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台湾地区流动性过剩时期情况与政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日本论文,流动性论文,时期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流动性过剩概况与政策分析
一、日本流动性过剩原因探析
1.巨额贸易顺差是日本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初始动因。
巨额的贸易顺差一方面造成了日元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使日本承接了大量的全球流动性，特别是顺差导致的日元升值使得日本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了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泡沫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对美国贸易的持续高额顺差，日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日益激烈，美国等国家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到1988年日元对美元汇率已比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升值了2倍。其结果是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使日本经济增长开始趋缓，而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推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引发了流动性过剩的出现。
2.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引发了流动性过剩
为了减轻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迫于美国等方面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日本中央银行于1986年1月大幅度放松银根，将其再贴现率下调至3%，1987年2月又进一步下调至2.5%，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高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金融机构自由化进程加快，1985年日本开始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日元资金过剩，经济过热，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格局，企业和消费者变得更为自信、乐观，更富激情、大胆地参与投机，东京的房地产与股市一并上涨不止，这为日本股市、房市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3.扭曲的金融制度是日本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金融深度并不深，在融资上主要依靠银行信贷为主，在投资上主要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主，金融创新能力不强，缺少以基金、信用性债券、结构性债券、衍生品等为代表的新型金融工具，流动性无法通过这些金融工具有效吸纳。
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制导致了两个典型的后果：一方面，投融资渠道狭窄，人们无法获得财产性收入，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特点，最终造成流动性在银行形成巨大的聚集；另一方面，一旦积累下巨额的流动性，特定事件的爆发会使流动性转向本就狭隘的投资领域，直接促使资产价格的飙升和“泡沫经济”的生成。
事实上，经过1960～1985年连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日本形成了巨额的储蓄积累，银行流动性十分充裕，而随着1985年开始的日元升值，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停滞不前，许多企业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开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使得当时的日本各类企业机构乃至普通居民，都有了闲置的富余资金，这些富余资金和银行贷款无法投资于设备而是转向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直接推动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上升。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资产价格的乐观预期，结果资金继续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越吹越大，普通民众、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纷纷卷入其中。
综上可见，巨额的贸易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压力，而广场协议让升值压力转变为现实，为应对日元升值导致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货币当局推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而日元升值又导致消费品及原材料价格无法实现上涨，故过多的流动性流入资本市场；同时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资产价格重估过程开始，而在金融资产种类极少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无法通过提供多品种的金融工具而只能通过资产价格上涨来吸收流动性，形成流动性过剩下的资产价格膨胀。甚至由于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的“主银行”体制，资产价格上涨与流动性扩张形成了一个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使得日本由流动性过剩最终走向“泡沫经济”。
二、对日本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所采取政策的评析
日本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常规的货币政策、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非常规产业发展政策和日元国际化战略，但总的来看，这些政策基本上都不是针对流动性过剩本身而推行的政策，有的甚至是推动流动性过剩的政策。
1.常规的货币政策容易制造过剩流动性但难以吸收过剩流动性
日本银行主要有三种方式调节流动性：一是购买长期政府债券；二是通过非对冲购买外汇，增加基础货币，使货币贬值；三是通过制定官方再贴现利率，使用资金价格的手段来影响流动性的多少。总的来看，日本银行常规的货币政策容易制造过剩流动性但难以吸收过剩流动性。
(1)常规的货币政策制造了过剩的流动性
