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然[1]2018年在《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明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设立,明确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中国将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将为诸多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空间,比如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钢铁产业。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延伸,我国已经出现了众多大型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集团是市场化驱动及国家改革条件下的产物,其对于一国、乃至全世界都扮演着重要的影响力角色。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1.4亿吨“地条钢”产能,在国家倡导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减杠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政策背景下,钢铁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钢铁行业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由于子公司和分公司众多,管理难度巨大,由此对于企业集团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对集团的财务管理方面。基于此,本文从价值链和兼并重组的绩效视角入手,通过时间(事前、事中、事后)和空间(横向价值链、纵向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两个维度来研究钢铁企业兼并重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国内关于财务整合的研究,归纳出集团企业的组织结构特点与财务整合的关系,介绍了集团企业通常具备的3类财务管理方式:分权式、集权式以及混合式财务管理方式,提出财务整合的方法,涉及财务目标整合、存量资产整合、成本管理整合。然后总结了国内关于兼并重组绩效的研究,梳理了财务指标、股权结构在重组绩效研究中的影响情况。接下来通过整理国外关于兼并重组的研究现状,归纳重组理论并进行理论视角下的探索,通过文献分析评价影响企业兼并重组后绩效的因素。展开描述了绩效评价相关理论及企业兼并重组的相关理论,对包括委托代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重组效率理论、多元化经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整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问题,从钢铁企业重组事前决策,重组事中整合,重组事后决策方面对兼并重组以后的绩效评价展开分析。结合价值链理论和并购理论来研究钢铁企业兼并重组问题。最后开展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绩效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合并后企业绩效评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综合得分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钢铁企业绩效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程度。文章将通过对兼并重组后企业的绩效分析,归纳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合理的对策建议。同时分析概括了研究的主要成果,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解决办法,详细分析了研究存在的不足、未来研究的方向以及会取得的成果。
马骏[2]200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活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证券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虽然从20世纪50、60年代起，西方学者对资产重组的研究浩如瀚海，并已形成一些较为成熟的方法和结论，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活动在运作机制、股权结构、法律环境待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现阶段。鉴于国内学者对资产重组的研究以理论探讨和案例剖析为主，而定量研究较少，本方拟从资产重组绩效的角度，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重组的实质性内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市场法规制度的完善对其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资产重组是否改善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市场对重组事件的反应如何，是本文实证研究的两个方面。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不同资产重组类型在重组公告日前后各20日内的超额收益率，发现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场从总体上对上市公司重组活动表示认同，重组事件得到市场的积极反应；公告日之前股价就已经做出了充分反映表明上市公司的重组消息在公告日前已被提前释放出来，我国证券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内幕交易行为，公告日公布的信息已不是新信息；累计超额收益率在公告日前基本呈上升趋势，在公告日后继续上升，在时间窗口将结束时才开始平滑缓慢下降，说明市场对重组信息有所反应，但反应滞后，对重组信息的消化时间长，公告日后买入股票仍可获得超额收益，市场对重组消息的反应无法证实市场是半强式有效市场的假设；对不同重组事件检验发现，资产置换、股权转让、资产剥离都有良好的市场表现，且三者之间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差别并不显著；资产置换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重组事件的平均水平，公告日后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并没有出现回落，不存在市场过渡反应的现象，表明在各种重组方式中，市场对资产置换方式有着最高的认同度；兼并收购类的重组事件虽然在41天的时间窗口有持续的正累计超额收益率，但市场反应不显著，累计超额收益率低于所有重组事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市场虽然对该类并购公告有所反应，但是其反应程度并不大。接着本文以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业绩综合评价体系，以检验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公司重组井未使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业绩出现实质性的变化，资产质量并未得到提高。 实证研究只是揭示一种现象，反应的是一种相关关系，要想深刻解释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还要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和上市公司现实状况来分析目前资产重祖绩效不显著的影响因素。＿ 本文从上市公司自身因素、股权结构、关联交易、行政干预、法规体系、资本市场效率、中介机构等七个方面阐述了目前影响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因素。在目前我国公司重组实践中，有相当比例的上市公司把重组当作盈余管理的手段，通过虚假的重组，制造利润，粉饰财务报表，以达到保配保壳的目的，或者内外勾结，在二级市场上炒作牟取暴利：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股权过度集中的这种特殊结构，严重影响到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并引致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缺陷。