面被忽视的那部分人的声音，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是我们应当承担的多样性任务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更加抽象的责任，即尽力保证资料能够反映我们的机构或收集领域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这项工作的内容包括建立各个团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相关文件。
2.4 资料筛选
“评估鉴定过程决定了我们的遗产资料的命运，所以这也许就是档案工作所包含的社会重要性的地方。”[11]资料筛选是档案工作的职能之一，我们做出筛选是因为评估鉴定确实有必要，而且我们的专业能力完全可以做好整个工作。提供经过认真筛选的第一手资料将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和相关机构服务。我们保存资料是因为它重要。档案工作者重要且具有影响力是因为档案工作者是受过最好的教育，能够做出这种筛选的专业人士。尽管资料筛选是一个核心工作，但很多库房在获得收藏和记录时并没有做多少评估工作，只是照单收下。当开始进行评估时，通常是先在文件或物品层次上进行，不管是分离重复的文件还是鉴别一个物品是否有长期保存的价值，这都让档案工作者给人们留下了只珍视单个的文件资料的印象。
害怕犯错误，比如丢弃了一卷被认为99%是垃圾的东西，但后来（不知何故）却发现里面有十分有意义的东西，随后就会被认定为档案人员就是资料管理员而没有行使积极的“中介”功能。当我们逃避我们应当做的评估工作时，在获取阶段就会极不情愿地去做。当我们战胜了自身的恐惧、打破了仅作保管人的传统，做好评估工作就变得相对简单了。必须承认，我们不能100%保证没有漏掉任何有价值的资料。“当今信息时代减少了每一个记录的价值；文件资料本身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但作为信息也许就不是。”[12]必须承认，筛选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工作”是最基本的。档案工作者最终要认识到，如果评估鉴定工作做得很差将对我们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将失去成为我们影响力主要来源的东西。这样的结果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责怪我们自己。要弥补这样的过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通过改进我们的工作以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
2.5 保存
滥用保存功能以至于它成了筛选和利用的障碍。在我们的职业中，“平衡”保存和利用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事实，但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保存的本能。利用基本上来说总是优于保存的，尤其是现在我们提供利用的途径很多而且保存的风险很小。“保存”收藏品但不让研究人员利用，坚持说“到‘某天’保存的这些收藏品就可以得到利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档案工作者应该承认不是所有的新增资料都值得被特别保管。相反我们应该让它们腐烂。”[13]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在“有利用总比不利用好”的观念下，我们应该允许它们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利用。
但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必须要保存一些资料留作日后使用。基于这样的原因，保存还是有其基本价值的。但大部分的文化遗产机构——其中一部分是档案保管部门——的保存能力很差，要么是没有重大灾害应急计划，要么储藏地点没有空调设施。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更倾向于从上级主管部门要场地；另一方面，我们更倾向于要求完美而不是达到更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比如局部的空调、除湿机；制订防火条例和重大灾害计划等。
总的来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很多时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保存资料是为了日后使用；我们只保存那些我们有意识地、系统地筛选过的东西。再次强调，我们不是保护人，是档案工作者。这也是我们影响力的一部分。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机构和社会不会为了简单的保存而提供资源。我们应该提供专业的评估鉴定：哪些资料要保存，为什么要保存。否则我们就是在打自己的耳光：我们要更多的空间、更多的人员来储存越来越多的根本就不会有人使用的资料。
2.6 服务
一直以来就存在着“是先服务社会还是先服务我们的机构”的争论。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我们应该忠诚于我们的机构；作为一个职业，我们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被要求提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有效和高效的联系，这样能让所有用户可以从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良好的服务是使用和提供环节之间的关键，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我们职业重要的基本元素。不管是处理还是评估资料或是直接提供参考材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看成是为用户服务。最终，档案和档案工作最重要的是对人而不是对事——我们应该首先服务于我们的用户而不是我们的收藏品。
“目标客户群”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并不是为整个“社会”服务，而是为我们机构的目标客户服务。很难将很抽象的档案观念推销给更加抽象的社会。我们不要争论档案是否具有普遍的“社会”使命，而是应该一方面集中注意力将特定任务用特定的使命定义明确化，另一方面进行推销。在这两方面，我们先前都做得不好。服务带来的结果远超过美好的愿望，它将获得很好的支持档案工作的联盟者。
2.7 多样性
美国图书馆协会采用以下内容作为他们的核心价值之一：“我们对国家的多样性做出贡献，这是通过我们努力提供各种完整的资源和服务给我们的服务对象体现出来的”[14]。档案工作者必须坚定这一价值观念，必须更新和继续承担我们的责任来保证我们收藏的东西充分反映了种族、宗教、文化等的多样性，使其都包含在我们的文献资料中。与此相关，我们应该努力打破主流机构和“服务不周到”的团体之间的壁垒，以确保我们的用户群和成员像我们保存的资料那样具有多样性。单个的机构怎样改变一个行业的多样性平衡问题呢？可以通过引入少数民族到这个职业中来，通过为中学生和大学生提供参观活动，通过获取多文化的收藏品并将它们大众化等等。比如，增加少数民族档案人员的作用就是让他们的群体明白档案是一项职业，这对他们那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遗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不管怎样，多样性注定是任何行业的一个价值涵义和目标。
