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文体论文,观念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1]而辨体的事实，也见于《汉书·艺文志》。刘师培《论文杂记》说：“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至《文选》析赋、骚为二，则与班《志》之义迥殊矣。”班《志》区分诗赋，即是辨体的事实。其以屈原作品称为赋，而与枚、马诸人并类，则反映了汉人关于《楚辞》的观念里是将辞赋混而为一的。但班《志》毕竟不是辨体的著作，故论、说、书、记、敕、传、箴、铭均附于《六经》（见《论文杂记》），所为区别者，惟诗赋诸体。刘师培说：“若诗赋之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文言，故别于文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矣。”（同上）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来源于文体增繁的事实。这当然要到汉末才构成其所需要的历史条件。《后汉书》于各人物传记中往往记传主所著文体，这本身便是文体辨析的观念。《后汉书》为南朝范晔所撰，是否带有南朝人的观念呢？残存的《东观汉记》可以略为证明。《东观汉记》是东汉几代史学家相继撰成，代表了东汉人的观念。惜已亡佚，仅有后人辑录本，故以不能窥其全貌为憾[2]。由于从各书中辑出，所以各传均由一至数条佚文组成，不成系统，有关文体辨析的材料并不多见。从这有限的著录中，只能略略见出几点。一、与《后汉书》相比，《东观汉记》也记录了当时人善属文的事实，并在史书中将文辞弘丽作为肯定的评语。如《田邑传》记田邑“有大节，涉学艺，能善属文”，《陈忠传》说忠“辞旨弘丽”。二、就《东观汉记》看，对人物文学才能的评论，往往是指书记一类应用文体，如《梁商传》记商“少持《韩诗》，兼读众书传记”；《曹褒传》：“寝则怀铅笔，行则诵文书”；《梁鸿传》：“梁鸿常吟咏书记”等，与《后汉书》、《三国志》等关于能文章，善诗赋的记载稍有差别。（《后汉书·边让传》：“（让）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又《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不过它对班固的记载，称固“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则与《后汉书》的文体观念相合，至于汉末，辞赋之事颇为文人所喜爱，抒情言志的小赋是当时文坛主要的写作体裁。《后汉书》多有记载，《东观汉记》也当有所反映。或者完整的《东观汉记》以及其它的后汉书是有记载的，惜其残缺而无可考见了。三、《东观汉记》著录了文体，具有辨体意识。《东观汉记·班固传》又说：“固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这里的“赋颂”是指班固作品，与前记“诵诗赋”、“吟咏书记”等记载不同。前者是指前人成品，辨体意识并不很强，而此处强调班固所作文体有赋与颂等不同类别，这本身就含有辨体的意思。又《蒋叠传》记：“（叠）数言便宜，奏议可观。”与《班固传》一样，也是著录了蒋叠所作的两种文体。《东观汉记》记录的这一事实，证明了范晔《后汉书》叙述背景的不误。史书对文体的著录，本身便含有辨析的意思。《后汉书·文苑传·高彪传》记高彪“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独作箴。”祖饯之会，作诗送人是常例，但高彪却不作诗独作箴。箴者，诫也（见《说文》），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箴是规讽之文，须有警诫切劘之意。”第五永将督幽州，为一方大员，于国于民，责任重大，所以高彪作箴以警诫，叫他以古贤为榜样，努力勤职。这是诗与箴的区别，故蔡邕等人所作称为诗，而高彪此作称为箴，这便是辨体。又《后汉书·祢衡传》记：“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这也是说祢衡于书记等各种文体都很通晓，故能各得其分。《后汉书》这种记载都显示了当时辨体的意识。购耗┪奶灞嫖鲆馐叮诓嚏叩摹抖蓝稀分幸灿蟹从场2嚏弑救耸且*
位捎通各种文体的大作家，他在文学史上与张衡并称，极受魏晋作家推崇。魏晋作家从他那里接受了许多影响，臧荣绪《晋书》就说陆机“新声妙句，系踪张、蔡”。《独断》辨析的文体有策书、制书、诏书、章、奏、表、驳议、上书等。每一文体都从其名称之来源、本义分辨谈起，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如“策书”条说：“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在这里，蔡邕对策书这一文体的内涵、外延都作了极准确的辨析，分清了策书与制书、诏书、戒书之间的区别（如说戒书：“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这种辨析方法对后来的辨体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产生了影响。《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这一段话基本来自《独断》。《独断》说：“汉天子正号曰皇帝，……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除此之外，《独断》对其它各书体的定义，也基本为刘勰所采用。
