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和鉴定《金瓶梅》作者的可靠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鉴定论文,可靠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2-0056-06
作者问题是当今《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号难题，目前已有数十种作者说。作为研究依据的只有明朝文人沈德符所记载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和现存《金瓶梅词话》序言所写的“兰陵笑笑生作”，由于它们本身就不可靠，故各种作者说只能“和平相处、长期共存”，莫衷一是。
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在《金瓶梅》书中发现了一条识别和鉴定《金瓶梅》作者的可靠依据，那就是作者与徐州一定有重要关系。
大家都知道《金瓶梅》“假托宋朝，实写明朝”，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在故事地点方面《金瓶梅》同样也采用了“明假暗真”的写作手法，明写的“清河”是假托的，实际上“清河”（本文凡是提到书中的“清河”都加引号，对于地理上真实的清河则不加引号）却具有了明朝徐州的种种特征。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历史、地理证据可以为此作证：
一、“清河”既在京杭大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
《金瓶梅》68回写，安进士拜访西门庆，说到“清河县”旁边河道上的12个码头：“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这些码头全是京杭大运河上的码头，有力地证明“清河”旁边的河道就是京杭大运河（除了瓜州码头之外，宋朝的运河不通过所有这些码头，可见《金瓶梅》写的不可能是宋朝，只可能是明朝）。再如，《金瓶梅》第65回中写，黄主事对西门庆说：“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运船陆续打河道中来，头一运将次到淮上。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长二丈，阔数尺，都用黄毡盖覆，张打黄旗，费数号船只，由山东河道而来。”这句话说明了好几个问题。其一表明，“清河”在京杭大运河旁，因为它旁边的河道直通淮上，而淮上是京杭大运河上四大著名码头之一；其二表明，当时的京城是北京，因为由朝廷出发的黄太尉要由山东河道而来，而宋代的运河是不通过山东的，既由山东而来，则故事写的一定是明朝，京城一定在北京。这样，北起北京、通过“清河”、南达淮上的河道，除了是京杭大运河外，还能是什么河道呢？其三表明，“清河”不在山东，不然怎会说“由山东河道而来”这句话呢？由这句话看，此地既在山东之外，又紧邻山东南边境，清河固然不在山东，但更不在山东边境南，只有徐州才符合。
读过《金瓶梅》的人都知道“清河”在运河边不远，可能没注意书中还说“清河”在黄河南岸边。例如，71回写西门庆由京城（上面证明即北京）回“清河”，“刚过黄河”遇见了大风。为了躲风，西门庆在黄龙寺住了一夜，第二天风停才回家。据72回写，“后晌时分”西门庆便来到了家。可见“清河”在黄河以南且离河不远。再如，91回写媒婆向孟玉楼说，李衙内是“北京真定府枣强县人氏，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这句话告诉我们：“清河”在黄河南岸边，离枣强约有六七百里。实际上，清河在当时的黄河以北数百里外，而且山东省的城市都在黄河以北。那时的黄河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山东境内与运河相交，并在山东境内入海，而是途经山东南边境，在徐州“夺泗入淮”。换句话说，黄河是在徐州城的东北角流入泗水（运河借泗水为道，泗水即运河）的，然后经徐州城东，再东南流，流入淮河，再流入大海。那时的徐州既在运河旁又在黄河南岸边，这正是徐州的显著位置特征，可见“清河”只能是徐州。
如果在地图上，以枣强为中心、以六七百里（按地图比例）为半径画弧，就会发现：这弧与运河相交处（上面说过：“清河”在运河旁）正好到了徐州辖区内，南边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南岸就是徐州城。可见徐州准确符合《金瓶梅》所写的“清河”地理特征。
