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潮论文,互动论文,之二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兽、人、鬼”（注：《兽、人、鬼》是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之后评论当时的人对此不同态度的一篇短文。）的分化、组合
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的召开，是联大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国民党不但没能阻止学生开会纪念已经不是青年节的五四，而且纪念晚会也没有如姚从吾所希望的那样，以学术讨论为限。姚从吾认为，师生经过一阵“发泄”，“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但以后的发展，则与他的预测相反，学生的活动非但无法控制，而且得到一些教授的支持。是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Henry Wallace) 访问昆明，联大教授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张奚若等人，应邀与华莱士座谈。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措辞十分激烈。以至有传言说，闻一多等人已经被教育部解聘。7月，联大、云大举行纪念七七事变座谈会，教授们又对政府提出许多批评。云大校长熊庆来力图控制局面，说了几句提倡学术研究的话，被闻一多抢白了回去。（注：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8—231页。）8月，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邀请联大、云大教授座谈。在会上，不但闻一多等激进人士对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提出质问，连国民党籍教授陈雪屏等人也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评。在这样的形势下，联大国民党的党务和团务工作困难重重；三青团正是在这一年的学生自治会改选中，失去了控制。陈雪屏、姚从吾等人在给朱家骅的汇报中承认，1944年以来，工作愈益艰难。姚从吾在10月底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情形，已经“一触即发，非常不稳”。（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一触即发，非常不稳”的字句，出自姚从吾1944年10月25日给朱家骅的信，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30，册号2。）的确，到了年底，昆明举行集会，纪念护国起义，会上群情激昂，喊出“反对独裁、拥护共和”的口号，集会之后，昆明学生继1942年“倒孔运动”游行之后，第二次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
那么，国民党是否有什么新的对策呢？看来没有。1945年3月22日姚从吾再度致信朱家骅，汇报党务工作。他的建议还是，吸收有名望的中间人士入党，而且要提拔他们为中央委员。他写道：“我与诸友商量，大家都认为：先生应与戴先生(戴季陶——引者注)，促成名流党员为中委的办法，效用有三：1.邻之薄、我之厚也。中立的名流党员多一人，即某方少一人。2.一般舆论多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应网罗名流，以新中外耳目。3.先生为中研院院长，党与学者、教育家、实业家接近，自大有功也大有利”。（注：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重点号原文就有。）这些建议继续了国民党在昆明学术界的一贯做法，可是舆论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因此要继续吸收教授入党，想来更加不易。
虽然姚从吾看到，国共之间的较量已经发展到学术界了(当时中共南方局的确派了华岗到昆明)，但其实在教授中间，他们的政治态度并没有仅仅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而是复杂多样。以闻一多为例，国民党已经把他与共产党视为一体，因为他与激进的学生站在了一起。不过闻一多的急剧变化，并不能代表多数教授的立场。闻一多在1944年7月，写了《八教授颂》，其讽刺的对象之一，是那些专门在口头上批评政府的教授，也即他的老同学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据他的另一同学梁实秋回忆，闻一多在战前，就对罗隆基与政府相对立的立场，感到反感，认为罗只是为了沽名钓誉，“逆取”干禄。（注：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4页。）而闻一多本人在邱清泉召开的座谈会上，语惊四座，提出口头讨论无用，在“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干”！（注：有人甚至回忆道，闻一多提出的非常手段，也即革命。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38页。又见Israel,Lianda,p.349.自那时以后，闻一多的言论，都是号召诉诸行动，反对空谈。）因此闻一多在1944年9月被邀加入民盟的时候，闭门不出，思考再三，长达一周，显然他对是否与罗隆基等人“同流合污”，还十分犹豫。（注：史靖、王康：《闻一多的道路》，第107页。）