为了刺激日元升值后日渐低迷的经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政策，1986～1987年，日本多次降低利率，达到2.5%，成为“二战”后的最低利率，这使银行放贷动机十分强烈。加之日本长期实行的“主银行”制度和同期实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大企业的存款多空套利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银行信贷进行土地、股票投资的情况十分普遍，致使M2迅速增加，1987～1990年，货币供应量M2平均增长率连续4年超过10%，造成金融环境过于松弛和流动性过剩。
(2)在“泡沫”出现后，货币政策调整流动性过剩的能力十分有限
从日本的经验看，“泡沫”容易被收紧的货币政策刺穿，但是如何治理由此带来的经济萧条，货币政策却无能为力。为了抑制“资产泡沫”，1989年3月到1990年8月，日本央行五次提高贴现率。急剧收紧的货币政策刺破了资产泡沫：1990年股票市场崩溃，1991年房地产价格狂跌，日本经济进入衰退。从1991年7月起，日本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幅调低贴现率至接近于零，这又导致了“流动性陷阱”的产生：债券与货币可以完全替代，广义货币(M[，3])不因公开市场操作而改变，宽松的货币政策因各个经济主体无限的流动性偏好而再也无法刺激经济增长。“经济泡沫”刺破之后，日本金融机构巨额不良资产所带来的资产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日本经济严重衰退趋势已无法改变。甚至，即使在资产泡沫最终破灭的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最初几年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下，日本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变，以货币政策改变流动性过剩的企图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位给刺激经济发展的目标。
2.错误的产业和金融政策加重了流动性过剩
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指标，流动性过剩是在日本当时的金融制度下，资金循环及货币循环都出现了问题的一个信号是日本当时的金融制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反映，但同时又为日本经济进行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条件。但日本由于一系列产业政策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失误，日本非但没有完成产业升级转型，反而在短期内形成了“泡沫经济”。
一方面，日本既有的主导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严重。随着日元的快速升值，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既有的主导产业开始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另一方面，自主创新型产业因为产业政策方向的失误和相应金融制度供给的缺失而没有真正成为主导产业，错误地将房地产作为主导产业更是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由此，流动性过剩和产业空心化同时出现。
导致当时日本产业升级困难的原因，看似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实际上根源在于日本缺乏与支撑产业升级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日本战后曾一度推行赶超战略，集中有限的金融资源用较低的成本购进技术大力发展工程应用，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改良后的技术竞争力来发展日本制造，通过大规模投资来承接国际轻重工业的转移，利用原料采购、成品销售两头在外的市场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
与赶超战略和投资拉动型经济相匹配的是金融资源集中统一供给的制度，这就是日本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在于能够集中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投资供给，但劣势是银行作为居间者承担了经济发展的风险，一旦产业发展失误，系统性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到银行头上，进而形成以巨额呆坏账和银行业大规模破产为特征的金融危机，而由此带来的信贷紧缩则会将金融危机直接转变为以经济衰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主银行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为企业解决了融资困难，支撑了企业的快速成长，但是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日本企业以模仿为主的生产模式开始转向以创新为主的生产模式，而创新不免会带来风险。然而，在银行方面，追求稳定是其天然倾向，它们并不情愿对企业的高风险事业投入资金。这样，主银行制度便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限制。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银行不愿意为产业升级进行放贷，却愿意对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投资放贷，这一方面与日本政府当时的错误判断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主银行体制自身的弊病密切相关。日本在完成了赶超任务、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以后，资本由短缺转为过剩，1985年的日元升值进一步促使财富大增。但1987年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做出了错误判断，认为国民对闲暇的需求将迅速增强，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促使房地产行业和相关行业成为主导性的产业，使资本市场成为收益率较高、较稳定的投资场所。而主银行体制使得银行与企业能够相互持股，在泡沫经济条件下，资产膨胀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高了贷款能力和贷款冲动。两者结合的结果是大量过剩资本流向国内的房地产和股市等容易导致泡沫的部门，或流向海外寻求升值机会，使得日本经济和金融泡沫日益膨胀，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而一旦泡沫经济消失，银行和金融机构持有的股票和地产迅速贬值，使其资本金急剧收缩，不动产贷款也大都成为坏账。