这种制度的缺陷容易衍生经营者道德风险，最终导致目前以国有股为主导的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十分严重。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会对公司的重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其重组业绩；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一大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但这些关联交易存在着大量偏离市场交易准则的报表性重组，即通过资产评估增值、资产并购日提前、成本法与权益法的会计核算不同、假合资带入利润等多种突击重组形式，实现利润转移和财务包装。这一方式显然违背了资产重组的本源意义，扭曲了资产重组的资源配置功能，并不会给重组公司带来长远的重组效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上市公司重组相比，中国上市公司重组行为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和计划经济痕迹。政府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资产重组行为的干预，更多的体现出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体现为地区特点而非行为特点。在政府干预下，资产重组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目标而非企业的需要，重组行为是否与公司发展战略相一致，能否产生管理协同效应，能否产生生产协同效应就值得怀疑；我国证券市场上资产重组有关的法规体系不健全，虽然几经周折《证券法》得以颁布，但目前有关证券市场的许多法规、政策都是在“暂行办法”、“暂行条例”的形式出现，带有过度性色彩，政策法规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信息披露不完善和股价信号功能扭曲。市场效率低下必然使重组绩效大打折扣；由于缺乏企业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资产重组很难按完全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而往往由政府机构或行政性的公司来代行，资产重组中的“拉朗配”的现象普遍存在。 2
金桩[3]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企业资源重新配置的一种手段，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一直是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值得关注的事项。自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的12年中，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规范到规范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无论是重组次数还是交易金额都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作为在我国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经济行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究竟有没有给参与人及社会带来效益?效益的大小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企业今后资产重组行为模式的选择，也将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从资产重组绩效的理论、实证和制度分析三个层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制度根源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包括对资产重组定义及分类的探讨、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现状的描述以及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实证研究的述评等。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资产重组绩效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总结出资产重组绩效的理论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新古典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协同效应理论分别作了理论和应用分析。 第三章从产业结构调整和公司治理改善两个方面探讨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特殊功能意义，并从融资地位、控制权收益和政府意图等三个方面着重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特殊目的。 第四章分别采用事件收益分析法、基于因子分析的综合财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绩效做了综合研究。 第五章分别对资产重组的四种主要方式，即股权转让、收购兼并、资产置换和资产剥离与所拥有股权的出售绩效做了实证研究。此外，本文还对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两种创新方式，国有股回购和换股合并做了实证研究。 第六章主要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从产权制度、法律环境、信息披露和政府行为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制度环境做了深入分析，并得出我国现存的制度环境是影响重姐绩效的根本原因的结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绩效是低下的。事件收益分析和综合财务分析均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只产生了非常短期的绩效。同时笔者发现不同的重组方式之间，重组绩效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2.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有关资产重组活动参与人的目标异化和行为扭曲是导致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 3.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尽快完善有关资产重组的法律法规，纠正现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不同方式采取分类引导和规制，使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活动在规范中健康发展。
