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民主管理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管理论文,联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5110（1999）03—0078—04
西南联大（以下简称：联大）办学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实行民主管理体制，是联大办学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对联大实行民主管理体制和实行的原因作一简要的历史考察，并对借鉴其民主管理经验，以加强我国高等院校民主管理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实行民主管理体制
西南联大设置各种委员会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常务委员会”是联大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组成。校一级的民主管理机构主要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由常委主席召集工作，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2人组成。其主要职能是共同就学校发展、教育和学术政策、员工及学生切身利益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制订具体办法。“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也由常委主席召集工作。“教授会”是按共同管理原则设立的。它作为专职教师的正式代表机构，主要对学校的大政方针进行咨询，讨论并提出教师对学校发展建设的基本主张。在促进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维护教师权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常委会”领导下，还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例如“图书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等等，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协助“常委会”分别办理各项行政、教学、科研事务和应急事宜。这类专门委员会在其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各专门委员会就其范围的事务向“校务委员会”、校长和行政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
联大的常务委员、各学院院长、系主任，甚至各处处长、各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都由教授担任，更不用说“校务委员会”、“教授会”的成员了。当然，教授治校不仅仅表现在教授们对校务有发表意见乃至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力，而且还表现在有具体管理学校各方面工作的职责和权利。每位教授在岗位上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们既是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也是主持和参与学校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
联大的“学生自治会”是校内学生的群众性组织。它由各层次学生代表组成，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负责召集工作。“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利益，向学校反映学生的要求，并就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与学校联系、交涉。此外，它还依据自己的章程在学生内部发挥管理、协调、自律的作用。这种通过民主自律原则实施的学生自我管理方法，强化和提高了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实效。
设置上述各类委员会是联大民主管理的体现。这些委员会的设置使广大师生员工，尤其是教授们能够充分地参政、议政，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和主人翁精神，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学校教育机制的正常运作，有力地促进了教学和科研的勃勃生机。
二、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因
西南联大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民主管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其存在与抗日战争相始终。1937年7月7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难当头，学校多次搬迁。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物价飞涨，师生生活极其艰难。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联大实行民主管理体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言，抗战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需要发扬民主，反对独裁专制。因此，联大民主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联大民主办学的组成部分，也是抗战以来中国人民民主精神的重要表现。此外，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组成，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联合办学，必须搞好三校的团结合作，齐心协力，教学和科研才能取得最大的成绩，这就迫切需要民主和科学管理精神，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大力依靠广大教职员工。就主观原因而言，抗战建国需要大批创业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学校和广大教职员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这既是社会的呼唤，也是联大领导人和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望。因此，只有提倡民主治校、科学管理，才能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为国育才；只有坚持民主管理思想，才能培养出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更多更好的创业人才。
（二）“五四”以来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
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北大是戊戌变法废科举后由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清华是在“庚子赔款”支持下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起来的国立大学；而南开则是在一所私立中学的基础上于“五四”前夕，由具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家张伯苓等筹办起来的一所新型私立大学。三校虽有不同的历史和各自的特点，但在抗战前，三校师生都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共同经历过“五四”、“一二·九”运动的锻炼与考验，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和精神，就是爱国、民主与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战后“百废待兴，中兴业，需人杰”而努力兴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三校师生更是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爱国、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信念，越来越牢固地成为三校共有的传统精神。它是联大坚持民主管理，实行教授治校，团结合作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因此，西南联大时期，在民主管理、教授治校方面借鉴了三校原有的制度，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优良传统，并随着形势的发展，表现出新的特点。如联大常委会虽是最高领导机构，但能充分尊重由教授担任的各级行政教学领导人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工作，给予相当多的自主权利。1938年10月18日校常委会还决定“本校常务委员会开会时，请本校各院、处长列席。”又如在联大各层领导上下之间，师生之间，能一直保持着较为融洽和谐的关系，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协作，尤其在紧急危难时刻，更能不分你我，同舟共济。如，为了保证全校师生不致缺粮，许多领导人曾冒着风霜严寒，亲赴各县购运粮食。在日机频繁轰炸昆明时，他们又分头到各地勘察临时校址，疏散图书仪器，为教师及其家属寻觅安全住所。至于在教育行政管理上的互相尊重、支持和协作，更为普遍突出。正如《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所写的：“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三）三校校长精诚合作是实行民主管理的保障
