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应对^*

张皓

摘要： 1949年之北平国共和平谈判，深刻影响到蒋介石的政治命运，他全力应对。在解放军兵临长江和桂系打算“局部和平”的压力下，他认为引退“寔为转危为安之唯一关键”。为了控制李宗仁的和谈，蒋介石将行政院变成引退总统的幕僚组织，将代总统变成总裁的下属，牢牢抓住权力。他注意到，中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变成民主人士而加入联合政府，桂系则企图在“划江而治”基础上组成与中共的“联合政府”。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提出对等条件表明他不会妥协，以心腹发起复职政潮表明他有能力重新出山。在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之后，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撤退到台湾。

关键词：北平国共谈判；蒋介石引退；联合政府；代总统和总裁之关系

1949年4月举行的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以何方式统一全中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新中国政府的组织体系，因而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政治走向。作为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本着战略撤退到台湾的计划来应对。虽然学术界多少提到蒋介石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关系，但并未专门分析和弄清楚他到底是如何应对的(1) 比如，张小满提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以争得喘息之机”(《毛泽东、蒋介石、李宗仁与1949年北平谈判》，《兰台世界》2015年第1期)。杨奎松以蒋介石“下野”对“和谈”的影响为例，分析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以1949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因此，本文加以探讨。

《星火》雪中驿驿长伍晓芳认定：“我们是一群四处离散又落叶归根的人/在一棵樟褶皱的皮肤和遒劲的风骨里/终于找到了彼此的血缘关系。”我真心为她的一语中的而喝彩。赣州黄金驿驿长天岩说古樟是替神活着的，“替神收集光阴，收集慈悲和预言”。

（一）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不够强烈。在当前的高中音乐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不高，由此而导致高中音乐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不好。并且高中阶段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升学压力，而音乐又是作为副科而存在，所以并没有受到老师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重视，久而久之音乐就渐渐从高中学生的视野中淡化了，最终的结果就是高中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弱。

一、转入幕后方式的考虑：引退“寔为转危为安唯一之关键”

蒋介石对引退问题的考虑可以追溯到1948年8月。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双十宣言”后，国民党内出现“和平运动”，至1948年7月更趋激烈(2) 蒋经国：《我的父亲》，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6年版，第29页。。蒋介石曾考虑和谈，但随即认为实施金圆券改革方案有一丝希望而放弃，黄炎培日记说：“文白(即张治中)说：当八月间，蒋在牯岭，正考虑议和问题，电文白与邵力子上山，忽中止，则以蒋得经济新方案，大兴奋，谓此真可以制胜，和议之取消以此。”(3) 《黄炎培日记》第10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金圆券改革很快失败，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蒋施压。9月24日济南解放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Paul Hoffman)称赞李宗仁“眼光远大”，批评蒋介石不和他说话，“也不见他”(4)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8页。。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更有人主张非蒋总统下野不可的”(5)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5页。。于是，蒋介石在“双十节”同李宗仁共进“午餐”。11月2日，二人“叙谈历一小时之久”(6)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7)，“国史馆”2013年版，第221、340页。，舆论称“已讲好某公下野出国，由某公做名义上的总统”(7) 本刊特约记者：《四方风雨会古城》，《新路》周刊第2卷第6期，1949年1月7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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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产区分布情况出以巷口镇、火炉镇、白马镇和长坝镇等乡镇为代表的部分乡镇虽然肉牛养殖的绝对数量不低，但是单位面积或者单位农业人口的产出量很少，而以文复乡、桐梓镇、接龙乡、后坪乡和双河乡等乡镇不仅绝对数量较高，其平均产出量同样很高，究其原因有二：其一这些乡镇的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高于800米，适宜肉牛生长，其二饲草饲料资源比较丰富。山羊的分布同样如此。

华东野战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22日全歼黄伯韬兵团，12月4日包围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蒋介石对引退的思考与此极为合拍：11月21日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誓言“共党目的在推倒彼个人，以使全部瓦解，彼不中共党之计”(11)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511页。，但12月4日与李宗仁面商后对美国总统杜鲁门称“愿引退‘让贤’”(12)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564页。，12月9日考虑张群“恢复和平”的建议(13) 《张群向蒋献策搞和谈阴谋》，《华商报》1948年12月10日第1页。，12月13日与李宗仁商定圣诞节“主动下野”(14)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1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但是，蒋介石仍然幻想奇迹出现，12月18日写道：“杜聿明部队能否决战，使局势转危为安，全于下一周中决定。”(15)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国史馆”2013年版，第184页。 “下一周”即12月20日至26日，新闻局长董显光强调：“所谓蒋总统已同意恢复和谈及决定和谈时下野之说”“绝对不确”(16) 《董显光否认总统同意恢复和谈说》，《申报》1948年12月23日第1张第1版。。这就宣告蒋介石不会在圣诞节引退。

桂系望蒋介石下野之心迫切。12月22日，白崇禧威胁“从速下野，否则后悔莫及”。蒋回答，桂系如能做到三项，则其“甚愿辞职”：(1)桂系“必须先有安国保民、不受奸匪欺诈之办法”；(2)李宗仁“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3)“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援救出险”(17)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216—217页。。白崇禧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强调：既然“主力兵团损失殆尽”，何谈援救！只能“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18) 贾廷诗、陈三井、马天纲、陈存恭：《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875—876页。。蒋介石指责此“实为近来所最难堪者”，认为“惟有决心下野，重起炉灶”(19)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235页。。于是，张治中、张群、吴忠信与李宗仁商定元旦“由总统宣布引退，而后由副总统随即发表一篇措辞严谨的声明，呼吁举行和平谈判，建立停战秩序”(20)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因此，李宗仁对立法院长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透露：“蒋先生也已经准备为构【媾】和而下野。”(21)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第1129页。

(3)以你底见识,此刻想一定不为他们无端所恼?你千万不可有他念,你底真诚与坦白,终有笼罩吾全芙蓉镇之一日!