二、“清河”附近运河上有一个重要码头：新河口
《金瓶梅》书中十余次写到“清河”附近运河上有一个重要码头新河口，说它离“清河”约50里。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新河口的位置，就能确定“清河”在那里了。
其实，聪明的作者早已在书中作了有力的提示，他在书中专门写了一个苗员外遇害的故事。苗员外是在著名的徐州洪被家人苗青勾结贼梢杀死的，其书童安童也是在徐州洪被贼梢打落水中，又被人救起（47回）。案情就发生在徐州洪。接着书中又写在新河口将二贼梢捉拿归案；在新河口发现了苗员外的尸体，从而表明新河口应离徐州洪不远。
美国教授韩南考证出苗员外的故事抄袭于《百家公案全传》。该书的全名是《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象百家公案全传》。两相比较，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几乎连字句都一样，只不过改了人名而已。但若仔细研究，还会发现《金瓶梅》改写后的故事增加了两个重要地名。原文写被害地点在陕弯，《金》则将被害地点明确改在徐州洪；原文写贼梢在河口被发现、被逮捕，《金》则说贼梢在新河口被逮捕；原文写“清河县城西门有一慈惠寺”，在河岸边发现尸首，而《金》则改成在“清河”城外相当远的地方新河口岸边发现尸首。这些改动有力地表明：作者是有意用著名的徐州洪来为新河口定位的。要知道，著名的徐州洪（又名百步洪）在徐州城东南约2里处。
明朝万历年间，徐州附近的确有个新河口，据《徐州府志》记载；“徐州置判官三人，管粮、管捕、管河，……分上下河厅，上河厅驻新河口……。”据《明史》记载：“先是汶泗之水由垞城会黄河。隆庆间，浊流倒灌，稽阻运船，郎中陈瑛，移黄河口于垞城东八里，建古洪、内华二闸，漕河从古洪出口。”[1]这里明确指出，黄河原在垞城流入运河（即泗水），隆庆间黄河使黄河口上游之运河淤塞，为了避开淤塞，中河郎中陈瑛将黄河口移至垞城东八里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黄河口，它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新河口。不过这里没有指出新河口出现的准确年月。
同治《徐州府志》载，“万历十一年三月，以徐州戚家港流急，开新渠，建闸境山曰梁境闸，新河中闸曰内华闸，新河口闸曰古洪闸。”从两段记载所共同提到的内华、古洪二闸名可以看出：上述两段记载说的是一回事。可见，万历十一年开的新河口就是上述陈瑛（万历二年进士，万历十一年，他正在徐州担任治河郎中，万历十三年由中河郎中升为山东参政）新开的黄河口，它的位置就在徐州垞城（在徐州城北边约有40里）东8里。万历十六年，“帝又从给事中常居敬言，令增筑镇口闸于古洪外，距河仅八十丈，吐纳益易，粮运利之。”因新河口中有古洪闸和镇口闸（《明史》和其他书籍又常称新河口为镇口或古洪口），这与书中所写“新河口闸”相符。
《神宗实录》说得更明白，万历十一年三月“己亥，工部复漕运尚书凌云翼（陈瑛的上级）题称徐州戚家港流急，运艘难行，议开新渠，建闸境山废闸曰梁境闸，新河中闸曰内华闸，新河口闸曰古洪闸。乞移咨吏部于梁境闸专设闸官一名，内华、古洪二闸共设闸官一员，并铸给条记。”[2]这是明政府工部给漕运尚书的公文，应当非常可靠。而这位尚书就是被《金瓶梅》写作兖州知府的凌云翼，更可见《金瓶梅》所写的新河口，就是这位漕运尚书领导下新开的徐州新河口。《神宗实录》的公文中和《徐州府志》中均明确写有“新河口”这个名称。显然，这个新河口具有其他任何新河口都不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这应该是作者选用新河口来为“清河”定位的根本原因。
确定了新河口的地理位置，“清河”的地理位置也就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定位：《金瓶梅》中的“清河”实际上就是徐州（离新河口的距离也与书中所写相符合）。黄河和运河是中国著名的大河，用黄河流入运河这个载于史册的新河口，来为“清河”定位，应该说是相当聪明的办法。不仅如此，而且新河口还可为《金瓶梅》成书年代作证，它证明《金瓶梅》应成书于万历十一年之后，所谓嘉靖年代成书说、隆庆年代成书说均可以休矣。
三、“清河”附近的运河曾因“南河南徙”而“淤沙无水”
