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翻译和全面理解尚不够深入，一些进步期刊和译著中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涉及，但远远不能满足当时革命理论的需求，而侯外庐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侯外庐从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中所获益的，不仅仅是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知与理解，更在于思维能力与研究方式的训练，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能力的提升，也为侯外庐驾轻就熟地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就斐然，不仅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潮及思想家的独特解读上，并且在中外对比纵横综合研究上也体现出了深度和力度。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独立自得；马克思主义史学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就开始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这一命题的讨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与开拓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分布不均，初期的研究以论文居多，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之后论著渐多，挖掘也更加深入。有关侯外庐生平与学术思想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目前关于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比较薄弱，文献资料也相对匮乏，尤其是关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相关的成果不多，论著也比较零散，笔者仅就所涉史料与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一、研究现状
拟从侯外庐生平交游的文献史料、侯外庐学术思想的研究文献和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论著等三个方面做文献综述，然后归纳总结，找出问题，从而找准切入点，突出重点，破解难点。
(一)关于侯外庐生平的主要参考资料
侯外庐的生平轶事在他的回忆录《韧的追求》中记述较全，另外，杜运辉的《侯外庐先生学谱》于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理清了侯外庐的学术谱系，补充了他政治活动、人际交游等方面的材料。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侯外庐生平的著作，只在一些论文中有所涉及。
大量查阅了近年来在各类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与第31届奥运会男篮比赛有关的各种研究资料，以体育核心期刊上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数据和重要结论，作为分析、论证问题的重要参考。
侯外庐的小女儿侯均初撰写的《我的父亲侯外庐》一文，载于《沧桑》2002年第2期，是一篇重要的回忆文章，分别从痴与不痴、史界五老情长谊深、“花甲漫点牡丹魂”、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等四个方面书写侯外庐的人际交游及其著述，尤其是史界五老情长谊深一节，详细叙述了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学术友谊，为我们研究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侯外庐平生和翦伯赞素有来往，对于《韧的追求》里侯外庐与翦伯赞因《中苏文化》的问题[1]，叙述较简，张传玺在《翦伯赞与侯外庐的兄弟友谊与学术分歧》(《江汉论坛》1989年第7期)中给出了补充解释：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冯玉祥因不满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破坏民主进程，迫害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忿然离开重庆。翦伯赞为冯玉祥讲授中国历史之事遂中止，自觉匪夷所思。此外，翦伯赞被取消了中苏文协总会理事一职，同时，还被撤销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名誉委员职务。这几件事情相继发生，且都发生在翦伯赞一个人身上，不合常理。翦伯赞随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希望弄清原委。后来，周恩来知道此事乃国民党上层的某些人所为，因之有要翦伯赞与侯外庐“一起喝一杯”之事。建国前侯外庐与白寿彝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白寿彝于《悼念侯外庐同志》(《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他与侯外庐交往的经历，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历程，以及社会史论战对当时学者的影响。早在侯外庐写作《中国思想通史》时，杜国庠就向他引荐当时未曾谋面的白寿彝，并介绍他研究史学史的成就。侯外庐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他首先争取到白寿彝到历史系主讲《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等课程。
侯外庐长孙侯且岸撰写的《侯外庐为什么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个性》，载于《北京日报》2003年12月17日。文中强调正是侯外庐有了《资本论》全面的“思想训练”，才使他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品格。他的学术研究中，既注重一般规律性的探讨，更关注对特殊性的研究。从国情出发，围绕中国思想和社会的特殊性，紧密联系实际，深挖问题，从而实现研究理路的创造性转换。侯且岸的另一篇论文《韧的追求·艰的探索——对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若干思考》，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指出深刻认识侯外庐学术思维取向的特点，要结合其翻译《资本论》的艰辛历程及其在抗战期间的研究著述来作综合考察，首先需要研究的就是他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邹兆辰的《侯外庐的学术个性》载于《北京日报》2012年9月24日，从三个方面剖析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学术个性：“一、侯外庐认为，中国学者应该超出‘仿效西欧的语言的阶段’，学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二、侯外庐曾说，‘我做学问重在独立自得，不怎么喜欢与人争长论短，也很少写文章答复别人的批评’；三、侯外庐对于自己提出的具有个性的学术见解，无论学界有多么大的异议，一直都是坚持不悔的。”[2]作者对侯外庐论著及其独具特色的学术品格的研究，用力很深，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精辟解读，较之以前的研究更进一步。此外，相关的论文还有周文玖的两篇，一篇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2期的《侯外庐与白寿彝的学术交谊及治学特色之比较》，另一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以郭、范、翦、吕、侯为对象的研究》。
(二)有关侯外庐治学特色和学术品格的论著
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侯外庐人生履历较为丰富的阶段。孟祥才发表于《文史哲》1996年第1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对侯外庐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历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把这一阶段分为北平求学、旅法、北平任教、重庆统战等几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突出重点，文后还附录了侯外庐的主要著作目录，是一份难得的研究侯外庐生平事迹的史料。文中侧重介绍了北平任教和重庆统战两个阶段。九一八事变后，侯外庐在北平大学多所高校任教，因从事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马哲民、许德珩一起被捕入狱，狱中仍坚持研习翻译《资本论》。重庆时期主编《中苏文化》，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频繁活动，广交朋友，在宣传和统战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另外，黄宣民在其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史学家侯外庐》(《新文化史料》1997年第5期)一文中剖析了侯外庐早年的思想转变，由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逐步转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心理历程，颇有创新意义。在分阶段阐述侯外庐生平时，重点介绍了大学时代侯外庐的思想更趋活跃，接触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和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思想学说，并开始了与李大钊的交往。