张军[4]2003年在《企业成长的系统控制论》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基本理论硬核的历史变迁为出发点，回顾了经济学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并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后斯密时代的“管理人”以及基于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自由人”假设，作为划分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认为贯穿这三大人性假设的主线是“自由”原则，而经济学研究范式变迁的实质则是对不同“主体自由”的扬弃过程。通过揭示各种人性假设与其产生的社会实践背景间的关系，提出了应当以“知识人”假设作为构建当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人性基础。论文在此假设前提下，并以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工具，对企业本质及其成长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 论文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个“知识人——利益协同体”，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表现为“一个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在一定物化资本配置格局中的特别合约”；企业成长的动机是“知识人——利益协同体”在外界竞争压力的作用下为求得自身发展的一种本能冲动；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企业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物流、能流、人流以及信息流的交互作用，从而实现自组织和自演进的自然系统过程；企业在与外界环境持续进行物流、能流、人流以及信息流交换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经济场”；影响企业成长经济场有效运行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职能演进、市场环境演进以及产业技术演进等)和内部组织因素(包括资本聚量演进、组织结构演进以及企业制度演进等)，将以上影响元素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企业成长的六维坐标图体系；在内外部影响元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成长一般将历经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资本经营→规则经营的发展阶段；在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一般会有所差异，因此，企业成长战略的侧重点也将伴随着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要求而有所调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认为，引导企业健康成长的向导是战略管理，并对战略管理的内涵与理论变迁、当代企业战略联盟与企业成长以及构建中国企业跨国战略联盟的原则与建议进行了研究.在产品经营部分，论文对企业产品经营的内涵、150认证与产品经营的关系以及中国企业培育产品核心竞争力的路径展开了详细论述。在品牌经营部分，论文通过对企业品牌经营的内涵与决定因素、品牌经营战略、品牌经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品牌经营战略的具体措施。在资产经营部分，论文对企业资产经营的内涵与地位、资产并购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重点研究了中国企业资产并购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在资本经营部分，论文就企业资本经营的内涵与地位、资本经营的原则与方式展开了系统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经营绩效进行了全面剖析，针对当前中国上市公司产权资本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从企业角度、市场角度和政府角度，提出了推进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经营良性运行的策略。规则经营是企业成长的臻境，也是21世纪企业成长战略的最新发展动态。在此，论文首先对企业规则经营的内涵和运行环境进行了创新性分析:其次对企业规则经营的基本理论做了必要阐述;而后重点研究了企业规则经营的方式与相关策略;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企业从事规则经营的系统应对方案。
顾兵[5]2003年在《企业兼并与重组中的会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讨论了企业兼并与重组中的若干会计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法与改进意见
周立群, 甄荣军[6]1996年在《关于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中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九五”期间,企业兼并、破产的力度会加大,企业资产的重组是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优化资本结构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体制转型,建立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必然趋势。在企业兼并重组中还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难点和理论上的分歧,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梳理和探讨。
辛国坤[7]2009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并购是公司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也是公司快速成长的途径之一。通过并购能够实现公司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公司资本的低成本、高效率扩张。但由于并购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很多并购未能实现并购的预期目标。在我国,随着证券资本市场的日益完善,股票市场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如何通过各种并购方式来实现公司业绩的迅猛增长,提升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也成为公司管理层关注的主题之一。但是并购是否真实地为股东增加了收益,为公司创造了经济效益,为社会带来了价值呢?实践界和理论界说法不一。因此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转轨期这种特定背景下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各界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对并购价值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从总体来看,并购价值的效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时期,并购市场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需要加强对公司并购活动的研究分析,而其中的关键就是研究并购活动是否给公司创造了价值。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公司价值角度1入手,运用经济增加值(EVA)的理念和方法,围绕并购活动是否有利于提升并购方企业价值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旨在为我国公司并购决策提供可行参考建议。作为研究公司价值增长的经济增加值指标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方法的优势：较为全面的反映了公司的经营业绩,修正了公司净利润短视性,且具有将股东利益与公司决策有效联系在一起的优点。本文主要研究并购活动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由哪些因素影响并购绩效。从内容上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叙述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现实意义,进行国内外并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并进行简单评述。在我国,随着1989年《关于企业并购的暂行办法》的颁布和1992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企业产权重组等产权制度改革便由上而下推行下来,企业并购活动也日益增多。有必要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研究,并做出合理的解释。第二章公司并购的内涵与相关理论,对公司并购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并详细阐述了国内外的各种不同并购动机,结合我国的并购事件的具体现状及新特征,总结出当前我国并购动机的特殊性。