与自主创新战略和内需拉动型经济相适应的则是以市场主导的金融制度，其在集中金融资源用于投资方面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在分散风险方面与创新激励方面具备较大的比较优势。当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由模仿改良和投资拉动为主向自主创新和内需拉动为主转变时，金融制度理应由以银行为主转向以市场主导，否则，其结果要么使得流动性在银行体系内积累过剩而不能被疏导到产业发展上，要么使得流动性被疏导到错误的产业上，最终因产业失败而形成银行体系巨大的呆坏账。而后者正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困境所在。
3.渐进不平衡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放任了流动性过剩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动因有二：一方面是金融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发展，使得构建“最佳金融体系”的趋势日渐明朗；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交易的国际化、证券化飞速发展，经济及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程度加深、经济增长率低下)等等，这使得金融自由化改革具备了现实条件。日本也不例外，从1980年之后开始了其金融自由化。
1985年后的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着眼点是构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银行体系”，而不是构建一个符合托宾所说的满足四大效率的“最佳金融体系”。由于日本民间金融机构强烈抵制自由化的实施，且由于邮政储蓄、政府性贷款机构的金融交易权重很高，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相对滞后，企业、家庭的金融交易深度不够，以及金融当局并没有切实分析金融体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没有在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且缺乏例如存款保险等相应制度来缓冲自由化改革的风险，日本的金融改革放弃了战略性的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在渐进、不平衡中进行自由化，而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模式，是招致“异常的金融行为”、形成“泡沫经济”并延长泡沫崩溃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到1997年还需要进行BIGBANG。
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金融改革未能触及“财团=(银行+企业)×相互持股”这一“主银行”深层次的制度，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始终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经过短暂的上升后又开始下降，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自由化改革一方面使得传统银行因竞争加剧而拼命放贷，甚至不惜使用价格手段，最终直接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上市银行市值与信贷规模之间形成了典型的“正反馈”效应，导致银行大规模放贷，流动性过剩加速显现，“泡沫经济”迅速生成；在市场泡沫破灭时，这种正反馈导致银行大规模收缩贷款，最终银行呆坏账累累，流动性过剩突然转为流动性不足，经济衰退加速到来。
日本金融改革不仅没有降低银行扩张流动性的能力，还加大了大型财团扩张流动性的能力。金融改革扩大了企业在海外融资、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但是没有割裂企业与主银行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然后投资于金融资产(见表2)。这种因企业自身套利而形成的投融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4.强行推动日元国际化战略纵容了流动性过剩。
推行日元国际化是日本的一个货币战略，本身是日元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战略在短时期内对日元无论是在贸易结算还是资产储备的国际化上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却纵容了本国的流动性过剩，造成“泡沫经济”盛行，给本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反而最终随泡沫经济的破灭延缓了日元国际化的进程。
日元国际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在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1984年底，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题为《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的政策报告，该报告在推动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促进国外金融机构参与日本市场的同时，还提出了日元国际化的基本思路和有关政策措施。1985年3月，为方便境外居民利用日元，日本首先实现欧洲日元市场的自由化；其后，于1986年12月正式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1988年1月和12月先后向国外开放了日元商业票据(CP)市场和外汇CP市场，1989年5月向国内开放了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6月对欧洲日元债和居民的海外存款实行了自由化。
在日元国际化战略的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日本政府大力加强了对外经济援助，日本企业也以此为契机，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举扩张海外投资。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将过剩的流动性向全球输出，由整个世界来承接其流动性过剩的成本。这种策略本身是一种较佳的选择，但问题是如何让其他国家能够接受日元成为其贸易结算的货币甚至是储备的货币？日本选择了对内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对外实行本币升值的策略，这些策略外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就是本国银行进行疯狂的放贷，本国企业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获得贷款后投放于能够与国际相通的金融市场，从而向全球输出资本，而其他国家因为日元具有升值趋势，亦乐于选择日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