通信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学校、学院培养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如表1所示，专业培养目标1和目标2体现了学校目标“满足社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专业培养目标3体现了学校目标“健康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学院、专业目标的内在关联性如图1所示。
第二，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相关论文较多，但主题比较单一。研究侯外庐的著作至今未见问世，而与侯外庐齐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其他“四老”的学术生平及其马克思主义史学造诣等研究成果已相继问世，这与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需要对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挖掘。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史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层出不穷。此外，侯均初、侯寓初、侯且岸、张岂之等人的回忆录对现有研究侯外庐的文献材料作了一定的佐证和补充，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对侯外庐学术思想进行研究的相关论著
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都有开拓性的研究，他独特的治学特色和学术品格影响至今。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侯外庐学派成果丰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学人对侯外庐学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两个方面，尤以思想史为甚，相关的学术论文较多，著作偏少，以下分类简析。
其次，既有成果对侯外庐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尤其是在社会史与思想史两个方面都有大量的学术论文，使人们对侯外庐及其学术思想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侯外庐，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相关的研究论著，拓宽了研究侯外庐的既有范畴，深化了对侯外庐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逻辑架构以及侯外庐论著的认识和解读，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及理论创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较好的基点或参考。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侯外庐先生学谱》(杜运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方光华主编，三联书店2015年版)等著作的出版，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体面劳动”问题再次引起教师的关注。美国霍姆斯小组在《明天的教师》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使学校成为教师工作和学习的好地方。”[1]“好地方”学校的劳动应体现教师享有工作环境权中诸如自由、生命、健康以及与人和谐发展的人道、体面劳动，即“衣食无忧，精神无忧”。然而，近些年媒体报道的诸如多地发生教师集体讨要工资事件以及四川发生的两起震惊教育界的教师“道歉门事件”，在现实中时有发生，从工作环境权的视角分析，使此类现象从“越描越黑”到“越擦越亮”。
首先，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发展与演变，中国古代尤其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代表性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及其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应用，基本厘清了五四至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致概况，这一阶段的唯物史观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外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之间的交游比较频繁，这就为我们深入地开展侯外庐的研究提供了前提和背景。
2.关于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论著 侯外庐强调社会史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二者相互贯通，开创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作为侯外庐的助手，李学勤对其思想史研究感悟较深，其《侯外庐与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0月30日，文中强调，之所以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单列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为独立的一卷，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李学勤说，他在西北大学“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就侯外庐的研究方法做过专门探讨，侯外庐研究历史有个特点，即从思想史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说，不能只从经济、政治等方面考察古代社会，还应注重其文化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从思想方面研究和切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侯外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成果。侯外庐重视挖掘明清之际的思想史，其目的是想通过分析这一时期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相关论著，洞悉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及其实现形式，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在逐步走向衰亡中孕育了新的因素。