教授的政治立场开始趋向一致，是在战后，以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爆发为标志，其特点是从原来学潮“同情的旁观者”，转到“同情的支持者”，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姚从吾想依赖的名流学者、国民党籍的教授。对于一二·一运动，如本文开始所说，现有的论述都倾向将之视为中共运动、组织的产物，其实当时中共在昆明虽有地下活动，但其外围组织——中共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945年年初才刚成立。据王汉斌回忆，中共党员之间，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支部。直到‘一二·一’运动后，才成立支部”。（注：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7页。）比较活跃、与政府相对的组织，是罗隆基、潘光旦、吴晗、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民盟。罗隆基在民青成立之初，还想领导它，由于闻一多的反对才作罢(闻一多的反对，亦可见他并不完全赞同罗隆基)。（注：见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收入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页。）易言之，教授已成了批评政府的主角。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大多数教授都希望和平赶快到来，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显然认识不足。他们不希望国共朝内战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一方面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同时在校园内开展各种活动，呼吁和平。他们的言行，固然与中共“反内战”的宣传相呼应，但更多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心声。1945年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要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国民党籍的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杨西孟本来同意参加，并与民盟的云大教授费孝通、潘大逵共同出面演讲。代理省主席李宗黄命令禁止会议召开，并向云大施加压力，不准会议在云大举行。云大领导屈服，会议因此改在联大举行。联大校方叶企荪同意会议召开，但认为要在动作上“技术一点”。不过，由于这一禁令，杨西孟拒绝参加。（注：《“一二·一运动”与“民青”》，《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29页。）伍启元也说，他与钱端升听说学生准备会后游行、发宣言时，也向学生自治会提出异议，学生表示妥协，答应只是演讲会而已，讲完即散。（注：《伍启元致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30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
但李宗黄等人对联大师生的“桀骜不驯”十分不满。因此一方面希望联大国民党党部操纵会议的进行，另一方面动用军警围住了联大校园，隔断了交通。集会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有数千人参加，闻一多、吴晗等人指导了会议。在钱端升、伍启元和费孝通讲演完毕之后，会议又通过了各校联合发表的反内战宣言，但此时校园周围已经响起了枪声，三青团干部查宗藩也冒充百姓，在会上发言，引起争执。讲演的教授再度与会议主席商量，要他们在潘大逵讲演之后，立即散会，学生同意了。由于交通已被切断，师生只能绕路回城。第二天，中央社居然报道说，昆明西郊响枪是因为有匪警，由此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怒，于是罢课开始。（注：此处叙述，主要据《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所载当时人的回忆，见该书第4—50页；Israel,Lianda,pp.369—372；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第76—81页。不过廖风德说，会议开始时，陈雪屏、查良钊等国民党籍教授想加以控制，但没有成功。此事看来不确，因为姚从吾在事后曾向陈雪屏、郑天挺报告会议及其罢课的情况，可见至少陈雪屏并不在场。姚信收入《一二·一运动》，第411—415页。）
从李宗黄的观点来看，他已经禁止联大集会，因此派军警骚扰，似乎理由充足。但对联大师生来说，军警粗暴干预校园学术活动、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破坏了联大一向引以自豪的传统，简直忍无可忍。即使国民党籍的教授伍启元、姚从吾，也认为引起学生罢课的主要责任，应在军警的轻举妄动。伍启元向朱家骅汇报道：“元讲后，即先退席。其后因军警之干涉，学生情绪略有不安，遂予反对政府党派之份子予以鼓动之机会，于是在二十六日联大学生开始罢课，并将学潮波及各大中学。”姚从吾的汇报要详细得多：
就常态言，此等集会，也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不意驻军因责任感重，近日又阅报，知共军阻挠国军，开入东北，义愤难抑，出而干涉。廿五日警备司令部曾召开会议，(在警备司令部)通知云大，禁止开会。因是该座谈会，即改移在联大图书馆前广场中举行。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又不意，驻军谓有匪警，黑夜在联大四周，鸣枪示威，幸未伤人，会亦惊散。联大及各校学生，事后思之，不胜愤恨。三五聚谈。次晨(廿六日)即未能安心上课。捣乱分子见众怒之可资利用也，乃临时粘贴罢课纸条，而罢课之事，竟弄假成真矣。（注：《伍启元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30日；《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28日，均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
他们两人的描述，一简一详，口气也有不同，但都说军警动作在先，过度反应，引起了学生的罢课。他们的口径，与联大领导(只有叶企荪在)隔日给朱家骅(时已任教育部长)的急电相似。该电说开会“秩序良好”，但“开会之时竟有军警在本校四周施放枪炮，断绝交通，学生愤慨，于今日罢课”。（注：《一二·一运动》，第373页。）
