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而不弃的“瘫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乔伊斯的艺术思想中，“瘫痪”(paralysis)概念与“顿悟”(epiphany)概念并重，是经由创作论视角理解乔伊斯小说，尤其是他的早期小说的基本路径之一。瘫痪概念在“乔学”的历史发展中一度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大多着眼它的病理内涵，忽视了把它作为独立的视觉形象的思考基点，也就不能廓清它与同一语境中的几何学术语“磬折形”(gnomon)、宗教术语“买卖圣职罪”(simony)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错失了廓清瘫痪概念的根本内涵及其比喻意义的机会。这样，以瘫痪概念读入乔伊斯的小说文本，必当引起诸多错解。本文试图借重梳理瘫痪概念在乔伊斯传记生活和他的文本中出现的语境，及对它和几个相关字词所做的字源学考察，以此来详尽辨析乔伊斯如何以瘫痪指称都柏林的现实生活，以及乔伊斯是以什么方法对瘫痪的现实生活离而不弃，并将其精确地纳入文本的。
一、乔伊斯视域中的瘫痪概念
在《都柏林人》(Dubliners)中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姐妹》(The Sisters)的开篇，无名的小主人公自言道：“每晚，当我抬头凝视那个窗口的时候，我暗自轻轻念叨一个词：瘫痪。此前，我一听到这个词就会感到怪异，它犹如欧几里得几何中的磬折形，或教义问答中的买卖圣职罪。但现在听起来，它似乎成了某个罪孽深重者的名字。它使我周身充满了恐惧，然而，我却渴望能进一步接近它，并且渴望着能看一看它那死僵僵的作用。”(Joyce 1976:9)关于如上引文中的瘫痪一词，唐·吉福德(Don Gifford)解释说：
瘫痪通常被看做是牧师遭受三次中风所导致的结果，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中风是由瘫痪导致的。自1904年起，瘫痪一词在医学用语(及乔伊斯的用法)中经常用来意指“精神错乱者的总体瘫痪”，例如，中枢神经系统的局部麻痹、梅毒。在重写这个故事时，可能是为了彰显乔伊斯不仅添加这个词，而且使局部麻痹的体征在小男孩对牧师表情和仪态的回忆中发生作用。(Gifford 29)
马格·诺里斯(Margot Norris)对《姐妹》中瘫痪一词的注解是对吉福德如上解释的化简，结论却并非简切、明断，而是一样模棱两可：“导致瘫痪的缘由可能缘自中风发作，或其它诸如梅毒一类的疾病。”(Joyce 2006:3.2n)上面的两种解释，除去推断和猜测的不确定性，再有就是都把瘫痪当做医学术语来看。果真如他们讲的那样，瘫痪又是之于什么缘由与几何术语磐折形及宗教术语买卖圣职罪相互关联地出现在同一语境？下面，笔者先针对瘫痪一词在乔伊斯传记生活的语境中出现的状况做一番描述。
1904年7月(具体时间不明，大约是7月8日，因为信文的右上角标明这一天是星期五)，乔伊斯在给他的同学P．克兰的信中说：“我正在为一家报纸撰写一个圣灵显现(epicleti)系列，拟写10篇。我已经完成一篇。我要让这个《都柏林人》系列暴露众人眼中的一个城市偏瘫(hemiplegia)或瘫痪的灵魂”。(Joyce 1957:55)在此前的1903年，乔伊斯就已经开始用“偏瘫”一词指称都柏林人。依据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记述：乔伊斯在他母亲梅·乔伊斯于1903年8月13日去世之后，不再去巴黎学医，而是终日在都柏林游荡，并开始酗酒；在一次与斯坦尼斯劳斯的争执中，乔伊斯反唇相讥说：“你的问题就是你惧怕生活。你，还有像你这样的人都是如此。这座城市正在经受意志偏瘫的折磨。”(Stanislaus Joyce 247)1903年4月10日，乔伊斯接到他父亲打来的关于他母亲病危的电报。乔伊斯立即中断他在巴黎的学医生活，于1903年4月12日返回都柏林。也许是因为学医的经验对乔伊斯判断现实的观念产生了影响，这使得乔伊斯在与他的弟弟争执时单独用医学术语偏瘫一词指称都柏林人的意志。在写于1904年1月7日的叙事短文《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中，乔伊斯说到艺术家的处境是置身在“一个精神错乱的社会的总体瘫痪中”。(Joyce 1977:266)写于1904年至1906年的《斯蒂芬传》(Stephen Hero)，与乔伊斯先前写给克兰的信一样，瘫痪和偏瘫两词也出现在同一语境中：上文是“斯蒂芬被学院气氛致命的寒战瘫痪了”；下文是“意志的偏瘫”。(Joyce 1963:194)