《金瓶梅》68回写安进士谈到承命修理河道，他报怨任务艰难，说运河十二个码头“皆毁坏废圮”，又说“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大覃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南河南徙，淤沙无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南河南徙”以至“清河”段运河现在“淤沙无水”。那么，南河是何处呢？作者生怕读者不知，69回就有意写西门庆差人“即去南河”，“往怀庆府……打听消息去”。可见怀庆府就在南河附近。怀庆府即今河南沁阳一带，它紧靠黄河。可见书中所说的“南河”只能是黄河，“南河南徙”就是“黄河南徙”。任何其他解释都不能符合作者自己所写的这一段注释。要知道，潼关以下由西向东流的这段黄河自古即称“南河”（见《辞海》南河条）。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黄河在徐州流入运河，黄河南徙只能造成徐州运河淤沙无水，不可能造成清河、临清附近的运河淤沙无水。明朝总河尚书朱衡早就说过，“河出境山（按：徐州北境之山）以北，则闸河（按：指山东运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按：即徐州洪和吕梁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四十余里间，乃两利而无害。”[3]通常，黄河在小浮桥（紧靠徐州城东北）或新河口（按：在徐州东北角约50里，属徐州境）流入运河，也就是在境山至小浮桥之间流入运河，故对运河无害。一旦黄河南徙，徐州段运河势必淤沙无水，而运河的其他段并无此等特征。这说明作者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借黄河南徙事件来表明他所写的“清河”是徐州。
据《明史》记载，嘉靖十九年曾发生过一次“黄河南徙”，但不到一年黄河即归故道，不算什么“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的大问题；《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年代最早只能从嘉靖二十一年算起（参阅洪城《金瓶梅故事背景年代考》，徐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四期），且《金瓶梅》所写到的，与安郎中上述谈话有关的花石纲事件中的凌云翼、黄甲、赵讷等，在嘉靖十九年都未中进士，更重要的是《金瓶梅》十余次写到的“新河口”开成于万历十一年，《金瓶梅》所写的黄河南徙事件应发生在万历十一年之后才对，显然不是嘉靖十九年这一次。
另一次黄河南徙发生在万历二十四年秋，持续到万历三十四年，长达十年之久。明政府虽采取各种措施，运河只能时通时断，徐州段运河“淤沙无水”的严重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明政府为此几次撤换漕运尚书，治河尚书刘东星为此忧瘁而死。这真可谓“神输鬼没之才，亦无如之何”的大问题。这次黄河南徙，黄河在徐州以南宿迁附近才流入运河，果然使徐州二洪及徐邳段运河长年严重干涸。
据《明史》卷84记载，万历二十五年“四月，河复决黄固口，溢夏邑、永城，由宿州符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运道阻塞。”卷85载万历二十五年后“河大势南徙，二洪漕屡涸”。万历二十八年“徐邳间三百里，河水尺余，粮艘阻塞。”万历二十九年更为严重，“全河尽南注。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
《金瓶梅》的描写与上述历史记载相符。从65回开始写，“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直到100回末，写爱姐在徐州郊外碰到其二叔（在徐州作“挑河夫子”），二人同去湖州寻找亲人，“那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将到淮安上船”。爱姐本来娇嫩，弓鞋又小，为什么不在徐州上船，而要将到淮安上船呢？这种写法表明徐邳间运河严重缺水，正如上述《明史》所记载的万历二十九年的情形，连小船也不通，由徐州出发的爱姐才不得不将到淮安上船。可见100回所记爱姐“将到淮安上船”一事反映的是，万历二十九年徐州段运河“淤沙无水”的历史。事件持续时间很长，《金瓶梅》的有关描写相应时间也很长。
历史证明，书中所写的“南河南徙，淤沙无水”事件，发生在徐州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这一事件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清河”即徐州。