张岂之对侯外庐及其学术论著有过专门的研究，成果很多。作为侯外庐的学生和长时期的助手，继侯外庐之后的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是“侯外庐学派”的重要一员，他承继了侯外庐学术研究方法的精髓，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岂之强调，“侯外庐学派”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区别于其他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就是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张岂之研究侯外庐及其史学的相关论文主要有：《侯外庐先生论学书》，《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忆寿彝先生和外庐先生的一次谈话》，《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侯外庐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0月30日；《白寿彝先生与侯外庐的学术交谊》，《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等。其中，在《略论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中，张岂之指出，侯外庐在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恪守一个重要的原则，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时代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都有它的深厚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不是从抽象的思想中去寻求思想产生的最后动因，而是要从‘社会存在’中去准确地找到物质的动因与思潮产生的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公式化的)根源。”[4]张岂之还强调了侯外庐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致力于把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进一步探究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使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以发展、引申。继张岂之之后，作为西北大学校长的方光华，研究侯外庐思想的论文主要有发表于《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的《侯外庐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研究》和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的《侯外庐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侯外庐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此文另辟蹊径，对侯外庐的宗教思想史进行专门研究，重点阐述侯外庐的宗教思想史观。文章认为，侯外庐将宗教思想视为宗教的核心，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宗教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中都存在，宗教思想分为哲学和神学两部分，宗教神学在宗教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侯外庐认为，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最为重要的是其宗教思想中具备宗教哲学。值得一提的是，方光华主编的《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已于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分七章对侯外庐学术思想的形成、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观、侯外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侯外庐的中国社会思潮史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和侯外庐中国历史与思想研究的现代启示等方面逐一阐述，是研究侯外庐学术思想的最新成果之一。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侯外庐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黄宣民于《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探索》(《历史教学》1992年第2期)一文中提及《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本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相互关联。侯外庐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发展，结合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将先秦思想史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由西周官学，经孔墨显学，而诸子百家并鸣之学。此书出版后受到郭沫若、吕振羽、杜国庠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极大赞许，郭沫若评论说：“在研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及其他思想形态问题的中国历史学家当中，侯外庐占据了最显要的地位。”[5]《中国思想通史》是侯外庐及其合作者的集大成之作，龚杰在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的《论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中指出，当侯外庐和他的合作者们着手编撰《中国思想通史》前三卷的时候，黑暗笼罩着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颠沛流离之中。由于他们所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这就注定了他们经常要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与打击，包括解聘、饥饿，甚至拘禁，但这一切并没有能动摇他们的信念。
3.关于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论著 侯外庐交友甚广，刘大年便是其中一位。他们相识于解放初期的北京，但无个人间交往。后来，在一起工作，交往日渐密切。刘大年对侯外庐的史学道路比较了解，他说，无论从着手的时间、治史的理路，还是理论的建树及其贡献，侯外庐都应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先驱者行列里特色显著的一员。刘大年发表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的《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指出了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总结其历史研究的几个特点：突出基本理论，重视理论探讨；经济基础与社会思想的“完整平行”研究；创新与“决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自成一个学派。文中重点介绍了侯外庐历史研究中重视基本理论的探讨，侯外庐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社会史导论》《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和《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就涉及到这一问题。《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自序中说：“这本书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和哲学、经济学的范畴有密切关系，试图结合具体材料来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法则。”[6]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剖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离不开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论点作支撑，运用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的具体历史问题，创新点很多，这与他十年苦译《资本论》息息相关，体现了他重视历史研究的理论性和思想性，并在以后的论著中一以贯之。
港台方面的代表作有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等。外国著作主要有(德)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其中，《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中提到李大钊关于“民族经历论”的相关表述，侯外庐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受其观点影响较深。
(四)港台及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赵四指着自家的三间大瓦房和满园鲜嫩的时令菜蔬说，“我住的这个院子原来是沙丘，自从有了三北防护林，生态变好后，沙丘后移，沙地变成了菜园子。这些蔬菜，用的是农家肥，不打农药，除自家吃外，每年还能销出去一些，增加了不少收入。”
二、研究现状分析
以上内容是对有关侯外庐的社会实践活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研究成果的简要回顾，下面主要从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深入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
