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贞彦[1]2016年在《山西中北部晋语声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山西中北部晋语包括山西晋语并州片、吕梁片、五台片和大包片,本区域方言的声调从共时类型到历时演变都很有特点,并具研究价值。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山西方言研究备受瞩目,在山西方言声调研究方面亦有丰富的成果积累。不过,已有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多关注山西北区、南区、东南区的方言,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文献整理和理论探讨,在研究对象方面多着重讨论单字调。本文着眼于山西中北部晋语,重视现代方言的描写和比较,运用田野调查、语音实验、地图绘制、数据统计等方法,对本区域方言的声调进行了力求精细、全面的研究。共时层面,采用从点到片、由片及面的方式来展示本区域方言的声调现状;历时层面,围绕“平声不分阴阳”、阴平和上声合调、入声调、轻声共四个问题来考察本区域方言声调演变的历史过程。全文共分10章。除了第1章的绪论和第10章的结语之外,正文部分是按照由声调的共时面貌描写到历时演变探讨的研究顺序安排的。第2、3、4、5章是共时描写部分。其中,第2、3、4章是对山西中北部晋语17个代表方言点的声调描写,以及对各方言片声调概况的总结;第5章是对各片方言声调类型的比较和对整个区域声调类型的综论。此部分的创新之处有:第一,部分有重要价值方言点的声调首次被调查和描写;第二,山西中北部晋语这一区域的声调总体面貌,特别是连读变调的面貌得以呈现;第叁,单点方言的声调描写框架和过去大多数的晋语声调研究不同,把非重迭两字组区分为重重型两字组和重轻型两字组,把轻声字细分为词汇性轻声字和语法性轻声字;第四,发现太原方言的AA式重迭名词连调中,古清平字和古浊平字的连调有别;第五,借助praat软件,发现本区域的入声调时长至少有两种类型,舒声长于入声和入声长于某些舒声。第6、7、8、9章是历时演变部分,对中部晋语并州片的平声、北部晋语五台片的阴平上、中北部晋语的入声调以及轻声分别进行了专题研究。第6、7章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基于对相关地区单字调和连读变调的比较,划分、整理了并州片平声和五台片阴平上在单字调和连调中的分合类型与调值表现,其次是在研究角度上,尝试通过与周边晋语、近亲官话方言古今调值的比较,来推论平声和阴平上的历史演变过程。结果发现,并州片的平声和五台片的阴平上分别有叁大分合类型,且各类型之间具有连续性,可能都经历过先分后合的过程。不同方言及不同连调位置的合并程度不尽相同,合并方式有音值渐变式和词汇扩散式,合并原因主要与生理机制、强势方言的影响,以及两调之间调值、调型、调域接近有关。第8章的创新之处是,通过对入声字今读数量的统计,重新对山西中北部晋语的入声调和入声舒化字的归派进行了分类,并在其基础上,探讨了入声调各类型之间的关系和入声字舒化归派的动因。结果发现,本区域入声调的类型有叁大类8小类,叁大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演变顺序关系;入声字的舒化归派类型分为四大类10小类,归派以外部动因为主。第9章把过去晋语研究中较少关注的轻声纳入了研究范围,并对山西中北部晋语的轻声类型进行了初步归纳,发现本区域的轻声多中和,音值不轻短或轻短,中轻型轻声也不少;轻声的弱化程度受词汇和语法来源、轻声字本源调、前接字声调、分布地区等条件的制约。
邵宁[2]2006年在《大同方言的语流音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大同方言语流音变的研究现状和笔者田野调查的方言事实,以大同这一方言点的语流音变为研究对象,从连读变调、轻声、儿化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较全面较系统的分析。 文章首先概括了大同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在连读变调部分,主要分析了两字组的连读变调,分别从连调的特点、连调分析、异调同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描写,并与普通话进行了对比。在轻声部分,把大同方言的轻声分为词汇性轻声和语法性轻声两类,认为词汇性轻声是主体;从两方面谈了大同话轻声的音值:一是非舒声促化轻声字的音值,二是舒声促化轻声字的音值;并对大同话轻声与普通话轻声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在儿化部分,归纳出十叁个儿化韵,对儿化韵进行了发音机理的分析,并对儿化韵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文中还分析了非重迭儿化变调和重迭儿化变调,得出重迭儿化变调比非重迭儿化变调普遍的结论。 对大同方言的语流音变进行系统的描写分析,不仅可以为大同方言的研究做出一点贡献,而且可以为晋语以及其他方言区的语音研究提供一些方言材料。
李欢[3]2008年在《山西灵丘方言语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灵丘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灵丘方言是山西晋语五台片的一个方言点。本文在大量实地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吸收前辈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灵丘语音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和描写。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概述了灵丘的地理历史人口、灵丘方言的内部语音差异和研究灵丘方言语音的意义。第二部分是灵丘方言音系,描写了灵丘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编写了灵丘方言的单字音表和同音字汇,借以反映灵丘方言语音的全貌。第叁部分是灵丘方言与中古音的比较,展示了灵丘方言音系的特点。第四部分是中古入声字在今灵丘方言中的读音,讨论部分古入声字在灵丘方言中的舒化现象。