12月25日，中共宣布战犯名单，蒋介石高居榜首。这“激怒了委员长”(22)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第199页。，他12月27日宣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23)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1949年2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9页。李宗仁担心蒋反悔，12月28日提出：(1)蒋“俯察舆情，顾全国本，不失其历史立场，主动下野”，李“依法继承大任，宣布和平主张”。(2)“和谈时机，宜主动迅速，务在天津未失陷、蚌埠敌攻势未发动之前”。(3)以上海为和谈地点，“宣布上海为和平都市”，“以和平人士主持市政”，“军事指挥机关及部队撤离市区，治安由警察维持”(24)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273—275页。。蒋介石警觉起来。他一则已考虑防守上海，以利运送黄金白银及其它物产；二则曾计划调胡宗南部“南下以增援蚌埠”。他认为，华东野战军“对蚌埠作监视胁制之形态，不加进犯，此殆与桂白潜约，对国军据点只用威胁，不予进占，以践其不渡江南侵入首都之议言，留为组织联合政府之余地”。他指责李宗仁“甘心接受无条件投降与毁灭国军之卑鄙行动已暴露无遗”，宣称“决心留职奋斗”(25)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191、307、273页。，对张群、吴忠信、阎锡山强调“余为国家民族计，决不能一走了之”。美国态度的变化，也使他坚定了暂不引退的决心，他写道：12月29、30两日“美代理国务卿罗维特与杜鲁门总统相继斥责共匪以余为战犯之荒谬，义正词严，并坚决表示拥护余所领导之政府，其态度显明，为三年来所罕有。此寔予桂系逆谋者以当头棒喝”(26)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284—285、306页。。

12月30日12时，新华社广播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宣布：“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27)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6页。当晚，张群带来李宗仁修改后的“与共匪言和条件”，蒋介石指责“仍不外乎叛国降匪之畴范”(28)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293、294页。。接着，他接到白崇禧“亥全”电，电文称中共宣布战犯名单目的是“继续用兵”，“恳请”蒋介石“乘早英断”(29) 贾廷诗、陈三井、马天纲、陈存恭：《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876页。。蒋介石指责桂系竟然“不惜勾结共匪”“协以谋我”(30)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309—310页。。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其要发表什么性质的文告精心雕琢。陶希圣日记说：12月24日，陶希圣奉令起草文旦文告。12月26日，陶“以文告初稿呈核”。12月27日，“文告初次稿略改。”12月28日，“草拟元旦文告二次稿请示，仍强调作战”。12月29日，“稿经改定，夜工作至四时，改从和议”。12月30日，“稿经改定后，又与张岳军先生商改。立夫来反对下野之说。夜间工作至三时半”。12月31日，“上午最后稿于十一时又略改，下午五时至六时在官邸总统办公桌上又改定数处，八时在新闻局发英文稿，十时半在中央社发中文稿，八时至十二时官邸约中常中政委讨论文告，余九时半到官邸，在候见室独坐，中文稿定稿后，余即往中央社发出”(31) 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1947—1956》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4年版，第193—194页。。可见，文告反复修改，至午夜才“修正”完毕(32) 《总统官邸竟日会议》，《申报》1949年1月1日第1张第1版。。

包括胡适在内一些人要求蒋介石“下个像从前‘罪己诏’一类的文告”(33)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蒋则强调：之所以“戡乱”，是因为中共全面“叛乱”；“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34)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49年1月1日)，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07页。。文告提出和谈五条件：“第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第二，维护国家的统一；第三，确保宪法与民主；第四，军队一体化，即全部军事力量合并为统一的国家的军队；第五，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35)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603—604页。他宣称：如果中共“确能遵守上述各点，使国家民族与军民皆能获得真正和平之幸福，则一切牺牲皆所不计”(36)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479—480页。。1949年元旦，他主持“开国纪念典礼”，“提出能战始能和之意旨”(37) 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1947—1956》上册，第196页。：“政府现在的力量仍旧比共产党强，政府因为有力量才能够主张和平……如果共产党敢来京沪和我们决战，我们一定可以胜利，绝无可疑。”(38)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第1135页。

文告的“真正涵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会接受所提的条件”(39)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605页。。蒋介石之所以这样，一方面“要求共党作确切的表示，如无诚意则必周旋到底”(40) 吴兴镛编注：《吴嵩庆日记(一)：1947—1950》，“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16年版，第295页。，一方面针对桂系而来。他强调：“蓋今日大难，不在于敌寇之共匪，而在于内奸之桂逆。故文告用意，对桂考寔多于对共也。惟有如此表示下野，方能杜绝其野心与奸谋于一时耳。”(41)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305页。司徒雷登批评蒋介石这样就撤销了先前作出的“自己引退，让副总统自由地去实行他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任何政策”(42) 《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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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与张群讨论中共对文告“可能发生之反映，及其所提和谈条件之预测”。到1月8日见中共仍“无正式之反响”，他指责中共对其“倡导和平，仅由其宣传机关谩骂讽刺”(53)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354、444页。。1月10日，杜聿明集团被歼灭。1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打天津，毛泽东发表声明，首先批评蒋之五条“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然后宣布和平谈判八条原则：“(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54)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8、1389页。八条原则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一种和平，这就是反革命分子从根本立场上向人民革命力量投降的和平”(55) 《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1945年4月5日新华社社论)，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页。，蒋介石震动极大，“一度决定下野”，但在陈立夫、阎锡山力劝“30年经验，一走就完了”下，“拟以出巡名义赴台，不宣布去职，以保留机动”(56)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2002年版，第15、16页。。他估计“各方反动派因此必将更进一步藉口共匪所提之条件，而更要威胁余下野，以便其投降耳”(57)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516-517页。。

桂系进一步施压。白崇禧调第7军驻防芜湖以东，威胁南京；策动鄂、豫、湘、桂四省“成立一坚强的单位”，“完全不受南京政府的指挥”(58) 《白崇禧策动组四省集团》，《华商报》1949年1月22日第1页。。1月16日，50多名立法委员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孙科“要求政府速派员向共匪求和”，蒋介石指责他们受桂系指使逼其“立即引退”(59)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538页。。1月17日，李宗仁派程思远告诉白崇禧他准备飞汉(60) Sir R .Stevenson to Mr .Bevin (Received , 17th ,February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9, Volume 5, Chi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1, p.104.。蒋介石下令监视李宗仁，并一度打算在引退时强迫李同他一块离宁(61) 800.00/1-2049: Air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p.57—58. 。1月20日，白崇禧在桂系骨干分子会议上宣布：如果蒋还不下野，他就在1月21日傅作义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这天通电“呼吁和平”(62)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重新做了思考：其一，虽然有人说“放弃权位，无异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但是“与其强勉维持目前难挽之颓势，徒失威信，增加诋毁与疑谤，则不如放弃权位，表明心迹。而且今日若干人民心目中以为余不下野，则一切责任皆在于余一人”。其二，毛泽东“特指出第一名战犯蒋□□一语，此乃俄共必非去余不得甘心之主张与政策，甚为明显。如奸徒必欲求和，则余必先引退之决心，不能不定也”(63)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496—497、534页。，否则桂系“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整个局势不可收拾”(64) 董显光：《蒋总统传》下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11页。。因此，引退“寔为转危为安唯一之关键”(65)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636页。。

1月19日上午，蒋介石约见李宗仁表示引退，李表示日期由蒋自行决定。蒋选择在1月20日以中华民国总统名义电贺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职之次日、国务卿艾奇逊“就职的那一天”(66)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宣布“以职权交李副总统代理”(67) 谢幼田整理：《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蒋介石1948年10月31日曾对孙科、翁文灏等人称“政府是否能避免崩溃，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决定”(68) 《蒋介石替自己算命，只望再拖三个月》，《华商报》1948年11月1日第1版。。1949年1月21日引退，恰好在三个月之内。