日本以“金融自由化+本币高估”的战略推动日元国际化，导致日本经济和日元的国际地位短期内空前提高，日元国际化就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分别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1980年，日元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为8.0%，到1989年4月，在全世界外汇交易中，日元的比重为13.5%，与德国马克持平，仅次于美国的45.0%，高于英镑的7.5%和瑞士法郎的5.0%。当时，世界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发展的趋势。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本币高估会导致本国经济竞争力下降，导致本币无法持续维持高估。而本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又直接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催生资产价格“泡沫”，最终随着“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最终严重影响日元国际化进程。事实也是如此，日本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日元国际化进程严重受阻甚至大幅度倒退：1993年，日本出口贸易按日元结算的比重虽然提高到了42.8%，但其后又转为下降，2000年1月只为36.1%，退回到了80年代中期后的水平；从进口方面看，1995年3月按日元结算的比重虽然提高到了24.3%，但其后又转为下降，2000年1月也只回升为23.5%。1991年以来，日元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9年末已下降为5.1%，这不仅低于1991年最高的8.5%，而且也低于1985年的7.3%。
从上述的介绍和分析可见，日本试图借用宽松的货币条件来实行自身的金融和经济改革，但由于产业政策的失误和金融制度改革的失败，最终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反而让失误的货币政策刺破了“流动性泡沫”，进而直接导致经济衰退，陷入了“失去的十年”。
台湾地区流动性过剩情况及政策分析
一、1986～1990年台湾地区流动性过剩原因解析
1.多年扩张性货币政策积累了大量过剩的流动性
尽管台湾地区一向被誉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典范，但为了刺激经济增长，1980～1985年台湾地区实行了具有台湾地区特色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同期日本为参照，一方面，台湾地区控制着利率价格，6个月短期利率始终维持在6%上下，扣除掉通货膨胀影响的实际利率也大大高于同期日本的水平；但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M2却高速扩张，扣除掉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EM值大大高于日本的水平。可以说，1979～1985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为台湾地区经济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也是流动性过剩的货币条件。
2.“流动性偏好”是导致流动性过剩的经济背景
东亚国家(地区)一直以来都有高储蓄偏好的特点，台湾地区尤其如此，台湾地区1982～1985年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5%左右，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而同期全球的储蓄率不足20%，即便与储蓄率同样高企的日本相比，台湾地区也超其一头。按照凯恩斯理论，高储蓄率意味着人们有较强的流动性偏好，这种强的流动性偏好使得宽松条件下的货币直接进入储蓄而不进入实体经济，形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就曾经历过两次经济衰退：第一次是1974年，石油危机导致台湾地区物价上涨超过国际水平，致使新台币对外币值从偏低转为偏高，阻碍出口，衰退的程度较世界更为严重。第二次是1979年，第二次能源危机因原材料的价格暴涨而对台湾地区当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两次经济冲击使得人们对于经济的景气程度并不看好，对流动性偏好的“预防性动机”很强，1982～1985年储蓄率高企且逐年上涨，到1985年高达42%。
3.国际游资流入促使台湾地区在1986～1990年出现了流动性过剩
台币升值从两方面直接促使台湾地区流动性过剩成为了现实：一方面，升值意味着台湾地区资产价值重估过程开始，进一步导致了人们流动性偏好的下降，在流动性供给充裕的条件下，流动性偏好的降低直接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产生。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进入台湾地区的游资直接进入了资本和房地产市场，推动房产、股价迅速飙升。这种流动性驱动的“赚钱效应”诱使台湾地区本土的储蓄开始向股市和房产搬家，推动了股市的进一步上涨。另一方面，升值带来的巨额外资，使得货币政策的对冲效应降低，最终弱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台湾地区在1987年7月15日之前执行严格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只要外资流入，台湾地区央行就有买入外汇投放本币的压力，这种汇率制度使得台湾地区央行基本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外汇占款的角度看，1985～1990年因外汇对冲而投放的货币占比要高出1982～1984年近10个百分点，其中1986年达到最高值50%，为1982年25%的两倍，这种由被动因素导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流动性过剩提供了货币条件。
4.日本的示范效应是台湾地区产生流动性过剩的外部原因
如果将台湾地区与日本相比较会发现，两者无论是从流动性过剩开始的时间、泡沫经济持续的时间，还是泡沫经济破灭的时间，都非常接近。这种“惊人的巧合”背后则是日本经济长期对台湾地区的影响。日本是台湾地区的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国，对日本，台湾地区始终保持非常高度的贸易逆差。按经典国际金融理论，经常项目逆差需要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据此推断，台湾地区每年承接的日本资金流入规模巨大。事实上，无论从地理分布看还是从产业分工看，台湾地区都是承接日本产业转移和资金转移的第一站，日本对付升值而实施的资本输出策略更是为台湾地区承接资本流入进而导致流动性过剩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日本流动性过剩在发展理念上也给台湾地区提供了一个示范。这点从台湾地区紧随日本进行科技产业的战略升级即可看出端倪。
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台湾地区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在岛内居民“流动性偏好”较强的时候并不表现出流动性过剩，而当升值导致资产价值重估以及外资流入直接促使岛内资产价格上涨引发的“赚钱效应”改变了岛内居民原有的“流动性偏好”时，既有的大量流动性连同随外资流入的流动性共同促使岛内形成“资产价格膨胀+低通货膨胀”的流动性过剩局面。
二、台湾地区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所采取的政策评析
