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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引吸外资
据世界银行199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披露，到199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直接投资受资国。1992年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使用额首次超过对外借款实际使用的外资额，比例为1.5:1。这一外资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途径已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需求量远远大于资本可供量的情况下，为何国际资本对中国持有明显的偏好，以及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究竟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如何尽可能多地吸引外资，并使外资使用的正效应最大化，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一个基本课题，然而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如愿以偿。这里既有自然禀赋的原因，也与政策效应密切相关。在吸引外资上，我国之所以能在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成为最大的国际资本受资国，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外，更主要的是中国政府在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顺应国际资本的流动趋势，以及正确认识我国吸引国际资本的特殊优势，并依照这一优势不断修正相应引资政策的结果。
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政策法规不健全，缺乏经验，在建立合资企业的谈判过程中，往往担心外商挤进国内市场，打击民族工业，赚走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境外投资者大都试探性地进入中国市场，投资项目也往往带有追求短期回报的特征。例如，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流行的“三来一补”的投资方式。用这种方法引进外资，中方参与合作，投入的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获得的利益主要是增加就业，而产品设计和销售等关键环节通常被外商控制。更主要的是，追逐短期回报式的投资主体无论是在技术层次，还是在资本规模上，都与当代引导国际资本流动主流的跨国公司投资有着实质性的差别。
从1979年到1990年，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三资企业多达4万家，但企业投资规模偏小，平均不到100万美元，东南沿海地区举办的多为10来万美元的加工出口型小项目。多数项目技术层次低，而且没有实行动态技术转移。据有关方面统计，香港约70-80%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已转移到内地。如香港的玩具厂商大多数已到广东投资设厂，其数目已达2000家左右。
显然，上述状况不仅与我国试图获得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引资目标不符合，也与我国希望得到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预期相距甚远。联合国跨国公司管理局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表明，1990年以前（包括1991年，由于缺少1991年国际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本文只将1990年以前做出比较），中国在世界直接投资领域的地位并不重要。与199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受资国的地位相比，1990年以前，中国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总量中的份额均小于10%（1986年除外）（见表1）。
表1 1986-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地域分布 （单位：亿美元）
类别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世界直接投资总量a 1660 2700 3250 3560 4200
其中：发展中国家
160
270
360
400
400
中国
18.74 24.14 31.94 33.92 34.87
注：a直接投资总量包括投资内流量和外流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管理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
进入9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对外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政策，在1991年由35个国家作出的82项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政策修改中，有80项是朝着更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究竟应该如何做出政策调整，怎样才能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的确，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的原材料、土地价格，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不仅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即使相对于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仅仅依据这些条件难以实现我国引资目的，事实上，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国际资本有着独特吸引力的关键是现实和潜在的市场容量，以及经济增长的现状和前景。这才是我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总结以往引资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后，依据市场优势不断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从而为占据当代直接投资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这些公司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看重的并不是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低廉这一传统优势。克尼克波克尔在他的《垄断性反映与跨国公司》一书中分析了美国187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他发现一些垄断性工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竞争者之间相互的行为约束和对策反映。因此，它们在选择投资空间时，更多地带有长远的战略目标，故对资本输入国的市场容量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更为关注。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投资在市场方面的动机会显得更为迫切。
1993年4月，中国政府宣布开放部分国内能源、交通和通讯市场，允许外商投资于我国这些相对落后但却十分重要的经济部门。这一政策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开放。到目前为止，外国直接投资已涉及除国防工业外的所有工业部门，一个全面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
