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对象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各货币指标对经济变量解释能力的比较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主要是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展开的，其适用性受当时该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和决定。西方主要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一般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但在某一特定时期也曾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如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主要国家和21世纪初的日本。在本部分，先比较货币的价格指标和数量指标对宏观经济变动的重要性。
在我国的利率体系中，储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对社会公众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大。央行根据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通货膨胀状况及其他因素来调整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而贷款利率一般是由央行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的基础上，根据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测算加点而成，因而，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在存贷款利率体系中具有标杆性的作用。另外，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回购利率是银行间市场利率，与金融机构关系密切，市场化程度高，其利率水平有一定代表性。本研究将这三个利率作为货币的价格指标，与货币供应量
、
一起构成货币指标体系，用以解释宏观经济变化。
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时，考虑了两个条件：(1)数据的可得性，需要月度数据并能折实；(2)数据的代表性，要求对宏观经济活动具有代表性，其数值不太受进出口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企业总产值、主要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水泥、发电量和粗钢等6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变量。
先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比较各货币指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性。为避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干扰，为每个宏观经济变量构建一个VAR模型，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测定各货币指标对宏观经济的解释能力。这种方法实际上是运用非约束普通最小二乘法(Unrestricted Ordinary-Least-Squares)。检验排除某一个列变量的滞后项对方程预测能力的影响，排除后方程的预测能力以概率P值表示。P值越小，表明排除该变量对方程的预测能力影响最大，该变量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越显著。这样，比较各货币指标的P值就可以比较各货币指标对宏观经济的解释能力，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能力。
检验结果列于表1中，列中的经济变量自身(结果没有显示在表1中)、CPI、货币变量用来解释左侧相应的经济变量。从表1结果来看，货币供应量对宏观经济变量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对6个经济变量都具有比其他货币指标更好的解释能力，而同业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等利率指标基本没有解释能力。
但是，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即解释变量中的某变量被另一解释变量所决定，这样，会影响相关变量的实际解释能力。尽管在计量软件的编程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并力求避免由此而对统计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上述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较多，共线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难以避免。为避免共线性这一缺陷对检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本研究试用另外的方法——方差分解法来检验。
下面用方差分解法(Variance Decomposition)来比较各货币指标对宏观经济的解释能力。方差分解是指对VAR模型的残差矩阵进行方差分解，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可以比较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重要性。该方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即检验结果受VAR模型内方程设定顺序的影响，方程设定顺序靠后的，其影响被低估。从数值上来说，某指标的方差分解数值越大，表明该指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越强。用上述已经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检验，方差分解期限设定为24，检验结果见表2。
表2显示，尽管被置于最后位置，其对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将被低估，但是，从总体来看，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还是优于其他货币变量，因而，用方差分解法所得的检验结果与前述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的结果是一致的。
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方差分解法各有优势，也各有缺陷。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各货币指标对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的排序及相对强弱，而不太关注具体的数值，因而，用这两种方法来比较各货币指标对实体经济的解释能力是足够的。
二、的脉冲响应函数及其新息决定
上部分确认了货币供应量对宏观经济的解释能力远优于其他货币变量。本部分将要研究的是：如果货币供应量是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那么，应该与宏观经济的目标变量(如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之间存在系统的、有规则的关联，应对宏观经济变量作出系统性的反应，即存在的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进一步地，要探讨是如何决定的。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是我国央行主要关注的两个目标。我们假定为政策变量，且不对当期的宏观经济变量(工业增加值和通胀)产生影响，这样，可以利用前述的非约束VAR模型求得脉冲—响应函数，以其表示政策反应函数。因而，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实际工业增加值与货币供应量构建三变量的VAR模型，分别用水平变量和差分变量建模。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
表3显示：水平变量模型和差分变量模型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CPI和工业增加值不能分别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假设分别在92％和99％以上的置信度下被拒绝，即CPI和工业增加值分别对货币供应量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货币供应量对CPI和工业增加值的变化作出反应。
另外，对水平变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表明，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秩为1)，即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利用水平变量模型，将脉冲—响应函数见图1。
由图1可知，LIVA方程残差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将导致L发生同向变化，并于20个月后趋于稳定，即货币供应量保持在一定水平上；LCPI方程残差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将导致L发生反向变化，并在较长时滞后才能趋于稳定，表明通货膨胀将导致央行的紧缩政策，使货币供应量水平下降，但最终将趋于稳定。
前面已经研究并确认了货币供应量对CPI和工业增加值作出滞后反应，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决定的变化呢?是来自货币的需求方，即是由实际经济变化导致的，还是由货币的供给方，即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显然，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作为货币政策走向的指标，代表的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立场，应该由中央银行所控制，而不受当期宏观经济的影响。
对此的研究理念和思路如下：
作为一个政策变量，对实际经济的变化作出反应有一定的时滞，中央银行必须在经济统计数据出台后才能作出决策，即政策不可能在经济变量