不过，《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著作，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说《独断》“采前占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可见《独断》只是孝释事物名称的书，并非以辨析文体为主要目的。事实上，汉末文体大备，作家、批评家已经有了批评意识，但还不足以将辨析文体当作文学生活中的大事来看待。这样的历史条件要到南朝时才完全形成。汉末魏初，学术思潮主流是综核名实，如当时的批判哲学家王符、崔骃、仲长统，所论都以此为主要内容。这与东汉以来统治思想体系崩溃，现实中各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干扰了人们判断力的事实有关。在政治上，名教制度本以察举为用人的主要措施，但正如当时童谣所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在生活中，各种新生事物增多，难以详其源流，事物的名和实不相吻合，这都促使人们对名实之辩的关注。因此，东汉末年综核名实的哲学讨论之所以影响深远，并由此导致了玄学的发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与《独断》类似，汉末刘熙《释名》也是考释事物名称的书。刘熙《释名序》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刘熙此书较《独断》又更为系统，在篇十九《释书契》和篇二十《释典艺》中所论文体有奏、檄、谒、符、传、券、策书、启、书、告、表、诗、赋、诏书、论、赞、铭、碑、词等，说明这些文体都是当时普遍被使用的。
刘熙之后，建安末桓范作《世要论》，亦有论文体之章，分别是《赞象》、《铭诔》、《序作》。观桓范之论，又与蔡、刘不同，蔡、刘是正面考释文体的名与实，桓范则意在批判当日文体淆乱的事实。如《铭诔》篇说：“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视常侍黄门，宾客假其气势，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此字疑为“上”）罔下。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按照铭、诔的本义，“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礼记·祭统》）；“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周礼·春官》郑玄注），这说明铭、诔两种文体是生者表彰死者攻德，以抒其哀悼之情的文章。但东汉末年，铭、诔已名实不符，变成了“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的阿谀文字。桓范正是从这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的批评。他的文体辨析是在这种背景中展开的。
从《独断》、《释名》三书都将文体当作一般事物的观念看，文体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它的地位也只是在众多事物中占有一席而已。又从二书所记诸文体看，主要还是应用性文体。《释名》中的“诗”与“赋”是放在六诗中解释的，与当时独立的诗赋文体并不同。应用性文体在当时受到注意，当然是与它的应用性有关。东汉末年，纯文学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就文学史的意义说，应用性文体与纯文学体有极大差别，应用性文体的受重视并不能代表文学价值的独立，但东汉时已自觉将应用性文体与经学对立起来，显示了经学之外文章的独立性。《后汉书·顺帝本纪》记阳嘉元年(132)“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又《胡广传》记：“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这里明以能笺奏的文吏与通章句的儒生对举，表示是两种身份。笺奏是应用性文体，所以能通者称文吏。文吏的身份与辞赋之士有别，《论衡·谢短》篇说“文吏晓簿书”，又《量知》篇引或曰说：“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可见文吏通晓的主要是簿书一类文体。文吏在东汉时已与儒生分庭抗礼，其以笔札之能，考理烦事，时人竟以文吏胜过儒生（见《论衡·程材》）。于是文吏阶层在汉末颇受重视，由此而引起人们对应用文体的学习，上引《东观汉记》所载梁鸿等人吟咏书记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些事实，可以推测东汉人对簿书一类文体是比较了解的。这一类文体按照南朝辨析的经验，属无韵之笔，与之相对的自是有韵之文。东汉时自不能说已有意识地开始了分辨有韵、无韵两种文体，但对文吏所通文体区别辨解的同时，也就将与之相对的另一类文体——有韵之文区分开了。《论衡·案书》篇说：“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这里的赋颂是有韵之文，记奏则属无韵之笔，二者似乎已有了界限。同时，王充所说班固等人“当今未显”，是指他们的文章尚不为时人所重，这一方面是时人重古轻今，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文吏在当时的崛起，其所习文体的价值在百姓眼里竟高于赋颂奏记等文体。
