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图书馆学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数字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1-0005-11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吴慰慈
（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呈现出两大热点：一是数字图书馆开发，二是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并由此引发出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理论和技术两个层面上展开，显现出以下三种发展趋势：
一是理论与技术融合的趋势。21世纪是技术唱主角的世纪，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的条件，有效组织、控制知识信息，推动知识信息的共享和创新，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工作发展的方向。在这种形势下，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必须与现代信息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交叉发展的学科优势。
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一方面，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等因有同族关系，在理论、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相同点或近似点，因此它们之间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学科群特点；另一方面，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如数学、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传播学等正在不断交叉渗透，图书馆学正迅速成为科学体系中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趋势。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由“理论”与“应用”两大板块所组成，这是受其自身特点形成的结构方式。近几年来，图书馆学开始重视开发性、实用性研究，许多课题围绕着当前图书馆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数字图书馆建设、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等，应用特征不断加强。这预示着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图书馆学，将在理论与应用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平衡发展关系。
当前，人们不仅关注图书馆学的目标和任务，更关注图书馆学的重点研究领域，进而找准图书馆学在21世纪的基本发展方向。下面我从7个方面作些浅薄的分析：
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决定着图书馆学体系的构建与未来走向。只有加强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才能总结出图书馆变革中出现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注意学科发展中基本问题的解释，如研究对象、学科结构、理论基础、学科性质、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等。其中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尤为重要，它是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为图书馆工作实践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应该注意学科新框架的建构，为新的知识生长点提供可发展的空间。应该关注应用领域的发展变化与存在难点，力求更好地贴近实践，在理论与应用之间构建一种协调发展的格局。应该关注图书馆学核心领域与学科定位研究，“理论的贫困”是图书馆学目前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加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发展图书馆学的根本。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以下前沿性课题：
1）理论基础研究；
2）图书馆学核心领域与学科定位；
3）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4）知识经济中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
5）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比较研究；
6）复合图书馆（Hybrid Library）研究；
7）网络图书馆在信息传播中的价值与功能。
2.数字图书馆开发研究
从国内外情况看，数字图书馆开发研究已经超出了图书馆学界，成为一项社会化的研究课题。数字图书馆开发研究要面向应用，不仅要考虑用户需求，而且要研究著作权许可、个人隐私信息（privacy）保护和数字安全等问题。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一个需要政府支持的跨行业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广泛的合作和协调，因而机制问题也十分重要。数字图书馆开发研究与图书馆自动化研究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研究数字图书馆将为图书馆学注入新的内容，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与有关单位合作，完成了关于数字图书馆的3个国家重点课题、1个北京市项目和1个馆级项目。3个国家重点课题是：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②863/306项目：知识网络——数字图书馆系统工程；③863/300项目：以中国高速信息示范网为运行环境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应用系统。1个北京市项目是：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软课题研究。1个馆级项目是：数字图书馆实验演示系统。
上述项目的完成，对于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进程。
数字图书馆开发研究涉及领域极广，应着力研究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图书馆对人类信息行为的作用和影响；
2）显知识的采掘、集聚、组织、检索技术与方法；
3）文字、声音、图像数字化传送与复制；
4）知识信息导航技术；
5）数字图书馆模型与多媒体资源库建设；
6）元数据标准规范；
7）数字资源整合研究，包括数字资源的构成、结构、整合方式等。
3.网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在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的今天，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宏观发展战略和规划，走联合开发、规模发展的道路，避免重复浪费、效率低下；要重视数据库建设和网络建设，使两者相互促进；应面向需求，重在开发，贵在利用；应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建设工作，保护知识产权；要进行信息教育，提高人民利用信息资源的意识和能力。此课题研究应包括：
1）网络信息组织；
2）网络信息检索策略；
3）基于内容的检索；
4）“推”、“拉”技术；
5）智能检索；
6）网站网页设计；
7）联机公共查询；
8）网络导航；
9）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10）网络信息检索工具研究。
4.信息资源共享研究
