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基础论：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出发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发点论文,中国人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08）02－0177－08
1 引言
中国有一句老话，“万变不离其宗”。人类正是这样一个终生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伍的地球物种。实际上，作为地球表层生物圈中最具活力的一个物种，人类在其诞生后便开始了一场至今仍在继续的资源环境开发活动。在此方面，一个以象形寓意的中国文字也许最能表达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这个字就是“人”字。如果以“人”字的一撇代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话，那么“人”字的一捺便代表着地球上的资源环境基础。可以设想，一旦失去“人”字的这一捺，即资源环境基础，“人”字这一撇便会倒下，人类社会便将不复存在。以水土两大资源开发为主的农耕经济时代文明发育方式如此，以能源矿产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文明发育也是如此。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强烈的发展欲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始终面临着来自本国资源环境基础的挑战。近年来频发的能源供应紧张、淡水短缺、耕地面积下降和重大污染事件的事实恰恰表明这一点。显然，能否建立牢固的资源环境保障基础不仅是国家持续发展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也是区域持续发展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2 认识过程
自人类出现以来，就产生了人类社会进步与自然界演进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即所谓人地关系[1,2]。这种关系的演进与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周围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不断深化，其基本动力则来自人类不断寻求改善自身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渴望和努力[3]。
实际上，在人类开始通过体外工具的制造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能动改造之前，人地关系一直处于协调而稳定的状态，然而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人地关系便开始进入紧张和缓解的往复矛盾过程。这种往复过程主要体现在发生在18世纪以来关于资源环境基础的三次认识变化。
2.1 资源有限论
应该说，在人类文明开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人类生存仍有很大的地理活动空间，因此人地关系尚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进入农业社会发展后期阶段，传统生产方式已无力确保人口快速增长与有限资源活动空间的协调。这正是产生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年）》[4] 一书中提出的资源环境有限理论的客观历史背景。
2.2 技术进步论
当工业化浪潮开始席卷全球之时，国家人地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标志是：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的社会财富积累越来越快于同期的人口规模增长。例如，1500～1820年期间，全球人口规模增长了1.51倍；与此同时，人均GDP仅增长0.15倍。1820～2000年期间，全球人口增长了4.7倍，人均GDP却增长8.1倍（表1）。这正是马尔萨斯资源环境有限理论遭到批判[5] 的真实历史背景。
2.3 持续发展论
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迅速展开，大规模资源环境开发的极化效应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有鉴于此，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联合国提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以探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最终将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和理论推向了行动[7]。
3 资源环境基础论
物质世界的改造只能通过对物质本身的开发和利用来实现。
就人类居住的地球而言，其物质世界是由大气、矿物和水三大基本要素组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球三大圈（大气圈、岩石圈和水圈）。土地是三大基本要素的再造物。它是大气圈和水圈在地球内外动力影响下长期共同作用于地表矿物圈的能量交换结果，因而形成了包括山川、沙漠、平原和湿地等形态各异的土地类型。种类繁杂的植物和动物则正是根植于这三大基本物质要素及土地基础之上的衍生物群体。上述基本要素、要素再造物和衍生物群体就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基础所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资源环境基础上展开的。这就是人地关系的基本内涵所在，也是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地球物种的一个种群，物质的供应和保障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求。尽管人类社会目前已经开始步入信息时代，但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基础的这种依赖程度并未因此而出现丝毫的减弱。近年来中国频发的煤矿矿难、印度洋的地震海啸和全球气候变暖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表2）。
客观地讲，现代技术的进步确实为人类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然而，与自然资源环境形成的漫长历史相比，现代技术的成长只有区区200年的历程。显然，与经历上亿年进化发育完美的地表生态系统相比，人类现代技术的发展还显得十分“稚嫩”和“单纯”。实际上，正是由于现代技术这种“稚嫩”和“单纯”，才导致了人类大规模资源开发的极化效应（图1）。一方面，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化生产大大加快了人类财富的积累程度；另一方面，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和低下的利用效率则产生了巨大的资源环境破坏效应[8]。
图1 人类资源开发极化效应
Fig.1 The polarized effective of resource use
以人均GDP为例。在整个农业社会，全球人均GDP大体在300～400美元，最大可能为350美元。尽管如此，人类社会生产还只能维持极为一般的生活水准，因此还谈不上什么财富积累。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则出现了大大加快的趋势。1850年时，世界人均GDP较工业革命前增长了1倍以上，达到了650美元，1900年时便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1995年更攀升到6483美元的高峰[8]。与人口总量增长相同，人均GDP的增长也呈现明显的加速上升轨迹。1750～1850年间，世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只有0.7％，1850～1900年便上升到了0.9％，1901～1950年间为1.0％，1950～1995年间为2.1％（图2）。
图2 世界人均GDP增长过程（1500～1995年，按1990年盖-凯美元计算）
Fig.2 The world's changing pattern of GDP per capita(1500－1995,at the price of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
迄今为止，人类财富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对资源环境物质的占有多寡来实现的，因此，工业社会人均GDP的增长必然伴随着人均资源消费的同步增长。例如，1860年时全球人均一次能源消费还只有109kg标煤，1900年便上升到了468kg标煤，2000年则更跃至2111kg标煤。
与时间序列的变化相同，空间序列的变化同样可以说明社会财富增长与物质占有的相关状态。表3所表明的是，随着人均财富程度的变化，各类矿产品的人均消费水平也出现明显的差距。人均财富占有水平越高，各类资源的消费（占有度）也就越高。