由此可见，教授对军警的行为表示愤慨，而并不追究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对抗禁令召开集会的行为。29日，他们发表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显示了他们与政府(自然主要是地方政府)对立的立场。这一抗议书很具意义。它显示，教授已经开始与学生走到了一起，并且他们还达成了内部的团结，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即使是姚从吾，也认为军警对此次集会，如此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是不应该的。教授们这一大致相同的立场，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书中：“近代民主国家，无不以人民之自由为重，而集会言论之自由，尤为重要……而地方军政当局，竟有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69页。）换言之，无论其政治立场是左或右，大多数教授都认为“集会自由”是大学师生的基本权利，而政府横加干涉，是“侵犯学府之尊严”。
因此，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教授都同情学生罢课的主张。像姚从吾也认为对于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他和三青团负责人、物理系教授郑华炽的希望是，尽快结束罢课。（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1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做法虽然“保守”，却也代表了大多数教授的立场。从保护学生的想法出发，教授希望学生在罢课几天以后，就可以回到教室复课了。就在教授发表“抗议书”的29日，周炳琳和叶企荪等联大领导劝导学生复课时，闻一多还自告奋勇，起来发言，要求学生不要感情用事，而应该结束罢课，另寻抗议的手段。据回忆，吴晗也认为应该复课，为此还与学生罢委会发生争执。可见，激进教授如吴晗、闻一多，也都支持学生复课。吴晗和闻一多此时都已与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们提倡复课，一度还以为这也是中共的想法。这表明，由于军警骚扰晚会事件发生突然，中共地下组织对是否长期罢课，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学生罢委会中的程法伋，尚不是中共党员，而地下党员王汉斌，则不在罢委会。所以中共地下党一开始便组织、领导该运动的说法似乎很难成立。中共地下党员郑伯克回忆道，那个“反内战时事讲演会”，由他们鼓动学生自治会组织，但在11月25日晚会开始之前，并没有罢课的打算。（注：参见《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35页；下册，第256、272—273、285等页。有关闻一多反对罢课的态度，又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335页。）因此上引姚从吾对罢课的描述，具有很大的可信度。
虽然罢委会中的一些人，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反政府的立场，但他们受到他人的批评而不得不有所改变。譬如，罢课开始时，罢委会提出的要求有：(1)反对内战；(2)美国撤军；(3)组织联合政府；(4)惩办包围联大校园的官员；(5)保证集会自由。但三青团反击，主张如果要求美国撤军，那么苏联也必须从东北撤军。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援助甚多，现在抗战刚刚胜利，马上提出反美，有不妥之处。这一反击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使得罢委会因此修改原来的要求，如改提“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等。签名表示持中立派或“无党无派”立场的同学，在600—900人之间，为数不少。（注：参见《“一二·一运动”与“民青”》，《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31—34页。另见《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民青”的回忆说持中间立场的人为六七百人，而姚说有九百人。）
由上可见，从教授到多数学生，都希图捍卫集会和言论自由，但又不想采取过激行为，因此由晚会事件引起的抗议想来本不会持续太久。但偏偏又出现一系列“不意”的流血事件，使得一二·一运动不但发生，而且延续达三个多月，成为战后学潮一个让人注目的起点。也许因为联大国民党党部已经撤销，上述校园内发生的变动，没有与昆明地方当局通气，因此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对学生仍然采取强硬的手段，号称以“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其实姚从吾在11月28日给朱家骅的汇报中，已经恳求朱和陈立夫，马上与关、邱等联系，希望他们“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附，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他还希望设一党、团、政、军的联系人，“以期有所集中”。（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
但姚从吾的信尚未到朱家骅手中，军队的“随意行动”已经开始了。11月30日，联大学生上街宣传罢课原因，遭到军警、特务殴打，引起公愤。12月1日，军警、特务居然冲进联大、云大、联大附中校园，用手榴弹、刺刀攻击师生，导致四人死亡，多人受伤。于是，一二·一运动正式爆发。这一地方当局有组织的行动，顿时改变了教授们的态度，更激怒了广大的学生，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并肩行动了数周，这在中国学运史上，可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在惨案发生以后，当然还有一些仍持保守立场的教授，如云大的何衍璇，向朱家骅报告说，他的同事费孝通、尚钺、潘大逵等人鼓动教授罢课，而他“极力反对”，而且说“查此次罢课风潮，不免因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之利用机会，如不制止其越轨行动，学校之秩序将不堪设想矣”。