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人》与《2001年，9月11日》中的荒原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悠久的西方文学传统中，无论是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学，还是产生于16世纪以描写城市底层生活为中心的流浪汉小说，实际上一直都存在着荒原叙事。然而，在相当漫长的文学历史时期内，荒原只是作为一个独特而典型的自然地理意象来展开和推动叙事的，“基督教文学将荒原看作是人类被上帝遗弃的具体表征”，而在流浪汉小说中，“则将它视为人被社会抛弃后的栖息之地”[1]。这一现象延续到19世纪末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里，并在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一些作品中达到了极致，他们关注和叙述那些置身于西部沙漠和戈壁、远离人群和社会的荒原体验，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种种人性特质。但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狂飙突进，还有一战的发生和结束，原生态的绿色荒原不复存在，而颓圮的废墟却无处不在，人类陷入无秩序的混沌之中；1922年，托马斯·艾略特写下长诗《荒原》，正式开启了现代文学的荒原时代，此时的荒原意象也不再独指大地的荒凉与空旷，它由最初现实可感的地理形态进而转向描述人类共存的一种普遍精神状态，其意蕴上的内化与性质上的改变使得荒原叙事从此成为一种表现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方式，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现当代作家的青睐。荒原叙事不仅在艾略特其后的创作《四个四重奏》《空心人》和《圣灰星期三》中继续展开，而且在同时代或稍后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以及薇拉·凯瑟等现代派作家作品中都有所采纳和运用。直到21世纪之初，“9·11”事件让世界再一次陷入无边的恐惧与死亡的泥淖之中，荒原时代从未过去。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中国当代诗人胡丘陵创作了一组自由体长诗——《2001年，9月11日》(以下简称为《2001》)，他在表达诗人的个体情感之余，更多地聚焦在荒原之上，新世纪人类的精神呓语和生存现状，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与思索。这组诗秉承了荒原叙事，它与艾略特的长诗《空心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与呼应，本文着眼于二者文本中共同存在的荒原叙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互文性比较，揭示各自所独具的叙述特征与思想之美，并从中发现荒原叙事在某些方面的蜕变与发展。 一、荒原记忆里的创伤与苦难 在跨入20世纪上半叶之前，文学作品中关于荒原的记忆大多来自于个体被群体所抛弃而产生的隔绝感和无助感。如果从宗教意义上来看，这个遥远的记忆恰恰象征着上帝对人之原罪的惩罚；而从社会层面来看，则是生命个体努力脱去文明束缚的外衣，重新回溯到野性、自由、本真、自然状态的痛苦尝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人们都被卷入其中，谁也无法逃离战争机器的死亡裹胁；此时，叙事中的荒原记忆已经完全不同与以往。无论是写于1925年的《空心人》，还是完成于2003年的《2001》，它们的叙事对象不再是“受伤”的个人，而是被“重创”的人类整体，这种致命性伤痛被前所未有地扩大和延伸，甚至影响到了诗人日常的现实生活，“回想写作的这段日子，与其说是时差颠倒，不如说是神魂颠倒，而且这种痛苦的折磨并未因为诗的结束而结束”，“企图通过喜爱的交响乐的欣赏把自己拉回来，然而最终未能实现”①，可见伤口之深，撕心裂肺之切。这既是二者在荒原叙事上的共通之处，也反映了现代荒原的出现对于心灵空间的逼仄和压迫。不可否认，《2001》并非是对一战的回应，而是针对发生在80多年后的“9·11”事件，正是它们在历史背景上的差异，客观地促使了两组诗歌呈现出各自相对平行的荒原叙事轨迹。首先，在叙述视角和叙述情感上，二者并不相同，这是根据叙述者所受到的创伤程度决定的。虽然一战和“9·11”事件分别把两位诗人抛掷到了荒原境地，但相比与荒原的主人艾略特而言，生活在中国的胡丘陵只是被卷入进来的一名东方外来者，“那股通过卫星传过来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来”，而“畅通的互联网被撞成/纽约的消防通道/拥挤不堪”(胡丘陵74)。