文吏所通文体，在当时已被称为笔，《论衡·超奇》篇说：“（周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遵，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据王充说，周长生是地方上善文之人，逢州郡有忧，辄为地方官作奏书一类文字。但其死后，即“文轨不遵，笔疏不续”。其实也并非无人，只是都“文笔不足类”。王充这里用“笔疏”指奏书一类文体，同时，他还使用了“文笔”一词，从此文内容看，“文笔”是作为单义复词使用的，所指是合于后世“笔”的内容，也即是无韵的散体应用文一类。与南朝之“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念不同。
从《后汉书·文苑传》记载看，为文人列传，往往用“文章”一词，如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可见这里的“文章”一词，主要指诗、赋等文体。虽不能肯定完全是指有韵之文，但显见与文吏所通的文笔之体是有区别的。又如《傅毅传》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时。”这里的“文章”，决非指诸人的文吏才能，而是指诗赋等文体写作。文章与笔疏的分别，实际上已开启了后来的文笔之辨，这应当看作是文体辨析的早期意识，是值得重视的事件。
三国时期的文体辨析较东汉时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就《三国志》著录的文体看，分类都比较整齐，不像《后汉书》那样往往将篇章与诸文体混杂记载。同时，《三国志》所著录的文体，如诗、赋等纯文学体裁基本排列在前面，显得集中、突出。像《魏志·王粲传》：“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蜀志·粲正传》：“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吴志·张纮传》：“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等都是。这些都标志着三国时对纯文学体裁的认识，比东汉时更要深入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时对文与笔已经有意识地进行了区分。当然，当时的“文笔”一词仍然是偏义复词，如曹操《选举令》：“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从前后文看，这个“文笔”与王充所使用的意义，没有太大的区别，仍然是指应用性文体。我这里所说有意识地区分，是指时人对具体文体的分类。如《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说繁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书、记是无韵的文体，合于南朝时“笔”的概念；诗、赋是有韵的文体，合于“文”的概念。《典略》用“既……用……”句式表达，说明了两种文体的区别，这应该是三国时有意识区分文、笔的起始。《典略》作者鱼豢，仕魏为郎中，故他的这一辨体观念是能代表魏人的。
文笔一词，于三国以后，使用的意义渐有了变化，已不再仅指应用性文体了。以《晋书》为例，如《范启传》：“（启）父子并有文笔传于世。”《蔡谟传》：“文笔论议，有集行于世。”《习凿齿传》：“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袁乔传》：“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张翰传》：“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曹毗传》：“凡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从这些记载看，“文笔”一词是包括了文与笔两方面内容的。如曹毗，据本传，他“少好文籍，善属辞赋。……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说明他阅作有诗、赋作品，且以辞赋擅长，但史书对他的述作十五卷，仅用“文笔”一词概括，可见这一词语是包括了文和笔两方面内容的。又从《晋书》对“文笔”一错使用的情形看，都是用来概括传主所有撰述文字的，显非随意使用，也非其它词语所能取代。按，据《晋书》，当时使用“文章”一词也颇多，《晋书》偶也以“文章”来概括传主，如《罗含传》：“（罗含）所著文章行于世。”但一般说来，“文章”一词主要是指辞赋等作品。如《袁宏传》记宏作《北征赋》，很受时人的推赏，王询对伏滔说：“当今文章之类，故当共推此生。”从这个意义说，东晋时期的“文笔”一词，大概已经包含了文章和笔疏两类文体，这才为南朝进一步辨析文笔作了铺垫。
