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D24;D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3-0046-08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研究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力图从中为今天的政策寻找某种理论的依据，这种研究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但也不断有读者提出问题：既然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最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为什么要把它提前结束？既然毛泽东对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为什么建国后又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本文试图通过历史地考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来尽可能地回答读者在这方面存在的疑问。
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解释其新民主主义的命题何以为“新”的时候，有一大段奠基的理论，他说：“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68页。）正如毛泽东在文中所公开申明的，这一理论来自斯大林。而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斯大林所阐发的这个理论正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明言：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而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造反”的地火却在那些经济状况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的地方运行。俄国革命家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做了一番变通，他提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连为了一体，因此无论哪里爆发革命，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都是对帝国主义这个世界链条的打击，而链条往往容易在最薄弱的环节被打断。列宁所谓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被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所证明；而他为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制定的一整套斗争策略，则集中在其于1905年撰写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简称《两种策略》一书中。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资本主义后进国家，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要求那里的“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为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要有两上条件：第一，把农民争取为同盟者；第二，麻痹和孤立资产阶级，并迫使它退出领导舞台。这种革命的最好结局是建立工农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列宁还认为，“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政府，以便从政府内部去打击反革命，尽量延长革命状态，并在这个时候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得到启发，组成一支伟大的军队，然后就开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91页。）《两种策略》一书问世不久，列宁又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强调：“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列宁的理论创造，使共产党人在资本主义后进国家的“最近目的”，变成了首先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两步走”的策略。作为革命的实践家，列宁更注重“无产阶级有其不依赖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党”；按照“我们的力量”原则，决定策略的运用和斗争的阶段性；以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夺取政权为根本，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主义的特征是讲政治。相比之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问题，在革命的政治任务面前显得有些抽象，变成了一种从总体上来说的东西：既然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成熟，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的不发达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
十月革命的成功，吸引了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志士：列宁主义则让他们投身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中。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式制定了自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此便踏上了“两步走”的战斗征程。由于“两步走”比“一步走”要复杂得多，加之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在中共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共产国际的指挥，还是中共领导人的操作，总摆脱不了非右即“左”的偏差。问题集中出在如何与资产阶级既结盟又斗争；如何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上面。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资产阶级右翼叛变革命，中共投入为苏维埃而战的苦斗，在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之后，终不得不实行战略撤退。直到长征途经遵义，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红军才从万千敌军的围困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如同列宁是俄国的天才革命家一样，毛泽东是中国的天才革命家，他对列宁主义的领会是哲学辩证法与能动反映论层次上的心心相通，这是中共其他领导人所不能比及的。自毛泽东操持中国革命的舵轮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真正地结合了起来，革命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伟大的胜利接踵而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是这种成功的典范。
二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以他的三篇重要著作——《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为代表，并且划出了三个发展阶段。
《论新阶段》（注：见《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其时抗日战争和随之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开始一年多。自1934年1月中共在江西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经过千辛万苦和因势利导，党终于从与资产阶级对抗，为苏维埃而战的国内战争转到了再度与资产阶级结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过去的十年内战，虽为资产阶级右翼叛变革命所迫，但对于中共来说，有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这期间的“左”倾路线，曾造成党几乎被消灭，其错误不仅在军事方面，更在政治方面。那种不顾“我们的力量”的实际，生硬模仿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做法，结果不但没能孤立和打败资产阶级，反而孤立和削弱了自己。1935年底，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总结道：“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161页。）及至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报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由长征结束时的几千人，恢复发展到了二十余万余人；陕北根据地也基本站稳了脚，并开始向华北及江南发展。但毛泽东心中清楚，眼下中共的实力与国民党的二百多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相比，“力量对比”仍很悬殊。即使“我们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在可预见的将来，共产党还是难以取代国民党。只有争取长期合作，才有可能发展自己；只有共同抗战且共同建国，才能保持长期合作。建立一个什么国呢？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论述道：“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这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公开表示，承认和拥护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事实上这是国共恢复合作的前提。然而，承认人家的领导地位，并不等于自己要放弃争取领导权。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专门用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以一些比较含蓄的说法——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等——来表达的（注：该章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在正文和注释中加进了共产党要“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的话。）。而在当时没有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不对的。“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毛泽东说：“‘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538页。）这就把问题说得相当清楚了。