蒋介石自称“在原则上已作引退图新之考虑”，只是“必须出于自动”。元旦文告发表后，他注视桂系的反映。他对李宗仁说引退“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不能草率从事”(43)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339、338页。。1月2日，他对白崇禧称，两人如果“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44) 《复白崇禧总司令表示对于和平及个人进退出处之态度电》(1949年1月2日)，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377页。。1月3日，他要李宗仁劝说白崇禧“在其下野问题上不要那么迫不及待，因为李宗仁很快就要上台”(45) 893.00/1-449: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p.8. 。如中共指出，蒋介石发表文告是“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46)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1949年2月1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9页。，因此白崇禧“仍积极策划‘和平运动’，其势甚急”(47)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367页。。他强调蒋介石“要为军事失败负最大责任”(48) 893.00/2-749，The Consul General at Hankow(Calla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elegra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112. 。1月上旬，他下令“若干部队从汉口向长江以南移动”(49) 《白崇禧扣留存川军火》，《华商报》1949年1月7日第1页。。蒋介石分析白崇禧行动，要张群到汉口转达“能战才能和”之旨以及：“(一)余如果引退，彼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以免打击士气，震撼人心”(50)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420页。。白崇禧强调，如果蒋介石仍不下野，桂系军队“就不与共军作战”(51) 《张群匆匆回南京》，《华商报》1949年1月11日第1页。。蒋介石认为白崇禧要求其“‘自动下野’之心，则似更切也”(52)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467页。。但是，他认为“自动”引退之机未到。

二、两大举措：“国家大事已有安排”

虽然引退但能紧紧握住权力以指导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他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左右行政院长和关键阁员人选，将行政院变成引退总统的幕僚机构。

随着金圆券改革失败和国民党内“和平运动”呼声高涨，蒋介石考虑新的行政院长人选。如前指出，他要求政学系头子张群出任行政院长。政学系要求“将行政院改成责任内阁，似比万机握于一人更有力量”(69)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511页。。“权威人士”称：“张群内阁一旦组织成功，将含有如下两点的政治意义：(一)它将比翁文灏内阁握有更大的权力，更接近于成为中国立宪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将从蒋介石亲自处理国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将努力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责任内阁，严格根据宪法与立法院取得密切合作。它所行的政策将不像翁内阁时期那样先请示蒋介石决定，而将提交立法院通过。”(70) 《张群又将出场》，《华商报》1948年11月10日第1页。蒋介石则计划1948年12月10日召开中常会会议通过“军政改革办法”：“甲、立法院授权总统案。乙、政府改组，成立大本营，内设国务会议，延揽五院院长及各党派领袖参加，由总统任主席。丙、中政会休会。丁、推选中央各部会长。戊、政府中之非战斗机构，除必要人员移驻广州办公外，其他分遣各地工作。己、定广州为陪都。庚、全国宣布为战时体制并戒严。辛、立监两院休会与否，由其自行决定。”(71)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7)，第503—504页。于是，张群拒绝组阁，对人透露他建议蒋介石“改组本党的中政会，总统应把国事决定的责任交给中政会，集中干部于中政会”，但是蒋介石“表示太过迂缓，不足以应付目前的紧迫局面”(72)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第1115—1116页。。

传统课堂对小学生的吸引力低，已经满足不了小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所以课堂效率也比较低，为了促进小学数学的发展，提高小学数学的数学水平，必须进行教学创新。小学时期是学生培养学习能力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习惯开始养成的时候，随着新课改的到来，小学数学也迎来了改革的新时期。教学创新如果想要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在教学方法、课堂教材、教学目标等方面都要进行创新，以此来保证小学数学在创新模式下取得时效性的成果。

孙科亦曾提出行使权力，不必事事请示，但是最终“妥协了”(76) Sir R .Stevenson to Mr .Bevin (22nd December , 1948),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9, Volume 5, China. p.142.。《中央日报》强调：“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总统统率全国海陆空军’。今日正是全国海陆空军作战之时，并且民族战争不仅是海陆空军，并且是政治外交文化与武力交相为用的总体战。我们以为最高统帅之下，应有汇合全国智慧与才能而兼有军事政治性的幕僚组织，有助于政战两略的建立，并有裨于各方意志的沟通和集中。”(77) 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2月1日社论：《扩大政治团结——支持民族战争》。蒋介石紧紧抓住几个阁员，将行政院变成其幕僚组织：其一，副院长，“协助”行政院长和代总统“和谈”。蒋介石本拟张治中担任，但因张以组成和谈内阁为条件而作罢，改以吴铁城出任。吴“慨允”，蒋“为之一慰”(78)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191页。。吴铁城还兼任外交部长，时论指出“日常实际责任，可能转而落在副院长吴铁城的双肩”(79) 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4日社评：《两周来的孙内阁》。。其二，交通部长与国防部长。交通部长对于军队运输、物资抢运至关重要，蒋介石必然将该职抢在自己手中，以俞大维出任。国防部长对于蒋桂两系军队关系的处理相当重要，蒋介石以徐永昌出任。他对徐永昌、俞大维“分别予以指示”。敲定后，他将“各部会首长名单修改办法”交给孙科，孙科“允遵办”(80)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204—205页。。总之，这些人选皆蒋介石“临去时之余”的安排(81) 参见熊式辉1949年2月4日日记，载《熊式辉日记》(抄本，1943—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12月22日，孙科内阁组成，蒋介石“殊足欣慰”，称“虽白崇禧逼余下野，而国家大事已有安排”(82)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219页。。司徒雷登指出：虽然“政府内外对和平的要求正达到高潮，但没有蒋委员长的许诺，什么事也做不了。蒋委员长根据国民大会的决定有紧急权力，使他在实际上有权作一切政策的决定。内阁只能在实行蒋委员长意旨时提出建议与协助”(83)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1948年12月20日)，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887页。。孙科后来辞职时强调“组阁之命实未得到其同意，吴铁城可以作证，全由蒋先生独裁造成”(84) 《徐永昌日记》第9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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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上任后对蒋的贡献是：其一，按照商定，孙科向美苏英法四国提出“调停”，蒋介石迟迟不引退原因之一就是等待四国回答(85) 《南京加紧撤退》，《华商报》1949年1月14日第1页。。在1949年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四国拒绝后，蒋介石才于次日宣布引退。其二，反对李宗仁“愿在中共所提八项和平条件下进行谈判的声明”(86) 《新华社发表时局述评，蒋政府已根本崩溃，只剩几群亡命之徒》，《华商报》1949年2月10日第1页。。如果行政院仍在南京，蒋介石认为李会“就近运用，而利对共匪和谈之进行”。孙科乃“依照中央决议”(87)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国史馆”2013年版，第15、200页。将行政院于2月5日迁至广州，李宗仁批评孙科“故意为难”，“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88)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8、659—660页。。

