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社会现实：20世纪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中国论文,现实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4-0107-04
“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它是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模式，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特定的时代、民族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流布并支配、服务于社会现实。民俗学就是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所谓“新兴”，是指就世界范围来说，林林总总才有150多年的学科史，就中国而言，也只有80多年的学科史。但是如此短暂的学科史却在一些先发国家呈衰落征候，日本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就曾忧心忡忡地说：民俗学研究“没有很光明的前途！”[1]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些学者认为是由于乡间的“民”和“俗”日渐减少或消失的缘故。也有一些学者希图无限制地扩大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但是缺少实际的回应。这两个方面都是在“民俗”二字上争辩不休，各有其理。然而从民俗随时而变的观点来看，民俗学研究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就民俗学研究的初创、发展和前景而言，关注社会现实范围、程度的宽窄深浅决定着民俗学研究的出路。这正如已故的“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所言：“学术要密切社会。”
一、民俗学初创时期关注社会现实情况
“民俗学”一词的原创意为“民众的知识”，是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汤姆斯在1846年创立的，他在写给《雅典娜之坛》杂志的信中说：“贵刊发表的文章常常显示出对于我们在英格兰称之为‘大众古俗’或‘大众文学’的那种东西的兴趣（不过，我趁机提一下，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不如说它是一种知识，并且，用一个很好的撒克逊合成词来表示它最为恰当，这个词就是Foik Lore——民众的知识，因而我不得不希望你们也来帮助摭拾那些现代仍然散落在这个领域的‘穗子’，对于这种财富，我们的先辈本来是可以大获丰收的）。”应当说汤姆斯是在考古中发现了民俗而切入民俗学的研究，他的视野在于“摭拾”那些“散落”的“穗子”（古俗），即“历史遗留物”[2]。
那么汤姆斯的这个提法何以被本国接受并迅速传布欧亚大陆的呢？69年之后，英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班妮女士在1915年所纂《民俗学概论》一书中说：“民俗学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上恐不能希望过分的贡献，但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效果，当然会从这种研究中生出来，即统治国对于隶属民族可以从此得到较善的统治法。因为倘不研究隶属民族，就永不会正确地理解他们。”班妮女士的意思似乎是帮助统治者以民俗学研究为窗口去窥探下层民众的情况。其研究角度虽然在社会现实，但有着比较狭窄的功利色彩。
对此，我国学者是怎样的看法呢？据王文宝先生在《中国民俗学史》中的记述是这样的：何思敬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1928年3月21日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民俗学的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利用民俗学之政治目的。他说：“英国从产业革命以后，大工商业之发展引起大都会之膨胀，及殖民地版图之扩大，更从这两点引起本国中都会生活者和乡间生活者，殖民地上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发生道德上、信仰上、思想上、感情上种种龃龉；宗教（基督教）又不能维持往日之权威，已不能融合都会生活和乡间生活及新旧生活之矛盾，更没有能力去同化殖民地土人的思想或敌对的感情；所以，理解所谓‘陋民’，乡民，土人，蛮人的思想，从他们的风俗传说中发见他们的心理作用，利用他们的或统御他们的这种心理作用以求政治上的和平与安宁是当时行政上痛感必要的一件事。这种情形想必对于民俗学的发生、发达上很有影响。”1934年张瑜在《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因为当时英国产业革命传布欧陆，工商业的发达和大都市的膨胀，就引起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冲突；殖民地的开拓和版图的扩充，也引起统治者与被开拓者间的龃龉。人民因为感情上、道德上、信仰上、习俗上的不同而冲突、龃龉、竞争、抗斗就变为当然的结果。一般人，尤其是身握政权者就感觉到：如要融解都市和乡村间的矛盾，与同化殖民地人的信仰习俗，就不得不事先理解所谓乡人、土人、蛮人的思想；从他们的风俗传说中，去发见他们的心理作用，去求政治上的和平和社会上的安宁。因是之故，研究民俗学确是一门极其需要的学问了”。
我国学者更清楚地说明了英国统治者利用民俗学研究了解民众心理，企图缓解或驾御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求得社会政治和平与安宁的目的。这种狭隘的实用研究，“是要研究文化较低的文化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无知识阶级的东西”，“是适应英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殖民需要的学问”[3]。为统治者急功近利服务是英国初期民俗学研究的特点，同时也是该学科逐渐成为“显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后来经过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安德鲁·朗、纳特、高谟等人的努力使英国民俗学研究逐渐拓宽了道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但他们的视觉仍在“未开化民族”与“文明民族的文化遗留物”上逗留，“即使研究民间口头创作也只对古代文化遗留物感兴趣”，仍然脱胎不了初创的框架模式。从汤姆斯到高谟两代人，基本上是天资极高、教养良好的民俗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他们中有作家、编辑、出版商、职员、律师和政府官员。一是他们以高度热情在业余时间从事民俗学研究，难能多侧面地关注社会现实而去深入展开田野作业；二是他们从未尝试过使民俗学介入大学课堂，更谈不上去培养民俗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他们本身也只能算业余爱好者）。所以这些人一旦去世，英国民俗学研究便几乎夭折。因此，可以说，英国初期的民俗学研究连最起码的社会知识阶层都没关注到。