因此，作为不在现场的胡丘陵，他是创伤的间接受害者，唯有通过新闻、广播、报纸等传媒手段或他人的渠道来重现当时的记忆，在《2001》第一章的第一首诗中，就以画面直播的形式还原了两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悲惨场景，第三首诗则多次不停地转换着叙述视角，分别借助“弹琴的小女孩”、“买菜的老奶奶”、“逛街的孩童”、“一向只关心农作物收成和病虫害的农夫”、“一对无话可说，即将分手的恋人”以及“分居异国的兄弟俩”和“养老院里一位朝鲜战场断腿的老兵”等七个不同叙述者的所见所闻来加以全方位的展现，然而，他们也不过和诗人一样，都置身在荒原边缘地带而已。在《空心人》里，贯串始终的则只有第一人称“我们”和“我”，这种居于荒原中心的内聚焦视角使得叙述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限制性的主观叙述，从而导致叙事的感性化倾向。相反，胡丘陵常以外叙述者的身份游走于荒原，在诗中他通过整合大量的创伤信息，抽丝剥茧，并把碎片化的记忆拼贴在一起，进行一轮又一轮地理性推理和详尽的分析，从“！”、“？”到“——”、“( )”，再到“/”和“……”，每一章作为标题的标点符号都是诗人对荒原的分段叙事和回忆的成果反馈，其流变的清晰脉络留下了客观叙事的痕迹。此外，叙述还不断地受到外界干扰，“我的那些从海中打捞的整整齐齐的诗句/也被撞倒在海里/东一行，西一行/至今，还在不知所终的旅途/到处流浪”(胡丘陵74)，即便如此，胡丘陵仍警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位诗人，在真实的作者身份与创作时的叙述者身份之间产生了间离化的交替效果，这是偏重于感官叙事的《空心人》所不具有的。第二，是关于荒原记忆的差异。在《空心人》中，叙述者“我们”和“我”都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纵观全诗没有一处提及一战，盘桓在耳旁的一直是“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艾略特117)②这般的自言自语；当一个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者脑部损伤后，会遗忘一些自己不愿意记得的事情，而这首诗的叙述者“我们”正是因为无法直面战争的摧残，才通过集体失忆来作短暂的逃避。但是稻草人的原型“老家伙”福克斯，这位试图炸毁国会大厦的暴徒却像黑暗中的阴影，时时刻刻提醒并填补着那些被遮蔽起来的曾经的苦难，成为复苏荒原记忆的重要牵引器。胡丘陵的《2001》不但没有遗忘过去，反而在第三章中记忆越来越清晰，思维也越来越开阔捭阖，想到那些“失去圣城的流浪者”、“乡村的孩子”，记起惠特曼的“草叶种子”、“雨果的悲惨世界”、现代科技的“硝烟弥漫”，以及“荒凉的阿拉伯”和中国的古代文化，在层层地叠加与混合之后，带来的却是一阵阵入骨而至的痛感，荒原里“怎么也看不到/正义的花朵/开放”(胡丘陵82)，人们迷失在记忆的路旁。 二、荒原时代的危机与困惑 一战之后，许多城市在炮火中化成一片废墟，乡村更加凋敝，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派满目疮痍的荒原景象。但在《空心人》的叙事里竟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显示，也丝毫不提生活的窘境，这是不可思议的。具体说来，主要原因在于艾略特所属的英国是战胜国，而且作为岛国，相对而言它远离了欧洲大陆的战场中心，虽然伦敦长期受到空袭的侵扰，但英国本土并未发生大规模战役，人们积极备战、储藏物资，物质尚且自足，在战后能够较快地恢复经济；而且对于诗人来说，现实的荒原完全可以通过人力和时间来加以改变和控制，与此相比，人类内心的荒芜更难以恢复，“那些已经越过界限/目光笔直，到了死亡另一个王国的人”，“在垂死之星的山谷里/在这个空空的山谷里”(艾略特120)，死亡的相关意象随处可见，“死亡”一词甚至出现7次之多，哀莫大于心死的残忍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这是根本原因所在。那么，作为战胜国的“我们”又为何会成为精神萎靡而绝望的“空心人”呢？这里的叙述者“我们”确切意义上讲是指英国人，毫无疑问当时他们就是世界的主人，在1922年英国按照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协议，夺取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使自身覆盖了地球上1/4的土地和1/4的人口，其领土遍及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七大洲、四大洋，成为了世界历史上跨度最广阔的国家。然而，这只是一种颓败前的巅峰假象，早在20世纪初，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治邦相继取得了自治领地位，大英帝国已经开始向英联邦变；且美国的崛起促使“日不落帝国”终将沦为“死亡的梦的王国”。