文笔的区分，基本是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开来，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在文笔讨论过程中，实际的运作仍然建立在文体辨析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建设，最基本的内容仍然是文体辨析，这是我们了解当时文学思潮的一把钥匙。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从魏晋南北朝的文体辨析历程说起。
建安时期系统的文学理论文章，主要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在这篇文章里涉及了当时文学界关注的许多问题，如文学的价值问题、批评的态度问题、作家的个性问题等。此外，这篇文章专门讨论了文体问题，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关于这段话，后人一般认为主要是阐述的风格问题，认为曹丕旨在阐明四类文体所应有的风格。这种观点自然也不错，但风格却并不是曹丕所要论的主要目的，他的主要目的还在于辨体。综观《典论·论文》，我们发现，作者无论是论批评态度、作家个性，还是文章风格都与文体辨析有关。如论批评态度，曹丕反对文人相轻，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态度，这一观点的根据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因为文体非一种，作家仅擅长一种或几种而已，不可兼能；别的人往往针对他不擅长的文体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态度是不对的。在论作家个性时，曹丕具体分析了王粲、徐干、刘桢、陈琳、阮瑀、孔融、应玚七子，认为七子于文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如王粲、徐干长于辞赋，陈琳、阮瑀长于章表书记，“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作家的这一长和短与他们的个性有关，所谓“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正是在这一论述过程中曹丕提出不同文体具有不同风格。在前一章中，我们提出过文体是基础，风格附丽于文体，所以《文镜秘府论·论体》说：“故词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体，随而用心，防其所失，故能辞成炼核，动合规矩。”各文体辨析清楚，作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文体进行写作，才能“自骋骥騄于千里”，这才是《典论·论文》的主旨。
曹丕之后，晋陆机《文赋》列叙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分别指出这十种文体的不同风格特点，这也是在辨析文体的基础上对作家写作进行的指导。自然在陆机时，文体已远不止这十种，但《文赋》既采用赋体，讲究对仗整齐，所以列十种文体以概其余。陆机的意思很清楚，作家写作，先要分辨文体的不同要求，即赋中所说的“区分之在兹”；陆机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关于这一句，《文选》李善注：“万物万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则，故曰屡迁。”五臣注：“文体非一，故云多姿。姿，质也，未妥贴，故屡也。”二家解释不同，按李善注，是指文体本身的多变，这也能说得通。这是说由于事物的丰富多采，故也要不断地改换文体，以求能详尽地描摹不同情事。而按照五臣注解释，以为是指文体的不止一种，这和陆机前文所说的“体有万殊”相同，也是能说得通的。陆机《文赋》是就写作的全过程进行叙述，从构思、选择文体，到遣言命辞，每一步骤都详为描绘，并在描绘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看到，这些观点都是与晋人的审美理想相符合的。比如他说：“普辞条与文辞，良余膺之所服”，要求文章具有声律的美感，这一要求当然不是汉人写文章的要求，而是反映了晋人的好尚。陆机就是这样通过《文赋》来展开他对写作的看法，一者是他个人的体会，所谓“有以得其用心”；二者也是对当日写作的指导。基于这样的意图，自然不能说《文赋》就是辨析文体的专题论文。但毫无疑问，在陆机展开的写作过程里，辨别不同文体，注意各文体所应有的不同风格，确是《文赋》的一个重要内容。南齐臧荣绪《晋书》说：“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作《文赋》（《文选》李善注引）。”看来臧荣绪是将《文赋》作为辨析文体的作品的。不论这一看法是否正确，但反映了时人对文体的看重。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确是以文体之论作为批评家的主要话题，因此尽管陆机并非以辨体为《文赋》主旨，但别人仍以为是辨体之论。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由这观点形成的风气，对批评家就不能不发生影响。换句话说，陆机写作《文赋》，辨析文体的观点不能不在他的构思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与陆机《文赋》相类，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虽然辩析文体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如从第六篇《明诗》至第二十五篇《书记》，都是文体辨析内容），但仍不能以纯粹的辨析文体专著目之。但《梁书》本传却这样写道：“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之体”，这就是六朝人对辨析文体观念的认同，并由此构成了当日批评的总体背景。