顺便说一句，《金瓶梅》既然写到了发生在万历二十四年的“黄河南徙”事件，并反映了万历二十九年的状态，此书一定写于万历二十四年之后，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仍在写作之中。
66回说安进士“升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敕修理河道”。68回写安进士上任拜访西门庆等人，74回写安郎中等人借西门庆家宴请路过的蔡九知府。可见安的任所即在“清河”，但是“清河”从来没有进士出身的都水司郎中及其任所。同治编《徐州府志》载，明朝“设工部分司于徐州洪，初差御史郎中，正统初选工部都水司主事洪事，凡三年一代，署在城东南，徐州洪东岸”。该志录有进士出身的都水司郎中47人的姓名。书中也说“三年钦限，河工完毕……”与此处记载相同。
以上三个方面的重大历史、地理证据充分证明：《金瓶梅》中的故事地点“清河”是假托的，“清河”实是徐州。不仅如此，书中所写的“临清码头”也是假托的。
四、“清河”下游70里的“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
从书中所写来看，来往“清河”的运河码头有两个，一个是新河口，另一个是“临清码头”。新河口离“清河”约50里，“临清码头”离“清河”70里。这两个码头当然不可能在同一个方向。从书中所写来看，北方来的客人都在新河口停船；南方来的货物则在“临清码头”起旱装车来“清河”，可见新河口应在“清河”的北边，而“临清码头”应在“清河”的南边。清河南边的确有个临清码头，但是它的特征与《金瓶梅》所描写的不相符合（下面再论证）。既然“清河”实是徐州，则“临清码头”就只可能是徐州东南70里处运河上的房村码头。
81回记述了“清河”与“临清码头”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和水势。该回写韩道国由扬州沿运河北上回“清河”，“一日到临清闸上，这韩道国正在船头（按：方向当然向北）站立，忽见街坊严四郎，从上流（按：即“清河”）坐船而来，往临清接官去，看见韩道国，举手说‘韩西桥，你家老爹从正月间没了。’说毕，船行的快，就过去了。”由上下流的说法可以看出，这里的运河水是向南流的，“清河”在“临清码头”的上流，“临清码头”在“清河”的下流。由一句话才说完船就过去了的描述，可见水流之湍急。
值得注意，京杭大运河是借用各地河道而形成的水运通道，它的水流方向并不是一致的，它有个重大特点，那就是在山东南旺分流，南旺以南运河水向南流，南旺以北则是向北流的。清河与临清之间运河的水流方向从来都是向东北流的，《读史方舆纪要》称，运河在临清“始与卫河合而东北流”，且水流从不太急，全然与《金瓶梅》所言不符。但是徐州则完全符合。徐州段运河由北向南流，徐州以下的河道正是运河天险徐州洪与吕梁洪。明嘉靖大学士徐阶所写《疏凿吕梁洪记》碑文称：“我国漕东南之粟，贮之京庚；为石至四百万。其道涉江乱淮，溯二洪而北，又沿卫以入白，然后达于京师。为里三千而遥，而莫险于二洪。二洪之石其狞且利，如剑戟之相向，虎豹象狮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则败而莫甚于吕梁。”（注：此碑由韩邦奇篆文题额，此人被《金瓶梅》写作徐州知府）吕梁洪之下便是徐州的房村码头，房村以上水流特急。“顺流者一瞬而下，逆溯者以尺寸许”（《万历野获编》），其情其景与上述81回的描写何其相似。
《金瓶梅》以运河和“清河”为写作背景，其作者不会不知道“清河”附近运河的水流方向，可见作者这样写是为了表明“清河”和“临清码头”不是真正的清河和临清码头，而是徐州和徐州房村码头的代称。
再者，《金瓶梅》在81回后十余次将“临清码头”直接称为“河下”。例如，81回写陈经济“往河下寻舟”，“三日到临清码头船上”。93回说“临清”有个坐地虎刘二，94回说孙雪娥被卖在“临清”洒家店为娼，但张胜“往河下买几十石酒麴”，却见到了“这酒家店坐地虎刘二”和孙雪娥；99回又说“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刘二”。93回说“临清一家酒楼，名唤谢家酒楼”，99回则称这酒楼为“河下大酒楼”。98回先说杨光彦在“临清码头”上开了一座大酒楼，后又说“差人往河下拿杨光彦去”，等等。
“河下”至少是河之下游的意思，立足“清河”称“临清码头”为“河下”，至少说明“临清”处于“清河”的下游，这与真实临清的实际水流方向不合。《读史方舆纪要》称，运河在临清“始与卫河合而东北流”，可见运河在临清附近是向东北流的。清河在临清的北方，可见临清是清河的“河上”而非“河下”。“河下”的称呼断然否定了“临清码头”乃山东临清之说。