西南联大时期，组成联大“常委会”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我国教育界声望极高的教育家。他们都具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都有着为了抗战建国事业培养创业人才的胸怀。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曾在建校之初说过：“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何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学校之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同时，他们在对办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都十分接近。例如提倡通才教育，主张加强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培训，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教育管理上强调民主管理，实行教授治校等。他们都注重罗致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而他们自己也都学术造诣深，治学严谨，为人师表。三位校长联合办学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学者风范，为西南联大能继承和发扬民主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唯其如此，三位常委在管理校务中，能发挥各自的才干和优势，相互信任，配合默契，合作无间。联大成立之初，根据教育部的意见，三位常委轮流主持校务，遇事共同商量，平时由一人主持校务。而蒋梦麟和张伯苓两位常务委员因身兼他职，较长时间不在昆明，只有梅贻琦始终坚守在学校，主持校内事务，而蒋、张两位常委又以他们在重庆从政的有利地位，在外协调支持梅贻琦在昆明的繁重工作。他们对梅非常信任，正如张、蒋二人所说那样：“我的不管就是管。”“我的表你戴（代）着。”（意为：你作我的代表）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指梅贻琦）先生多负责。”这样可以使梅贻琦专心管理学校，避免政出多门，影响办事效率。而梅主校政，每遇重大事情又必与二位常委通过信函、电文共同商议，并吸收各处处长及各院院长列席参加常务委员会，充分发扬民主，各抒己见，从而使联大一切工作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由此可见，联大期间，三校校长之间无门户之见，无劳逸利害之争，更无朋辈排挤倾轧现象，相互支持，分合之间亦能并行不悖，各不相妨。以其谦和与互让形成了和谐的领导集体，以其伟识与宏量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共同完善了西南联大民主管理体制。
分析联大办学的主体条件之一——教师，考察师资队伍的构成、素质、思想意识和精神内驱力，将会为我们理解西南联大实行民主管理的原因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西南联大教师长年稳定在350人左右。这些教师，包括教授、 副教授、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共有179人，他们绝大多数留学欧美。据统计，联大179名教授、副教授中，97人留学美国，38人曾留学欧洲大陆国家，18人留学英国，3 人留学日本，占87.6%。三位常务委员中有两名是留学美国，五位学院院长中4名是留美博士，1名是留美硕士。26位系主任，6名留学欧洲， 其余留学美国。他们当中有的是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有的是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有的教授在国外就在本门学科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他们回国后立足国内，从无到有，成为我国这一学科的创始者或奠基人；一批新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教授更是朝气蓬勃。他们先后聚集联大，使联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相衔接。
联大教师受教育时期大体是本世纪20—30年代初，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意识、素质水平、思想内驱力与他们前辈的区别很大。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写道：“（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在1927—1937年这个不稳定的十年有了很大进步。北京的主要大学像北大和清华能不聘外国教员而在许多方面树立超过教会大学的学术水准……它们的教职员属于在国外训练的一代。”①这些教授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思想活跃，学风严谨，作风踏实，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教学和科研，乐此不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和敬业精神。他们在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学习多年，并且一直与国外教育、学术界有联系，对当时国际教育、科学、文化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接受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较为普遍。西方大学具有民主管理的传统和机制，其中无疑有许多合理和先进的地方。他们在这样的学习环境熏陶下，不但深造了学业，同时也洞悉西方高校的管理体制。他们学成回国后，不仅是学校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而且能将西方民主管理的方法引入中国，结合联大实际，成为办学治校的中坚力量。
三、几点启示
西南联大实行民主管理成功的经验，给我国高等院校民主管理的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大力推进高等院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联合办学中民主管理的力度
半个多世纪以前，联大融三校民主管理的传统和机制为一体，实行民主的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联合办学的光辉典范。随着岁月的流逝，联大的联合办学和民主管理体制，愈发显示出它独有的魅力。现在我国有1000多所普通高等院校，由于传统的办学体制，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在结构和布局上不够合理，在低水平上重复设置高校和专业，专业偏窄，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造成财力、物力、人才的分散和浪费，导致办学效益差，并阻碍了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当前，我国高等院校正在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这是中国教育面向21世纪，创办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关键一步。各级政府应大力加强联合办学的力度和步伐，以便将财力、物力、人才这一有限的办学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发挥其最大的办学效益。
（二）民主管理至今仍是高等院校办学成功的基础
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三校同心同德，熔三校优良传统于一炉所形成的民主管理的精神，就是要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高等院校的改革深入进行下去。高等院校领导在认识上要树立民主的观点，在工作上要善于执行群众路线，有事同群众商量，把学校的管理工作自觉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且要使教职工群众真正享有民主管理的实权，建立群众执行民主权利的组织，使之有参与决策和否决的权力。要“少一些人治，多一些法治”。要注意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参与办学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即是要尊重、信任、依靠、团结他们，使他们积极投入到为创建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的工作之中。不要在办公楼里想当然地制定教育行政管理措施和办法，只靠少数行政人员单一地进行管理。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才能使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上一个新台阶。
（三）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有的放矢地派专家学者到先进国家学习和借鉴其管理经验
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一重要讲话，指明了高等教育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担负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分期分批地派一些专家学者到国外学习或考察，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学思想和民主管理学校的经验，开拓视野，更新观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其成功经验，加速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四）高等院校应加大专家治校的力度
新世纪即将来临，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加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求发展争效益的关键时刻，高等院校各级领导者的管理意识、素质修养直接影响着学校目标管理工作的成败。因此，高校的发展要求领导者应该是开拓型的专业人才，是行家里手；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精通业务，善于管理；能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能团结全体教职员工，充分调动所有人员的积极性；能在办学中实行民主管理；能奋发努力把学校办好。没有一流的学校领导，就办不成一流水平的大学。借鉴联大经验，加大专家治校力度，这或许是创办“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关键举措之一。在加大专家治校力度的同时，高校还应该重视人才的引进，争聘一流教授。汕头大学以万元月薪聘请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梓坤教授，已为我们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