当期(在本研究中是“当月”)内作出反应，因而，政策变量的随机扰动项和经济变量的随机扰动项之间不存在当期相关关系，新息应由货币政策决定；否则，当新息主要是由宏观经济的变化决定时，则的随机扰动项与经济变量的随机扰动项之间应该有较强的同期相关关系，这时冲击就是由当期宏观经济变动决定的，就不是货币政策目标。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通过对VAR模型各方程的残差进行同期相关矩阵检验来得到各个随机扰动项之间的相关系数。
利用VAR模型，得到方程与各变量方程之间的残差同期相关系数如表4。
从表4的第2列数值可以看出，方程与各经济变量方程之间的残差同期相关关系基本不成立，表明的变化不是由当期经济变量的变化所决定，而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另外，我们也顺便检验了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回购利率的变化对新息的同期影响，可以看出这两个利率的变化与新息不存在同期影响，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新息是由央行政策决定的。
因而，实证检验表明，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三、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Ⅰ：利率渠道检验
前面已经研究并确认了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本部分和下一部分将要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研究逻辑是：由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新息代表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意图，那么，各货币指标(如利率、贷款等)对新息的响应情况就能测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我们将分别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和信贷传导渠道进行检验，而忽略对其他相对次要的传导渠道的检验，如汇率、资产价格、财富效应等渠道。
本部分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货币渠道的检验集中于利率渠道。
按照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观点，无论是以货币供应量还是以利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实际经济发生影响都要通过利率这一中介，可以说，利率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中枢。
近年来，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且央行的冲销操作未能完全吸纳市场的流动性，导致流动性过剩。具体表现为存差规模发展迅速，市场利率处于超低水平，甚至经常出现市场利率低于银行资金成本的“利率倒挂”现象。本研究分别用两变量的VAR模型来研究货币供应量对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回购利率的影响。结果见表5。
从表5的结果来看，同业拆借利率(chibor-7d)和国债回购利率(br-7d)都受变化的影响，但同业拆借利率受的影响更加明显。这是由于：(1)同业拆借所形成的资产或负债是银行的“边际资产”或“边际负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敏感；(2)银行买卖国债主要作为赢利手段而不是调控其流动性。西方主要国家的同业拆借利率对政策和市场的变化也比较敏感，且与其他市场利率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因而普遍采用其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尽管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回购利率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较大，但这两种利率对实体经济基本没有传导功能。中国各种市场利率的形成表现为：除了存贷款利率外，同一层次的利率是由市场竞争形成的，即在“横截面”上是市场化的，而不同层次的利率(如同业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由于利率管制而不能根据成本和风险由市场竞争形成，即在“纵向”上尚未形成利率的联动机制，因而，不同层次的利率之间不能形成市场化的传导链条，货币政策也就难以通过利率渠道来传导。本文的检验也已经表明了实际的同业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和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等利率指标对宏观经济基本没有解释能力。
四、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Ⅱ：信贷规模渠道检验
如前所述，国外对信贷渠道的检验是通过银行资产构成或企业外部融资结构是否对政策变量变化作出系统性反应的方式来验证的。鉴于中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间接金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本研究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检验也就局限于检验银行信贷规模是否对政策变量的变化发生系统性反应。
(一)信贷传导渠道的检验
构建含有、CPI、工业增加值、贷款等变量的VAR模型，分别检验货币政策对贷款及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为避免价格指数的误差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分别用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建模检验。分述如下：
1.用实际变量建模。由工业增加值、CPI、贷款(LLOANS)、货币供应量等指标构建VAR模型，其中工业增加值是经企业商品价格指数折实后的实际值。为避免共线性的影响，用组(Group)中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考察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见表6。
由表6得出：货币供应量和工业增加值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贷款→货币供应量；贷款→实际工业增加值；货币供应量→CPI；款→CPI。
2.用名义变量建模。为避免价格指标对检验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用名义工业增加值(LOVA_N)、贷款、货币供应量等名义变量构建VAR模型。检验结果见表7。
由表7得出：货币供应量和工业增加值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贷款→货币供应量；贷款→名义工业增加值。
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的协整检验表明，协整关系存在，即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由表6、表7可以得出：(1)贷款是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成因；(2)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都是名义和实际的工业增加值的Granger成因，名义变量模型比实际变量模型更有解释能力，表明货币政策的效应有部分转化为价格的变化——这与理论和经验都是相符的；(3)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都是CPI和工业品价格指数的Granger成因。
信贷规模的变化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与货币主义的信贷规模被动地随政策中介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不同，也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以Bernanke为代表的信贷规模对政策变量(隔夜联邦基金利率)作出系统性反应的结论不同。因而，有必要进一步仔细考察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经济、金融的作用机制。
前述的检验表明，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水平变量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货币供应量依存于信贷规模的变化。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两者的差分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经过简单计量，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同期差分变量之间相关系数为0.2385，这表明两者之间基本不存在同期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对差分变量进行Grange因果检验，结果见表8。
表8显示，从差分变量来看，信贷规模单向Granger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表明，信贷规模在经济金融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因果关系与西方货币政策理论中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式不相符。信贷规模是中央银行事实上的中介目标，中央银行通过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来调控经济，并对货币供应量产生重大影响。前文中所阐述的的政策中介作用实际上是作为信贷规模的“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在起作用，这种情况与1998年前是类似的。
(二)信贷规模作为中介目标的稳定性检验
由于我国已于1998年1月1日取消信贷规模控制，采用单一的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从本文的实证检验来看，信贷规模显然仍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状况在样本期间是稳定的吗?