79回西门庆交代陈经济，“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81回陈经济果然去“河下”即“临清码头”接到了船。可见，“清河”人称“临清”为“下边”。此外，由“清河”到“临清”，“清河”人常说“下去”，例如98回三次说“三五日下去（按指到“临清”去）走一遭”。“下去”与“下边”的说法是一致的，两者均表明：“临清”是“清河”的下游，地势低，地方小。而实际上的临清是清河的上游，地势高、地方大，与书中的说法全然不相符合；徐州下游70里的房村码头则完全符合。
吕梁洪是运河中的险道。吕梁分上下二洪，房村紧靠下洪。徐州段运河的水由北向南流，吕梁洪和房村地处徐州运河之下游，又是徐州辖区的最南边，明朝时期徐州人据此称之为“河下”，应是情理中事。据徐州地方志记载，徐州管理运河的判官官署，一驻新河口，称上河厅，一驻房村，称下河厅（值得注意，这两个码头都被写入《金瓶梅》书中），下河厅的名称表明当时徐州人会称房村为“河下”的，因为“下河”与“河下”的意义相同，只不过“下河”是对河的称呼，而“河下”是对下游地方的称呼而已。而且“河下”还有地处黄河之河下流的意思，明朝人袁桷在《徐州吕梁神庙碑》一文中写，“……吕梁为河下流，奔赴南海，一息千里。”既然吕梁洪被称为河下流，地处吕梁洪下的房村理所当然的应当称河下流。
房村在徐州的“河下”，地势比徐州低，徐州人当然称房村为“下边”，由徐州去房村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下去”了。全与《金瓶梅》的描写相符合。
其三，《金瓶梅》第58回说韩道国“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未曾装载进城”，等待纳税后再“起脚装载进城”。《金瓶梅》59回接着写，韩道国的货车来到，通共十大车货。《金瓶梅》77回又写崔本由湖州贩绸绢乘船“赶至临清码头”，“顾头口来家取车税银两”。从西门庆那里拿到50两银子和致钞关钱主事的信后，方才赶回“临清码头”起旱装车来家。
很明显，两次货物都是沿京杭大运河运来的，为什么要在临清码头“起脚装载进城”呢？由临清到清河本是顺流而下，为何不等船到清河再装车运进城内呢？只有知道书中所写“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清河”实是徐州，方好理解。因为，由房村到徐州需要经过吕梁洪和徐州洪，这二洪是当年运河上的两大险洪，凡是只到徐州的南来货物，为了避开二洪天险，大都在吕梁洪前面的房村码头（书中伪称临清码头）弃船换车，然后再改旱路将货物运至徐州。这样做既能避险，又能节省时间和费用，何乐而不为。即便还要继续北行，也往往于房村舍舟陆行，到徐州复乘舟，以避开运河天险。这是由于徐州二洪之特征所决定的。真正的清河和临清是没有这一特点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起旱装车的道理。运河其他处也没有这种特征。显然，作者深知这一点，他之所以要在书中这样写，就是为了借助这一特征来充分表明，《金瓶梅》所写的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由此当然也就再次证明：书中所写的“清河”实是徐州。
其四，《金瓶梅》81回写，韩道国由松江（今属上海）买布来到“临清码头”，“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茧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韩道国听说西门庆死了，就在“临清码头”上发卖了一千两布货。以上情节说明“临清码头”是山东、河南商贩购买运河南来布帛最合适的码头。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临清码头远在山东西北部，离河南北边界向北还有百里以上，河南、山东乡贩不向南去迎接运河来的布帛，反而逆其向跑到北方灾区临清码头去迎接南来的布帛，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又是一个否定“临清”真实性的证据）。如果“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这就合理了。因为徐州紧靠山东的南边境、河南的东边境，河南、山东的乡贩当然应当到徐州去迎接运河南来的布帛，更由于房村码头到徐州还要经过二洪天险，房村的布价应该比徐州的布价更便宜，山东河南乡贩们到徐州的房村码头去买布，应是最合适的地点。