1906年5月5日，在给格兰特·理查兹(Grant Richards)的信中，乔伊斯披露他写作《都柏林人》的构想：“我的意图是写一章我的国家的道德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是因为那座城市对我而言似乎是瘫痪(paralysis)的中心。我试图将它从四个方面把它呈现给麻木的大众：童年，青春期，成年和公共生活。这些故事以这样的次序安排。我大抵用一种严苛的琐细形式(a style of Scrupulous meanness)写这部小说集，并确信在这一呈现方式中，要是谁胆敢更改甚或损坏他的所见和所闻，他就是莽撞人。”(Joyce 1966:134)在这封信中，医学术语偏瘫一词没有出现。
同样是针对都柏林现实生活的判断，乔伊斯的措辞却几经变化：1903年，乔伊斯用的是偏瘫一词；1904年，乔伊斯先用瘫痪，随后将偏瘫和瘫痪两词合用；到1906年，乔伊斯则只用瘫痪一词，他最初所用的偏瘫一词便不再出现。而就是在乔伊斯给理查兹写上面引述的信文期间，即1906年5月至6月间，乔伊斯重写了《姐妹》，(Gifford 29)并在同一语境中添加了瘫痪，连同磬折形和买卖圣职罪两词。(Joyce1976:9 & 243－252)乔伊斯为什么要用瘫痪替代偏瘫？瘫痪、磬折形、买卖圣职罪这三个词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是不是正因为与磬折形和买卖圣职罪两词的某种关联才使得偏瘫一词被瘫痪一词取代？
二、瘫痪是整体丧失局部的视觉形象
据牛津英语词典1989年第二版，paralysis一词源自古希腊文“
”，由词根παρα和词缀
构成，παρα意指在旁边(by theside of; beside)，意指解开，松开(to loosen)，合起来，paralysis()的希腊文原意为某物的一边松脱(to loosen from beside)。
关于gnomon一词，盖里·利奥纳多(Garry Leonard)列举了它的几个含义：指称神秘事件的用语，测量时间的用具缺失一角的平行四边形。利奥纳多认为，“这个有多种含义的词对于他似乎提供了某种线索”。(Leonard 88)但究竟提供了什么线索，利奥纳多最终没有说出来。其实，gnomon一词还有信念或行为的准则、观察太阳定点海拔的圆柱以及器械上的指示物等含义。笔者认为利奥纳多例举gnomon的多种含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gnomon一词在《姐妹》中是与它的限定词欧几里得(Euclid)一同出现，显然它就是指几何学用语，即缺失一角的平行四边形，也就是磬折形。这样，paralysis在字源学意义上与gnomon的几何含义都因为整体丧失了局部而构成一对相似的视觉形象。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买卖圣职罪一词意指为了物质享受或物质利益出售圣灵的七件礼物(智慧，理解，知识，律师，坚韧，虔诚和敬畏上帝)中的任何一件。(Gifford 30)由此看来，买卖圣职罪也与瘫痪和磬折形一样，都是因为某一部分的丧失而失去自身完整性的存在物。不过，无论是丧失的部分还是遗留的部分都不一定是实有或是感性显现，却因为部分缺失的共同特征，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可以在视觉或心目(mind's eye)中建立相似的共同体。
《姐妹》中这三个词所处语境的下文，通过小主人公的臆想，瘫痪就是以心目所见的形象重现的：