如果说在90年代以前，境外的投资者还主要是将中国大陆作为来料加工、两头在外的生产据点，那么进入90年代，它们不能不同时考虑到拥有高速经济增长率和12亿人口的市场所具有的重要性了。从1992年开始，外商来华投资平均每个项目的资本规模开始扩大。据广东、福建、北京等14个省市统计，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已有1500多个。同时，外商投资结构趋于优化。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和技术密集型的项目正在兴办。国际知名的大跨国公司开始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德国汉莎、荷兰飞利浦、美国IBM、摩托罗拉和日本松下等大跨国公司纷纷对中国投资做出中长期规划。目前美国的500家大公司中已有52家来华投资。
国际经验表明，和单纯的国际贸易与借贷资本相比，直接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本国经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将支付较小的代价。首先，与前者相比，直接投资的风险大都被投资者承担，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因直接投资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其次，直接投资创造而不是消灭就业机会，故由此引发的政治对抗会小得多。然而，这并不是说，一国经济的发展采取直接利用外资的方式便可不支付任何代价。既然我们希望引进那些具有先进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跨国公司投资，那么吸引它们来华的主要代价就是国内市场的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政策制定者没有太多的选择，能够做的只是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二、外商投资企业国内市场份额估算
到1992年，中国大陆累计投产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34288家。1992年上述企业的全部产值为2066亿人民币，出口额为173.6亿美元。由于没有销售额的指标，故很难从总体上准确地测算出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的份额，但粗略估算其外销率约在35%左右（产值加上商业利润，出口额的美元按当年的汇率换算）。为了能够对外资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做出较准确的测算，我们对外经贸部等单位公布的“1992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全部企业中318家有出口额的数据，总出口额为53.573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30.86%（表2）。
表2 1992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外销率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资司1992年中国规模最大的500家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排序。
在进行行业分析时，我们发现外销的行业集中度相当高。318家企业分布于近20个行业，具有统计意义的只有242家，占总样本量的76.1%，分别被归入6个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出口份额较高的只是集中在前三个行业中，明显带有劳动密集型投资的特点。例如，外销率居榜首的制鞋业之所以能够将大量的产品销往国际市场，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大陆为外商提供了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投资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如高档旅游鞋），然后出口到高收入国家是有利可图的；纺织、印染与电子（主要是家用电器）行业同样具有上述特点。从我国吸引外资的过程看，以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为目的的投资并不会挤占过多的国内市场。相反，以我国市场为依托的投资，则难免会占有国内一定的市场份额，目前这类投资大多集中在与国内生活消费直接相关或进口替代领域。例如，在饮料行业，目前在我国市场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外商投资企业共19个，其中可口可乐12个，百事可乐7个，全部投产。1992年共生产外国牌号汽水64.33万吨，比1991年增长27.30%（见表3）。很明显，在饮料行业的外商投资已经占领了部分中国市场。从可口可乐的份额看，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实力已不可小看。类似饮料行业的状况在部分其他行业也同样存在，例如有人估计，在儿童食品市场份额中，三资企业的产品已占近20%。
表3 1992年饮料业外商投资企业国内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轻工年鉴》1993年，第225页。国内生产总量为420.81万吨。
与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引进外资的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饮料、食品等行业的市场份额出让并不算大。但在那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上，由于国内厂商与外国投资厂商的技术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模仿竞争，故市场机会利益被外商投资企业获取得较多。IBM公司的高级副总裁199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现代信息技术论坛会上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激动、发展最快的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无穷无尽的机会。”在个人电脑方面，IBM承认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较之康柏公司(COMPAQ)略逊一筹，但它宣布1995年将迎头赶上。其具体行动就是选择长城公司为中方伙伴，合资组建I-IPC公司生产个人电脑。另据美国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从事市场研究的国际数据公司的资料表明，1993年虹基公司(AST)在中国卖出了14万台机器，占当年我国微机销量的31%，康柏电脑居第二位，市场占有率为19%。1994年是天津奥的斯公司合资的第10个年头，当年其销售额将达到15亿元，在全国大大小小百余家电梯生产企业中，它的市场占有率已达25%。美国的施乐复印机1983年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仅为5%，随着我国市场的开放，目前该产品的市场份额已超过40%。在我国一些空白或基础薄弱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抢先占领和垄断市场的现象已经出现。例如，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已经占领了国内传呼机与移动通讯设备市场的70%。最近该公司又将投资10亿美元，在我国建立生产与销售中心。
三、开放市场的政策效应
从1990年开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后，中国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给予了更开放的政策。在以市场换资金、换技术、换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对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对实质性、长期性、大规模的跨国公司投资所要求的国内市场开放问题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作为上述政策的回报，从1991-1993年，来华直接投资的资本额迅速增长。1992年比1991年增长143%，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132%（见表4）。