在这之下，蒋介石与桂系又展开权力争夺。政学系曾告诫李宗仁既要注意“与蒋公联系”，又要注意“阁与府之配合”(89) 熊式辉1949年2月3日日记，《熊式辉日记》(抄本，1943—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虽然李宗仁曾对蒋表示“行政院长等人事相约概不更动”(90)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553页。，但是行政院迁粤使“李蒋之争已尖锐化”(91)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38页。。桂系强调，如要府院一致，就“非去孙科不可”(92)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102页。。2月17日，蒋介石称：“李宗仁既有意调换孙院长哲生，与其另找人选，协调府院，倒不如釜底抽薪，由李宗仁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93) 《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白崇禧“屡荐何应钦”(94) 《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327页。出任，李宗仁同意，而以黄绍竑“为其副”(95) 熊式辉1949年3月11日日记，《熊式辉日记》(抄本，1943—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蒋经国认为：李宗仁“提何为行政院，其目的似在利用何作为工具，而进行夺取全部政权之阴谋”(96) 《电陈李宗仁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及陈诚在台湾恐难持久》(1949年3月13日)，载周美华、萧李居编《蒋经国书信集——与宋美龄往来函电》上册，“国史馆”2009年版，第95页。。因此，蒋介石一度反对何应钦出任：“(1)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即何应钦)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宜。”(97) 《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89—790页。. 于是，何应钦表示不能充当蒋桂之间的“中间人”！他对蒋“背后掣肘”也不满，批评其“对海空军经费犹亲自批交中央领行接受，不经过部院”(98) 熊式辉1949年2月4日日记，《熊式辉日记》(抄本，1943—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蒋介石最终开出何应钦“毅然应命”的条件：其一，“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分散，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其二，“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99)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215、213—214页。。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指出：蒋桂双方“企图很明显：(一)准备再战，以何来收拾七零八落的军队；(二)仍进行虚伪的和平；(三)蒋李矛盾，李图以何分散蒋之军权，而何又较为蒋及各方面所能承认之人物”(100) 《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产业结构Moore值这个指标将区域经济划分为多个产业部门，当某一产业所占比重改变时，它与其他产业的向量夹角就会发生变化，把所有矢量加总，即可得不同时期各产业的结构变化情况。

于是，何应钦对李宗仁表示“当义不容辞”“协助和平”(101) 《何应钦有电到京，组阁事愿加考虑》，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11日第1版。，条件是：其一，在行政院与代总统的关系上，“行政院依照宪法规定，须向立法院负责，因此，行政院政策必须获得立法院多数委员之支持”；其二，外交上“对各友邦均须兼顾，俾能和谐邦交，争取外援”；其三，和谈“必须公平合理；在此限度内，当不惜委曲求全，以谋永久和平，并应得本党中央之同意。如超越此一限度，或未得中央同意，内阁即无法执行此一任务”(102) 何应钦：《为邦百年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99页。。如此，何应钦强调了内阁权力和“本党中央”对谈判的控制，蒋介石“为之一慰”(103)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226页。。在3月12日何应钦、王文湘夫妇六秩双寿之日，立法院通过何应钦的提名，蒋“特亲书‘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八字为祝”(104) 《何氏夫妇六秩双寿》，《申报》1949年3月13日第1张第1版。，《申报》称：“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曾为蒋总统手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一联，可知蒋先生对何将军期望之深，殆有类于当年孙先生之期望于蒋先生者。”(105) 《申报》1949年3月14日社论：《宁取现实主义——对何院长希望之一》。

蒋介石还继续抓住行政院副院长及国防部长两职。他以贾景德继任副院长，并安排：院长何应钦要在南京，但“政府应迁广州”，“行政院由副院长负责到穗执行政权”(106)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80页。。3月18日，蒋介石又考虑“中央政府迁往台湾之手续”(107)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268页。。贾景德属于阎锡山系统，而阎锡山正是谈判破裂后、蒋介石撤退到台湾期间的“行政院长”。可见，副院长人选的安排着眼于战略撤退。

国防部长在桂系战略撤退中“所关极重”(108) 《李汉魂将军日记》下集第2册，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247页。，白崇禧打算出任，并改革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之权力关系：“从前之国防部长仅系一事务官，军令均由参谋总长发布，新阁中之国防部长职权，将予增强，俾使全权指挥海陆空三军，以应付任何事件。部长对总统兼海陆空军大元帅负责，参谋总长对部长负责，执行各项军令。”(109) 《亲往延揽阁员人选，李代总统昨晚飞沪》，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19日第1版。蒋介石坚决反对。白崇禧见“无从继任”，乃建议何应钦兼任(110) 《李汉魂将军日记》下集第2册，第247页。。顾祝同奉命对何应钦强调其“实难兼国防部”，“务请”徐永昌“继任下去”(111)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61—262页。。于是何应钦“坚不愿任国防部长”(112)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210页。。由于国防部要务“悉由次长林蔚直接承蒋总裁命处理”(113) 《李汉魂将军日记》下集第2册，第247页。，桂系“必欲撤换林蔚次长”，蒋介石指示林蔚“必须忍耐苦撑，勿为一切威逼所动”(114)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389—390页。。

桂系本来期望“何阁成立，府院和蒋李的关系都该比前良好了，那知他畏蒋太甚，惟恐得罪，李所交办的事，几乎无一成功”(115) 《黄旭初回忆录——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离合》，第328页。。自3月24日就职后，何应钦不负蒋介石厚望：其一，协调蒋桂关系，劝说桂系“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116) 《李宗仁回忆录》，第674页。。其二，主张“划江而治”，反对李宗仁接受和平条款(117)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密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4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94页。。蒋介石称赞何应钦“坚决主张匪军若是过江，就是和谈决裂；乃拒绝共匪的条件，并发布召回代表团的命令”(118) 何应钦：《为邦百年集》，第109页。。

蒋介石采取的另一大举措，是拒绝正式辞去总统职务，强调代总统听命于国民党总裁，加强中常会、中政会对政府的领导权和指导权。

代总统职位，不仅体现李宗仁在宪法上的地位，而且反应蒋桂之间由谁来代表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在行前2小时当面交给李宗仁的下野文告中“好几处都有代总统的字样，这给人一种印象，即蒋总统并非下野，不过因故不能行使职务，由副总统代理而已，将来还是可以回来”(119)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第1141页。。李宗仁“略谦辞照签”，但随后“发现引退电内仅有‘暂行引退’字样”而“拒绝代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与张群商议，征得蒋介石之同意，将“暂行引退”改为“身先引退”(120) 《黄炎培日记》第10卷，第176页。。按照陶希圣所说，“身先引退”的含义是：蒋介石依旧是总裁，亦未辞去总统之职(121) 《今日明日》，《华商报》1949年3月9日第1页。。