在房间的幽暗中，我想象着又见到那个瘫子(the paralytic)的情景，他脸色浓灰(grey)。我用毯子蒙上头，尽量去想圣诞节。但那张灰色的脸仍然跟随我。它喃喃自语；我知道他渴望告解什么。我感到我的灵魂退进某个愉悦、冷酷的地界；在那儿，我又发现它正等着我呢。它开始向我喃喃地低声告解。我疑惑它为什么总是笑啊，为什么嘴唇湿润地粘满口水。不过，我随后想起来，它已经死于瘫痪，我感到我也微微地笑了，似乎是为了宽恕他这个买卖圣职的罪人。(Joyce 1976:11)
由于乔伊斯的视力较弱，通过文字构造(心理)视觉形象是他创作的显著特征。在创作《芬尼根觉醒》(Finnegans Wake)期间，乔伊斯向阿道夫·霍夫美斯特(Adolph Hoffmeister)说：“在《都柏林人》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中，我写道，‘瘫痪’一词使我周身充满了惊恐和怯惧，似乎它指明了某件罪孽深重的事情。我喜欢这个词，晚间，常在打开的窗前暗自念叨它。我被谴责，因为我的措辞受到我从未见过的世界的观念的影响。也许要归咎于我的微弱视力，我的精神为此退避在由词语唤起的图像中，当然，这是天主教教育和爱尔兰语本源产生的一个结果。”(Hoffmeister 132)
因而，偏瘫(hemiplegia)的字源学意义并非完整结构中某一构成要素的缺失。由此看来，因局部丧失的字源学意义，较之偏瘫，瘫痪一词更能与磬折形和买卖圣职罪两词在视觉上建立相似的共同体。
三、瘫痪与乔伊斯美学
如果细查《姐妹》中瘫痪一词出现的语境，就会发现一个细节，即瘫痪一词是与房子的空间形象关联在一起的：“每晚，当我仰头凝视那个窗口的时候，我暗自轻轻念叨那个词：瘫痪(paralysis)”；(Joyce1976:9)“在我房间的黑暗中，我想象着又见到那个瘫子(the paralytic)的情景，［……］不过，我随后想起来它已经死于瘫痪［……］”(Joyce 1976:11)在《斯蒂芬传》中，斯蒂芬·迪达勒斯索性直接用瘫痪指称房子：“一位年轻的女士站在棕色砖房的台阶上，那些棕色的砖房似乎就是爱尔兰瘫痪的化身。”(Joyce 1963:211)到了《尤利西斯》那里，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的主观意识也形成一个针对房子的判断，用的词不是“瘫痪”，也没提到棕色：“衰朽(decay)的房子，我家，他家，各家。……美不在那里。也不在玛什图书馆窒闷的阅读室里……”(Joyce 1990:39)
结合上文，如果我们以都柏林人的生活居所——房子为焦点，可以理出乔伊斯在措辞上的变化线索，即从偏瘫到瘫痪，再到衰朽。这些用词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原初的医学化的称谓被逐渐剔除，也意味着整体丧失局部的宏观内涵被逐渐凸显出来。用于家居的房子和宗教图书馆承载着中产阶级的道德、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这些是乔伊斯所拒绝的，因为“美不在那里”。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乔伊斯于1904年8月29日写给娜拉·巴那克尔(Nara Barnacle)的信。在信中，乔伊斯表达了他在精神上对控制都柏林现实生活的各种制度的拒绝：
今晚，我说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痛苦，但是，难道你不应该了解我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看法吗？我的精神与一切的惯例不相容，抵触现行社会的准则、基督教式家庭、公认的德行、生活等级以及宗教学说。我怎么能喜欢家庭这一观念呢？我的家庭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家庭，它毁于已经由我继承下来的挥霍无度的恶习。我想，我的母亲是被我父亲的虐待、经年的烦恼和我那愤世嫉俗的尖刻品格慢慢折磨死的。当我看到躺在棺材里的母亲被癌症吞噬得灰暗枯瘦的脸孔时，我领悟到我所看到的是一张牺牲者的脸孔，我诅咒使她成为牺牲者的制度。(Joyce 1966:48)