台湾地区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所采取的政策都不是针对流动性过剩问题本身的，而是借流动性过剩推进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这种政策组合最终结果良莠参半，有利的政策效果是台湾地区就此实现了“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保证了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不利的政策效果是纵容“流动性过剩”最终吹起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的快速破灭一方面造就了大量的银行呆坏账，另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台湾地区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使原本有“国际化”战略的台湾地区资本市场一蹶不振。
1.利用流动性过剩推动产业升级为台湾地区长久的竞争力提供了保证
台湾地区与日本几乎同时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但与日本不同，台湾地区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泡沫经济”，即便是股市、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台湾地区加权股指在1990年1月为12495点，到10月已经下跌到了2485点)，台湾地区经济仍然能保持健康发展，1991～2000年的10年间，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2%，GDP从1991年的1774.6亿美元(名义)上升到2000年的2935.8亿美元(名义)，国际竞争力排名2000年甚至达到了全球第4位，展现出一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台湾地区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推行以科技产业结构升级为主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开始于1975年石油危机，但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985年之后，这种爆发性的发展，与当时台湾地区实行的产业扶植政策和加快金融改革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地区开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时期，1985～1990年，由于大量的贸易出超和美国的压力，新台币大幅度升值，再加上劳动力和土地(自然资源)成本的上升，这些因素都使得台湾地区传统产业的制造成本快速提高，极大地削弱了这些产业的竞争力，此时的出路有两个：要么故步自封，台湾地区的经济陷入衰退；要么进行产业升级，将以劳力密集型出口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新经济转变。显然，台湾地区选择了后者，将曾经对台湾地区经济起飞做出巨大贡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岛外转移，本地投资直接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86～1996年制造业中重工业的比重从48.5%上升到67.6%，同期技术密集型企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30.4%上升为42.0%。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信息、电子、精密仪器、航空、生物技术和制药业等，其中电子和信息已成为台湾地区发展最快的行业，同时也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行业。1996年信息产品的出口额达241.7亿美元，使台湾地区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信息产品出口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台湾地区开始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1982年9月台湾地区制定《引进侨外资投资证券市场计划》；1986年8月，台湾地区废止《利率管理条例》，实行存款利率自由化；1987年7月，台湾地区大幅度放宽外汇管制。台湾地区利用流动性过剩的条件进行了深度的金融改革，甚至不惜利用股市泡沫来为产业融资以实现产业升级。
2.因过度利用资本市场而纵容流动性过剩，最终让台湾地区丧失了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大好时机
利用产业升级推动实体经济获得实质性的发展，能够保证长期内吸纳过剩的流动性，这是台湾地区政策层的高明之处。但台湾地区在短期过剩流动性管理上却没有太大的建树，甚至某种程度上有纵容“资产泡沫”的嫌疑，结果是导致了“泡沫破灭”，最终让台湾地区丧失了提升资本市场竞争力的大好时机。
对于金融市场，台湾地区很早就有发展的战略。1983年，台湾地区颁布了《国际金融业务条例》，批准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特许银行在台湾地区设立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台湾地区成为“亚太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不可谓不高远。事实上，流动性过剩恰好为台湾地区缔造这一中心提供了有利的货币条件。但是由于台湾地区并没有针对流动性过剩条件下如何缔造这一中心提出完整的战略，甚至没有意识到流动性过剩是当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问题，而是一味地利用流动性过剩的条件，纵容股市价格暴涨，借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使台湾地区丧失了当时这一构建金融中心最基本的条件，资产市场价格暴涨暴跌，让台湾地区错失了大好时机。
据前述分析可见，台湾地区出现流动性过剩的条件有三：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台币缓慢升值和外资流入，三是经济前景向好。其中货币政策、升值步伐、资产市场深度均是可控的外生变量，只有严格控制某一项或某几项的组合，那么由资产价格上涨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的结果是可控的。但为了产业升级考虑，台湾当局对于这三项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控制，汇率上没有控制好升值方式，货币上延续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推行了强力的金融改革，但具有足够深度的资本市场依然没有建立。这些政策非但无法吸收过剩的流动性，反而导致某种程度上资产价格的上涨，进而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泡沫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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