图3 世界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水平变化（1860～2000年）
Fig.3 The world's energy consumption of per capita(1860－2000)
由于存在着资源开发利用的极化效应，因此，人类财富快速积累和资源消耗的不断增长便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这种破坏主要体现在以下3种形态：
第一，点状破坏。主要是由大规模矿产资源开发所引起的地表结构破坏。此方面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国山东兖州地区煤炭的开采。相关资料表明，截止2000年底，兖州煤炭的累计采出量2.6×10[8]t，塌陷区面积超过5389h
。尽管年际间的煤炭单位产出的塌陷水平有较大变化，但煤田塌陷区的面积总是随煤炭采掘生产的期间延续而不断增加（图4）。
图4 山东兖州煤矿历年原煤产量与地表塌陷相关变化（1977～1999年）
Fig.4 Coal output and subsided land of the Yanzhou Coal Mine in Shandong(1977－1999)
第二，条带状破坏。主要是指对河流和湖泊等水体的破坏。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50年世界上有5270座大坝，到1980年时便上升到了近36500座。与此同时，因航运而改造的河流总长也从1900年时的不足9000km增加到近50×10[4]km（图5）。这些水工设施建设的影响所及不仅彻底改变了淡水系统的动力循环方式，而且直接破坏了水生系统多样化物种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
图5 全球航道开发改造的天然河道长度（1680～1980年）
Fig.5 The rebuilt channels for river conveying of the world,1680－1980
第三，面状破坏。主要是指对大气环境的破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酸雨。目前全国酸雨污染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华中地区，降水年均pH值低于5.0，酸雨出现频率大于70％；其次为西南，除重庆外，中心区域降水年均pH值低于5.0，酸雨出现频率为70％；华南酸雨区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及广西中东部地区，酸雨出现频率同样达到70％。上述三大酸雨区的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0％（图6）。
图6 中国酸雨污染分布（2000年）
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acid-rain in China,2000
4 中国的实践：人口空间分布变化
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中国之人口分布”一文[11]。根据胡焕庸先生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以东西划分，其分界线北起黑龙江的瑷辉县，南抵云南省的腾冲县。该线的东部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西部地区人口相对稀疏，这就是著名的胡氏人口分布线（图7）。长期的实践表明，胡焕庸线依然是我国目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基线所在。遗憾的是，此后人们却未对而后如何继续保持这条国家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基线的资源环境基础方面给予充分的科学论证。
图7 中国人口分布线（20世纪30年代）
Fig.7 The gener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in China,1934
最近，在进行中国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基础研究时，我们发现，形成和保持这条人口空间分布差异基线的客观基础就在于国家资源环境的空间组合特征。
由于疆域广大，我国区域资源环境基础的差距十分明显，其中东西向的资源环境基础差异较南北向要大的多。自然要素的综合分析表明[12]①，我国东部地区的自然要素综合指数为7.08，西部地区的自然要素综合指数仅为3.13，东西差距在1.5倍；与之相比，南方地区的自然要素综合指数为5.89，北方地区的自然要素综合指数为4.41，南北差距仅0.34倍②（图8）。
图8 中国区域资源环境要素综合分析（2000年）
Fig.8 A synthetic factor analysis for regional resource-environmental base in China,2000
受上述资源环境基础的区域差异影响，长期以来，东部（偏南）始终保持国家人文活动的主要场所所在。以2000年为例，东部地区人口实际承载状态（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达到了263人／k，西部地区仅为63人／k。东西向与南北向人口承载状态的差距竟达3.16，为南北向的2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种差异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图9）。
图9 中国区域人口承载差异分析（1952～2000年）
Fig.9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region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1952－2000
5 结论
人地关系的演进反映着人类寻求改善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愿望和努力。文明时期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社会在这种关系的演进过程中从被动适应走向了主动改造。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快速的技术进步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然而，随着资源环境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利用程度的不断深化，工业文明在带给人类社会快速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日趋沉重的环境代价已经开始侵蚀整个人类文明发育的资源环境基础。产生于18世纪末以来的“资源有限论”、“技术进步论”和“可持续发展论”正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在人地关系认识上的不断进步。
资源环境既是人类及其文明诞生的基础，也是人类及其文明成长的平台。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育最早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长期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要素综合和人地关系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区域资源环境状态是决定人类活动空间格局的基础所在。即便是在国家整体进入工业化文明以后，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依然没有跨出综合自然要素所限定的界限。
实际上，从人类文明的长期实践看，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一旦资源环境基础的稳定性遭到破坏，都会动摇乃至破坏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显然，认识资源环境的这种基础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持续发展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收稿日期：2007－06－09；
修订日期：2007－12－26。
注释：
① 自然要素的区域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为：RCER＝∑（RFi／NFi）；RFi＝fi／t；NFi＝Fi／T。这里，RCER为地区单位国土面积的自然各要素指标与全国相应要素平均指标的比值之和；RF为地区资源环境要素的基础指标；fi为资源环境要素表征值（i＝1，2，3，4…，但不包括海洋生态系统）；t为地区陆域国土面积；NF为国家资源环境要素的基础指标；Fi为资源环境要素表征值（i＝1，2，3，4…，但不包括海洋生态系统）；T为全国陆域国土面积。
② 东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等24个省、市、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7个省、区。南方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等16个省、市、自治区；北方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15省、市、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