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与储备债务系数——20年来我国外债变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债务论文,外债论文,系数论文,变动论文,负债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我国外债的绝对规模变动谈起
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外债在近20年得到了相对适度的和基本有序的发展。1985年，我国的外债余额为158.3亿美元，2005年，我国的外债余额为2810.4亿美元，20年来外债余额的年均增量为132.6亿美元，年均增幅为15.47％，与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发展变化保持了基本一致。①归纳总结近20年我国外债规模的变化，我们发现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外债规模变动的差异很小，基本上运行在一条上升的直线趋势线上。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得出的最优趋势线方程式为Y=119.21t-162.02，判定系数R[2]高达0.9539。
外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曾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积极而且重要的作用。在弥补国内资金缺口、平衡国际收支差额、优化产业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诸多方面，外债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不可否认，在我国外债规模管理和结构管理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问题，以至形成政府外债负担过重，债务风险过高，对宏观经济特别是政府财政造成过巨大压力。
在国际公认的外债管理理论中，外债规模的管理只是外债管理中的一部分，而且即使是规模管理，也强调与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因此，有关外债管理的一些“国际公认标准”都是相对化的指标。本文的主旨是对近20年来我国一些外债相对水平指标变动进行测度与分析，对我国近20年来的外债问题作出一个回顾性总结。
一国外债管理的核心是控制政府的外债负担、减轻外债风险和维持债务偿付能力，并且，在长期的外债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测度一国外债负担、外债风险和外债偿付能力的指标体系。这一套外债管理的指标体系，由一系列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指标所组成，最主要的指标是四个，即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和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②本文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对上述指标进行测算，建立它们的时间序列，分析它们的变动规律，并与国际公认标准进行比较，以分析近20年来我国外债的整体运行状况。
二、负债率
负债率是一国的外债余额与经济总规模(GNP或GDP)的比率，用于测度一国经济增长对外债的依赖程度，或一国外债的整体风险。国际公认的标准是负债率应该控制在20％以下，即20％是所谓的“警戒线水平”。
因为负债率是将外债与经济总规模结合起来分析外债状况，所以，利用负债率测算一国经济对外债的依赖程度，确实是一个较好的指标，但用它来测度一国的外债风险、外债负担和外债偿付能力却不可靠，其原因在于GDP是用本币测度的总产出，它不是一国的对外货币性债权，而外债必须用外汇偿还，所以GDP与偿付能力没有直接关系。不过，GDP能够影响一国的国际信誉和外债的国际评级，并进而影响一国的举债能力，因此，负债率指标十分重要。
在测度我国的负债率时，首先要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一是我国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计量进行过重大调整，1998年以前，我国计算的是“国民生产总值(GNP)”，1998年以后，我国计算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本文已将以前年份数据均按《中国统计提要1998》中公布数据进行了调整；二是我国外债的统计口径也进行过重大调整，比如1987年和2001年都对外债进行了重新界定，统计口径进行了一些调整，国家外汇管理局对数据做了一些处理，本文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调整后的数据为准；三是计价货币不统一，GDP以人民币计值而外债余额按照国际惯例以美元计值，本文已按当年年平均CNY/USD汇率将按人民币计值的GDP换算成以美元计值的GDP，以保证数据的可比性。
在处理了上述技术问题后，作者对1985～2005年我国的年度负债率分别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1985年以来我国负债率的运行存在以下特点：1、虽然各年的负债率数据不一致，但整体而言均运行在安全线之内。1985年的负债率最低，只有5.20％，仅为国际公认安全标准的四分之一，1994年我国负债率最高，达到17.10％，离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仍有3个百分点的差距，从负债率衡量，我国政府对外债的管理是适度的有效的；2、增幅差异较大且有所反复。不像外债余额的趋势线呈现直线，负债率的最佳拟合趋势线是一条二次多项式曲线，方程式为Y=-0.0639t[2]+1.6903t+4.3016，明显地先扬后抑，尽管没有改变整体趋势，但有两次反复；3、波动性较大，负债率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三倍多，即使最佳模拟趋势线的判定系数R[2]也只有0.8751，整体而言负债率的波动性较大；4、我国对外债的依赖程度近几年一直在降低。1994年我国的负债率达到峰值后，便是长期的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只有12.59％，它表明现在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债的依赖性在降低，当然也表明外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
影响负债率的基本因素有三个：外债余额、人民币GDP和CNY/USD汇率水平。1994年以前，人民币汇率虽然进行过一些调整，但真正大幅度的改革只有1994年一次，此后就基本固定了下来，③因此汇率因素对我国负债率的影响甚小。导致我国负债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外债余额与GDP的变动，在这一意义上说，负债率是外债余额与GDP相对变动的比率。在外债余额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近几年我国负债率的下降的解释变量是GDP的高速增长。