在这片“死亡的土地”上，“我们干涩的声音/毫无起伏，毫无意义/像风吹在于草上/或像老鼠走在我们干燥的/地窖中的碎玻璃上”(艾略特117)，那些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人，自然会产生一落千丈的心灵冲击感，甚至引发精神上的崩溃，以往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资源和市场如今都分崩离析，或被他者篡为已有，命运之手紧紧扼住每一个国人的咽喉。到了《2001》里，多元化的叙述者打破了历史种族主义的思维惯式，不再只代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来说话，诗中既能找到亚洲人的担忧，也可以听到非洲人的呼喊。“9·11”事件造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安全危机，连锁反应将世界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高高耸立的二十世纪/在这一瞬间/撞得支离破碎/撒落在两度沦为废墟的地球”(胡丘陵74)；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来说，沃土随时会变成荒原，如何避免惨剧的发生成为叙事中的首要难题和困惑，第二章以诘问的方式一问到底，句句铿锵，“什么使生命成为一种疾病/什么使死变得/不可救药”，究竟“什么使人类，走到/约翰·莱斯利的尽头”(胡丘陵80)；诗人假借叙述者之口，一次次紧紧的追问，实际上是对世俗社会关于人性善恶、对错、真假、美丑等界限的划分以及认定的道德标准产生了深深地质疑。“为什么屈原的一百七十多个问号/都被拉直以后/又出现一千七百多个问号/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为什么”(胡丘陵81)，正如胡丘陵所言，即使大彻大悟，如“江淹写就他的《恨赋》”一般耗尽才华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疑问做出完美的解答。当然，由于所处时代和历史环境的局限，《2001》里的种种疑惑并不一样存在和发生在《空心人》里，作为一名心怀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艾略特代表着当时欧洲精英文化阶层，他透过一战前后社会现状的层层迷雾，敏锐地嗅到西方文明正在逐步地走向没落，“那里，是一棵树在摇晃/而种种嗓音是/风里的歌/比一颗消逝中的星/更加遥远，更加严峻”(艾略特118)，虽然它竭尽所能掩饰内部的销蚀和坍塌，仍然不可阻挡即将衰亡的历史趋势。这个难以改变的事实令“我们”所有人惊惧不已，尤其是当“在死亡的另一个王国里/独自醒来”的时候，举目望去，竟是悬崖绝壁，无路可行；文化的腐败与思想的荒原化使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意义都变得脆弱、虚无而经不起推敲，“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姆雷特之问再一次摆在迷惘一代人们的面前。 三、对精神荒原的批判及其拯救 胡丘陵以“9·11”事件作为《2001》组诗荒原叙事的切入口，其实探讨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9·11”事件本身，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全球化时代下价值观缺失的当代文明，而逐渐商品化的人心就像过期食品一样加速变质，“精密的钢材其实很粗糙/原子里有许多空隙/善良和恶毒全塞在里面/论品质，还不如/原始的石头”(胡丘陵107)，那个充满生气、淳朴善良的人类本性一步步地被贪婪、自私、傲慢、妒忌、暴怒等丑陋的一面所蚕食和取代，人的心灵日益成为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在现实生活里，它们则以战争掠夺、权力之争、金钱物欲、极端信仰等各种社会形态和物化方式表现出来，而勇敢无畏的诗人创作出强心剂般的诗句，对这些造成心理恐慌和精神绝望的荒原疾病展开逐个击破，“在无形的梦想里，任何天网/都不能隔离/上帝与孩子的联系/不论战争多么正义/任何炸弹，都不可能/炸出文明”(胡丘陵114)；或者以嘲弄的双关话语推倒崇高的虚伪假面，“耶稣啊/你最后的晚餐/还不吃完/成为多少/无辜殉难者的晚餐”(胡丘陵121)，最后，尖锐地指出“人类，是人类自己的敌人”。然而，与《2001》对精神荒原的批判广度相比，《空心人》则拥有着近乎哲学化的批判深度。