4.注重企业金融会计队伍建设。金融会计风险要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先要建立完善的体系，强化参与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基本素质，创建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不仅在专业技能上要过硬，思想素质和个人觉悟上也要够强，只有这样，在外来诱惑面前才能抵御住。所以在培训方面也要对从业人员进行定期的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技能上的，还有思想道德上的。其次在人员的招聘上，也有制定严格的招聘制度，不用品德有问题的人，对于各方面都胜任的人员进行培养，同时岗位之间要进行划分，各个岗位间的职责要明确。
(一)上述研究成果的成绩
近些年，对侯外庐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拓展和延伸。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论著在对侯外庐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背景对其学术品性和人格魅力的塑造等方面都有所研究，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助益。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一部具有史学开创意义的力作，也是管窥侯外庐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刘宝才的《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史学开创意义》，载于《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对《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有精到的理解。文中特别提到，在承认人类社会具有普遍规律的前提下，侯外庐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出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他独辟蹊径，从城乡问题这一关键的历史现象入手，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比如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建国原则，集权制的发展演变及其内在机理，说明了氏族贵族专政、中国古代变法的艰巨性等问题。这些结论的得出，是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的硕果，与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自得贵疑的学风密切相关。此外，相关的研究还有赵小雷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的《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之意义》，指出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重大史学意义在于，它在深入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基础上科学总结其特殊性，坚持以唯物史观理论剖析史学问题，并且给中国后来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解释指明了方向。书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迟缓？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的内部与外部原因分别是什么？儒家思想的内核是什么，以及对统治者有何启示？等等。尽管导致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不一，但归根结底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路径”。[3]
法国剧作家布鲁诺曾经指出：死刑的本质就是活人祭祀，而活人祭祀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心理作用，这就是打开发散个人不安和罪责及共同社会普遍的不快感的安全阀的作用[3]190。布鲁诺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死刑的本质，这也说明了死刑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刑罚问题，它关乎政治，关乎社会，关乎文化。所以死刑的废除并不是单纯地只需要立法上废除或者司法上不再适用。死刑制度若想真正地废除，必须制度变革与观念变革同行。
1.关于侯外庐社会史研究的论著 研究侯外庐社会史的论文较多，思想史的研究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侯外庐学术史研究的特色所在。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是侯外庐研究中国史孜孜不倦的追求。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阐述历史深入浅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但侯外庐则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卢钟锋在其发表的《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0月30日)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中国化，必须立足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既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有所了解，分析其内在的原因与发展轨迹，又要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有清醒的认识，理解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侯外庐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切入点，结合人类历史演变的普遍规律与各国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历程，探索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原因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以及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首先，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并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方面，比较中西方文明进程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着重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其次，侯外庐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时，着重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历史特点及其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注重运用马克思关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普遍原理解析中国社会。第三，他在研究中国封建制社会晚期历史时，创新思路，运用马克思关于资产形成的理论，着重探索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及影响。