三、债务率
债务率是外债余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在债务国没有外汇储备或不考虑外汇储备时，这是一个衡量外债负担和外债风险的主要指标。债务率的国际公认安全标准是小于100％。
因为我国的外债余额和出口收入都按照国际惯例以美元计值，所以计算我国的债务率比较简单，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外债数据和国家商务部提供的出口数据，可以直接计算出不同年份我国的债务率水平。经测算的1985～2005年我国债务率的变动及趋势如图3所示。
图3表明，与负债率的变动轨迹类似，1985年以来我国的债务率变动也呈一条非对称的“∩”型曲线，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1、峰值不是出现在1994年而是1993年；2、从1994年开始，债务率就基本直线下降而没有太大反复。对债务率时间序列进行的最优拟合也是一条二次多项式曲线，方程式为Y=-0.3187t[2]+4.7852t+65.866，判定系数R[2]=0.8499。
对比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很明显我国的债务率也一直运行在安全区内。尽管从1985年到1993年一路上扬，从56.0％爬高到96.5％，几乎摸到警戒线，但政府在1994年还是成功地扭转了债务率的上升势头，将它降了下来。此后我国债务率就快速下降，到2005年只剩下33.63％，也就是说只有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的三分之一，说明我国目前的外债负担不重，当然也远离了债务风险。
决定债务率变动的因素只有两个，一是外债余额，二是出口规模。在外债余额呈直线趋势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债务率的变动取决于出口增长速度，如果出口增长率快于外债增长率，债务率就下降，像1994年以后就是这种情形，如果出口增长率慢于外债增长率，债务率就上升，1994年以前就是这种状况。因此，如果要缓解债务率的压力，要么削减外债余额，要么扩大出口规模，当然，后者显得更加积极主动。
不过，用债务率衡量一国的外债偿付能力其实不太科学也不太可靠，原因是出口收入在对外支付时通常会先解决进口付汇，只有在支付进口付汇仍有节余(即贸易顺差)时，其盈余才能用于偿还外债。许多国家为了缓解外债压力，通常要紧缩进口，就是这个道理。对我国外债偿付能力的评估，1994年以前就不适合用债务率指标，因为在这一段时期，我国几乎年年贸易逆差，出口收入不但不能偿还外债，由于外汇储备短缺，实际上还要利用外债来平衡贸易逆差，这正是在这一段时期我国的债务率运行在安全区，但债务储备/外债比率却运行在“紧急状态”的根本原因。
四、偿债率
偿债率是一国当年到期债务(短期债务)本息与出口收入的比率，主要用于测度一国的债务负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是25％。
短期债务就是当期到期的契约性债务，在外债余额的期限结构中，一般情况下中长期债务对当期并不形成偿债压力，它只是未来若干年的债务负担，如果只考虑当期债务的偿付能力，当然偿债率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
由于我国的短期债务和出口收入都用美元计值和公布，所以偿债率的计算也很简单。1985～2005年我国偿债率的数据如图4所示。
与负债率及债务率的变动有显著的趋势不同，我国偿债率的变动轨迹凌乱，起伏不定，虽然勉强能够拟合一条“最优”的二次多项式趋势线Y=-0.0318t[2]+0.566t，但由于判定系数R[2]太小，只有0.2172，因此趋势线没有代表性。
不过，尽管偿债率波动不定，但整体上还是运行在安全区之内，1986年，我国的偿债率最高，达到15.4％，经过调整，此后几年有所下降，运行在10％以下。不过，1993年又有回升，又站到了10％之上。与负债率和债务率从1994年起就持续下降不同，1998年和1999年我国的偿债率再一次回升到了10％，显示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外债的期限结构缺乏整体性安排，管理当局决策前后不完全连贯。当然，从偿债率衡量，现在我国的债务负担也非常轻，因为2005年偿债率只有3.07％。
偿债率的决定因素有三个：债务总规模、债务期限机构(短债比)和出口收入。因此，如果一国的偿债率压力较大，不一定要削减债务规模和进口规模，而仅仅只调整债务的期限结构，缩小短期债务比重。当然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久维持，因为对期限结构进行的调整，往往只能调整债务本金而不能同时调整利息，运行一段时间后，利息负担的加重还会提高偿债率。较深入地分析我国1985～1994年的债务状况，我们发现，维持我国偿债率在安全区运行的，主要是当时短债比非常低，有多年甚至不到10％，90％以上是长期债务。因此，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偿债率不高，债务负担不重，实际上是把债务负担和压力几乎全部留给了以后各期。④
用偿债率来测度一国的债务负担和偿付能力，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因为，它与债务率一样，使用的是出口总收入，而绝大部分出口收入要用于进口付汇，不能用于偿付外债，甚至不能为外债的偿付能力提供担保。
五、储备债务系数
如果根据我国1985年以来的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都运行在安全区之内，就判断这一时期我国的外债平安无事，政府管理轻松而有效，实际上是大错特错。本文前面已经提到，要衡量一国的外债偿付能力，负债率不合适，因为GDP并不能偿还外债，债务率和偿债率都不可靠，因为出口创汇在实际操作中要先保证进口付汇，只有贸易顺差才能用于偿债，但债务率和偿债率考察的都是全部出口收入。准确测度一国政府所面临的外债风险和承受的债务负担的，应该是一国外汇储备与外债规模的对比状况。
按照国际惯例，通常运用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指标衡量一国的外债偿付能力，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外汇储备才能最终地全部地支撑外债，是一国偿付能力的最有效保证。不过，国际上惯用的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指标是一个越大越好的指标，与其他外债管理指标要越小越好分析起来不一致，为了保持本文所有分析指标的一致性，作者使用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指标的逆指标，即用外债余额除以外汇储备，并称它为“储备债务系数”。按照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指标应该大于100％的国际公认标准，储备债务系数应该小于100％，才说明一国的财政没有外债负担和外债压力，这个国家才有足够的债务偿付能力。同样，也是参照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指标的标准，我们定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储备债务系数在100％～250％之间，这个国家的外债进入“警戒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储备债务系数大于250％，则这个国家的外债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我国外汇储备和外债余额的年度数据，作者对1985～2005年我国的储备债务系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5所示。