表4 1979-1993年我国利用境外直接投资概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高速发展的势头。高速发展的前提离不开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在投资完全由国内资源支持时，如果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内资源供给能力，难免会出现投资膨胀。而利用国际资本的投资等于从境外引进了可供利用的资源。毫无疑问，90年代以来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潜在的投资膨胀，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80年代平均为2.8%，1991年为4.5%，1992年略高于8%，1993年则达到10%（按当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计算）。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一个市场封闭的东道国中，外国投资者一般不会也没有必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但在开放性较高的国家，外国投资者只有采用最有竞争力的技术、生产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站稳脚跟。因此，随着我国国内市场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多年来我国吸引外资存在的技术水平偏低、产品档次不高等现象已大有改观。特别是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已经收到较为明显的技术进步效应。例如，光纤光缆、通讯设备、自动化仪表、彩色电视机、电梯、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型电机、新型建材和药品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填补了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的空白，对加快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不开放，我们生产的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1]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能否通过引进外资收到预期的技术进步效应，除了开放市场外，还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现有的工业基础。只有在原来工业基础较强的地方，外商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才较为明显。如上海凭借其老工业基地的优势，90年代以来将举办技术先进型三资企业作为引进外资直接投资的基本战略选择。目前上海有100多家技术先进型三资企业，几乎涉猎了当代技术发展水平的所有大行业。如机械、医药、医疗器械、仪表、电子、通讯、汽车、计算机、化工、生物工程、建筑材料、饲料等。经过几年的发展，上海工业的某些行业，如轿车、通讯和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等行业的产品已经达到或接近当今世界一流水准。
10多年的引资实践表明，我国对国外资本与技术的需求愈强，必须出让的市场也就愈多。这是否会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构成威胁？要想对这一问题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不仅需要借鉴其他国家民族工业成长的经验，更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事实上，就象直接投资的技术进步效应取决于已有工业基础一样，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输入国民族工业的影响与资本输入国民族工业本身的实力高度有关。如果资本输入国民族工业具有较强的实力，那么外国资本的进入则会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资本输入国民族工业势力薄弱，国外直接投资大规模的介入则有反客为主的可能。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基础工业体系已初具规模。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1979年到199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5%左右，到1992年达到23938亿元。许多重要的工业品产量迅速增长。例如，钢产量突破8000万吨、发电量7470亿千瓦（均列世界第4位），原煤产量名列各国之首，为11亿吨，原油产量达1.4亿吨，进出口额1656.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1大贸易国。
从总体上说，在如此广阔的空间和巨大市场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就象传统的中国文化一样，虽然多次面临外部的侵入，但结果并非是被外部势力所征服。相反，外来者只有与这种文化相融合（或者说被同化），才能够生存。高科技外国直接投资通常能带来技术创新的效果，而以实用技术为特征的外国直接投资则有利于进行科技转让，资本输入国的企业在利用外资提供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可以本国的技术条件为基础进行改良创新，把外国直接投资优势与当地生产联结起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地关联效果”。
以我国汽车行业为例，1992年我国汽车产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产值、销售收入和经济效益与生产同步增长。经过几年的合资，几种引进国外技术的轿车产品档次逐步提高。据国家权威部门核定，上海桑塔纳国产化率已达到75.33%，北京切诺基吉普达到57.31%，广州标致505达到51.48%。尽管天津夏利和一汽的奥迪在国产化率上进程较慢，但也分别达到47.7%和30.71%。通过把外国直接投资的优势与民族工业的基础相结合，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在短短几年之内走完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路程，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国产化的迅速推进也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做到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取决于资本输入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我国的汽车工业之所以能逐步消化外商的技术，主要是因为我们毕竟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反，如果中国的汽车工业原本是个空白，相关的产业也不健全，上述国产化的实现是难以相象的。
