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维度_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三个维度_马克思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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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十分重视继承和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着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44页)在“国学热”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更应该从多维度多视角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意识形态维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政治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可动摇的。“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进入中国,当时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一道在中国传播。然而,广大的爱国主义者在实践比较中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我们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基本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新中国,继而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意识形态维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优秀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很值得借鉴和利用,这里就主要谈两个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的治国理政的思想。

       道德教化思想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不仅要依法治国,还要以德治国,用道德来教化民风,引领社会风气,凝聚民族力量。中国有以德治国的传统,历代封建王朝大多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政策。殷周时期有“以德配天”的思想观念。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这个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代的国家治理。唐太宗、汉文帝、汉景帝等帝王都是以德治国的典范。道德教化的力量如同春风细雨,看似轻柔,实则润物无声,四两拨千斤。

       民本仁政思想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以人为本,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民本仁政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国家治理思想的瑰宝。“亚圣”孟子对民本仁政思想阐述得很到位。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还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价值,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孟子之后的荀子曾用舟水关系比喻君民关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类似这样的民本仁政思想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观点都把民众看作是国家的根本,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亲民爱民,实行仁政。

       在思想学术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共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用性,具有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具有融通性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践性、实用性,儒家知行观更是强调知与行的协调一致。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就是要培养能够推行礼乐文明的国家从政者。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就是为了挽救当时的世道。儒家提出仁义礼智信,讲仁爱,施仁政。墨家提出兼爱,提出节用爱民。道家追求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法家主张改制变法,建立法制国家。明清时期,实学兴盛,强调“经世致用”。这一切都彰显了传统文化的实用性、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所写的著名的《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得恰到好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唯物主义的思想

       我们不以唯物、唯心来剪裁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蕴涵着丰富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荀子、王充、范缜、张载、王夫之等都有很多精湛的唯物论观点。荀子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篇》)这里就鲜明地体现了荀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批判当时盛行的鬼神迷信思想。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认为人死形灭,精神随之消失,化为鬼神之说纯属虚妄。这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体现得相当明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这句话就包含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

       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有融通性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尤其是事物的内部矛盾起着决定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开始产生的阴阳五行学说。《周易》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大道就是阴阳的互动与转化。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认为否定的力量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老子还说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这里就突出了矛盾的相互转化,只是没有强调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先秦时期,史墨就提出“物生有两”,北宋张载有提出“一物两体”。也就是说“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在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

       在世俗生活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发挥,共同建构成为民众的社会心理

       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建构包涵大同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信仰

       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心中无所敬畏,灵魂就没有归属,民众的精神空虚就会导致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马克思主义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它有着崇高的价值追求。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信仰,需要让人民大众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从广大人民群众认可而熟悉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结合点。其实,共产主义在传入之初,就借用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做宣传。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礼记·礼运》)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但二者描述的社会状态是相似的,是令人向往的平等和乐的社会。我们要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让包涵大同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成为我们的共同信仰。

       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实践相结合,共同构筑民众的精神家园

       真正的信仰都有很深的道德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强调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和奉献精神,然而深入到人们日常行为的言行举止却很少涉及。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可以补充进来,和马克思主义一起来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孝道和慎独。孔子的那句“子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更是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黄金准则。传统文化由于非常注重道德实践,所以对人的言行举止各个方面的道德要求很完善。共产主义道德更像是一个大的道德框架,里面的内容却不够详实。而传统的道德规范是很详实的,我们要把传统的优秀道德规范填充到共产主义道德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中。这样就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从而让共产主义道德和传统道德规范绽放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恰当地用传统文化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使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我们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依靠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我们还需要群众语言,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使人民群众能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着。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非常重视理论的大众化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理论能够变成人民群众手中锐利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恰当地用传统文化中的群众语言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广泛传播,列宁起到很大的作用。列宁曾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7页)在世俗生活的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面貌呈现出来。我们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就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对马克思主义作通俗的解释使其著作读起来轻松有趣,他的纯粹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著作。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也说:“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素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邓小平的语言民众化、口语化,但生动准确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又一典范。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三个维度绝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融通共进、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维度的结合具有指引性的作用,为二者的结合确立了政治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学术维度的结合具有支撑性的作用,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俗生活维度的结合具有根基性的作用,为二者的结合夯实了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维度相互配合、相互促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共同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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