主要包括：政府干预过多、多利益方资源的整合、应对国际竞争等并购动因。第三章公司并购绩效评价方法的比较与选择,系统地介绍前人研究公司并购绩效的各种方法,提出经济增加值(EVA)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及其优点。主要对经济增加值的基本概念、计算过程和改进方法进行阐述。第四、五章基于EVA指标体系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验证相关结论,并提出建议措施。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从多个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选取样本,构造模型,以经济增加值(EVA)为评价指标比较不同因素对并购前后收购公司的绩效影响。以2006年在沪、深两市发生并购活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计算了并购方公司在2004-2008年即并购前两年、并购当年及并购后两年的EVA值、EVAPC值、EVA*值等,通过西方学者Healy, Palepu和Ruback在研究并购事件绩效时所使用的主要回归方程模型对各公司并购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①并购事件对收购公司的绩效有负影响效应,在我国,并购的目标公司被收购时其经营绩效一般都比较差,还经常有负债,所以短期必然会对收购公司的绩效造成负面影响。②公司采用不同的收购方式对公司绩效有一定的影响,收购资产类的收购公司可获得正的经济增加值影响效应。相对于资产收购,股权收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一旦目标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佳,收购公司可较容易地将目标公司的股权再度转让,这对收购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有利。此外,有些收购公司在收购这些股权后成了目标公司的最大股东,他们在作经营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到目标公司的发展,而且也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收购股权类的收购公司能比收购资产类的收购公司获得更好的绩效。债务重组多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当目标公司已负债累累,业绩低下而经营难以为继,甚至达到破产的地步时,为了解决就业需要及社会影响问题,政府部门有可能出面将这些企业转给其他企业,收购公司接管后必定短期内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③股权比重最大为自然人股的收购公司、比重最大为发起法人股的收购公司经并购后,经济增加值均获得正的影响效应,而控制人股权种类为国有股份和国有法人股份的公司经并购后其经济增加值为负效应。其中获得经济增加值效应最好的公司为控股种类为自然人持股类的公司。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完善,效率较高,另一方面相对与发起法人股企业,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比较低下。从总体业绩上看,股份制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对最好,次之为发起法人企业,国有企业业绩最差。结合并购创值理论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提高并购绩效的措施及建议：第一、并购动机应该符合公司主业和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及注重并购后有效整合；第二、企业资产重组的形式应多样化,选择适合公司自身的并购方式；第三、逐步规范公司并购中的政府干预行为；第四、建立健全广泛畅通的融资渠道模式,加大监管力度,营造良好的并购外部环境。本文的不足之处：(1)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它的局限性,EVA指标体系也不例外。EVA方法有其理论上的优势,但是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本文只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评估并购的价值效应,希望能有新的发现。(2)本文对并购绩效研究的窗口期是从并购前两年至并购后第二年,在这个窗口期内,样本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受到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由于未能在一个完整经济周期内考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因此本文得到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也可能受到窗口期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而低于真实水平。(3)企业并购后的绩效变化,除了受到并购活动本身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宏观经济、行业发展状况、并购前企业特有绩效的持续性等因素。所以本文仅是利用一种新的方法去克服这些不利影响,但是并不完美。(4)并购动因对影响公司绩效机制的探讨,特别是对并购动因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仅是一个初步探讨。(5)本文筛选的个股案例数仍然较少,会影响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李瑞海[8]2005年在《产业效应视角下中国企业兼并问题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兼并(Mergers & Acquisitions简称M&A)是公司重组的重要形式,对于国家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我国的企业兼并活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出现,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步伐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呈现出逐渐加剧的趋势。企业兼并作为一种企业要素资源调整的重要方式,对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应当注意到,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兼并活动具有特殊性,如:兼并活动中短期行为和投机性行为严重,虚假兼并和财务性兼并活动较为突出,这必然影响我国兼并活动的实际效果,甚至掩盖了兼并的实质性经济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从产业效应视角,以经济效益问题为核心,通过严格而科学的筛选,选取了1994年到2003年期间1000个左右的企业兼并样本,从多视角研究了兼并企业的经济效益,如:不同兼并主体(主并方和被并方)、不同参照系(大盘和板块因素)、产业效应(产业类型、产业周期和兼并类型)、时间效应(短期、中期和长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在时间跨度、问题的广度和宽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研究,从而有利于全面和科学地认识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企业兼并活动,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第一章简要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企业兼并的概念、模式和经验;并结合我国企业兼并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本文研究的几个关键性问题。(2)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企业兼并现状和阶段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并重点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兼并的宏观因素和产业因素。