在网络化环境下，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的模式都在发生变化，不仅丰富了信息资源共享的内容，而且改变了共享的形式。信息网络突破了传统技术条件下地域、时间和行业的限制，使得全方位的信息资源共享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本课题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主要包括：
1）网络带宽问题；
2）电子信息资源建设问题；
3）语言障碍问题；
4）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5）信息安全问题；
6）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问题；
7）社会信息对称研究；
8）信息寻租的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9）虚拟参考（Virtual Reference）的发展及其方法研究；
10）数字时代的信息利益平衡研究。
随着图书馆社会职能的演进，图书馆服务方式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借阅服务到参考服务、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从在线服务到全球化服务的发展过程。其服务内容从“提供馆藏文献”变为“帮助读者获取馆内外信息”，服务方式呈现出不断更新与拓展的前景。
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超载问题日益严重。如何实现知识信息的合理过滤，培育读者知识信息的深度需求能力，这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之一。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在网络服务、特色服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主动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上还比较薄弱。无论是服务理念、服务方式，还是对读者阅读规律的分析研究，都做得不够。信息资源的网络化，要求图书馆服务走向专业化、精品化、层次化与个性化。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内容应包括：
1）读者阅读规律研究；
2）图书馆使用率及其在知识信息获取中的地位与作用；
3）网络时代图书馆服务理念、服务手段与方式的演变；
4）知识信息导航的作用与方法；
5）信息服务理论、模式和实践研究；
6）信息资源优化与配置研究；
7）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原理与方法研究；
8）知识单元的自动标引与自动检索；
9）社区图书馆读者服务研究。
5.文献计量学研究
文献计量与分析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些成熟的方法，如文献聚散、文献积累、文献引用，目前都是文献计量学应用的重要范畴。但是文献计量学理论与方法未能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而且文献计量与分析如何过渡到知识的测度与分析，这是图书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
1）国外各种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
2）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测定方法；
3）权威作者、核心作者的测定方法；
4）学科开放度与内创度的计量分析方法；
5）经典作品的遴选原则与方法；
6）知识老化与知识创新的策略与方法。
6.文献类型研究
文献是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今新的文献形式层出不穷，它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影响着人们对文献的认识和利用。文献类型已经不仅是认识文献、整理文献的需要，也是牵涉到充分利用文献的问题。可以预料，21世纪新的文献类型，特别是数字化文献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包括：
1）数字化文献研究，如e—books、e—journals的特征、功能，新文献类型对人类阅读的影响；
2）新文献类型与纸质文献类型的关系及新文献资源利用的长效化问题；
3）新文献类型评价标准研究；
4）文献传播与法律研究；
5）书目信息利用方式与管理研究；
6）古籍全文图像方式数字化研究；
7）古典文献开发与利用研究；
8）数字化文献保护研究；
9）字库技术研究。
7.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研究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虽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但是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师资队伍的培养也还存在众多问题，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也不完备。加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研究，对调整，改革专业教育，提高专业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此课题研究内容包括：
1）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体制、专业方向；
2）图书馆学专业分层培养目标与规格要求；
3）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
4）专业教材的更新与创新；
5）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的调查分析；
6）师资培养与教学质量评估；
7）中外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
以上所列只是纲目，但其中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相当大的论述空间。我非常希望图书馆学界能够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借助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彼此辩解，引发和推动更为多样的原创性研究实践，从而逐步焕发整个学科的创新性思维和学术活力。
关注信息领域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问题（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1JAZJD870001）观点摘录）
陈传夫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湖北 武昌 430072）
知识产权是我们在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时应当研究的战略问题之一。随着国家信息化向纵深发展和中国加入WTO，信息资源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变得更加迫切。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则是制度建设的核心。
知识产权是作者以及作品传播者利益的“私权”。私权代表的是个体（也可以是集体）的利益。科学、教育、图书馆等信息基础设施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并非私人或集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全体公众的共同利益，即社会利益。知识产权法则的价值在于充当知识产权占有者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器”。在过去的200年里，版权法促进了各种思想、信息和作品的广泛传播。不仅通过授予作者版权使作者获得激励，而且通过合理使用、首次销售原则、公共免费借阅等机制维系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脆弱的。但在数字化环境下，知识产权法则的“平衡器”有些失衡了。（注：典型文献见美国“知识产权与浮现的信息设施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数字化困境：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国家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在《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公共获取》（光明日报，2001-11-14）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进展就下列问题初步探讨，期望引起关注。