与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反映的我国外债一直运行在安全区不同，储备债务系数准确反映了我国外债曾经长期面临的严峻状况。图5表明，1985年，我国的储备债务系数是599.63％，外债规模已经是外汇储备规模的6倍，政府财政面临的外债负担已经很繁重，然而，外债负担的加重和外债风险的扩大还没有就此结束，1987年、1988年和1989年这三年，我国的储备债务系数均超过1，000％，外债规模是外汇储备规模的10倍以上，意味着将所有的外汇储备全部偿债，也不过能够偿还总债务的十分之一!1990～1998年，虽然整体上而言储备债务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基本上仍然运行在“紧急状态”或“超紧急状态”，我国的外债负担在这段时间的大多数年份都不堪重负。直到1999年我国的储备债务系数才解除“警报”，正式进入“安全区”，此后，得益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我国的储备债务系数就直线下降，到2005年，只有34.52％，而且储备规模巨大，进入“超级安全”区域，可以肯定，在短期内我国已经不会再有外债风险之虑。
按照储备债务系数区分外债风险的标准和不同年份我国外债风险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作出下列归纳性表格，以说明1981年以来我国外债风险的分布状况。
这是一个在现在许多人看来都不敢相信，从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都看不到，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我国的外债运行在紧急状态，政府面临的是低的偿债能力和高的债务风险。
六、我们为什么避免了债务危机
我国的外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际上形势相当严峻，在同一时期，尽管全球最严重的债务危机高峰已过，但债务问题并没有真正缓解，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包括国际金融机构，仍然是心有余悸，谈“债”色变。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拉美重债国的覆辙，成功地避免了债务危机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首先，强劲的经济增长支撑债务。与拉美债务国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同，我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是GDP更快的增长。尽管人民币GDP不能直接偿还外债，但它能够改善一国的国际信誉，提高国际债务评级，间接地支撑了债务。这是在全球债务环境恶劣，国内债务偿付能力偏低的情况下我国的外债仍然能够大规模增长而且没有发生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债务问题印证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断言。
其次，改革开放政策支撑债务。与拉美债务国举债后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同，我国将举债与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并且保证“改革开放政策保持50年不变”。尽管在相当时期内我国的出口赶不上进口而出现逆差，但出口的高速增长及增长预期还是极大地缓解了外债压力。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有力地支持了外债，这一点也很重要。
第三，资本流出控制得当。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往往不是外债本身，而是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拉美债务危机就是由于突然爆发的大规模资本外逃引起资金链断裂所致。在债务负担增大、偿付能力不足的状况下，我国一再收紧外汇管理政策，特别是对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出实施了严格管制，有效地防止了资本外流，虽然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中仍然体现有资本外逃现象存在，但这不足以加剧我国的债务问题。所以，我国的外汇管理在降低外债压力和保证外债偿付能力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工作。
第四，外债品种结构安排合理。拉美债务国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有一条原因很重要，它们的外债中国际商业银行中短期贷款比重过大。有资料反映，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拉美债务国对国际私人商业银行的中短期贷款占总债务的比重接近50％，这些贷款期限短，利率高且浮动计息，属于“硬贷款”，而成本低廉具有援助性、期限为中长期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统称“软贷款”)的份额则不到20％。再看看我国的外债品种结构，即使在外债浮荡最终的时候，“软”“硬”贷款的比重也基本相等，比如1985年，在总共为158亿美元的外债余额中，“软贷款”48亿美元，“硬贷款”49亿美元，大约都是三分之一，再比如1990年，在总计为525亿美元的对外债务中，“软贷款”147亿美元，“硬贷款”184亿美元，差异也不大。正是这种债务结构缓冲了我国当时的外债压力。
注释：
①如果没有特别注明，本文引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
②为了分析的简单和口径的一致，本文对第四个指标进行了重新定义，见本文第五部分。
③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再一次进行了调整，汇率波动更加频繁，但对本文的数据和分析没有影响。
④这里没有批判当时的政府的意思，那时候我国国内经济建设的资金缺口太大，没有外债很多事情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