有一种可能性是：由于近年来存差规模增长太快，导致央行迫不得已重新采用信贷规模指标，也就是说，在样本期间央行的调控模式可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用存差占信贷规模和存差占货币供应量的比值来衡量存差的相对规模。从占比情况看，2000年1月和2004年1月前后存差的相对规模发生了跳跃。为了检验存差相对规模的这种变化是否导致央行调控模式的变化，用邹氏分割点检验法(Chow’s Breakpoint Test)对此进行检验。参照前述的货币政策通过贷款发生作用的VAR名义变量模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工业增加值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方程作回归，结果如下：
各系数下圆括弧内的数值为P值。方程的拟合程度很好，调整的R[2]达0.9947，F检验通过，估计得到的参数也与VAR模型的结果相一致。进一步地，由于个别参数不满足显著性要求，根据检验P值依次剔除了l(-2)和分liva(-3)后，得到估计参数显著性更好的方程(方程没有列示)。分别对这两个方程进行邹氏分割点检验，分割点选择为2000年1月和2004年1月。检验结果见表9。
从表9可以看出，检验结果并不支持方程在样本期间发生了结构变化。因而，可以认定，在样本期间，央行对经济的调控模式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1998年以后，信贷规模一直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发挥作用。
五、“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传导模式分析
综合上述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对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等市场利率有较强的影响力，信贷规模对市场利率显然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信贷规模是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成因，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调控实际上是以信贷规模的代理变量形式在起作用，信贷规模对宏观经济有直接的调控作用。因而，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实际上就存在两个中介目标，即：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针对的调控对象分别是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我们称之为“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的并列传导模式，这种传导模式与一般的经验和理论都不相符。本部分分析这种传导模式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并列传导原因分析及作用机制
按照一般的理论推理，在一个经济体中，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或以上)中介目标，因为两者之间将产生不一致性；但是，从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这种“两个中介目标，两个调控对象”的传导模式是并行不悖的，不可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中介目标，这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从实体经济来看，现阶段需要信贷规模作为中介目标的原因是：(1)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以货币供应量为单一中介目标难以对宏观经济实施有效调控；(2)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及其当前的外汇制度安排，使我国的流动性大量地被动发放，央行未能有效冲销过剩的流动性，因而需要由信贷规模指标直接对银行贷款进行约束；(3)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相对较差，从而使央行难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来有效调控经济。
从信贷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操作来看，央行对信贷的调控同时体现在价格和数量两方面。央行对贷款的利率管制和数量控制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在不同时期运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通常而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要强于信贷市场的流动性，经风险调整后的贷款下限利率要高于金融市场均衡利率，贷款的利率下限管理减少了贷款的部分需求，使市场过多的流动性不能进入实体经济；此时，央行主要用价格管制方式调控信贷规模。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尽管此时市场流动性过多，但由于贷款需求旺盛，资金供求的均衡利率可能要高于经风险调整后的贷款下限利率，央行主要采取数量控制方法——自2007年9月以来的对信贷规模施行严格的按季规模管理就是很好的体现。
央行在每年初根据以往的信贷规模及来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拟定当年的信贷规模总量，与商业银行协商后落实到各主要商业银行。年中，央行适时根据当时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利用“窗口指导”甚至是发行惩罚性的央行票据、特种存款、差别准备金率等手段对信贷规模及其放贷进度进行调整。因而，央行对信贷规模的管理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具有较强的可控性。这种传导模式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信贷渠道传导模式是有区别的。当然，信贷规模管理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从长远来看，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近些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信贷规模作为宏观调控指标的重要性。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始于2003年。为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在2004年主要采取了严把土地和信贷这两个闸门的调控政策，取得了良好绩效。GDP平减指数和CPI在2004年达到阶段高点后回落。在随后的2006～2007年9月的调控中，放松了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仅以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尽管调控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仍未能避免2007年通胀水平再度上扬并在2008年上半年有加速趋势。这表明：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的货币调控模式受到了进一步的挑战，其有效性或许正在减弱。这迫使央行在今年采取严厉的信贷控制手段——要求各商业银行(含地方法人和外资法人)2008年的信贷增长不能超过2007年的增长余额，按季监测投放进度，并对超规划增长采取惩罚性措施。
但是，利用信贷规模作为事实上的中介目标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松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这是因为：(1)现行的金融制度安排使信贷规模指标一般只能对实体经济有较好的调控作用，而对金融市场的直接作用则相对较弱；(2)货币供应量对货币市场的利率形成有较大影响，并通过市场利率对资产市场(主要是资本市场和房产市场)产生影响，最终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资产市场的发展而将显得越来越重要；(3)货币供应量也可通过民间非正规金融渠道流入实体经济，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而，在现阶段，这种两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传导模式是一种现实选择，这种传导模式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环境要求不高，且简便易行，易于操作。