一、知识产权利益分配失衡
科学研究与创作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头。知识产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创作者的知识创新。信息的创作、生产、传播与利用组成一个信息利益链。在这个利益链上，存在着一些相互支持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原始知识创造者。这个集团主要由智力投入人组成，包括自由作者、合作作者、原作者、演绎作者、职务作者、委托作者等等，他们是原始信息的创造者。二是信息投资人。包括出版者、广播组织者、录制者、表演者、传统投资人（银行等）、风险投资人（风险基金）。也包括增值信息的投资者，如小型数据库制作者、信息分析专家、技术中介人、多媒体制作者。三是知识产品的终端消费者，即社会公众。知识产权的根本目标应是保护原始信息的创造者，最终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但是，现在上述三类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些知识产品如计算机软件的昂贵价格在有些国家已经使公众难以承受了，某些合法软件复制品与盗版复制品的价格之比达到1000：1。普通的CAD软件价格竟达到发展中国家普通就业者的一年工资收入的水平。软件作为典型的知识产品，它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版权作品价格过高，导致公众对著作权法的漠视。由于盗版存在着暴利，所以盗版现象很难杜绝。据国际软件联盟的报告，瑞士全国使用的计算机软件中有三分之一是盗版（注：新网伯尔尼3月5日报道的数据。）。瑞士软件盗版严重程度在西方国家中仅名列第9。在美国、西欧、东欧、亚洲和世界各地，盗版现象从未停止过。这一现象实际上早就被信奉社会正义的法学家所认识。在美国，S·布雷耶法官的意见受到广泛重视。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出版与销售应该允许自由竞争，因为虽然首先出版某作品的出版商比那些复制者付出的成本要高，但是该出版商正由于首先在市场上出现（领先时间）而收益，并且永远有能力使用报复手段，将其价格降到与模仿者相同的水平，这样就能达到消除复制积极性的目的（注：Paul Goldstein.《版权、专利、商标和相关国家学说》，载《知识产权法案例和资料》，The Foundation Press.Inc 1993。）。显然高定价符合信息投资人的利益，而损害了公共利益。
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与知识的传播者的利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调节，自动实现利益平衡。在此过程中价格的调节力量十分强大。而在许多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存在很长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家里，作者、公众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传播的国家计划和垄断依然存在，价格调节的能力受到限制，导致著作权市场基本处于失灵状态。例如根据我国的稿酬制度，作者获得的报酬往往只相当于销售200—400册复本的定价码洋。作者的获益（包括重印获益）可能仅相当出版者获益的1％—10％的水平。
二、精神利益与经济利益
版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知识创新与文化发展，它是一种调节机制。为了达成其社会目标，它授予作者或其他权利人某些“特权”。这些特权的实质是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激励，表现为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 在信息领域，精神权利保护正在被弱化，经济权利的保护则在不断膨胀。
精神权利弱化倾向表现在诸多方面，如作为数字时代知识产权国际标准的TRIPS没有规定精神权利保护的强制义务。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须对《伯尔尼公约》规定的全部经济权利通过国内法授予其他成员的国民，但对公约规定的精神权利义务则可以根据国内法予以免除。
数字化时代版权经济权利的扩张是不可忽视的。版权扩张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统权利的基础上予以扩张，包括复制权、向公众传播权、发行权的扩张；二是以特别权“SUI GENESRIS RIGHTS”的方式创设新的权利，包括数据库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版权信息与技术措施权。版权的经济权利的扩张对于提高版权保护水平具有意义。它既是传统版权规则适应数字化环境的必然，也预示着传统版权原则和价值的危机。理性的立法者（包括国际与国内）应冷静地看待后TRIPS时代的这一现象。
精神权利的弱化和经济权利的扩张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图书、软件、数据库等信息商品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授予过于“扩张”的独占权将不会鼓励知识产品的市场。授予著作权是对知识创造的肯定。知识的创造者应该从中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著作者应有权决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公开或发表，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发表，也应有权决定在作品上署名，还应有权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歪曲、篡改。在数字化时代，作者的这些精神权利更容易被侵犯。在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激烈的今天，各国政府都将经济发展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因此，强有力的版权保护对于国际合作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图书、期刊、电子文件、计算机程序、数据库、互联网都是人类资源的一部分。版权利益平衡既可鼓励作者的创作，也保证社会公众对这些资源的有效利用，降低版权的社会成本。适度的版权保护对经济发展具有良性刺激作用，但是，过度的保护将会造成垄断。
三、图书馆的公共性与知识产权的商业化
图书馆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而知识产权则必须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其价值。国际图联在《关于WTO对图书馆影响的声明》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是一项公共事业，是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最广泛的信息、知识和思想的独特的社会组织，不因公众年龄、宗教、生理和心理健康、社会地位、种族、性别和语种不同而受到限制。”我国图书馆历史悠久，在数字时代的今天，其性质仍然是社会公共文化教育机构。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其根本属性是公共性。而知识产权具有个人财产权的性质，知识产品一旦获得法律授权便成为一种绝对权（对世权），从而导致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诉求与知识产权的独占性的矛盾。