因此，桂系竭力“谋除去代总统之‘代’字”(122)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117页。。2月中旬，白崇禧活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为李宗仁“正名”。合众社南京3月3日电称：此间正酝酿“使李宗仁成为‘中国的总统’，防止蒋介石再行掌权。国民党高级官员建议代总统的‘代’字应予取消，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永久退休”(123) 《南京讨论利用美援，孙科拒受八项条件》，《华商报》1949年3月4日第1页。。3月20日，立法委员许幡云提出：“‘宪法’没有‘总统’引退的规定。他要就是辞职，要求是请假，引退可不能。根据‘宪法’，李宗仁仅能代理‘总统’三个月”，因此“应通过李宗仁为正式‘总统’，藉此澄清这个问题”(124) 《拥李派夸夸其谈》，《华商报》1949年3月21日第1页。。

这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反对。蒋介石批评白崇禧：“现在系李当政，彼为李之切近左右，更应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为倡导，以巩固中央组织，建立总统威信为要！否则，上行下效，何以为人长上。”(125)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97-98页。有人认为，吴忠信辞去总统府秘书长，就是“因不同意李宗仁将‘代行其职权’的‘代行’二字换掉”(126)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069页。。CC系强调：“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到国民大会的追认，所以只好‘代’。”李宗仁批驳认为：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127) 《李宗仁回忆录》，第651页。。尽管如此，他无可奈何，在致蒋介石函中自称“职”“奉命代行主政”(128)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23页。。

毛泽东指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54)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9页。。按此，中共拒绝李宗仁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一个完整不动的集团”加入联合政府的要求，只同意那些“可以接受者以个人名义参加”(155) 893.00/1-2640: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86. 。中共表示，如果桂系走到人民一边，可以作为民主人士参加联合政府。前述达成只给李宗仁的协议规定：和平协定发表后“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1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463页。。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157)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

如何使代总统接受总裁的命令？除了“只要蒋委员长一天能指挥南京的卫戍部队和警察，他便一天握有事实上与法律上的权力”(135)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1948年12月20日)，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887页。之外，蒋介石还采纳阎锡山所提“以党领导，实行宪法，健全中央，巩固江防”(136)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36页。的建议。他以心腹郑彦棻担任中常会秘书长，以李惟果、洪兰友先后担任或代理中政会秘书长，以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权和指导权。桂系运动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提出“国民党停止控制政府”，剥夺中常会、中政会“控制政府的权力”(137) 《拥李派夸夸其谈》，《华商报》1949年3月21日第1页。。蒋介石顶了回去：“重要人事与政策，必须通过于中央常务委员会或政治委员会。”(138)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08页。

这是谈判开始前的基本情况。中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变为民主分子加入联合政府，蒋介石认为中共“利用李作傀儡，以建立所谓联合政府”和“防制余再起”。至于桂系，他虽然认为它“不赞同为共产所控制之联合政府，其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之联合组织”，但是担心李宗仁、白崇禧变成民主人士参加联合政府；洪兰友也提醒注意“李受军事压迫，或不免出于联合政府之一途，而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于是，蒋介石对李宗仁表示：只要“不投降共匪，不参加‘联合政府’”，则“应始终予以支援”(162)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7、132—133、285、78页。。

中常会所决定的原则由其所设和谈问题研讨小组拟定，而这个小组由反共分子组成：国民党元老李文范、王宠惠，太子系梁寒操，黄埔系贺衷寒、邓文仪，CC系洪兰友、程天放、谷正鼎，三青团系统郑彦棻，及原属唐生智系统的刘文岛。它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4月15日举行，决议“根据总裁元旦文告及最近常会通过关于和谈之决议，确定本党对和平问题之一贯方针，并发表文告，明确表示本党态度与立场”(143) 《关于和谈问题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4月15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治档案馆藏号：政8/168.2。。第二次4月18日举行，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宣言草稿》，送当晚召开的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通过，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声明》。

此外，散文集《绿天》、小说《棘心》等作品也被纳入了唯美主义研究视野，相关论文有：毛锦花《哀艳的笔调，唯美的爱情——试论唯美主义对苏雪林早期创作的影响》，丁增武《苏雪林早期散文的“西化”色彩》等。

对于上述两大举措，蒋介石感到满意，称“中央常务委员会加强对和谈指示及行政院各部人事皆能确定，精神为之一振”(144)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13页。。这使他有效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在4月19日召开的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张群、居正、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吴忠信、吴铁城根据“在溪口与蒋总统研究和平问题所获之结论”(145) 《政府今续缜密讨论》，《申报》1949年4月20日第1张第1版。，反对接受和平协定；张群并“谓应根据中央常会与立法院及张文白临行前曾请示总裁之原则，另拟草案提出”(146)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305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声明》强调李宗仁无权签字：“今日李代总统与何院长，对国家所负之任务实基于中华民国之宪法；而其对本党所负之任务则为执行本党之决议。”(14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声明》(1949年4月18日)，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第946页。对于有关人物的表现，蒋介石满意，并特别称赞张群、郑彦棻、李惟果等人“忧患相从，甚难得也”(148)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615页。。

11月26日，孙科同意组阁。蒋介石之所以要孙科组阁，是因为：其一，“政府已酝酿迁至广东，如孙科接任行政院长，他是广东人，必收地利人和之效”(73) 陈立夫：《成败之鑑——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71页。；其二，孙科“决心作战直至可以获得光荣的和平为止”(74) 《孙科班底已凑成》，《华商报》1948年12月21日第1页。的主张符合蒋意。二人就“和平计划”达成一致：先由孙科寻求“国际调停来再开和谈”；此步不通，蒋介石则引退暂避，由李宗仁出面“呼吁和平”(75) 《华商报》1948年12月25日社评：《粉碎孙科的和平试探》。。

三、两大焦点：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蒋介石出国问题

李宗仁就职代总统之日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中共认为他“愿意即刻开始商谈中共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以及其他七项条件”(149) 新华社社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人民日报》1949年2月23日。。但是，他反对惩办战犯，强调仅仅是承认以八条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批评中共“坚持以八条作为最后条件”(150) 893.00/1-2849: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93. 。尽管如此，他2月21日对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坚定表示了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的决心”(151)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1949年2月21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60页。。于是，毛泽东与前来“敲门”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2月24日达成了“只交给李宗仁”的协定，规定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以八条为基础进行谈判(1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页。。

蒋介石虽然指责李宗仁同意在八条基础上谈判等于无条件投降，但又非常清楚不能不让李宗仁在八条基础上进行谈判，否则不能拖延时间准备撤退。谈判开始之前和进行之中，蒋介石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联合政府的组成，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府会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1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1月6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338—339页。；二是其出国，因为这涉及到其“革命领袖”地位是否永远失去的问题。