（注：《何衍璇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2月7日，与何持相同立场的还有留德归来的联大工学院教授宁榥，他也写信认为必须防止中共背后操纵。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但是大多数教授都采取了同情、支持学生罢课的立场。在12月2日举行的死难同学入殓仪式上，联大负责人叶企荪、查良钊等都写了沉痛的悼词和挽联。联大教授会并且决定自4日起，停课七天。一些激进人士，如尚钺、向达、周新民、吴富恒、楚图南、费孝通、费青、闻一多、潘大逵、潘光旦等，还在12月6日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上签名。（注：见《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67—170页。）其他国民党籍的教授，虽然没有签名，但从他们给朱家骅的信中，也可见其同情学生的立场。如钱端升的信中说：此间学潮之根本原因，“则确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过于操之暴烈”。而华罗庚则写一长信，详述了自11月25日到一二·一惨案之经过。他说：“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为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对于被打伤的教授马大猷，华说曾介绍他入党。他在叙述中指出，与学生冲突者为“××”。之所以用符号代替，是因为“××代表一无以名的一类人，盖消息分歧，无法证实究为何种人也。有谓‘军人’者，有谓‘特务’者，有谓‘流氓’者，莫衷一是”。（注：均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华罗庚称死亡的人士中，于再、潘琰为国民党员，但一般的回忆中则说他们是中共党员，见《四烈士小传》，《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02—106页。）这一讽刺的写法，反映了华同情学生的态度。因为教授会上，用的是“暴徒”，而“暴徒”比较空泛，不如“军人、特务”可以指出当局的操纵。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同情、支持学生的统一立场，教授们开始直接挑战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本来想息事宁人，抓了几个替死鬼，并将这些“罪犯”于12月11日枪决。12月8日，蒋介石还发表公告，号称要对事件，“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恳切希望学生能复课。同时，关麟征又自请处分，要求离职。但因为蒋的公告未提惨案的元凶是李宗黄，也没有对李进行处分，因此教授们并不满意。12月10日是蒋介石要求学生复课之日，中央社也在同一天发表消息说，昆明学潮“庆告平息”，但联大教授会则决定在是日向报界发表公开声明，指出这一惨案“实为兼代主席兼党务主任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明目张胆所共同指使”，并决定对上述人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法律上之控诉，以维法纪，亦所以平师生之公愤”。这一与政府针锋相对的立场，是史无前例的。（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24页；上册，第170—173页。前引闻黎明：《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对这一段时期教授的态度转变论述甚详，值得参考。）
周炳琳、傅斯年在处理这一惨案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甚大，值得注意。他们的身份已经与五四时候不同，他们不再冲锋陷阵，而是起了一种调停的作用。但在要求政府严办李宗黄等官员问题上，他们与学生站在了一起，因此教授会的公告，也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周炳琳是国民党老党员，在联大殊有威望。用姚从吾的话来形容，“枚荪(周炳琳字——引者注)兄才望兼备，平日虽好为高论，而处变则颇有镇压能力”。（注：《姚从吾致朱家骅信》，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惨案发生以后，姚从吾形容道：“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的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换言之，周炳琳与杨西孟、贺麟等一起，形成教授会的中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2—413页。）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大代理校长。12月4日，他以联大常委的名义，到昆明调停。他虽然无党无派，但此行任务显然是为了执行朱家骅和蒋介石的指示，让学生早日复课，平息学潮。他虽奉劝学生服从师长，但也如周炳琳一样，认为肇事者李宗黄必须离职。他到达昆明后连发数电给朱家骅并转蒋介石，指出“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实为主谋主使”；又称：“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由此可见，傅斯年虽然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希望仰赖自己的声望迅速解决学潮，但在对待李宗黄的态度上，还是与蒋显然不同。他支持集会自由，促成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报告一二·一惨案的真相，这等于否定了该报以前对整个事件所持的敌视态度。他还要求国民党中央严办李宗黄，对李“决不宽容”。（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26—27页。）事情的结果也与周炳琳、傅斯年的努力大体一致：李宗黄离开了昆明；死难学生的家属得到50万元的抚恤金；学生在20日后逐渐复课，27日全面复课。1946年3月17日，昆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殡和游行。至此，一二·一运动，算是有了一个结尾。