无论在WTO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中，还是国内的司法判例中，图书馆的公共性均“极有可能在解决互不相让的知识产权争端中不大考虑非商业性准则，而这种准则正是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之间合理平衡所维系的”（Steven Shrybman，2000）（注：转引自吴建忠：《战略思考——图书馆发展十大热门话题》，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四、不断抬高的知识产权门槛
加快经济增长、平衡进出口贸易和增加就业是理性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动力因素。在垄断性的唱片工业、出版工业、电影工业、超级数据库工业、超级软件工业等工业界的压力下，国际上不断抬高的著作权门槛，严重挤压公共利益的空间。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是必要的，但关键是如何维系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目前，国际立法抬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活动并未停止。相反，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在召集磋商《视听表演条约》。1996年的日内瓦知识产权外交会议上正是美国与欧洲等国的代表的密切合作才使复制权的新规定和有关技术保护措施权得以通过。因此，欧盟的立场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高国际保护的水平与范围。
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将版权保护扩展到数字空间。欧盟则在1991年至2002年先后通过了8个涉及数字化问题的知识产权指令（Directives）。1996年《数据库指令》和2001年5月《协调欧盟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指令》等在很多方面已经突破了传统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主张用“特别权”（sui generis rights）对达不到版权保护要求的数据给予特别权保护。在1996年12月的外交会议之后，国际上进一步讨论《数据库条约》，该条约草案对图书馆使用数据库具有潜在的威胁。在国内法方面，我国2001年11月修改了《著作权法》，增加了“网络信息传播权”等权利。2002年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当代中国刑法新视界》等三本书的作者陈兴良便依法诉讼中国数字图书馆责任有限公司未征得陈的许可，擅自在公司网站上登载其著作。原告诉被告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要求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尽管被告辩论时强调数字图书馆是国家重点项目之一，是科技兴国战略的一部分，公司完全是公益性的，但海淀法院还是依照新法的规定，判决中国数字图书馆责任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授权行为，并赔偿8万元。陈兴良案是一个“信号”，必然对我国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与公共获取产生影响，值得注意。
五、国际信息利益存在巨大差别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技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信息革命使得知识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与计算成本在不断地下降。全球获得信息的能力在增强。这些又严重依赖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光缆、计算机这些基础设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设施方面的差距较大。贸易、金融和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加大了贫困国家和地区迅速落伍的危险性。全球知识需求与供应的不平衡，表现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s）和信息问题（information problems）（注：世界银行著，蔡秋生泽.《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版权立法采用统一的标准将使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目前全球版权保护存在的不平衡（注：Peter M.Gerhart.Why Lawmaking for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Unbalance，EIPR 2000（7）。）和知识产权保护目标偏离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已经被认识到了（注：Judge L.T.C.Harms.Offering Cake for the South.EIPR，2000.22（10）.）。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资源拥有量方面差异极大。例如在数据库方面，美国占有世界70％的市场，中国约占世界1％的市场，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我国信息能力为美国的8.6％、韩国的15.2％、巴西的40.2％，在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排倒数第二，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注：张涛光报道.《人民日报》，2001-10-31.）。信息资源拥有的不平衡，导致发达国家对信息的垄断。根据美国计算工业年鉴公司的统计，1998年底全世界正在使用的计算机是3.64亿台。其中美国拥有1.29亿台，是第二名日本（3200万台）的4倍，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中国、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占有2.878亿台，占世界总数的80％，其他国家只占世界总数的20％。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共有2.38亿台，占全世界的67％（注：该数据根据Computer Industry Almanac Inc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发达国家是数字化的主要受益者，要求国际上实施高水平的保护。
维系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应是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法则的主要目标。获取信息或共享信息是文明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权利。过于严厉的版权保护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版权制度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规范信息资源生产与传播行为必要的法律制度，而资源的共享也是社会的诉求。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关键是建立好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并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安排。
以知识管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
柯平
（南开大学 国际商学院，天津 300071）
知识管理是近几年来管理学界、经济学界和图书情报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知识管理在企业的成功运用使之成为比信息管理更为重要的一种管理思想和方法。正如信息管理已广泛应用于图书馆与情报工作并促进了图书馆信息化一样，若将知识管理应用于图书馆学，必将促进图书馆学的研究。
以知识管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图书馆的知识功能