(3)由于企业兼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所以本文运用大量的篇幅来研究企业兼并的经济效益,第三、四、五章分别运用股价绩效法、财务绩效法和数据包络算法(DEA)评价三种手段,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兼并的经济效益;同时,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还具有依次递进的层次关系,股价绩效研究法下的结论通过财务绩效法得到进一步阐述,而数据包络算法评价则是对财务绩效法所发现的报表性重组嫌疑结论的确认。(4)鉴于企业兼并的经济效益较差的事实,且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的兼并活动是追求产业效应,而国内的企业兼并活动却快速增加的事实,第六章针对兼并动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我国兼并的两元动机理论,即在正常体制条件下追求规模化和效率化经营,而在转轨体制特定条件下追求局部和短期利益最大化;并就产业链视角的兼并动机问题进行了分析。(5)第七章分析了通过兼并活动达到规模化和效率化经营的必要性,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和成因,认为我国企业通过兼并活动追求规模效应具有紧迫感,并就转轨经济时期规模效应和社会福利改进的一致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选取四个典型产业进行了案例研究。在上述研究内容中,本文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借助产业经济学、统计学、财务会计和数据包络算法等相关工具,基于过去十年企业兼并的数据和资料,通过大量的数据运算,针对我国企业兼并产业效应的时机、动机、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主要创新性包括:(1)企业兼并时机的研究。在宏观层面,我国企业兼并活动与宏观经济和经济自由度具有正相关性,而与股票指数的相关性较弱;在产业层面,资本密集型和Tobins’Q较高的产业发生企业兼并的频率较高,而产业成长性和产业收益率对兼并频率没有影响。(2)企业兼并动机的研究。我国当前的企业兼并具有”两元”动机,一种是在正常体制条件下追求规模化和效率化经营,这可以视为是一种战略性动机;第二种是在转轨体制下追求局部和短期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战术性动机;由于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所以政府应当结合市场经济规律对企业兼并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以引导兼并活动达到追求产业效应的目的。(3)企业兼并经济效益的研究。在事件研究法下,短期股价绩效较好而长期股价绩效却较差,横向和纵向兼并的股价绩效较好而混和兼并的股价绩效较差;从产业特征来分析,市场集中度高、高新技术产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主并方的股价绩效较好;进入壁垒较高产业被并方的股价绩效较好。在财务绩效研究法下,兼并企业的财务绩效在兼并当年迅速改善,而在兼并后一年却显著下降,在兼并后短期内财务指标的迅速变化说明兼并企业存在报表重组的嫌疑,其中被并方尤为明显;借助DEA方法对兼并企业效率评价的结果证实了被并方企业具有特别明显的报表性重组特征。(4)企业兼并社会效益的研究。针对我国企业规模较小,而效率差别较大的现状,通过非对称市场结构模型和产业链视角的兼并理论分析了兼并活动的社会效益情况,并就产业链视角下的企业兼并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选取了汽车、家电、钢铁和啤酒等行业进行了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既可以检验兼并理论,又可以指导兼并实践,对于实践性很强的企业兼并问题,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创新点:(1)企业兼并产业效应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a)兼并时机方面,资本密集型和Tobins’Q较高的产业发生企业兼并的频率较高;(b)兼并动机方面,分析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战术性动机和追求产业整合的战略性动机;(c)兼并经济绩效方面,分析了影响股价绩效和财务绩效的产业效应因素;(2)企业兼并的经济效益研究。本文即研究了兼并的短期效益,也研究了兼并的长期效益,认为兼并的短期经济效益较好,但长期经济效益却相对差,这不仅表现的股价绩效上,也表现的财务绩效方面;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文从过高的控制权转移收益和财务报表的虚假性重组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3)企业兼并的转轨经济特征研究。从我国企业兼并活动与发达国家企业兼并活动的对比来看,认为我国处于西方第一次兼并浪潮过程中,且具有明显得转轨经济特征,这种特征在兼并时机、动机、经济和社会效益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总之,本文从我国企业兼并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转轨经济时期企业兼并活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这即有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企业兼并活动,同时也有利于合理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刘彬[9]2001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资产重组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涉及面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一种经济活动，而且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和更新的方式向纵深发展。其中，资产重组中最彻底、最高级、最主要的方式——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显得最为引人注目。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从理论的角度阐明其概念与本质，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其背景与模式，从发展的角度探讨其问题与规范，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分四个部分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研究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的一般理论。文章认为，资产重组尽管表现为资源的重新配置，但在本质上是企业产权的流动。正是企业产权关系的变化，以及由这一变化所引起的企业财产关系、法律关系和相应管理控制权变化才真正构成企业重组的内在规定性。企业重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合理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强化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本文还从国际借鉴的角度，剖析了美国近百年来的五次重组浪潮。 第二部分：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的背景、动因及模式。文章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有着伟大的时代背景。透过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创新的深刻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至于引发它的动因，作者认为是资本吸引资本规律作用的产物，是市场竞争规律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上市公司效益的迫切要求，也是对证券市场融资功能追逐的手段。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要约方式，二是协议方式。