2.8 使用和提供
“利用是档案的最终目的”，因此我们应该优先重视利用。“档案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打开这些他们细心呵护的珍贵研究资料……他们不应该只是积累和保存文件资料，而更应该让其他人也利用这些资料。”[15]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在合法、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前提下促进、方便和持续地提供给任何团体使用。我们重视提供是因为我们认为利用是最高的价值。但是我们的提供不简单限于此，而是要宽泛、深刻得多。比如，档案工作者应该像图书管理员那样，声称“我们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宣传对信息感兴趣的用户和版权拥有者之间的平衡。”[16]版权所有者在法律上的利益削弱了对收藏品相关知识的提供，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尽我们所能地支持信息使用者。有太多的档案工作人员认为他们的责任是要保护捐赠者或第三方的这些敏感材料，因此减少被审查和提供的数量。
或许，提供对公众记录而言是最重要的，它是民主价值的核心。公众有权利接触他们选举和任命的领导人的材料，除非在个别涉及国家安全和有清楚描述的隐私权的情况。即便如此，档案工作者在发生提供和隐私保护的冲突时，也应该倾向于提供。我们关心的是支持、促进和捍卫历史的（以及其他学术的）调查要求。我们不仅要极力地促进，还要欢迎这种最大限度的利用。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用都是直接的。一方面，我们知道间接使用发生在某位作者或纪录片制作人将其作品传播给读者或观众之后。而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间接使用也许就是被称之为符号使用的。有些人“利用”某些材料只是对它感到很自豪或确信它存在。对某些人来说，在传统意义上，档案资料的存在比从不“利用”更加重要。这也是我们的影响力的源泉之一，即便是对那些从来都不接触档案的人来说。
2.9 历史价值
从广义上讲，历史超越了它特定的学科分支，包含了对过去所有学科的理解。“档案对大多数的用户，或者更进一步对纳税人而言，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它能给公众提供一个身份的认可、地理、历史、文化以及个体和集体的总体记忆，这也反映在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的档案立法文件中。”[17]我们的价值内涵之一就是我们和历史、文化的核心关系。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档案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和文化。莎士比亚的名言——“过去就是将来的序言”，说的就是“历史”。如果普通民众都可以理解档案和历史之间的这个基本联系，而档案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呢？那么，我们和公众的联系是什么呢？是原始资料。采用“原始的”可以表示我们还没有挖掘利用。我们的收藏是第一手的、最重要的、主要的、关键的、首要的、至关重要的——所有这些都是“原始的”同义词。他们也是最生动的，具有各种可能性——可以被用于多种解释和用途。同一个文件可以被用作支持一个观点的不同方面，同一件物品可以在今天用于证明公民身份而明天可以用来完善家谱，某天又被用于支持“历史上的重要日子”这样的文章。因此，在某种真实的意义上，档案是历史的同义词。档案经常扮演具有追踪性的角色，尤其是在共和体制的社会。我们的藏品，尤其是政府的档案，让我们的民选官员对把他们推向权力位置的人民来说具有可追踪性。但具有可追踪性只是原始档案资料的目的和影响的一部分，它的其他作用就有点高深莫测：用于支撑一种一致的记忆，这种记忆的形成是我们个人、团体和社会的基础。
保存并提供利用这些原始的历史资料，通过我们积极主动的筛选、描述的有意识的选择以及我们作为参考资料中间人的作用，我们将原始资料变成了对用户来说具有实际意义的资源。事实上，“提供”是档案工作的一项能力和特征，这确实是我们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3 结论
不能说以上的内容就是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全部含义，比如道德规范就可以被单列为一条。当然，有人会说社会公正、教育、有责任性、隐私也可以成为内涵。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认可这里提出的九条特定涵义而是完整地理解我们工作的内涵，进而认真讨论，如同我们的图书馆同行那样，采取一套比较正式的标准。我们关注内涵能够得到关于影响力的哪些组成要素呢？
一定程度上，在讨论每项内涵的时候我都试图强调最后这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内涵的集合转换成整个职业的或个体的影响力，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加复杂。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实践你的内涵是你能够获得领导重视和影响他人的最有力的工具。”[18]当我们分享价值的时候，一种新的分享内涵就形成了，这意味着结盟、有效行动和结果的产生，换句话说，影响力就产生了。当然，教育公众、赋予责任和建立自信是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工作的内涵最后才能成为影响力。和学校当局讨论关于提供和利用以及其对档案工作者意味着什么等问题时，至少阐明了这些内涵并给我们的管理层一些思考。只有拥有这些内涵才能让档案工作成为一个明确而引人注目的职业。
定义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内涵必然是排外的，会把少数人排除在档案行业之外。从广义上讲，定义是有排他性的，而且职业的定义都有排他性，这是定义一项职业的关键。确实，我正在向大家建议用这些价值内涵来定义我们的职业。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排除一些不专业的人，但我们必须给出定义，否则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只是捆在一起的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我们必须接受定义，如果我们要符合职业特点的话，别无选择。我们需要仔细斟酌一套价值内涵来回答“我是谁”和“我为什么在这里”的问题，也有必要重塑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一直保持自信、具有创造力、敢作敢为和乐观大方。我们应该避免让自己和别人产生灰尘满面、孤独、压抑的形象和过去资源分配者认为我们是可有可无的官僚主义者的印象。因为这看起来就像“档案工作者就是有能力确定和做到提供原始历史资料的人，这些原始资料保护了权利、教育了学生、开化了公众，支持了人类对了解自己过去的渴望。”[19]明确和执行这些价值内涵并改变工作态度将会提升和拓宽我们的职业和我们作为职业人本身。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和更受尊重。只有当我们明确自身价值后，我们才能变得更加有价值。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