早在1975年，国际图联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图书馆职能科学讨论会上，就确定了图书馆的四项社会职能：一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二是开展社会教育；三是传递科学情报；四是开发智力资源。此后，人们对图书馆功能的不断补充，除了坚持图书馆的文化教育功能外，更加强调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功能，从而适应了社会信息化的需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高速公路热潮，使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早已从文献中心过渡到信息中心，确切地说是信息资源中心或信息服务中心。
当人们从信息热转向知识热时，知识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知识又得到了新的认识，无论是知识经济的4W划分还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划分，“知识就是力量”在组织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那里赋予了新的意义。
用知识管理的观点看图书馆，图书馆的知识功能更为重要。图书馆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知识中介，而不是信息的中介（如电台、报纸等）。如果说，图书馆在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价值是它的社会功能，那么，知识功能应该是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事实上，这一功能早就存在，即人们认识到的知识宝库的意义。只不过图书馆界把文献收藏与利用功能发展到了信息传播与服务的功能，从而忽视了知识功能的重要性。
图书馆的知识功能首先表现为知识记忆，犹如巴特勒把图书作为保存人类记忆的social mechanism，以及把图书馆作为这种记忆移入活着的个人意识的social apparatus。正是图书馆这种知识记忆支撑着社会知识创新系统，与此相应的知识传播功能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源泉与手段，促进着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科技与生产力的进步。更为具体地说，图书馆具有的知识组织、知识加工与知识服务功能可概括为知识管理功能，有效的管理使图书馆拥有的知识资源增值。
2.知识管理员
台湾世新大学顾敏2001年在《图书情报工作》发表子一篇《知识管理与知识领航：新世纪图书馆学门的战略使命》，从知识管理的演进出发，认为图书馆学门与知识管理有不可解除的关系，图书馆早就是知识管理的单位，从网络革命、数字革命到知识管理革命，与图书馆最为密切的是知识领航（knowledge navigator），按照这一认识，图书馆员应成为知识导航员。在此以前，关于现代图书馆员的角色就有“information navigator”、“publisher”、“information manager and communicator”等提法。1993年比利时人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还首次使用了“cybrarian”来称呼那些利用网络技术进行信息采集、管理和服务的人。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图书馆员Nancy Bolt将信息高速公路环境下的图书馆员角色描述为：knowledge provider、knowledge gateway、 knowledge teacher、knowledge organizer、knowledge creator、knowledge partner，她对每个角色的工作和用户期望作了详细的论述，使图书馆员的角色超出了知识导航的范畴。
知识管理按人才资源在组织内部知识的生成、交流、应用中所起的作用分为知识生产者、知识商品化的倡导者、知识商品化的领导者、知识分析者和幕后保护人五类，在企业内部则有知识主管、知识项目管理者和知识工人之分。图书馆作为知识资源管理的一个部门，图书馆员也就是知识管理员，包括知识组织者、知识导航员和知识传播者。
3.虚拟知识资源
图书馆以丰富的知识资源而著称于知识世界，对各种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体系，历来在图书馆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文献载体的多样化特别是文献资源的数字化，缩微资料、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多媒体文献、网络文献的大量增长改变了纸质文献在文献世界的统治地位，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数字化知识资源逐渐成为图书馆藏书的主要来源，这类资源包括联机或网络数据库、电子期刊（联机服务型、CDROM型、过渡型、超量型、网络型）、电子图书（CDROM型、网络型、E-Book）、用虚拟图书馆方法组织的网络资源等。
网络知识资源与图书馆的结合产生了虚拟知识资源——“虚拟馆藏”（virtual collection）。这一概念区别于图书馆的物理馆藏，指文献情报机构的超链接型目录中所描述的、可通过目录链接的那些网络资源，是一种通过网络传递的超时空的知识资源。
知识管理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藏书”观念，将图书馆作为显性知识共享的部门，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着信息保障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从“文献资源共享”上升到“知识资源共享”，从图书馆重视“收藏”拥有提高到重视“存取”（access）。正如美国学者威格纳（L.S.Wegner）所言：“一个图书馆的馆藏 （holdings）将由存取而不是拥有（possession）来界定，大多数图书馆资料将根据需要以电子形式或印刷形式来传输。”图书馆“存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租用数据库、共建共享虚拟资源等获得文献使用权，这样做，使图书馆可用的知识资源无限扩展，也使知识资源的共享得以实现。美国研究图书馆中心主任辛普森（D.B.Simpson）在1994年作了这样的概括：资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存取（Access）+拥有（Ownership）。
4.知识组织
图书馆很早就应用了知识组织，从文献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关联，从文献的主题标引与内容揭示，都是以文献为对象进行的知识管理。英国学者布鲁克斯（B.C.Brookes）认为，图书馆工作者和信息工作者利用现存的各种分类法和索引法对文献的处理不是组织知识而是组织文献。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所含的内容进行分析，找到人们创造与思考的相互影响及联结点，像地图一样把它们标示出来，以展示知识的有机结构，为人们直接提供创造时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这就是“认识地图”或“知识地图”。印度学者塞恩（S.K.Sen）将英国学者道金斯（Dowkins）类比生物遗传学提出的“思想基因”概念引入知识和信息的组织中。所谓“思想基因”，是知识生产创造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可以表示为一个简单陈述，而陈述则可以分解为有限数量的概念，也可称之为“知识基因”或“信息基因”。塞恩从“思想基因”出发，指出了目前知识组织方法的不合理性，建议按所谓“思想基因进化图谱”，按自然进化方式聚类，形成“思想基因串”，从而编制出新型的概念索引，供人们利用。
元数据是图书馆知识组织的重要成果，适应了网络知识资源组织的迫切需求，也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要求。由于在元数据产生以前，图书馆的书目数据描述主要是MARC和AACR，使针对网络环境下的元数据与MARC转换共存成为必要。又由于各种元数据格式不断产生，如DC、FGDC、EAD等等，XML（可扩展标记语言）和RDF（资源描述框架）的结合，使各种元数据格式可出现和运行在同一界面上，提高了元数据的规范性和互操作性。图书馆知识组织除继续发展元数据技术外，还要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知识深加工与知识资源开发。