四 余论
不过，与其把这个出殡和游行视为一二·一学潮的结尾，还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新的开端，更为妥当。1946年以后，学潮更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地下活动的成功。但蒋介石政府的失策，似乎也不能忽视。就一二·一惨案的处理来说，昆明的师生看到军警和特务攻击校园、滥杀无辜，即使保守的姚从吾，也只能对学生罢课和教师停课的主张，不敢置一词。而国民党籍的教授中，如钱端升、周炳琳、伍启元等都开始批评政府，表示同情学生。激进人士如张奚若、闻一多和吴晗，更是言辞激烈，不过他们的号召力，在教授会中还是有限。姚从吾评论道：吴晗“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这一评论虽然出自姚从吾之口，但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据John Israel的观察，联大教授中，喝过洋墨水的占绝对多数，像吴晗、沈从文那样既年轻、又“土生土长”的教授，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和声望。而资深的张奚若、闻一多，则要受人尊重得多，但他们两人都有些“名士气”，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也没有周炳琳、傅斯年等人说话有分量。譬如那时教授会最后决定停课，而不是像闻一多所要求的罢教，就是一例。（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2—414页。有关吴晗、沈从文、闻一多和张奚若在联大的情形，散见Israel,Lianda.何兆武回忆道，联大美籍教授、中国通温德( Robert Winter) 曾评论闻一多道：“他是一包热情，搞政治可不能凭一包热情啊！”见《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37页。可见对闻一多的激烈言辞，许多人不敢苟同。保守的师生甚至把闻一多讥为“闻疯子”。）
当然，停课与罢教，其实并无实质的不同。但大多数教授主张停课而不是罢教，表明对政府还抱有希望(幻想？)，也给政府留有颜面。周炳琳、傅斯年也同样如此。他们居中调停，指出李宗黄为罪魁祸首，要求政府严办，傅斯年还向在场的师生打下包票，认为在两个月内撤李宗黄的职，一定能办到。他们如此表态，表明对国民党政府仍然颇有信心，认为凭着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一定可以说动蒋介石将李宗黄撤职，以平民愤，重建政府威望。闻一多在一二·一惨案后写的《兽、人、鬼》短文中，曾表示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注：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第7页。）闻一多不幸而言中。1946年2月，李宗黄调任新职，再度引起公愤。周炳琳在1946年2月6日曾有信给朱家骅，写道他回昆明以后，“同事相见，以李伯英(李宗黄字——引者注)撤职事如何了相问……”他继而解释道：“同事如此关心此事，是因为教授会曾议决以两个月为期以去就争李撤职之实现”，现在距离这一期限已经临近，因此十分焦急。周炳琳还指出，“孟真兄对此事亦曾作保证。弟知渠于此事之迟迟未实现，亦必焦急万分也”。（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周最后得知李获新职，想来一定十分失望。而这一失望心情，也一定为许多教授所共有。以后，重庆又发生二·一○血案，于是昆明学生在2月17日再度上街游行。3月17日为一二·一惨案死难学生出殡，又引起了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
周炳琳、傅斯年没有能让政府罢职、惩处李宗黄而使他们失信于同事和学生。李、关逍遥法外，也等于是让教授在他们的学生面前失信。从此，教授与学生的行动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阂。1946年2月底，联大半数以上的教授在一份抗议书上签名，要求苏联撤兵东三省，但学生对此反应冷淡。John Israel指出，教授与学生在政治态度上，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学生对教授在美苏之间取中立立场的态度，已经没有兴趣。（注：Israel,Lianda,p.375.此次反苏学潮，以上海的学生为主力，而不是一向激进的联大学生。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第147—177页。）这也表明，自此，左翼学生逐渐掌控了大学校园，而三青团等组织几近陷于瘫痪的状况。（注：姚从吾也写道，自一二·一运动以后，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在联大校园已经没有什么势力，而学生自治会为“反动分子”所把持，因此为了反对苏联出兵东北，只能由联大法学会和东北社出面动员学生。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此后，特别是1947年，学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不过，虽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了一些隔阂，但并不表明教授依旧相信、甚至靠近政府。如果说他们在一二·一运动中，由于相信政府而失信于学生，那么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也自然有了转变。其实，一旦教授开始不信任政府，那么在教授、学生和政府这三者的关系中，真正的失败者自然还是政府。不过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正专注于战场上的胜负，已无暇顾及那么多，而对原来一心想拉拢的教授，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镇压手段。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刺杀就是一个显例。