二、民俗学研究过程中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情况
我国当代青年学者高丙中认为：汤姆斯所提出的“民众的知识”，“是一个很有伸缩性的提法，后世的学者可以据此大做文章，把民俗的范围不断扩大，直至把它理解成‘民间文化’，广义‘民俗论’遵循的就是这条思路”。而从另一面来说，也并不是某个学术团体或个体在主观上想怎样就能怎样，而是社会现实使之怎样，正如汤姆斯创立民俗学这个词使他意想不到地成为民俗学的“祖师爷”一样。
民俗学家在田野作业中通过有意无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他们的研究视角扩张起来，研究领域也随之扩大起来。比如汤姆斯时期民俗学的研究框架是“文化遗留物”，具体地说包括“传统的信仰、风俗、故事、歌曲和俗语”。到班妮时期，民俗学研究领域宽泛起来，具体是：
1.关于下列方面的信仰和行事：
(1)大地和天空；(2)植物界；(3)动物界；(4)人类；(5)人造的东西；(6)灵魂和来生；(7)超人的存在（神、精灵等）；(8)预兆及占卜；(9)巫术；(10)疾病和医术。
2.风俗：
(1)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2)个人生活上的仪式；(3)职业和生产；(4)依日历而定的斋戒和节庆；(5)竞技、体育和娱乐；
3.故事、歌谣和俗语：
(1)故事：a)信以为真的；b)娱乐的；(2)歌谣和叙事歌；(3)谚语和谜语；(4)惯用的韵语和地方性的俗语。
在上述分类纲目中，可以看出英国民俗学研究由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发展，到20世纪初研究的视觉已经触及社会生活的诸个方面（是广义“民俗论”的扩展，而不是“文化遗留物”的脱胎换骨），并因此在世界各国推而广之。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民俗学家就是以此为参照物开展民俗学研究的，但随即就有学者对其是否适合我国国情问题发表高见，比如当时娄子匡先生就曾说：“谁都知道，中国现用的分类法，差不多都重视英国班妮女士的意见，间或作部分的增删而已。这固然大家不该有什么非难，但是它是否合乎中国宝藏的民俗学研究的对象，那是谁都应加注意的。我想偌大偌久的中国国土上，尽多这域外少见的特备的资料，似乎还待订正分类法的必要。……我们订正的方式，固然先要拿域外的分类法和中国民俗学资料作一次缜密的识别，更有待散遍于中国的各地的学者，各就自身的见闻，抒发高见。”为此，娄子匡还拟定了一个表格，发起书面讨论，以便“再来订定一个完善的中国民俗学分类法，向世界推进”。
应当说，我国学者苦心孤诣编译国外民俗学研究著作，在促进我国民俗学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饥不择食地引进照搬，也造成了我国现代民俗学理论在一个时期内呈复杂状态：一是站在民众立场上认识民众，要打破圣贤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建立全民族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气息；二是向西方学习，寻求西方（包括东方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方向、理论与方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边缘的少数民族即“未开化民族”上。前者所吸纳的显然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后者所吸纳的显然是国外民俗学研究理念。一批年轻有为、知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和学界才子投身其中，用饱满的革命热情和踏实的科学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民俗学研究铺平了道路。以“五四之子，民俗学之父”著称的钟敬文先生1922年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时（中国民俗学运动当从1918年北京大学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活动算起），是南方小镇上的一位19岁的中师毕业生，就自觉自愿地投入到歌谣搜集活动中。几年之间，发表了十余篇闻名中外的民俗学研究力作。
比如钟敬文先生的《呆女婿故事探讨》所涉及的民间故事结构单纯型和复合型问题，具有现代故事学的眼光；他的《中国的水灾传说》，是全面考查中国有关水灾的传说故事的结果。他把远古、中世纪到近代、现代的中国各地传说故事从纵的方面理出一个系统，并根据这些材料对传说中包含的梦应、预兆思想的形成及变化，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论述，使传说故事在民众思想观念的合理性上作出科学的解释；他的《中国地方传说》第一次对中国地方传说定名、分类，循出民众智力进化的程序；《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除探讨了这一分布于朝鲜、越南、中国同型的传说的情节、类型特征外，还根据文化传播论的观点，得出其最初发生地是在中国的结论，更正了日本学者松本信广两地各自共有的论断。而其中的“风水思想”，更是中华民族最有特征的民俗信仰的一种，而主要情节的独立存在，传布地域的文化历史关系及传说主人公与政治的关系，也都可证明亚细亚东南部的三个同型的发生地均在中国。这种求真求实的考证之作，如果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是做不来的。
与之前后，名扬天下的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也以热闹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跻身于关注社会现实的热流之中。他从先秦《左传》开始追索两千年演变的足迹，至秦、西汉、东汉、三国、隋、唐、宋均考出其记载与变化，把历史考据之法引入民间传说故事的演变研究，是对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的一个创举。他的研究吸引了全国读者的广泛参与，一时间有关孟姜女传说的资料文章纷至沓来，形成专题系列的研究。社会的支持使他又有了新发现，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中，他说：“上一年中所发现的材料纯是纵的方面的材料，是一个从春秋到现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我的眼光给这些材料围住了，以为只要搜出一个完全的历史系统，就是已完成了这个研究。这时看到了徐水县的古迹和河南的唱本，才觉悟到这件故事还有地方性的不同，还有许多横的方面的材料可以搜集。于是我又在这个研究上开出了一个新境界了！数目之中，左采右集，居然得到这件故事的根据地七八处。”顾颉刚在《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上再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论文时，列出“研究的结论”有六点：“第一，就历史的文化中心上看这件故事迁流的地域；第二，就历代的时势和风俗上看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第三，就民众的感情与想像上看这件故事的酝酿力；第四，就传说的纷异上看这件故事散乱的情状；第五，就传说的自身解释上看这件故事改变的样子；第六，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民众与士流思想的分别。”于是他总结说：“从以上诸条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解释的要求的。我们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的需要。”[4]