根据采用手段的不同，我们可将其分为十种模式：国有股的无偿划拨、国有股的有偿协议转让、法人股的协议转让、法人股的拍卖、国有股和法人股同时协议转让、间接收 购、合资经营、债转股、股权市价收购、协议转让与要约收购并用及表决权信托 与委托书收购。相对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购并型资产重组，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 变更型资产重组也表现出特殊性：控制权变更实际上多数是国有股权或法人股权 的转让，大多数的资产重组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牵线搭桥和具体组织实施的，并主 要通过场外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第三部分：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在实践中走过了艰难历程，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但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我国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本身也 处在起步阶段，尚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企业产权不清晰，众多股份不流通，严重 制约着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重组中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越位行政干预过多： 部分上市公司重组目的不明确、重组动机不纯；重组方式落后，部分重组行为混 乱；控制权变更后战略不明确，重振上市公司工作不力；资产重组的法制不健全， 环境不宽松，配套改革跟不上等等。 第四部分：针对上述种种问题，研究采取有效的对策，促进中国上市公司控 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规范和完善的问题。文章认为，资产重组是政府、企业（资 产重组方）和证券市场（重组中介）三者合力的结果，因此，必须多管齐下，共同促 进重组工作有序推进。就政府而言，应坚持“政府与市场相融合”的原则，正确 发挥其作用。当前，尤其要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确立上市公司的主体地位， 通过组建国有控股公司、授权经营国有资产企业集团等形式，保证政府出资人最 终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上 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后顾之忧。就企业而言，应科学规范企业行为；纯洁上市公 司重组的目的；充分利用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加强控制权变更的后续资 产重组工作。就证券市场而言，必须努力完善上市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有计 划地使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进入二级市场流通；严格二级市场中有关股权 收购的制度；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证券欺诈行为。
于丹[10]2004年在《中国企业并购中的政府作用分析》文中指出近二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并购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令人瞩目。相应的，有关企业并购的理论研究也成为热点，也有些人对中国特殊转轨背景下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及功能进行了研究。但是，对政府作用进行实证性的深入研究的几乎没有。本文选定《中国企业并购中的政府作用分析》这一题目，是想探讨一下在中国的企业并购过程中，政府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文章在对中国的有关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的文献中所提及的政府作用进行总结归纳之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些被引为中国政府介入企业并购理由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然后又进一步在借鉴了政府管制俘虏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其必然性进行了理论解释，既然上述理由并不成立，政府就应该减少对企业并购的干预。 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着重做了概念界定、问题的引出以及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的介绍工作。第二部分评述了中外有关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的理论。指出西方政府干预理论应用于正处于特殊转轨时期的中国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诸多的缺陷和不足。第三部分对有关企业并购与政府干预的文献中所提及的政府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统计资料和分析表明，这些被引为我国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理由的政府作用诸如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保护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优化产业结构、跨地区部门间的协调和中介替代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第四部分对中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功能作用的作了理论解释。主要是针对上一部分的实证结果，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从微观层面上分别对政府未能实现五大作用进行了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政府介入企业并购所带来的宏观层面上的低效率，从而对以往文献中提倡中国政府介入企业并购的假定前提和逻辑推理进行了进一步的评判。第五部分则对在我国目前国有产权占主导的现实下，如何发挥政府在并购中的作用做了探讨，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干预，着重进行市场体系的建立与维护。
参考文献：
[1]. 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绩效评价研究[D]. 张浩然. 太原理工大学. 2018
[2].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研究[D]. 马骏. 江西财经大学. 2003
[3]. 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D]. 金桩.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4]. 企业成长的系统控制论[D]. 张军. 四川大学. 2003
[5]. 企业兼并与重组中的会计问题研究[J]. 顾兵. 东北电力学院学报. 2003
[6]. 关于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中的几个问题[J]. 周立群, 甄荣军. 经济研究参考. 1996
[7].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与实证分析[D]. 辛国坤.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8]. 产业效应视角下中国企业兼并问题实证研究[D]. 李瑞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05
[9].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型资产重组研究[D]. 刘彬. 西南师范大学. 2001
[10]. 中国企业并购中的政府作用分析[D]. 于丹.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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