以上四点证据充分证明“临清码头”也是假托的，“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这一结论必然为“清河”实是徐州的结论提供又一个论据，因为房村码头是徐州下游70里的运河码头，既然“临清码头”实是徐州的房村码头，则书中所说“临清”之北70里的“清河”就只能是徐州了。两个结论可以归纳为一个结论：《金瓶梅》“假托清河、实写徐州”。
此外，书中还有很多相关证据。例如，《金瓶梅》第65回写，“清河”驻有两卫军队。明朝徐州是军事重镇，的确驻有两卫军队（每卫辖五所），即徐州卫和徐州左卫。再如，书中描写，“清河”南门外特别繁华。这是徐州的显著特点：“三面阻水，即汴泗（按：明朝时期，黄河占据汴水、运河借用泗水）为池，独南门可通车马”（《徐州府志》卷16），徐州最大的危险是水害，城内的地势低于黄河水面，而城南有山，地势高，有钱人的住房多在南门外，许多商店也都设在南门外，储运漕粮的广运仓也在南门外，致使徐州南门外特别繁华。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当时徐州所具有的许多重大特征几乎都被《金瓶梅》写作“清河”的特征了；而书中“清河”除徐州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外，似乎已不具有其他重大特征了。这些特征载于史册，铁证如山，又非孤证，无可非议。任何其他地点都不可能具有这些特征。
徐州在《金瓶梅》中被直名写成山东的一个府。明朝山东只有六府，《金瓶梅》偏偏添上东平府和徐州府，写成“山东八府”。添写东平府是因为《水浒传》是这样写的，《金瓶梅》借用《水浒传》引入故事，依样画葫芦，不值得奇怪；奇怪的是，八府之中唯独徐州不属于山东，为什么单单要把不属于山东的徐州也算作山东八府之一呢？显然也是为了强调徐州对于作者的特殊重要意义。
“假托清河、实写徐州”的笔法贯穿《金瓶梅》全书，既说明《金瓶梅》不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本（不可能有前后一贯的统一创作意图），也充分证明作者与徐州一定有重要关系，否则作者就不会这样费尽心机来暗写徐州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之所以一定要“假托清河、实写徐州”，是因为他想告诉后人：徐州与他有特殊重要的关系；他之所以不敢将徐州明写成故事地点，是因为害怕当权者顺藤摸瓜会在徐州发现并找到他，这样就与直接署名的危险一样了。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聪明的作者采用了明暗双线的写法：假托清河，人们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作者；实写徐州，千里伏线，终究能让有心人发现作者与徐州有重要关系，既可掩人耳目于一时，又不致泥牛入海无消息。
作者与徐州一定有重要关系的结论来源于《金瓶梅》文本，铁证如山，又非孤证，无可非议。因此，它应当成为识别和鉴定《金瓶梅》作者的可靠依据：凡是与徐州没有重要关系的人，一定不会是《金瓶梅》作者；只有与徐州有重要关系的人才能是作者。绕开这一可靠依据去探索作者等于是缘木求鱼。
有了这一条可靠依据，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对各种作者说作一个识别和鉴定了。例如，王世贞、贾三近、屠龙、徐渭、王稚登、汤显祖、冯梦龙、李先芳、沈得符、李渔、李贽、赵南星、卢楠、谢榛、冯惟敏、贾梦龙等作者候选人，均与徐州没有任何重大关系，他们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将“清河”暗写成徐州，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将临清码头暗写成房村码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也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因为欣欣子只强调了兰陵，而《金瓶梅》却强调了徐州。至于李开先虽然也曾在徐州作过官，但他死于1568年，比万历元年（1573年）还早5年，他怎么会写出万历十一年之后才出现的新河口码头，又怎么会在《金瓶梅》之中反映出万历二十九年黄河南徙所造成的严重状态呢？
不仅如此，这一结论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真正的《金瓶梅》作者，另文再谈。
［收稿日期］2002-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