第五部分是灵丘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列举舒声促化的材料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就入声在灵丘方言中的发展趋势谈了一点个人看法。认为:舒化是大方向,但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贺玉龄[4]2017年在《近百年晋语方音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尽管真正定义晋语为时较晚,但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晋语语音研究已经历了近百年历史。20世纪初,瑞典学者高本汉等学者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中国东方语言研究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现代范式,其最为典型的成果为《中国音韵学研究》。晋语语音是高本汉重点关注的对象,高本汉的晋语调查对现代晋语语音研究有开创作用,指导了近一百年的晋语语音研究。近百年来关于晋语语音研究的着作及论文大多在高本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晋语的学术价值逐渐显现。如果从高本汉算起,晋语语音研究已历时近百年。阮元曰:“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不管学术思想如何沉浮跌宕,历史的河流里总有我们需要的而且是可以追寻到的更趋稳定的东西。总结近百年晋语语音研究史,不仅有助于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更有助于学术的创新。近百年间几代学人坚苦卓绝努力所创造的学术成就,需要总结、继承和发扬,历经的挫折、坎坷和教训更需要盘点、记取和扬弃。惟其如此,21世纪的晋语研究才能择定、夯实每一块基石,站立于前贤的肩膀之上,以此为学术的新起点,确立新的学术方向,高瞻远瞩,锐意开拓,取得“新竹高于旧竹枝”的学术成就,向22世纪献礼。职是之故,本文站在学术史视角,通过对近百年晋语语音研究的论着搜集、整理、评述,按照叁个阶段,分门别类地总结了国内外晋语方音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本着公是公非的原则,对前贤的学术成就及学说的影响力做出客观的评判和历史定位。对学术史的把握,往往是通过对历代学术经典的重读得以实现的。直面前贤晋语语音研究的学说或方法,通过考镜源流,能准确地探赜研究者的学术要旨,体识其学术意蕴,勾勒其学术发展的历时轨迹,展示近百年晋语研究的整体面貌,历史地呈现学术延续的血脉和发展趋势,以形成一种开放的、颇富前瞻性的学术流变观。通过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我们发现,由于晋语本身的复杂性,即使经过了近百年的调查研究,对晋语所了解的也还不够深入。因此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依然是对晋语语音的事实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改进,会加速调查晋语语音研究工作的进展,同时也为建立较系统的方言学理论提供依据。展望未来,晋语语音研究需要在晋语语音的理论研究和方法及晋方言语音史两个方面同时加强研究,可以预见,在晋语学者的不断努力下,20世纪初露头角的晋语语音研究在21世纪定会有更大的进步和提高。
庞雅峰[5]2016年在《大同方言声调的实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同方言属于晋语,就全部晋语来说,大同方言属于大同包头片(主要分布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就山西境内的晋语来说,大同方言属于以大同市区为中心的云中片。目前,对于大同方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对于语言和声调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借助声学实验的方法,对大同方言的单字调、单字时长、双字变调和双字时长进行的考察。本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地介绍大同地理历史和方言的概况,以及本文所使用的实验语音学研究方法,并交代了实验所做的准备与实验的步骤。第二章从音高和时长两个方面考察了大同方言的单字调,得到了大同方言单字调的调值与各调类的时长排列模式并与传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第叁章从音高和时长两个方面考察了大同方言的双字调,大同方言既有前字变调,也有后字变调,这一点和其他北方方言不同。北方方言多为前字变调。另外,从调位变调的数量来看,前字变调占优势,并归纳出大同方言的变调模式。
吕建凤[6]2009年在《大同方言的语音研究》文中指出大同位于山西省的最北端,大同方言是有入声的语言。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方言中最直观、最系统、最能反映单点方言面貌的。弄清方言的语音系统是研究方言最重要的基础。因而,文章把语音作为首先切入点,这样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大同方言的基本面貌。文章首先介绍了大同的概况及其语音研究的现状和文章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后详细地描写了大同方言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以及声韵调配合系统:在此基础上,文章的第叁部分分别从声韵调叁个方面对大同方言与中古语音(主要是《广韵》音系)做了历史比较音韵,目的是探索二者的语音对应关系;为进一步了解大同方言的语音面貌,文章第四部分重点对大同方言的异读字现象做了描写和分析,通过对大同方言100多个异读字的释例分析,归纳出它们在语音、词汇和语用叁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文章的最后附录了大同方言的同音字表,这是文章研究的基础。对方言语音系统的整理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大同方言语音的共时情况,通过历史比较音韵也可以使我们窥见大同方言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历史层面,了解方言语音发展演变的规律性特点。文章也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找出大同方言语音上的一些规律特点,同时也希望能为晋语以及大同方言与其他方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份生动活泼的方言材料。