在当时，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过着温柔乡的醉生梦死生活，沉浸于战事结束、歌舞升平的胜利美影之中，“相互依靠/头脑里塞满了稻草”，但艾略特清醒地知道这一切只是“暮色的王国里/那最后的相逢”，可以说他就是一位精准的未来预言家，短短4年之后整个欧洲果然沦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之中，连繁荣的美国也不例外，德国等战败国家则密谋筹划着新的战争，并很快地将世界再次卷入绞肉机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个体的“我”似乎已经有所觉察，发现“这些费尽心机的伪装/老鼠的外衣，乌鸦的皮毛，划掉的诗节/在一片田野里/移动像风那样移动”(艾略特119)，可叹的是他们竟然附和着无意识的人群，全都以“瘫痪了的力量”摆出一副“无动机的姿势”，像真正的稻草人那样沉默无声的姑息和纵容；艾略特在瞄准人们无动于衷的麻木本质之后，做出玉石俱焚的恶毒诅咒，“记得我们——如果稍微记得的话——不是/作为迷失的狂暴的灵魂而仅是/作为空心人/作为稻草人”(艾略特118)，不过，空有躯壳、没有灵魂的稻草人是无法升入天堂的，这句诗当头棒喝了那些普遍拥有基督教信仰的西方人，可以看作是对盛行的虚无主义思想全盘否定和最为机智的讽刺。在经历了个人婚姻的破裂，以及生活事业上的不如意之后，艾略特迫切地渴求心灵上的稳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驱除精神荒原的各种杂质，他遵循了西方文化的传统，把目光投向了宗教，成为一名基督徒。同时，“对他来说，但丁是一名伟大的是个巨人，他有时给他一个特殊的灵感，有时又为他的一个特殊问题提供一个圆满的答案”，作为一名诗人，“但丁成为他的引路人和精神向导”[3]，在《空心人》中，艾略特直接借用了《神曲》里的一些重要意象“眼睛”、“永恒的星星”、“多瓣的玫瑰”和“亲吻”。但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亲吻石像等行为属于邪恶的异教仪式，思想上丝毫的不虔诚也是对上帝的亵渎，不仅不能得救，而且有罪，一场针对“空心人”的救赎尚未开始，就以惩罚结束；“这里我们围着仙人掌走/仙人掌，仙人掌/这里我们绕着仙人掌走”(艾略特121)，即使时间到了象征耶稣降临的早晨五点钟，仍然无法找到这片荒原的出口，这是艾略特诉诸基督信仰却惨遭失败的有力证明。相对而言，《2001》提出了更加直观和明确的拯救目标，如题记所言，“如果你感到这寒冷的冬天有些漫长/请用我的诗歌取暖/如果你感到被撞的地球还在疼痛/请用我的诗歌疗伤”(胡丘陵71)，这组诗歌里的拯救与基督教的上帝救赎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自救，“高楼在的时候向往高楼/高楼不在的时候/我只有回家”(胡丘陵109)，胡丘陵没有固执地遵从某一种宗教教规或世俗化原则，而是在比较借鉴和吸收古往今来众多文明的精粹之后，大胆地融汇了中国儒家文化“天下大同”的和谐思想，并劝告生活在不同地域、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也读一读中国唐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以博爱爱仁、兼容并包的内涵和素养更新自己体内荒原的戾气和旧弊，以享受“到处都是，灿烂阳光”的美好生活。 美国现代学者雷蒙德在谈及荒原叙事时，曾提到过“‘荒原叙事’美学(aesthetics of the waste land)”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作品主题、写作技巧及意象等因素的整合，是对充满荒芜景象的人类生活主题的反映及美学表述”[4]。在比较文本和深入辨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国诗人艾略特的《空心人》和中国诗人胡丘陵的《2001》，二者既具有荒原叙事的一般特征，也能同中求异，各有所长，不时闪现出思想上的锐气锋芒和艺术上的匠心独运，产生交相辉映的美学效果。但从时间上来看，《2001》相距《空心人》近一个世纪之久，叙事语境早已有了今昔之别，关于荒原叙事的情节和具体内容自然会有所差别。难能可贵的是，《2001》在叙事结构和叙述手法上，不论是章节标题的符号化设置，还是多元叙述者的形象塑造，都能够不断探索并有所突破；尤其是在虚无主义笼罩下的荒原时代，它坚决地粉碎了“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的绝望魔咒，以世界主义的博大胸怀，从东方文明里寻找救“原”之方，即使有的评论者认为“他的结束其实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结束，绝对不可能通过读诗来解决社会问题”[5]，但也不可以忽视这组诗歌带来的思考和改造荒原的希望，因而，从荒原叙事发展的角度来看，胡丘陵的《2001》确实打开了一扇拥有无数可能的新世纪之门。 ①胡丘陵：《2001年，9月11日》，载《胡丘陵长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英]T·S·艾略特：《空心人》，载《艾略特文集·诗歌·荒原》，汤永宽、裘小龙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