(一)联合政府组成问题

李宗仁即便能继任总统，但作为国民党员依旧要接受总裁蒋介石的命令(129) [美]裴斐：《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蒋介石宣布引退时，CC系分子张道藩宣称：“我们只有一个政党，这就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只有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华民国；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这就是蒋总裁。”(130) 王由清编著：《张道藩的文宦生涯》，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 1月24日，国民党中央“为使全党同志洞达总裁之意旨，了解工作之方针起见，颁发指示如下：(1)总裁对于国家大计之立场，具见元旦文告及1月21日声明，全党同志应就此两项文件，悉心研讨，全力信守。(2)无论总裁之行止何在，全党同志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继续奋斗”(13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蒋总裁引退对全党同志指示文》(1949年1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940页。。2月12日，《中央日报》发表《蒋总统的心境》社论，宣布蒋介石以总裁身份指导代总统李宗仁。2月18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通电：“蒋总裁为中国革命之唯一最高领导人不容变更。”(132) 《各级党部对于和谈之意见》(1949年2月1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馆藏号：会6.3/182.2。 3月25日，谷正鼎宣称：“民主政治之特征即为政党政治，政党政治非党对政府之控制，而系党对其党员之约束与管理，党员经党推荐担任政府职务，必须忠实服从党之决议，受党纪制裁。”(133) 《谷正鼎在穗谈话》，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26日第1版。蒋介石自己也多次强调：对内，李宗仁“须对党尊重党纪，重要政策，必须提党通过后，方得实施”；对外，“余即以在野革命领袖地位，不仅对美，而且对俄亦可有所主张，此乃救国惟一之要道也”(134)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638页。。

桂系企图“在联合政府中获得与共产党相等的地位”(158) 《李代总统昨致电邀顾孟余等晋京》，《申报》1949年1月25日第1张第1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拉克(Clark)报告美国政府：李宗仁“仅能接受的和平条款是共产党保证其政治地位，其形式或者是在联合政府中保证他自己领导的桂系集团及其追随者的地位，或者按照地区自治原则组成联合政府”(159) 893.00/3-2549: Telegram. The Minister-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00. 。李宗仁通过颜惠庆提出“联合政府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量决定”(160)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接着，他进一步提出：“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并产生联合政府，惟在会议及联合政府中，国共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属于第三方面人士名额，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161)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58页。

蒋介石集团内张治中、张群也建议下野、“划疆而治”。蒋介石电召张治中11月4日至南京面商，黄炎培日记说：张“累日详陈不能再战之实况，蒋谓：‘不战将怎样？’答和。蒋谓：‘和直是投降耳。’曰：‘公可暂休。’蒋谓：‘要我下野耶！下野我绝对不出此。’曰：‘那么打不下去怎【末】〈么〉办？’蒋谓：‘败就败耳，革命军人曾怕败耶！’”(8) 《黄炎培日记》第10卷，第160页。同时，翁文灏提出辞行政院长职，蒋介石打算以张群继任。张群“允出任”，但“拟先赴美一行，与马歇尔接洽援华事宜后，再行返国出任”。蒋介石批评说：“如此，则又为时间所不许耳。且彼之最后计划，仍望与共匪和谈划疆而治，则与文白之意见相近。”所谓“划疆”，是将华北守军撤至江南，蒋介石、张治中与华北“剿总”傅作义“商讨华北弃守战略，历时甚久，迄无结果”。于是，蒋表示“划疆而治”也“为必不可能之事”(9)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7)，第370、362、370页。。11月8日，他“重申贯彻戡乱剿匪决心”，指责一些人“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10) 《重申贯彻戡乱剿匪的决心》(1948年11月8日)，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04、505页。。

所谓“重要人事与政策”须由中常会、中政会通过，主要表现在和谈指导委员会(亦称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的设置上。在中共通知谈判地点和时间后，李宗仁3月27日要求于右任、居正联名“请广东中委政委来京商谈和平方案及对策，并随时指示代表施针”(139) 谢幼田整理：《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4册，第88页。。此举未果，何应钦乃于3月31日提出设置和谈指导委员会。张群当即强调“指导委员会是对中常会、中政会负责，行政院对指导委员会负责”(140)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70页。。蒋介石一度犹豫，至4月6日才决定对何应钦所提不宜拒绝，“但应增加名额，积极监督与指导”。于是，李宗仁拟定李宗仁、孙科、于右任、居正、张群、吴忠信、朱家骅、何应钦、徐永昌、吴铁城、童冠贤为委员。4月7日，中常会在批准时规定和谈指导委员会“依据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之原则协助政府负责同志办理和谈有关问题”(141)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387、401页。，“定期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作出报告”(142) 893.00/3-1849: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p.227—228. 。

谈判4月1日正式开始后分为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组织方案、争取国民党政府签字、国民党政府拒绝三个阶段，蒋介石“如何抵制”(163)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347页。依此而来。他先是得知：中共提出按“三三制”组成，“中共1/3，排除反动分子外的国民党1/3，其他1/3”(164) 893.00/4-249: Telegram. The Minister-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p.222—223. 。接着，又得报：中共提出组织“联合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李“须前往北平，共同管理国‘共’军队之移交”(165)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385页。。他急忙采取对策，国民党中央4月7日宣布：“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下列“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1)“为保持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2)“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用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3)“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166) 《关于和谈问题之决议案》(1949年4月7日)，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第943—944页。。

毛泽东对张治中等人指出：“签约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吴忠信等皆到北平参加”；“联合政府之成立必须有相当时间，甚至须经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致社会秩序紊乱。”蒋介石指责前者“意在诱骗我五院院长前往北平，任其要挟摆布，组织所谓‘联合政府’，以便其篡夺政权”；后者“即在故意拖延时间，使我军政无形中自行崩溃，此乃共匪之最大阴谋也”(167)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20—421页。。于是，于右任表示“要我们去北平许多不便”，居正表示“我是绝对不能去，一不善讲话，二听不惯，三看不惯”(168) 谢幼田整理：《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4册，第98页。。国民党中央提出：“在宪法未依法定程序修改前，双方协议划定管辖区域，各自从事和平建设，待宪法修改后，即依宪法组织政府。”(16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前和谈声明》(1949年4月18日)，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第947页。

4月15日晚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规定：(1)和平协定签字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南京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2)“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3)“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170) 《国内和平协定》(1949年4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517页。这基本上是本着争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成为民主人士的原则来规定的，蒋介石认为中共“对‘改编军队’与‘联合政府’之名额等项条件更为苛刻”，要李宗仁“提出具体相对条件复之”(171)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37、475页。。李宗仁与何应钦联名致电中共拒绝接受：“虽然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继续负责国家行政事务，但是仅能惟中共军事总部之命是从。关于政协，政府只能在中共认为推行和平协定‘满意’的情况下加入；加入联合政府，也须取决于中共的推荐。”(172) 893.00/4-2249: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63.