提出建立真正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从而保持国共长期合作；强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积极发展“我们的力量”，以此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虽然还没有提上日程，但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因此抓住机会发展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论新阶段》及其结论报告的主旨，其时“新民主主义”这个词尚未出现，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内涵已经形成。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国民党即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实施一系列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措施。中共则按照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把“抓枪杆子”作为当务之急。用毛泽东的话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只过了短短一年时间，中共的武装力量就翻了一番多，到1940年初，人数已近五十万，根据地则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而国民党在对日正面战场上却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差距在迅速缩小。恰逢延安《中国文化》杂志创刊，毛泽东欣然为其撰写了长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就是不久闻名于世的《新民主主义论》。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注：毛泽东于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写入新民主主义理论，但该文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新”在哪里呢？新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非资本主义（实为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前途这两点上。我们知道，对于信奉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并不是陌生的东西，只是在“两步走”的过程中，在维持国共合作的条件下，鉴于“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强、“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新形势，由领袖毛泽东把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现阶段斗争的新纲领而公开了。以实力为后盾，才能有如此的公开。毛泽东颇具信心地说：“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考虑到现实情况，毛泽东当年还是用了“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注：参见《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1月15日。在后来的文本中，“或参加领导”的字样被删去。）这样有一定余地的提法；为了与以前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保持连贯性，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显然，这与《论新阶段》中提出的要求是大大地进了一步。首先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与政权构成的最基本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而由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的国家。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已说明白；其次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同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谈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实际的条件。”在此，毛泽东公开讨论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步走”策略，这比《论新阶段》中的说法要坦率得多。至于“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的长”，则取决于“当前实际的条件”，主要是国民党的力量还占据优势，“我们的力量”非朝夕能把它彻底解决。这当然是潜台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中共树起了一面新的战斗旗帜，其意义十分重大。与十年内战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旗帜比，新民主主义旗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真正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及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期的三民主义旗帜比，新民主主义旗帜则不是借用的，而是自己的，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然成为一支谁也不敢小视的强大而又独立的力量。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新民主主义旗帜，就是后来在中共七大上确立的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主要内容（注：参见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面旗帜下，中共挫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接二连三的反共高潮，度过了1942至1943年抗战最困难的阶段，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如毛泽东所说，这确是中共历史上空前团结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发挥了其新民主主义的思想。
读《论联合政府》，使人感到有一股气势，胜利者的气势。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说：“天下是我们的”，“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这种气势来自敌我“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日寇已成秋后蚂蚱；国民党军队继续溃败，人数减至150万左右；中共则有了121万党员，91万正规军，220万民兵和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
以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政治要求，那就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包括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谈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说了如下一段引人注目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在“说明”中，毛泽东解释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毛泽东还特别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这话正是出自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
按照前述分析的逻辑，随着“我们的力量”迅速增强，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宣扬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才是，然而为什么毛泽东在此时却大谈起提倡发展资本主义来了？请读者不要忘记，毛泽东历来是根据“当前的实际条件”决定政策的政治家，那么当时中国，或者进一步说中共是处在怎样的一种政治情势之下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
其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正式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美英苏中四大国形成同盟，特别是苏联与美英之间达成了战时及战后长期合作的协定，这一切不能不使毛泽东及中共领导层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重新加以评估。蒋介石铁心要消灭中共，但他离不开美英的支持。美国在战争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强国，也成了中国的抗日“盟国”，它不愿意国共发生内战，扰乱其对日本作战的大局。罗斯福总统建议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给蒋介石造成压力。而一些美方人士通过实际接触，了解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生机勃勃，也积极主张调整对华政策，援助中共抗日。这就是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开篇第一段话：“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提出适当钢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的一个背景。毛泽东深知，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至少使它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对于中共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他也懂得美国人的观念。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的对外宣传集中抨击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民主性质，同时表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注：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总之，“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在当时确是最有利的斗争方针。
其二，虽然“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但“力量对比”的敌强我弱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5页。）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力量对比”的敌强我弱，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正是七大路线的关键。毛泽东牢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条件，在于争取农民成为同盟者和麻痹、孤立资产阶级的教诲，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他总结党过去失败的教训，一再强调不要忘记农民，说“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8～309页。）作为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很早就根据中国的实际，把资产阶级一分为三，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被纳入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蒋介石便更加孤立。虽然农民小生产者向往的是发家致富；尽管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要他们所想的民主”，但只要他们“跟我们一道走”，以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去反对蒋介石搞的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那么前者的这种资本主义就是“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其三，中共七大召开之际，美国对华政策尚处于不甚明朗的微妙状态。1944年末，因主张国共合作而与蒋介石关系不睦的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和驻华大使高思相继去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延安时曾同意国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协议草案，可到重庆后又变了卦。1945年3月，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述职；4月，在延安正待观察中共七大的美外交官谢伟思又突然被召回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极其关注美国的动向，并做着两手的准备。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对美国可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坏的情况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7页。）他讲了17条“非常的困难，非常的不利情况”，仍然得出了“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的结论。
为了应付时局的不测，最要紧的还是“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为了使天下有朝一日成为我们的，就必须从农村走向城市。毛泽东深感目前部队的战斗能力还不适应未来形势的要求，“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3～334页。）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呢？”（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5～396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几个月前他给秦邦宪的信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7页。）。七大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提出注意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后来事实证明，这对于中共夺得全国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