更有甚者，对于乔伊斯构造的艺术家形象斯蒂芬而言，“学院气氛的致命寒战瘫痪了”他的“内心”。(Joyce 1963:194)进而，在《画像》中，斯蒂芬把“民族性”、“语言”、“宗教”视作要飞越的“罗网”。(Joyce 1977:203)由此可见，乔伊斯将支撑都柏林人现实生活的各种价值形态诊断为产生瘫痪的根源。那么，乔伊斯依据什么得出这样的诊断？或者说，他要从都柏林现实生活的“罗网”飞到哪里去？
上文提到，美不在承载都柏林现实生活的房子(包括图书馆)里，而房子又是“瘫痪的化身”，它是整体丧失局部的视觉形象，而“美不在那里”。这是否意味着提供整体视觉形象的就是美？关于美与房子的关系，乔伊斯在他1903年撰写的美学片段《巴黎笔记》(Paris Notebook)中说：“房子，衣服，家具等等，不一定是艺术品。它们是对感知对象的人为安排。当它们为了美学目的被如此安排时，它们才是艺术品。”(Joyce 1959:146)在乔伊斯看来，“美是所见之物的属性”，(Joyce 1959:145)而所见物整体的局部缺失——瘫痪，也即美学目的的缺失，因为在乔伊斯那里，“整体”是美的基本属性之一。在《斯蒂芬传》中，乔伊斯将“整体”(Integritas)视为美的第一属性，继而是“和谐”(consonantia)和“光辉”(claritas)。(Joyce 1963:96)将“整体”视为美的第一属性这一观念，乔伊斯在他后来的《画像》中做了进一步的伸发。(Joyce 1977:212)
乔伊斯用瘫痪(整体丧失局部的视觉形象)来描述都柏林的现实生活，与之相对，“整体”被他界定为美的根本属性：“在任何客体被统觉为美以前，它必当被视作一(one)物；即它必当被视作一个统一的整体(unified whole)……”(Connolly 269)而且，构造“完整的圆通人物”(complete all-round character)正是乔伊斯的艺术目标之一。为此，他标举有父亲、有儿子、有妻子、有情人，退避战争却能征善战的尤利西斯作为理想的艺术形象。(Budgen 15－16)一方面将现实生活诊断为瘫痪，一方面构造审美的整体理念，对于这一矛盾的状况，这是否意味着乔伊斯的文本构成(按：笔者在本文中所探讨的是乔伊斯的叙事文本)要在瘫痪的现实与审美的整体间做出取舍？或是剔除前者，完全借重斯蒂芬在《画像》中所宣称的，“我将飞越”“民族性、语言、宗教”的“罗网”，(Joyce 1977:203)“不会听命于那些存在于我不再相信的意识形态中的任何事了，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我将试图在某种生活或艺术的形式中尽可能自由、整体地(wholly)表现我自己，我允许自己使用的自保武器，只是沉默、流亡和机智”？(Joyce 1977:246－247)
如此看来，乔伊斯似乎是要离弃瘫痪的现实而升入美学的境界。其实，乔伊斯文本中的艺术家形象斯蒂芬的美学追求与他眼中都柏林的瘫痪现实在价值上虽然是分立的，但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存在却没有分离，而是共同整合在文本中。斯蒂芬与都柏林现实间的关系，就像彻斯特顿描述狄更斯与伦敦间的关系一样：“当他做完苦工，他没有别的去处，只有流浪，他走过了大半个伦敦。他是个湎于幻想的孩子，总想着自己那沉闷的前程。［……］他在黑夜里从霍尔登的街灯下走过，在十字路口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去那儿不是要去‘观察’什么，—— 一种自命不凡的习惯；他并没有注视着十字路口以完善自己的心灵或数霍尔登的街灯来练习算术［……］狄更斯没有把这些地方印在他心上；然而他把心印在了这些地方。”(本雅明88)
