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自信”战略指引下的语言自信论文

习近平“文化自信”战略指引下的语言自信论文

习近平“ 文化自信 ” 战略指引下的语言自信

张庆冰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重从文化自信角度探讨了汉语在结构特征、研究思路等方面的独特性,指出汉语在语序类型等方面领先西方语言的事实,强调汉语研究必须以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类语言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文化自信;汉语;语言自信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上又对“文化自信”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定义和阐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格局宏大、意义久远,对于思想文化战线的各项工作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汉语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记载传承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具有语言自信。

一、西方语言霸权主义与汉语的先进性

长期以来,欧美语言学者普遍认为人类的语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孤立语阶段、粘着语阶段、屈折语阶段,有无形态标记和形态标记是否丰富就成为判断一种语言先进或落后的标志。在他们眼中,欧美语言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性数格标记齐全,因此就是先进的语言形态;而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记,因此被归为落后的语言形式。这种观点明显带有西方语言中心论的性质,是西方语言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其错误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从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世界上所有语言的发展方向都是形态标记逐步脱落的过程。以英语为例,15世纪以前可称为古英语,其基本语序为SOV,即主语和宾语同时位于谓语动词之前,两者之间不易区分,这时就需要大量的性数格标记来标识主语和宾语;同时,谓语动词之后的附着成分也逐渐弱化,形成若干时体标记。15世纪后,英语的语序由SOV演变为SVO,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英语由古英语进入现代英语阶段。SVO语序的一大优势就是谓语动词将主语和宾语隔开,自然也就不需要大量的性数格标记来区分主语和宾语,英语的形态标记自然而然大量脱落。从整个人类语言的发展历程看,语言的演变方向都是由SOV转向SVO,换言之,也就是形态标记逐步脱落的过程。汉语语序从古至今都是SVO语序,因此就不需要大量的性数格标记。在印欧语系内部,英语语序发生演变后,形态标记锐减;反观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等典型欧洲语言,因未能向英语一样由SOV语序演变为SVO语序,所以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形式标记。

汉语语法不用形态标记,反而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表达方式,用语序和虚词来表述细致入微的语法意义。同汉语一样,英语在转向与汉语相同的SVO语序后,也产生了复杂的虚词系统。在语序与虚词两种语法手段上,语序手段是汉语最根本、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例如,有主语“我”、谓语动词“吃”、宾语“包子”三个语法成分可以构成“我不吃包子了”“包子我不吃了”“我包子不吃了”三个句子,但其所表达的语言意义却有所不同。“我不吃包子了”是主语加动词加宾语的基本语序,而“包子我不吃了”“我包子不吃了”两个句子都把宾语“包子”提前,意为对“包子”进行强调。但“包子我不吃了”仅仅是对包子进行单纯的强调,如你的朋友请你去饭店吃饭,他看见你很爱吃包子,就十分关心地问:“还要包子吗?”这时如果你已经吃饱了,就完全可以回答“包子我不吃了”。在这一问一答中,“包子”是俩人所关心的核心话题。同样的语境,如果没有吃饱,在对方询问你是否还吃包子的情况下,就完全可以回答“我包子不吃了,小龙虾到是可以考虑一下。”如上,“包子”和“小龙虾”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所以,诸如宾语放置于大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句式,其后往往会接上另一分句,两者共同组构成一种对比语境。相反,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等典型的欧洲语言却不具有这一功能,词序的调整并不能带来意义上的差别。

对内拓展,加强与腹地城市间联系,包括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东西方向主要以长江为依托,建立与长江两岸城市为主稳定货源。南北方向则是以沪通铁路的建设为契机,打开“南北”通道,建立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的稳定货源。建议围绕支柱产业相关企业的业务流向,有针对性的发展一批稳定优质的货源客户;对外拓展主要是借助“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和国家,围绕南通对外经济发展重点,与沿线国家建立良好长期合作关系,为南通对外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输物流支持。

二、汉语语言学理论误区

从先秦到19世纪末,中国语言学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一直保持着独特的研究体系——“小学”体系,这是一种从汉语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研究思路,它能够充分挖掘汉语汉字的本质特征,也能够充分揭示汉语汉字背后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2]。但是,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随之而来,并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深远影响,其中发生在汉语语言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该书由出使欧洲多国的外交官马建忠著述,其最大特点就是套用拉丁语法体系来解释汉语,把汉语纳入印欧语法体系中,并由此认为汉语“缺乏”西方语言中外在的显性形态标记,是一种落后的语言形态。《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启了所谓语言学“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语言学者受其影响,抛弃原有研究体系,纷纷效法《马氏文通》中西方的术语体系分析研究汉语,把印欧语体系的性数格分类应用到汉语之中,造成了传统的“小学”体系研究出现断层。其后,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伦敦敦学派、韩礼德功能学派、美国结构主义、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依次传入中国,在不同时段牵引着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整体脉络。众所周知,西方语言学理论是西方语言学家根据西方语言的特点总结出来的语言规律,其适用范围仅局限于西方语言内部,无力分析汉语语言结构特征,所以建立在这些西方语言学理论上的汉语解决方案的准确率也是可想而知的。相反,以汉字字形为基础、兼论汉字字音字义的“小学”体系是从汉语语言实际出发,完全契合汉语自身特点,并由此形成了经受历史考验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从《尔雅》至乾嘉学派,“小学”体系研究步步深入,成果颇丰,把中国语言的自身特点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特质揭示得淋漓尽致,成为世界语言学研究宝库中一颗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鸦片战争后,西方科技的巨大优势使包括马建忠在内的一大批语言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华文化,西方语言也强于本民族的汉语,这种文化上的自卑态度导致我们不能坚持符合汉语特色的“小学”体系研究,转而把西方语言学研究思路奉为圣明,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没有形成自己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只能用千疮百孔的西方理论解释汉语现象,其结果自然是错误百出,贻笑大方。

在3~6岁的儿童群体中,赤脚的儿童群体中扁平足发病率最低。因此,建议婴幼儿赤脚行走,可以增加足内在肌肉的力量和韧带的强度,有益于预防扁平足的发生。

三、语言学学科建设的正确思路

语言学学科建设,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导语言学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树牢两个维护。语言学工作者要不断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著作中汲取营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坚持语言研究的民族特色,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语言学研究之中,尽力塑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汉语言研究学派。在此基础上,把汉语研究的经验和成果推向世界,让世界认识汉语、了解汉语、学习汉语,将汉语推广与“一带一路”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着力构造人类语言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6+339.

[2] 张庆冰.“中国梦”背景下语言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现代语文,2015(12):2.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9)11-0001-02

收稿日期: 2019-08-29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自主创新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语言学研究”(2017 WKYXQN001);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庆冰,男,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播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楚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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