在七大上，毛泽东告诫党内，“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在争取掌握大城市，掌握工业问题上，“犯了错误就不得了”。他坦言自己“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很多”（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6页。）。这又与进城后他提出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搞工业、稳定经济的思想是一致的。
三
考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既坚持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两步走”、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又根据中国的实际，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确如毛泽东所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达至完全成熟的标志。灵活性，即可进可退可缓和可迂回，这取决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和“力量对比”、“对我们有利”的原则。只要有利于最终革命目标的实现，做出一时的局部的让步是必要的；而一旦条件具备，让步又可以转为进攻。这样的事例很不少。
抗战胜利后，应形势的要求，毛泽东准备赴重庆谈判，此时他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的估计，决然计划中共参加“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形式的联合政府，“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在重庆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时，毛泽东重提“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未提新民主主义，这显然是退了一步（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199页。）。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以“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为中心议题发表讲话，强调“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他提出，“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明年也可以对地主拉一把……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被孤立的只能是他自己。孤立了蒋介石，我们就胜利了。（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此时的统一战线确实需要宽广。
经过一年半的鏖战，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了169万，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则扩至200余万。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兴奋地说：“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注：《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他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对统治的政治纲领，同时把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在“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党内不可轻易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说这会犯政治错误；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没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的提法。不是不提，时机未到是也。鉴于解放全国，建立政权等一系列充满未知因素的艰巨任务摆在面前，毛泽东仍然十分谨慎，他再次回顾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左”的教训：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伤害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这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重视政策问题，不断发出指示，纠正偏差。毛泽东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即出于此时。及至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总数超过了400万，蒋介石国民党则败局已定。毛泽东这才开始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纳入议题，点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即使如此，他并不打算马上向资产阶级展开进攻。占领上海前夕，毛泽东致电提醒中共中央华东局：“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注：《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全国解放，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签订《共同纲领》，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并规定国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合作社、个体、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毛泽东对党内打招呼说：“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但为了巩固政权、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他还是号召：“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被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他解释道：“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三年之后，国家经济顺利恢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诸项斗争节节胜利，特别是以政权掌控经济的有效尝试，令共产党人自信心大增，毛泽东开始觉得原来以为很难的搞经济、搞工业，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少并不比打仗难；而三反、五反运动已经把资本家在社会上搞得灰溜溜，再次证明这个软弱的阶级不堪一击。毛泽东认为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的时机渐趋成熟。1952年6月，他明示党内：“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继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出台，提出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对所谓“过渡时期”下定义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注：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于是有人不解：《共同纲领》里可没有这样写。甚至党内高层也有人思想跟不上，认为还是稳一点好。毛泽东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注：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于是又有人不解：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按照毛泽东上述观点，可以说既有又没有，因为一切都是变化的。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列宁和毛泽东都非常强调的革命的辩证法。果然，计划15年完成的过渡，3年就解决了问题。这叫做形势比人强。事后毛泽东满意地说，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他还指出，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近年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论者都十分看重它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认为它的含意主要是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笔者以为，这是用我们今天的一种认识来解说毛泽东，它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综上所述，读者应该已经明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政纲与政策两重的性质，其制定的依据，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毛泽东把列宁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创造更灵活；但作为革命家，列宁和毛泽东都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以“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制定和决定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可以是较长的时期，也可以较短；可以说它是一种稳定的社会或者国家制度，也可以说它只是一个时刻，在变动之中的过渡而已。怎么说，要看其时的政治形势，要看“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是否“对我们有利”。列宁和毛泽东都知道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理论。在“两步走”里面；在新民主主义里面也都有这种理论含义。但是革命当头，自然首先应该考虑革命党人的存亡；革命力量的消长。毕竟，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夺取了政权，革命才算成功，其他才谈得上。我们看到，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着眼点是政治；他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也是政治上的暂时的后退，目的是向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进攻。毛泽东在讲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出发点是列宁关于争取农民，麻痹和孤立资产阶级，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原则；他用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理论为根据，为的是说服同志们赞成党的最终能够把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孤立的政治方针。他也知道工业、机器的重要性，起码在眼前它可以变成飞机大炮，帮助我们打败敌人；在将来它可以使我们的政权更稳固，从而不受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欺负。至于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现代化的大工业来做“物质基础”的深层理论意义，在枪林弹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厮杀的革命领袖确还顾不上做细细的思考，进一步说，其时的人们还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
笔者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实践中的产物；就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范畴而言，它则代表了认识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次。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有过辉煌的成功也犯有严重的错误，因历史的、实践的局限，我们当然不应该苛求先人。正如邓小平所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学习它的精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应该简单地搬用他老人家过去的某些具体的结论、某些具体的话来为我们今天行事寻找根据，这可能一时有用，但弄不好会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应持如是的态度。
作者附记：在写作本文时，蒙中共中央党校盖军教授提供宝贵意见，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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