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知识组织发展为知识管理中的一个专门领域，这一领域包括知识组织的基本原理、知识组织的方法论、知识组织技术、知识组织软件、知识组织系统、知识组织标准化、知识组织的社会因素等。
5.知识服务
1994年，新加坡的《图书馆2000》提出了图书馆的“范型转变”有7个方面：从图书的保管者到服务本位的信息提供者；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本馆收藏到无边界图书馆；从我们到图书馆去到图书馆来到我们中间；从按时提供到及时提供；从馆内处理到外包处理；从区域服务到国际服务。美国华裔图书馆学专家陈钦智教授提出，我们正在转向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注重学习的创造性社会。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变化：（1）社会价值观从“获取”转向学习；（2）个人学习知识的动力增强；（3）更多的人学会如何创造性利用信息；（4）对多媒体信息的需求增加；（5）对全球信息需求的增加。因此“图书馆要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走出原先受其结构限制的传统的信息提供方法，而转向提供信息检索服务，为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时或在任何地方的人们提供全球信息资源”。可见，知识对图书馆服务的作用正在加强。
知识管理使图书馆文献服务从传统的借阅服务发展到信息服务，从参考服务发展到知识服务。知识服务要提供知识和知识中介，包括运用信息推送技术开展信息推送服务，将定题检索SDI（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与网络服务结合起来，发展网络参考咨询服务，运用知识营销的理论与方法，充当“知识经纪人”的角色。知识服务还要参与到知识的学习与创造之中，包括远程教育、网上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习指导、读者知识结构设计与智能开发、个性化知识服务与创造教育、虚拟学院、虚拟读书会等。
6.资源管理
知识管理扩大了图书馆管理的视野，从资源的角度，将图书馆管理分为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图书馆经济管理、图书馆知识资源管理和图书馆物质资源管理四个方面。
在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将图书馆员看做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实施人本管理和能本管理，从过去重读者轻馆员、重物（文献、设备）轻人（读者、馆员）到坚持读者至上、读者第一，同时尊重每一个馆员，发挥图书馆人才的作用，开发图书馆员的潜力，建立内部知识共享机制。
在图书馆经济管理方面，不是把主要目标放在有偿服务或创收上，而是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经费，达到最大的投入与产出比。
图书馆有大量的文献即知识资源，管理的目的不是收藏，而是充分利用，在提高可存取性的同时，增强可获得性。不仅如此，还应认识到图书馆有大量的物质资源，包括图书馆馆舍、阅览空间、图书馆家具设备、现代化信息设施以及图书馆环境，管理的目的不仅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还要营造知识共享的氛围，形成图书馆文化。
7.应用理论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是图书馆学理论化，过分夸大图书馆学的人文作用，轻视图书馆技术、服务与管理；另一个是图书馆学实用化，过分夸大图书馆学的实用性，轻视图书馆学的理论。鉴于此，发展应用理论是一个关键。
图书馆应用理论应建立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图书馆层面，将图书馆作为一个组织、一个生命系统、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来看待，研究图书馆理论、数字图书馆理论等。二是文献层面，涉及文献的形态、生产、整理、传播与利用，主要研究文献需求理论、文献传播理论、电子文献理论、文献信息理论等。三是信息与知识层面，主要研究信息资源理论、信息文化、知识资源管理、元知识理论、知识加工理论等。建立在这三个层面上，才能形成以知识资源与文献管理为研究对象的新图书馆学。
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共享的历史任务与措施（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99BTQ002）。）
杨文祥
（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历史任务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数字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除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外，别无他途。要信息化，就要解决信息化的核心问题——对信息资源的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走信息资源全社会共享之路。信息资源全社会共享，既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信息、知识时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世界图书馆界孜孜以求、为之长期奋斗的社会目标。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共享事业建设，既有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和业务基础，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共享事业的历史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当今时代的历史条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克服现实障碍，将各种障碍转变为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基础与社会保障，组建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建立社会共享机制，在推进信息产业不断发展、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深化、信息知识经济不断成熟繁荣的同时，推进中国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步，最终完成以信息、知识资源全社会全人类共享为特征的信息文明建设，将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二、措施
1.从信息素质教育入手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为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国民素质是制约社会信息需求增长、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根本因素。而以人为本、实现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充分发展是信息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这样，国民素质建设就成为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建设。为此，以现行的国民教育体系为依托，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社会群体的不同特点和现实需要，以全体社会成员和全体国民为对象，从信息素质教育入手全面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使现代科学观、现代社会观、现代文化观深入人心，并以此为基础，使现代资源观和信息资源共享观成为现代科学观、社会观、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使全体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成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能够适应信息化、知识化的数字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为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观念形态基础。