顾先生通过一开始凭史学家兴趣从学术角度研究孟姜女传说故事的流变，发展到社会范围群起响应地疏源导流，使他进一步地激发热忱，又从横向关联的角度探究纵横交织的历史性区域性的文化迁流，从而摸索出切合我国国情的民俗学研究规律。这不能不说关注社会现实是民俗学研究的更可靠的收获。
如果说钟、顾二人的研究因关注社会现实而出山告捷的话，那么我国整体范围的民俗学研究同样具有这一特点。谁都知道，我国民俗学研究的起始，是从文学切入，即1918年北京大学举国征集歌谣活动算起。伴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革命，我国民俗学研究以起点高发展快而见长。先后成立于1920年及1923年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对民俗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理论探讨做出了厚实的铺垫；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30年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使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更多的关注社会现实，发掘民族精神；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的号角使民俗学者走出书斋，直面现实。钟敬文先生在《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一文中说：“像我这样的文静书生，也不能不走出课堂，去尽自己作为公民所应尽的责任……它使我的人生观和学术观改变了！因为在那样火热的环境中，在那些进步人士和勇敢的士兵、人民无私的战斗中，我固有的那些学术观，显出了它的苍白无力；而另一些却显出它的鲜红色彩和生命力！我跟祖国和人民的关系更加踏实和亲密了。我的学术，又有什么理由，只能作为一种摆设，而不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哀乐和生死存亡呢？……从此，我不管在一般文艺理论上，还是在民俗学的理论上，都要求自己与社会、与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我的脑海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标准。”
1998年，钟先生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一文中说：“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那样，我们在学术上，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从这里可以看出钟先生在新时期所关注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研究。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著述中，他根据对巨变的中国社会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批评了个别的民俗学研究的短视行为，他说：“如果说民俗学的功用只限于搞旅游景点，赚一些外国人的钞票，或者只搞移风易俗，那就把民俗学的功用给缩小了。”他提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功用、任务和目标有四：一是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二是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三是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四是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文库。钟先生还对中国文化三个层次做出了准确的界定和独到的论述，赢得学术界的赞同。他说：“在中国，上、中、下三层文化都很发达。但中华民族更大的文化金矿，在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之中。它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异常丰饶，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所以，钟先生认为民俗学研究是“眼睛向下的学问”。
如果我们把钟先生在90岁以后的最后十年对于民俗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和他一生百折不挠的科研教育实践对照着阅读，就不难看出他对国家、民族和其所从事的事业的挚爱使他始终关注现实社会并与时俱进，用他的热忱和博学指导着民俗学研究队伍，敏锐的观察民俗文化中需要继承、改造、摈弃的诸多部分，发表真知灼见，伸长发展的触角，使我国的民俗学研究立足本国，面向世界。
比如对于民间神话的研究，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据资料显示，从1903年至1948年的45年间，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才有33篇，而从1955年至2000年同样是45年的时间，关于神话研究的优秀论文竟达578篇（这中间还包括十年浩动的停滞阶段）。而在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上，比如对藏族民间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研究，从1980年到1998年的18年间，先后有132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撰写精品论文152篇。在研究规模和层次上大大超过当年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故事的研究。同时，这部长达一百万行以上的长篇巨著，整理后已被部分地译成俄、英、法、德、蒙古、印度等国文字而蜚声海外。
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民俗学研究充满着广阔的前景