(二)上述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其他“四老”，对侯外庐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没能充分凸显侯外庐及其史学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第一，目前学术界有关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主要著作的研究上，而对于侯外庐的政治活动与人际交游，学界显然注意的不够。侯外庐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战斗的学者，他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因此，他的学术活动、政治活动以及人际交游等方面都应成为我们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将这一部分纳入研究视野，是因为侯外庐的实践活动对其学术思想和史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与理论原则都是在交游与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侯外庐的治学独具特色，其学术品格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所称道。他的治学方法及其在史学理论上的造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吴怀祺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的《学习侯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一文，对侯外庐的史学理论成就给以客观的评价。文中突出侯外庐的三个观点，颇有启示意义：一、侯外庐在为自己的史学论文选集写的《自序》中说，中国人应尽早学会用母语讲述自己的发展史，逐渐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研究模式，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文化瑰宝；二、强调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当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为基础。从中西比较入手，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独特的发展路径，揭示中国思想史的特征。侯外庐思想史的研究特点，是与社会史的结合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与《社会史论导言》等论著中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三、思想的继承性尤为重要，推动思想自身不断进步。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加以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对民族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是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泛论较多，纪念文章较多，会议综述较多，深入研究的色彩不够。这类信息多散见于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的个人发言及其提交的学术论文，一般是提纲挈领式的文献综述和总结报告等。
总体来说，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刚刚开始，国内外的研究论著还不够深入，存在诸多研究的盲点和可待挖掘的空间，研究的单一化趋势需要扭转，已有研究成果和认识还有待深化。
(三)深化侯外庐研究的几个视角
关于如何进一步深化侯外庐研究，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独特视角给出建议：
1.侯外庐的成长经历 侯外庐出生于平遥一个地主家庭，童年时期接受了启蒙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为以后的治史做了铺垫。青少年时期，侯外庐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态度，比五四的反传统更辨证一些，这对他之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研究大有助益。
2.侯外庐的学术交游 侯外庐一生交游甚广，尤其是重庆时期，在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交往中相互影响，可以管窥重庆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活跃面貌，其学术有强烈的战斗性、政治性。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侯外庐一边研究著述，一边致力于统战工作。在与社会各界交游的过程中，侯外庐通过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主编《中苏文化》，并参与国共两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中国的民主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统战工作对于争取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高血压患者采取综合护理干预,临床价值较高,可有效控制血压,促使其配合度的提高,利于预后效果改善。
3.侯外庐著作与思想 侯外庐著述等身，其论著译作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深入研究侯外庐学术成果，对于学界全面把握侯外庐的思想学术成就、治学精神与方法，促进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和思想史研究，并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提供参考，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设计意图：学生结合问题进行交流活动的过程，是对植物分类问题进行思考和整理的过程。而植物分类图解是学生难以理解的一个疑难点，教师适时进行讲解、解惑的同时，也帮助学生实现了对植物分类的方法和依据的整体感悟。另外，学生也体会到生物学最核心的思想——进化思想和生态学思想，“有助于摈弃人类中心主义及极端功利型的价值观”，有助于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珍爱生命同时又顺应自然的人生观，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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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 Wailu and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Review
ZHOU Xin1，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Ethnology， Qiannan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558000， China；2.Peking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not thorough enough. As a matter of fact， some progressive journals and translations involve Marxist theory at that time， but it was far from need for revolutionary theory then. Under such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Hou Wailu translated Marx’s Capital. He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study of Capital： more hi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theory， more about thinking and research，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Marxist theory to Chinese practice， providing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Hou Wailu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social history with ease. His achievements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re remarkable： the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thoughts and thinkers， and the depth and strength in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risons. These have laid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Hou Wailu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OU Wailu； Zhongguo Sixiang Tongshi； independent think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收稿日期：2019-05-10；
修订日期：2019-06-29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第63批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3635XB)
作者简介：周 鑫(1981— )，男，江苏东海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9)07-0029-06
(责任编辑：徐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