分别用不同方法和手段调控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的调控对象主要是实体经济，而货币供应量主要是调控金融市场(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这种状况是与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割裂相适应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及央行的信贷规模控制使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割裂，两个中介目标分别主要针对不同市场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割裂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两个市场之间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
与国外的货币政策实践不同，我国的信贷规模独立于货币供应量，并引导其变化，这表明：信贷规模在我国的经济、金融实践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状况是与我国主要以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尽管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增长和通胀有较好的解释作用，但它似乎是以信贷规模的代理变量形式出现，信贷规模的变化派生出随后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上述认识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是有意义的，它表明应当密切关注信贷规模指标，并以此为核心调控经济——这在大量流动性被动地输入国内且央行未能有效冲销的情况下更应如此。
(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模式的不足之处及改革方向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模式显然是有其不足之处的，主要在于：(1)并列传导模式存在两个中介目标之间的协调问题，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两个中介目标分别针对两个调控对象的政策有效性将逐步降低；(2)无论货币供应量还是信贷规模，都是总量概念，政策透明度(表现为政策的清晰性、简单性和可理解性)不高，社会公众难以形成清晰的预期，即缺乏“名义锚”(nominal anchor)。而预期在货币政策的效应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公众是按照预期来作出其决策的；(3)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不高或缺乏名义锚，将导致时间不一致(time-inconsistent)问题，即中央银行容易受到行政压力或诱惑而采取与长期目标不一致的短期行为，从而使经济不稳定；(4)存贷款利率的非市场化导致利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无所作为或作为不大，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不高；(5)随着商业银行逐利动机的日益增强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信贷规模调控作为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做法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显然与市场经济国家有相当差距，惟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更加严格规范的市场化运行等，改革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建立一个以短期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前比较迫切的是人民币对内、对外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经过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传导渠道等的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一)利用VAR模型，分别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方差分解法检验国债回购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储蓄存款利率、货币供应量、等货币变量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预测)能力，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远高于其他变量。
(二)实证检验表明：货币供应量对实际工业增加值和CPI作出系统性的反应，且新息受制于央行政策，这说明货币供应量是由央行控制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三)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不存在利率传导渠道，主要的传导渠道是银行贷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信贷规模调控实体经济，并引导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而，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际上是两个——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并且这种调控模式在1998年以后一直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与央行公开宣布的以货币供应量作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1998年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以信贷规模为核心的货币调控模式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表明应当密切关注信贷规模指标，并以此为核心来调控经济。
(四)从理论上分析了“两个中介目标。两个调控对象”模式选择的现实性，由于我国实施间接调控的市场环境尚不完全具备，如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存差规模大、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割裂等，使两个中介目标分别调控不同的调控对象：信贷规模主要调控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主要调控金融市场，而且，央行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协调。当然，这种调控模式是有缺陷的。
从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由于金融技术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越来越差，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也日渐松散，世界各国央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普遍放弃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信贷规模作为中介目标来看，由于对信贷规模的调控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因而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只能是权宜之计，现行的货币政策模式必然面临调整、改革。
从未来发展来看，我国建立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的或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必然的选择。这需要有很多的基础性条件，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包括央行的独立行使职能和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信息的迅速传播、商业银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及良好的风险定价、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各实际经济体的利润导向和约束等等，满足这些基础性条件是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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