尽管英美等国家的民俗学研究比我国起步早、发展快，但由于他们对民俗学研究的“型式”和“异式”比较规范的在“文化遗留物”上做文章，缺乏对社会现实的长久而深远的关注，因此一旦社会加速现代化进程而转变了下层的“民”，一些民俗学家便急欲宣布民俗就要“消亡”了。但是美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兴奋地发现了民俗学研究的“新大陆”，他希望民俗学与世共存，保证民俗学属于所有人，既不限于某些时代，也不限于某些阶级和阶层。他说：“具有民俗的民群可以大至一个民族、国家，小至一个家庭。人们可以说美国民俗、墨西哥民俗或日本民俗，只要所讨论的群体的所有成员或者几乎所有成员都分享那些民俗项目。……我们必须把现代社会的成员看成许多各各有别的民群的成员。……一个称自己是某个夏令营成员的个体也会属于由宗教、民族或职业纽带结成的其它民群，这些群体也许是相互交叉重叠的，例如，一个参加了童子军夏令营的信天主教的美籍非洲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懂得天主教徒的民俗、美籍非洲人的民俗和童子军民俗。”邓迪斯的这种见解在本国反响很大，譬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大规模的自述家族史活动就是佐证。但教导青少年口述家族史究竟有多少民俗文化成分，尚无法作出标准的界定。邓迪斯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反应不是很大，正如高丙中教授所言：“尽管他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他的论证却不是充分的、有力的。人们还看不出他的观点能够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俗学家通过学贯中西民俗学理论和广泛深度的田野作业，在学科领域多有建树，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其一，我国学者找到了民俗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的胶合点。他们的研究既重视民俗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形态，寻求历史渊源；又重视民俗在现阶段的发展变化或者隐性表现，中国民俗史、民俗学史即在这样的新理念指导下完成。例如已故的张紫晨先生所著《中国民俗学史》，纵贯古今。他从远古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洋洋65万字。其中援引历代民俗研究性著述数百种，“是我国民俗学学术史上的开拓与建树”，“是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填白之作”（钟敬文语）。与之相承的是王文宝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史》，他在述史的同时，列出我国现当代民俗学界专家实绩介绍，使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现当代民俗学研究方向、成果和发展轨迹。钟敬文先生所编著的《民俗学概论》和乌丙安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吸纳了国内外民俗学研究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民俗学专业的首选教材，受到国内外民俗学家的好评。
其二，我国各族人民中民俗事象资源丰厚。这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无比优越的发展空间。难怪西方学者坦言，中国的民俗是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民俗学研究的确是任重而道远。钟先生在1998年曾经告急于民俗学界：由于我国各民族的民俗志资料太丰富，民俗事象太多，要想在十年、二十年内清理出来，是不可能的[5]。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国人迈上了信息社会的快车道，语言的变异，知识的更新十分快捷，“民俗”也随之应时而生应时而变，采民俗观民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俗学者既要顾后挖掘民俗又要瞻前发现民俗，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宏伟工程。因此近年来我国有大批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识之士加盟，进行民俗资料的编汇集成工作。
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曾对1984年到1990年民间文学的采集工作做过约略统计，当时全国约有200万人次参与普查采录工作，共辑录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条，总字数超过40亿字，尤其是近年来诸如此类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民俗学者从中国人的理想、信仰、情感、价值观及个体、集体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分析鉴别，筛选出民族精神的“黄金碧玉”，使之裨益于当代国民的生活和思想，从民众自主教育领域提高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
其三，关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民俗学研究更加宽泛深入。从1997年以来，我国高校民俗学专业被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民俗学研究也随之成为热门课题。从我国国情方面来看，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各级职能部门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科教扶贫的要求，对干部实践“三个代表”深入基层的要求，对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要求，使民俗问题摆上了领导决策议事的日程；另一方面是通过国内外民俗学交流活动，中国学者明确了民俗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为促进我国文明进步而致力的一种人文科学，中国民俗学已走上“自己的探索道路”：民俗研究的角度空前膨胀，如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物质的、民族的、方志的、文物的、艺术的、语言的、商品的等领域，形成链性型式向更深层更细微处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外专家、学者、留学生研究中国民俗热情有加，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促进和激励。民俗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酿成。
收稿日期：2003-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