综上所言，中共对于渡江和统一全中国这一点不许讨价还价，争取桂系站到人民阵营一边而加入联合政府。蒋介石分析桂系可能会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而使国民党政府“无形瓦解”(173)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340—341页。，因此竭力“破坏联合政府之成立”(174) 《电陈中共基本要求为组织由其控制之联合政府及共同发表反美声明》(1949年4月1日)，载周美华、萧李居编《蒋经国书信集——与宋美龄往来函电》上册，第101页。。白崇禧也反对接受中共的方案，认为有悖于其“划江而治”之下的“联合政府”。因此，蒋介石能够阻止李宗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二)蒋介石出国问题

桂系在“寻求合理的和平”的同时，竭力“把蒋介石的势力从国民党中国铲除出去”(175) 893.00/2-749: Telegram. The Consul General at Hankow(Calla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113. 。蒋介石对桂系表示“至少在五年内，决不出而主政”(176) 林秋敏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8)，第637页。。虽然宋美龄对蒋介石“提及倘能出国一行，亲自考察军事科学，以备将来改进军队之张本最好”(177) 《电谕希转父亲出国考察以备改进军队及家乡不安全以迁往台湾为宜》(1949年2月7日)，载周美华、萧李居编《蒋经国书信集——与宋美龄往来函电》上册，第81页。，但蒋介石决不作此考虑。

2月，蒋桂之间爆发了蒋介石复职与反复职并催蒋出国的政潮。国民党中央委员刘茂恩致函蒋介石：“钧座离京，失去重心，前途荆棘殊多，群情惶惑，惟盼东山再起，重振士气。”(178)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57页。《中央日报》“号召国民党员效法孙中山民国二年改组中华革命党的先例，重新在蒋介石领导下团结起来”，《华商报》指出“此可能为蒋介石再起之先声”(179) 《蒋介石隐在幕后》，《华商报》1949年2月13日第1页。。白崇禧则对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坎拉南(Callanan)要求美国“尽快点头向让权者蒋介石确信现在是桂系在掌权”(180) 893.00/2-1449: Telegram. The Consul General at Hankow(Calla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130. ，并对司徒雷登谈论“蒋氏离开中国”的问题(181) [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陈礼颂译，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75页。。李宗仁“坚决驳斥了蒋介石似乎还可能重返政治舞台的传闻”(182)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1949年2月21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460页。，责问“蒋先生何以至今不走”(183)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43页。？见此，国民党中央委员2月14日举行谈话会协商如何“下功夫使李副总统与蒋先生之间成立更深之谅解”(184) 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1947—1956》上册，第211页。。蒋介石考虑“国家未至最危急地步”之时“决不从政”，而“以在野之革命领袖身份，领导人民与政治党务”(185)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16页。，要求李宗仁“团结内部，放手做事，以忍耐镇静的态度对付共产党”，再次强调“在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186) 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第1146页。。

3月，蒋介石面临的压力更大，李宗仁“希望蒋先生早出国谋以早握兵(权)”(187)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73页。。《救国日报》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为标题连日批评蒋“幕后操纵政治军事”，蒋指责主编龚德柏“阴谋破坏团结，鼓励政潮”(188) 《南京〈救国日报〉被罚停刊三天》，《申报》1949年3月7日第1张第1版。，李宗仁“发纵指使，亦不能辞其咎也”。吴铁城建议蒋“早日出洋，而将国民党总裁一席，另推元老一人代理”。蒋指责“其意见之荒谬，令人难以想像，而其又对孙科院长极端诋毁，以为非推倒不可，蓋彼已为李宗仁等所买，而欲代孙组阁也”(189)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196、183—184页。。吴忠信到溪口，李宗仁公开称吴为劝蒋“引退最有力之人”；蒋指责这“尤其可痛”。张治中也建议蒋出国：“(一)可避免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之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理；(四)可增长见闻。”蒋指责张治中“实无异为共匪借箸代筹，不仅为共匪所乐意，亦且为李宗仁及其左右所乐意”(190)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228—229、363—364页。。陶希圣一方面宣称“蒋总统无复职之意，其居住则有完全之自由”(191)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204页。，一方面“主张总裁与李之关系明朗化即以在野之身支持其争取全面和平”(192) 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1947—1956》上册，第221页。。蒋介石采纳其建议，致函李宗仁称：“中总以为无论为战为和，必须内部趋向一致，共同对付敌人，乃为今日惟一领导之方针。”(193) 《蒋中正函李宗仁无论为战为和必使内部趋向一致共同对付敌人》(民国38年3月10日)，“国史馆”：002-020400-00030-016，《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国共和谈。吴铁城在遭到蒋批评后不敢再劝，称：“对于李宗仁所从事的任何合理的和谈，蒋介石都会支持。同样，如果和谈失败，战争不得不再起，蒋介石也支持李宗仁。”(194) 893.00/3-1749: Telegram. The Minister-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186. 按照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李宗仁之所以“避免了与大元帅的破裂”，是因为“取得了蒋在合适时机出国的确认——尽管这一确认是模糊的”(195) 893.001/3-2849: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07. 。

乙胺嘧啶(息疟定)25~50mg,每天1次,共5~7天,第一疗程停药后10天开始第二疗程;或螺旋霉素0.5~1.0g,每天4次,共21天,停药2周后开始第二疗程。

国共和平谈判开始后，中共努力争取桂系。4月4日，毛泽东指出桂系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196)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1949年4月4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5页。。徐永昌称：4月5日李济深派代表对李宗仁提出，“必须蒋先生出国并惩办四大豪门，限五日答复，以为谈判之先决条件”(197)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77—278页。。自是日至12日，中共鼓励桂系“勇敢地反抗蒋介石死党的意志而向人民靠拢”，强调“这是真正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道路，即被反动派骂为投降派，也不要害怕”(198) 《蒋介石死党准备卷土重来的一个铁证》(1945年4月5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382页。。蒋介石指责“共匪对李宗仁之威逼利诱，已至最后关头”(199)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12-413页。。

④明确规定供水企业、用水户、管水部门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使供、用、管水三方能够从各自角度出发自觉执行计划用水管理办法。

在这情况下，桂系逼蒋出国进入高潮。4月9日，白崇禧“声色具激”称：“要干就出来干，不要尽管天天说五年不出来，而天天在问事。”4月10日，他在“和谈问题特委会”上强调：“要打，请蒋先生出来；不，则请他走。”李宗仁要阎锡山到溪口传话：“和无希望，战则请蒋先生出来。并请致意，渠不过在谋和。如其和成，渠愿归田；如其和不成，渠拟出国办国民外交。”(200) 《徐永昌日记》第9册，第280、284、280页。 4月11、12两日，李宗仁连续致函蒋介石，称“万一和谈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退’，以谢国人”(201)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23页。。

对此，主战派再次掀起迎蒋复职政潮。4月6日，陈立夫、潘公展、谷正纲、张道藩等CC系分子云集广州“重新考虑和战问题”，组织“迎蒋团”，舆论称“如果李宗仁一旦宣布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蒋介石就会立即飞来广州，再公开恢复他的统治权力”(202) 《蒋介石及其死党继续破坏真和平》，《华商报》1949年4月16日第1页。。4月7日，以郑彦棻、陶希圣为首的“国民党首脑人物八人”秘密会议，有电称“盛传蒋介石将赴广州，主持不久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届时或将通过决议，削去李宗仁与中共进行和谈的权力”，“请蒋介石再起而领导以应付任何事变，这种计划已渐趋有力”(203) 《穗死党密议，将请蒋南来》，《华商报》1949年4月9日第1页。。