从理论上说，对外国投资采取开放态度，实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对国内企业不加区别地盲目保护，只能使生产率停滞。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市场，并创造条件让其与国内企业展开竞争，这的确需要勇气。美国麦金希国际研究所(Mckinsey's GlobalInstiute)最近对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汽车、钢铁和电脑等9个行业的生产率差异的原因做了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9个行业中日本领先的有5个，美国有4个，德国没有一个居领先地位。德国制造商的竞争对手主要在欧洲，欧盟同日本订立的各项自动限制协定，为其汽车和金属加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关卡重重的手续也使传统工业的工厂很难迁入德国；德国大银行拥有的股权和投票代理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把外国公司的兼并与收购拒之门外的资本市场。结果是德国制造商参与竞争的范围大大被缩小了。同时，日本和美国那些生产率相对较低的行业也都与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力度不够有关。真正的市场竞争就象一场棋类比赛，同棋艺胜过自己的对手交锋，可以提高自己的水平。即使在每次交手中你都是输家，但经过一段时间，你的相对技艺已经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当然，无需讳言，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目的在于其自身的增殖，因此外来的投资者决不是来举办什么慈善事业。既然要赚钱，就难免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争夺。我们要利用外资求发展，外资则利用中国的市场实现资本增殖。这里对双方都有一个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如何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将是我们今后长期面临的问题之一。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国资本时，都带有相互矛盾的心情：既怕外国资本不来，又怕外国资本进入。为在技术和资本短缺时获得发展，他们希望引进外国资本；但当国内因资本、技术缺乏而存在着新投入资本和技术获得的较高边际利润的机会被外国资本获取时，又往往担心外国资本的介入。
在我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内销，挤占部分国内市场，大量的盈利机会被外商赚取一直是人们极为敏感的问题。对此，有一个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潜在机会”的问题。“潜在机会”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但当这种机会难以靠自身的力量转化为现实时，又排斥外界力量的运用，则决非明智之举。中国巨大市场蕴含的机会早就存在，但在闭关锁国的年代并未有效发挥，开放则使其逐步成为现实。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日趋国际化的时代，如果仅仅为保住机会而拒绝外国资本的介入，其结果只能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此外，在谈到外商企业占有国内市场份额时，我们认为有一点应该明确，即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合资与合作经营占大多数。1979-1993年间，在三资企业总数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合资经营企业分别占64.9%和51.07%，合作经营企业分别占16%和21%，外商独资企业仅占9%和19%。所以，如果考虑到合资与合作企业里的中方资本份额和收益，那么在估算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份额时，至少应该有减半的折扣。即便是外商独资企业，也不应将其看做是外国的企业。从法律上说，他们是在中国领土上注册的，是中国的法人。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明确指出，“现在有很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2]在我们看来，目前与其从总体上讨论国内市场是否开放得太大，倒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个企业上。在向他们开放国内市场时，做到既容忍其扩大规模以适应技术和组织进步的需要，同时要严防单个企业形成过大的市场权势，防止市场的垄断。目前在国内一些原长期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如通讯）和一些民族工业发展弱小甚至是空白的领域，外商投资企业形成垄断的现象已经出现。
开放带来竞争，竞争提高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率先开放市场的行业已收到了明显效果，例如制造业与国外同类企业的差距已经缩小。但在原来一些由国家垄断的行业，由于缺乏竞争，故至今仍与国外有明显的差距（如邮电通讯、银行、交通、对外贸易等）。正是这种差距构成了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为了缩小差距，我们有必要开放这些市场，但开放这些市场时，应该做到公平竞争。如果只对外商开放，对国内投资者限制是没有道理的。如对那种外商可以收购国内企业到境外上市赚取丰厚的回报，而国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却要经过层层关卡的现象确实应该进行反思。
我们说竞争能够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下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都可以达到上述效果。倘若资本输入国整体经济实力，或某个行业太弱小时，允许外国资本大规模的进入，后者只能是窒息本国民族工业。关于这方面的教训，国际上也不乏实例。
回顾那些工业化国家（包括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开放国内市场的过程，也决非是无条件的。如果在60年代，无论是菲亚特或是通用汽车公司，能够对其产品大量地提供给日本的消费者（提供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直接出口或到日本直接投资），日本的汽车工业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实力；如果在70年代，日本没有对美国生产的低成本高质量的16K随机存储器关闭其国内市场，日本的半导体工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竞争优势。目前韩国的全部工商业资本中，国家资本占60%，私人资本占30%，外国资本占10%。韩国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各种类型的企业均按法律注册等级，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公开竞争，对任何企业都不实行保护和优待。然而，在60年代韩国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时，政府则对外资实行的是严格限制，保护本国工业的政策。1961年公布的《引进外资法》规定：外国直接投资应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实现“国产化”。政府对所有外资项目都严格审查，不允许外资企业与本国企业争夺国内市场，合资企业内外国人占有的投资份额不得超过50%。只是到了70年代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开始着重发展重化工业时，才在未来可能成为战略出口的工业部门，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了部分国内市场。1973年修改了有关投资法，1974年公布了《关于吸引外国人投资行业的说明》。这些文件对外国人在各个行业投资标准和产品销售市场等条件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还指出了外资企业同当地企业竞争的可能性。
上述国际案例表明，开放国内市场需要把握具体的时机。当我们确定了对外开放国内市场这个大前提后，具体到某个行业或部门时，则应根据国情区别对待。对那些与世界差距正在缩小的部门、行业，应大胆开放，以增大竞争的力度；对那些短期内能够具备与国外同行竞争能力的部门，应给其回旋的余地，相对放慢开放的速度；而对那些国内十分薄弱甚至空白的领域，为尽快缩小差距，则应有计划的开放，但在制定市场准入政策时，要防止个别公司垄断，尽可能地让外资相互间在中国市场形成竞争的局面。同时，当我们出让市场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时，必须制定详细的技术转让政策。让来投资的厂商明白，他们有义务按中国政府的要求，向当地厂商授予新技术。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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