2.优化信息资源共享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制约我国信息资源共享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管理环境等几个方面。
（1）社会经济环境的优化：经济领域的信息需求源于市场竞争的需要。我国信息资源共享事业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水平不高，形不成强有力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整体竞争环境，这一状态造成了社会信息需求的严重不足。为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经济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深入，建立起规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是优化我国信息资源共享经济环境的根本措施。
（2）社会管理环境的优化：信息资源社会共享事业是信息时代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其实质是推进我国社会管理的现代化。
信息资源共享社会管理环境的优化应考虑以下措施：
首先是改革信息资源建设的社会管理体制，组建具有国家权威能够统筹全国信息资源建设整体工作的领导机构，以扭转目前在管理上整体性差、条块分割的分散局面。为此，有必要适时展开信息资源建设领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使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事业的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与网络建设相同的战略地位，成为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核心工作之一。与此同时，在CALIS工程和国家数字图书馆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管理上突破原行政体制的限制，形成与面向全社会的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社会共享整体网络体系相统一、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结构体系。1999年1月召开的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组建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三级协调机构，成立了全国范围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调委员会。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20世纪80年代就曾建立过的、建立在传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基础上的资源共享多边协调机构，其功能十分有限，很容易流于形式而难有作为。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即使有关各方一时的积极性很高，并有所成效，但也难以持久，有始无终。考虑到信息资源建设在信息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有必要将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的建立作为我国国家信息资源建设的中心工作和社会目标，并将这一工作置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和统筹之下。
其次是加强信息政策与信息资源立法的研究与建设。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建设是一个泽被全社会、须由各相关行业广泛参与和协作的社会系统工程，而国家信息政策和国际、国家信息立法是当代社会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社会保障，为此，必须在信息资源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政策与信息立法的研究与建设，为这一工作提供不可缺少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在信息资源共享政策建设和法律建设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而我国则应以《图书馆法》和国家信息政策为核心，以信息、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需要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为依据，在深入分析和借鉴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系统的信息资源政策和信息资源立法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国家立法和国家政策的手段，一方面在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承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缓由于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乃至知识产权方面的垄断的挤压所造成的我国信息资源共享事业建设与发展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在规范社会各方面行为、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保障信息资源建设顺利进行的同时，保证公众（包括个体公民和社会团体）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条件下，充分利用公共信息，提高素质、发挥潜能，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化整体水平，推进信息、知识经济走向深化，最终实现信息资源社会化建设与全社会共享的社会目标。
（3）社会文化环境的优化：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的文化环境因素复杂，这里只讨论相关观念的更新。
信息资源社会化建设与共享是信息、知识时代社会资源建设的核心工作，也是信息文明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信息资源社会化建设与共享作为信息、知识时代的社会实践，既需要在观念形态层面进行理论建设，也需要自觉清除传统观念的阻碍与干扰。
本人曾在信息和信息资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述内容为内涵的现代资源观和信息资源共享观：
①信息是数字时代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
②信息资源只有通过全社会共享才能充分发挥其资源价值，有效促进社会发展，在推进信息、知识经济深化的同时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③在信息资源面前，每一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无不建立在社会共享的基础之上；
④数字时代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复杂的资源系统：既包含自然资源，也包含社会资源；既包含物质资源，也包含信息、知识资源；既包含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知识资源，也包含非数字化的传统文献信息、知识资源；
⑤通过这一复杂资源系统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人类文明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更为进步的信息文明；