人物的内心意识与现实悖论似地既相互疏离又相互黏合是乔伊斯文本的一个核心特征。与《姐妹》中弗林牧师“灰色”的脸紧随小男孩的情境相似，《伊芙琳》中，伊芙琳疯狂而殁的母亲牺牲者的悲惨生活图景像“魔咒”一样箍在伊芙琳的身上。(Joyce 2006:31)到《尤利西斯》中，迪达勒斯太太经常占据斯蒂芬的意识，且以鬼魅的形象出现在斯蒂芬的梦里，“她形消玉损，身着宽旷的衣衾，散发着蜡和檀木的气息，弓身向他呼出静默、隐秘的词语”。(Joyce 1990:10)乔伊斯在自我放逐期间，不但经常与家人通信，探问都柏林的生活细节，还一度与他的一弟一妹共同生活。这就是乔伊斯虽然将都柏林现实生活诊断为瘫痪却对它离而不弃的艺术观。在《斯蒂芬传》中，斯蒂芬的艺术理论被他母亲误解，斯蒂芬随后纠正道：“［……］艺术不是对生活的逃避。恰恰相反。艺术只是对生活最为集中的表现。艺术家的言说发自他自身生活的整体性(fullness)［……］”(Joyce 1963:86)《画像》延续了这一艺术观，斯蒂芬在文末宣称：“欢迎，噢，生活！我要和经验的现实百万次的相遇，我要在我灵魂的铁匠铺里锻造我族类尚未被创造的良知”？(Joyce 1977:252－253)尽管如此，一个是人物的自由想象，一个是瘫痪的现实，乔伊斯是如何表现它们之间的冲突，并将它们整合进文本的？
四、严苛的琐细形式
据上文所引，乔伊斯在给理查兹的信中说他“大抵用一种严苛的琐细形式(a style of scrupulous meanness)”来书写《都柏林人》。但“严苛的琐细形式”到底指的是什么？在《姐妹》篇末，伊莉莎说弗林牧师“总是过分严苛”(scrupulous)地处理宗教事务。(Joyce 2006:10)而在《爱尔兰家园报》上刊发的《姐妹》初版，“scrupulous”以名词形式“scrupulousness”出现，词性虽然发生变化，但它们的指称对象却是一致的，均是借助伊莉莎的视角和语词解释弗林牧师的行事风格。(Joyce 2006:10 ＆ 207)在2006年诺顿版的《都柏林人》中，马格·诺里斯为“scrupulous”一词做了注释：“对待道德问题，过于一丝不苟，近乎达到不能力行的程度。”(Joyce 2006:10.2n)
不过，“严苛”(scrupulous)一词的施用主体是伊莉莎，不一定等同弗林神父的自我判断。很难说它在这里的含义对等乔伊斯在给理查兹的信中所说的“形式”。但弗林牧师在伊莉莎视角下的本真是被如其本然地刻写下来。恰如利奥纳多认为的那样，“乔伊斯的严苛的琐细形式是这样一种叙事技巧，即把他笔下诸人物的视角再现为他们自身所经验的世界、自欺及一切。然而，除了这一视角，他还把这些人物放进细节的世界，以陌生的语调再现，尽管如此，那也不过暗示他们的视角将其所见构造成形式”。(Leonard 100)泰伦斯·布朗(Terence Brown)认为“严苛的琐细”是“《都柏林人》中琐细内容适切的表现工具”。(Brown xlii)如此援起琐细的事件入文，也是乔伊斯秉承和呼应福楼拜关于艺术未来走向的判断：“最好的作品应该包含最琐细的事件，最切近的表达和语言与这些琐细事件汇通相合。我相信这就是艺术的未来走向。”(Flaubert 154)以面包屑为例，《寄宿公寓》中，“穆尼夫人坐在用稻草制成的扶手椅里，看着她的佣人玛丽收拾早餐过后留下的残物。她吩咐玛丽把细碎的面包皮和面包屑收起来，和到面里做星期二的面包布丁”；(Joyce 2006:52)再看《尤利西斯》，“玛吉把壶中浓稠的黄汤倒进碗里。凯蒂坐在布蒂的对面安静地讲着话，还一边用指尖掐着散乱的面包细屑送到嘴里”。(Joyce 1990:226)这就是利奥纳多所讲的将“人物放进细节的世界”。而且，根据乔伊斯的老弟斯坦尼斯劳斯的记述，乔伊斯认为他的艺术创作与弥撒的神秘有某种相似性，即他所做的就是把日常生活的面包转变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品。(Stanislaus Joyce103－104)这样看来，乔伊斯的文本用严苛的琐细形式将人物的主观世界托现出来，同时将其放置在细节的世界。由此也可断言，正是恪守严苛的琐细形式使得美与瘫痪的现实在冲突中达到融合。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基于将整体认作美的第一属性的美学构想，乔伊斯将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现实生活诊断为瘫痪，但他对瘫痪的现实离而不弃，以恪守严苛的琐细形式将相互疏离的美学理想与日常现实共时纳入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