国民党政府对教授政策的改变，也表现在对他们的经济待遇不像以前那么关心，或者无力、无心顾及。抗战胜利以后，教授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而且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据当时人的回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充当小学教师，或者找到一份政府机关的工作，即使是一名练习员，其收入也高于教授。（注：闻黎明对教授的经济困窘状况多有描述，见氏著：《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60—169页。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不少大学校长和教授写给朱家骅的信，提到教授待遇之低下，并视其为学潮风起云涌的原因之一。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9，册号3。）陈永发提供了一些数据分析：
1946年物价涨了15倍，1947年涨30倍……在这个物价加速度上涨的时代，薪水阶级的处境最为可怜……抗战期间，大部分知识分子被纳入政府体制之中，变成“受薪阶级”。内战期间，虽然政府针对大学教授所得有所调整，但其所得仍然只是战前的6％—12％水准，而且每况愈下，根本难以维生。当时许多大学生也靠政府津贴渡日，在钱不值钱的时代，无法维持起码的伙食。虽然他们的生活比起士兵要好多了，但是比起过去却是越来越糟。由于知识分子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加上过去学生运动的传统，于是成为反政府的先锋，学潮更是频频不断。（注：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439页；另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第264—308页。）
换言之，虽然学生发动学潮，成为批评政府的急先锋，教授由于同样受到生活的煎熬，他们对政府也愈来愈失望。1947年，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可见当时教授心态之一斑：
今日全国政治经济混乱到这样地步，我们发出这呼声，心中抱着无限的沉痛。我们担当着教育中华民族现代和下一代儿女的责任，也负荷着以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改造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使命。在这两项意义下，八九年来，我们渐渐深切的痛感政府对于文化、教育、学术措施之错误与用心之难测。抗战中，为顾全大局，我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有忍受之必要，复员后的这一年，我们期待着政府政策的改变。然而，时至今日，已忍无可忍。
在宣言中，他们指责“政府机关的若干大小主管人员，若按照其薪津的净收入，亦当与文化教育工作者大致相同，应久已不能一饱，但他们却有各种巧妙的公费开支的方便之门，使公私经济搅成一片，形成骄奢淫逸的‘朱门酒肉’生活，甚者任意营私舞弊”。最后，中央大学教授提出数项要求，其中包括教育经费不得少于全国总预算的15％；各党派和青年团的训练经费，不得由教育经费中开支；教授薪津应依照物价指数发给等等。（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3。）
总括起来，教授的不满情绪主要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的高教政策不满。如果说在战争期间，教授们还愿意与政府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那么在战后他们开始抱有重建的期望，这种期望却很快为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打内战的做法，扫荡得一无所存，而被极度的失望所代替了。其次，教授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十分敏感。他们的失望也与此有关。（注：吴晗在为史靖、王康所著《闻一多的道路》所写的序中，用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亦可见当时人的心情。曾受国民党器重的党员教授王赣愚，也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感到不满，指出每个人都必须公平地承受苦难。见Israel,Lianda,p.353.）因此，在1947年，学潮汹涌澎湃、此起彼伏，这固然与共产党的推动有关，但教授的同情甚至鼓励显然也不可忽视。至少，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反饥饿、反内战”，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教授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不但自己感觉到，而且社会也认为他们已经成了国民党政府政策的“牺牲品”。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高层对学界的政策也加以全面调整，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于是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而是变得左右(国共)针锋相对，而中间人士产生分化。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党逐渐孤立，人心思变，以至在它撤退台湾的时候，不但民盟的吴晗、罗隆基、张奚若、潘大逵、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决定与共产党一起，共同建立新中国；许多国民党籍的教授，如已经左倾的钱端升、杨西孟、李广田等人决定留在大陆，甚至曾与政府一度十分靠近的冯友兰、周炳琳、雷海宗、罗常培、贺麟等人也都没有选择离开。无党无派的名流教授选择留在大陆的更多，如汤用彤、顾颉刚、陈寅恪、金岳霖等。国民党之大势已去，从它与其党员的关系中，可见一斑。而这一关系的疏远和恶化，则从抗战后期的学潮中，也即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经见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