在这次政潮中，蒋介石再次表示决不复职，“唯一条件是李宗仁不要在和谈中投降共产党”(204) 893.00/4-1049: 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36、235. 。4月12日，他要求李宗仁“不失道义，对党国不失志节”，强调“吾人共同革命，事业与生命，以及历史荣辱，皆为整体，而不能有所区别”，表示“集中全党力量，健全民众组织，共同一致，拥护吾兄与敌人奋斗”。4月19日，他又强调：“中以为今日之事，莫要于团结精神，遵循制度，事事皆能以诚相见，各尽其职，如此必能使党国转危为安也。”(205) 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第427—428、474页。李宗仁回称：“必蒋总统复职始能领导作战。”(206) 熊式辉1949年4月19日日记，《熊式辉日记》(抄本，1943—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4月20日，中常会、中政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全力支持李宗仁，大元帅复职领导抵抗共产主义的问题不予讨论”(207) 893.00/4-949: Telegram. The Minister-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35. 。蒋介石就是这样处理桂系要其辞职出国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后，他宣称“和谈已告结束，反共作战继续进行”(208) 《总裁指示郑彦棻和谈结束对中共问题及今后政策电》(1949年4月2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一般档案馆藏号：一般136/44。。蒋经国高兴地称，桂系要求其父出国的论调“随着‘和谈’的破裂，而从此烟消雾散了”(209) 《蒋经国自述》，第251页。。

总结全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协调性：所有体育项目要达到良好成绩就必须要求身体具有一定的协调性。这样对动作的完成才能做到精确、有效、经济。根据羽毛球与拍面接触的原理，想要将球击出高远球效果就必须具备合适的拍面角度和速度，而速度的获取是利用下肢蹬地带动转身挺胸然后举肘倒拍做回环引拍动作，最后才是甩臂闪腕击球。而这一个复杂的动作组成，在实际使用用时不到一秒。讲究下肢与上肢的连贯配合，对身体协调性要求较高。有良好的协调性是动作合理完成的基础[4]。如果协调性不好将会导致蹬转、引拍、挥拍、闪腕等动作之间的连接不连贯而可能会错失了最佳击球点。

其一，蒋介石逐步拟定撤台计划，这是他处理国共北平谈判的出发点。英国驻华外交官获知，1948年10月对蒋介石来说是局势急剧“恶化的一月”，他见已无望维持统治而开始考虑战略撤退(210) Mr .Lamb to Mr .Bevin (Received 24th ,November , 1948)，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ume 5, Chi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1, p.254.。陈纳德空运大队队员指出：蒋介石在12月1日徐州失守后“开始认真思考他可能丢失大陆之事，并将台湾看作是一个可将政府财宝转移的处所”(211) [美]杰克·萨姆森：《陈纳德》，石继成、许忆宁译，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国共谈判举行前，他“计画以台闽为中心，浙赣(为)屏藩”(212) 参见熊式辉1949年3月24日日记，《熊式辉日记》(抄本，1943—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对他来说，“举行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213) 《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页。。

其二，为了将战略意图隐藏起来，蒋介石须从前台转向幕后，让李宗仁“暂时替他挡在前面”(214) 《龚选舞回忆录——一九四九年国府垮台前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264页。。为了日后东山再起，蒋介石精心考虑转入后台的方式。12月28日前，他曾“决定辞职”(215) 《电陈父亲已决定辞职返乡并询何时返国》(1948年12月27日)，载周美华、萧李居编《蒋经国书信集——与宋美龄往来函电》上册，第69页。，但之后基本不提辞职下野而提“引退”。在引退文告中，他强调依据宪法引退，李宗仁并非继任总统而是“作为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在蒋眼中，下野是辞职，引退并不辞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形象地称之为只是“请假”(216) 《巴大维坦白承认蒋介石仍操纵实权》，《华商报》1949年3月18日第1页。。蒋这样安排，便于回任总统。因此，桂系要求蒋辞职下野或出洋，李宗仁“正式改任总统”(217) 《电陈某方动员参议会要求李宗仁改任总统另美援之加强为再起之条件》(1949年2月20日)，载周美华、萧李居编《蒋经国书信集——与宋美龄往来函电》上册，第87页。，蒋以心腹发起复职政潮予以拒绝。撤退到台湾后，蒋宣布“回任总统职”(218) 温乐群整理：《陈果夫日记摘录(下)》，《近代史资料》总132号，第212页。。

其三，蒋介石自有“和”的标准。在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时，张群、张治中等人建议赶快和谈以“划疆而治”，蒋拒绝。他引退后，桂系一则企图“划江而治”，二则竭力逼蒋出国，在这两项前提下组织与中共的“联合政府”。对蒋介石来说，所谓“和平商谈必须达到两方面之目的，在消极方面拯救人民于战争之灾祸与恐怖，在积极方面保持国家之独立地位与民主体制，始切合国家人民之需要而奠定全面的真正和平之基础”(219) 《关于和谈之决议案有关文件》(1949.3—4)，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馆藏号：会6.3/185.3。。

其四，为了左右和谈，蒋介石发展了以党统政的党政关系。引退前，他集总统、总裁两职于一身。引退后，《中央日报》强调蒋介石的地位更加显明：“他的总统职权已依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交由李副总统代行。但是他是中国国民党的总裁。他继续领导党中同志为国民革命而奋斗。”(220) 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2月12日社论：《蒋总裁的心境》。总之，蒋介石强调了总裁的领导地位，重申了中常会、中政会对政府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代总统必须听命于总裁。这种党政关系有利于阻止李宗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Chiang Kai -shek ’s Reaction to Peace Talks Between theKmt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Peiping

Zhang Hao

Abstract : Because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Kmt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Peiping in 1949 has made a deep influence over Chiang Kai-shek’s political future, he tried his best to deal with it. Whe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eached the Yangtze and the Guangxi clique planed to make a “local peace”, he thought the retirement of his was the only way to be out of the danger. As retiring president, he took hold of the power tightly and made the cabinet become his assistant organ and acting president to be a subordinate of Generalissimo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peace talks of Li Tsung-jen. He paid attention to that CPC hoped Li Tsung-jen and Pai Chung-his to be democrats to join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on one hand, and the Guangxi cliqu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coalition government” with CPC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viding China into two parts along the Yangtze on the other. He asked the Kmt central committee to put forward reciprocity conditions to show that he wouldn’t make compromise on one hand, and ordered his henchmen to stage a political trend to show that he could come to power again. When the Kmt Government refused to accept the internal peace agreement, he thought about how to withdraw to Taiwan himself.

Keywords :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Kmt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at Peiping; the Retirement of Chiang Kai-shek; Coalition Government; Friction Between Acting President Li Tsung-jen an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收稿日期： 2019-08-16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9)12-0127-16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陈炜祺)

标签：北平国共谈判论文; 蒋介石引退论文; 联合政府论文; 代总统和总裁之关系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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