⑥信息、知识资源共享是信息、知识经济发展和深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⑦信息、知识资源共享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完全免费获取，而在于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平地获取——信息公平、信息平等、信息自由存取等将是信息、知识时代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样，信息、知识资源共享应该是公益性共享与商务性共享的统一，是由这两方面共享所构成的完整的社会资源共享体系。
3.以数字技术为技术基础，以网络环境为业务平台，以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为资源和业务基础，以数字图书馆网络建设为主体，以各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为外围，实施21世纪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社会共享体系建设。
数字时代，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社会内部各要素间的信息联系空前活跃。这一信息机制使得社会各部分、各方面相互间的依存度不断增强，人类社会系统的整体化水平也因此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无论政府、社会团体还是企事业单位，其运作都不可能全部或是说仅仅依赖其内部信息。没有社会性的外部信息作为其强有力的信息资源社会保障，维持这些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信息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社会信息资源系统的建设与开发是一种社会资本储备，社会各方面对信息资源的需求只有通过社会化的整体建设与共享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
我国传统的政府机构信息部门是一种内部信息服务系统，电子政府计划实施以来，已成为公共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图书馆事业和情报系统是以文献信息和公益性服务为主、以网络信息和商务性信息服务为辅的社会信息服务体系。新闻部门、书刊出版发行部门、信息咨询与服务机构、各类网络公司等则是商务性信息服务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竞相研发和建设的数字图书馆，是以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为技术基础和业务平台，集图书馆理念和信息产业功能为一体，具有信息、知识时代特征的业务结构和社会组织管理结构的统一。这一全新模式的社会组织和业务系统既集中发展并强化了传统图书馆和情报系统的服务功能，又可具备当前以及今后信息、知识时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益性和商务性信息服务的主要功能。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共享的主体模式必然是一种数字化的、网络化的和复合式的模式。数字化、网络化是指信息资源的建设、信息的存取、传递、交流和信息服务都是以数字技术为技术手段，以网络环境为业务平台进行运作的。复合式是指数字时代信息资源共享事业建设是以数字图书馆建设为核心，以传统文献资源保障与共享体系为补充所建立起来的信息资源形态多元化（媒体多元寓于其中）、业务处理方式多元化、业务运作与信息服务模式多元化的、面向全社会的多元复合式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具体措施是：以传统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网络为基础，以数字图书馆网络为核心，以全社会各类信息机构及其信息网络为外围，建设国家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网络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在条件成熟时与国际性信息资源网互联，形成传统文献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相互补充、国内网络和国际网络相通互联的全球性信息资源共享体系。
4.建立公益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系统的运行机制体系。
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的正常运行与发展，有赖于其运行机制的健全有力。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的运行机制须由公益机制与市场机制两方面内容加以构建，构建一个通过这两种机制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不断推进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走向深化、向更高层次不断发展的运行机制体系。
在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初期阶段，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的公益机制应发挥机制体系的“主发动机”作用。伴随信息市场的不断成熟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与深化，市场机制将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将取代公益机制的主体地位。直接面向市场、以赢利为目的的信息需求，属商务性信息需求，如技术开发、产品开发、企业管理等。这方面的信息需求，纳入市场机制加以满足，而不直接面向市场的非盈利性信息需求，如社会教育、理论研究（含基础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政府、学术团体等非盈利组织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信息需求，则应纳入公益机制加以满足。
公益机制的作用在于面向全社会，通过推动公益性信息服务的深化，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科学知识水平、社会文明水准和全社会的科学理论水平以及组织管理水平，进而提升全社会的整体信息素质，以此积累全社会的信息需求潜能，培育信息市场，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需求动力。公益机制是推进信息产业发展，推进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深化的根本性机制。
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面向市场，通过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满足商务性信息的现实需求，发展信息产业、繁荣信息经济。市场机制是推进信息产业发展，推进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走向深化的现实性机制。
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内容——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性机制。国家信息政策和国际、国家信息立法则是当代社会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社会保障。我国信息产业，尤其是信息服务业发展缓慢，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不力和政策、立法保障不力是两大重要原因。为此，通过国家政策和国家立法，在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我国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系统的运行机制体系是建设我国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社会保障与共享体系的重要措施。
信息资源共享是发展信息产业，深化信息、知识经济，完成人类社会的信息化、知识化历史进程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社会最终完成人类文明史的新阶段——信息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