赵海英[7]2013年在《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所涉及的山西民间音乐主要包括左权民歌、河曲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平遥盲书、武乡琴书、长子鼓书、壶关秧歌。这八个音乐曲种都是历史留给山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生活、教育环境改变,年轻一代能完全传承民间音乐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现代媒体的冲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面临着消亡。拯救、继承这些民间音乐则成为当代音乐人肩上的重任。然而要拯救、继承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单纯的记录是远远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要对这些民间音乐的乐理本质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传承与发展。因此,运用方言学的方法详尽解读“山西民间音乐”反映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利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分析研究山西民间音乐,发掘其内在规律,指导学习者学唱,建立考核衡量的客观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从方言学视角审视“山西民间音乐”,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山西民间音乐的艺术特色,对于发展和振兴山西民间音乐,有力地推动我国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分六个部分,即绪论、上篇、中篇、下篇、第九章、研究结论和展望。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和意义；论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交代研究对象和材料来源；理清研究思路、步骤和方法；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一、第一次系统整理研究“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为“山西民间音乐”的传承及走向世界提供准确的脚本。二、首次以实验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拓宽“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领域,提升“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高度。叁、首次全面考察“山西民间音乐”的韵律、句法等,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旋律跳进与方言调值和语调的关系,为音乐学、方言学和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帮助。第二部分“上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歌曲歌词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一章、左权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二章、河曲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叁部分“中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曲艺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叁章、太原莲花落的方言学解读；第四章、大同数来宝的方言学解读；第五章、平遥盲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六章、武乡琴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四部分“下篇”：系统整理山西地方戏曲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七章、长子鼓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八章、壶关秧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五部分：是本论文的第九章,山西民间音乐的实验声学分析研究。本章以左权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等叁个曲种为个案研究,运用实验声学分析方法,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在各剧种中,唱调比说调的调值要高,调域也要大；二、在各剧种中,声调的高低、音强的强弱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与自然口语语句中的情况相似；叁、各剧种唱的音色与自然口语的音色存在明显差异。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展望。本论文通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特别是通过叁个曲种声学特点的个案研究,为音乐学界在指导学生学唱“山西民间音乐”时,如何唱出应有的韵味,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论文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的实证方法,科学地阐释山西民间音乐风格深受山西方言影响的规律,深化山西民间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拓展山西方言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系统地构建中国语言音乐学学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白静茹[8]2001年在《大同方言的入声》文中研究指明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在汉语音节当中是能够区别意义的音的高低。中古时有平、上、去、入四声。入声是一种收塞音韵尾的声调。今天汉语普通话中，入声已舒化并归入其它几类声调中。而在汉语方言中，入声却不同程度地得到保留。 属山西晋语的大同方言存在中古入声。大同话的入声自成一个调类，独立而稳定地存在于大同方言的声调系统中。大同话入声的韵尾已合并，收喉塞音韵尾-？。入声只有一个，不分阴阳。入声韵母系统也大为简化，只剩下两组八个入声韵。 中古的入声字在今大同方言中绝大多数保留着入声读法，也有些已经完全舒化，归入其它四调。还有部分字为入舒两读，呈现出入声向舒化发展的过渡性状态。尽管如此，总体上看，大同方言的入声仍以一种较为稳定的姿态存在着。 同时，有一部分中古的舒声字，在今大同方言中也读成了入声，即所谓“舒声促变”。这种促变现象虽表现于语音方面，却还有区分语法功能和意义的作用。这种现象可能与音节的急读或轻读有关，也可能是部分上古入声的遗留。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舒化是大同方言入声发展的趋势。大同方言的入声已经开始出现了舒化的现象。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它必将继续舒化下去，直至完全消失，大同话的声调系统将呈现舒声声调的格局。当然，这种变化是逐渐的漫长的，入声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
李伟东[9]2013年在《浅谈大同方言的入声》文中研究表明入声调作为一种特殊的汉语声调,在普通话里已经基本消失,派入其他四声中了,但在晋语中这一特殊的声调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晋语方言的一大特色,本文结合大同方言研究的现状及调查人员的发音情况对大同方言的入声做了一点简单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入声在语流中的变调及入声的舒化和舒声促化等问题。
崔霞[10]2006年在《大同方音百年来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大同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方言属晋方言大包片。研究大同方音百年来的演变对研究大同方言的历史变化、了解大同方言未来的发展趋势，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晋方言语音史的研究。 20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山西大学堂工作期间，曾对大同方音做过细致的调查，并将1358个汉字的记音收录在他的着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中的《方言字汇》中。这些记录均成为我们了解百年前大同方音的重要文献。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调查了大同方言20世纪前期、中期及21世纪初期的语音材料，并与高氏所记录的材料进行了系统比较。 本文采用历史比较法与实地调查法相向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声母、韵母、声调叁方面按不同的音类顺序探讨了大同方言百年来的演变，并注重同邻近诸方言及汉民族共同语之间的比较，从这叁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观察并认识大同方音的现状，找出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纵观大同方音百年演变史，可以看出，大同方言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到21世纪初期，大同方言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和演变时期，整个语音系统趋于简化，并逐步向普通话靠拢。尽管大同方言许多旧质在发展演变中已消磨掉，但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语音系统整体上还相对稳定。这种变化着的音系正因大同经济的逐渐强大而成为一种强势方言，已逐渐向周边扩散而影响着四邑方言。大同方言的演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山西中北部晋语声调研究[D]. 郭贞彦. 河北大学. 2016
[2]. 大同方言的语流音变[D]. 邵宁. 河北大学. 2006
[3]. 山西灵丘方言语音研究[D]. 李欢. 西北大学. 2008
[4]. 近百年晋语方音研究综述[D]. 贺玉龄. 吉林大学. 2017
[5]. 大同方言声调的实验研究[D]. 庞雅峰. 天津师范大学. 2016
[6]. 大同方言的语音研究[D]. 吕建凤.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7]. 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D]. 赵海英. 山西大学. 2013
[8]. 大同方言的入声[D]. 白静茹. 天津师范大学. 2001
[9]. 浅谈大同方言的入声[J]. 李伟东.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3
[10]. 大同方音百年来的演变[D]. 崔霞. 山西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