与文学理论文章不同，挚虞、李充以编辑文章总集来辨析文体。而在编集的同时，又各作有评论文体的文字。挚虞《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从这佚文看，挚虞详细讨论了各文体的起源、发展，指出各文体的分限。对前人及当日作者淆乱文体的作品，也都予以批评，前文所引他批评扬雄、赵充国、傅毅、马融等人颂文的界限不清，即是一例。除辨析、批评之外，挚虞还重在限定文体，如他说：“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仿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哀公为孔子诔。”又：“哀辞者，诔之流也。崔媛、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考名辨实，界限分明。这一方法为刘勰所借鉴，所谓“释名以章义”（《文心雕龙·序志》）者是。大概挚虞主旨在于辨析，而非批评得失，所以钟嵘说是“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就辨体的目的看，东晋李充与挚虞一样，他的《翰林论》也是重在释名章义，分析界限。如说论、难二体是“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指出论、难之体在于说理，而不要驳杂。这种定义与曹丕的“书论宜理”、陆机的“论精微而朗畅”都是相同的意思。可见在文体辨析过程中，一些基本的文体，都得到了一致的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李充辨析文体也论到了文体风格，如他说：“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驳不以华藻为先”，这种通过否定句式对文体限定的表达方法，与曹丕、陆机正面肯定的表达方式不同，一者是加强了语气，更能起到警醒的效果，二者更明白地表示了作者主要目的不是谈论文体风格，而是通过风格来辨析文体。比如曹丕说：“诗赋欲丽”，这给读者造成了作者主旨在于论文体风格的印象，而李充却反过来说：“驳不以华藻为先”，作者的意思明显偏在辨析驳体与以华藻为先的其它文体间的区别之上。判断方式的不同，是修辞学上的问题，实质内容却是一样的，因此，由李充这样的表述，也可说明当日所论到的风格，都与文体辨析有关。前引南齐臧荣绪对《文赋》的判断，以及唐初人姚思廉对《文心雕龙》的判断，在后人看来是错误的，其实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
总观魏晋时期的文体辨析，可以见出对基本的应用性文体和基本的纯文学文体，经过辨析，都有了比较清楚的界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同样是辨析文体，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的目的、观念都与汉魏时期的蔡邕、刘熙、桓范等人不同。蔡邕《独断》据《玉海》说是考证辨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的书，这就表明他是将策、制等文体仅作为典章制度的内容看待的。刘熙《释名》也是这样的观念。《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记曜于狱中上书说：“又见刘熙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由此看，刘熙仍是将文体与一般事物相等看待。桓范《世要论》，更将文体辨析看作他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内容。与此不同，曹丕等人首先是将文体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中。《典论》虽是子书，《论文》却专以文学创作与批评作为论述对象，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是作为“文”的身份出现的，而非同于其它事物。《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也是如此，都首先将各文体纳入“文”的观念中进行分析评论，这就与桓范等人具有了质的区别。因此，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沿着曹丕等人开创的传统发展的，这一点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批评史的人所要注意的。
南朝时期的文体辨析又进入了新阶段，这就是对纯文学文体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在这文体辨析过程中，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当时的“文笔”之辨。如前文所言，“文笔”一词在魏晋时期已屡屡使用，且已隐含了文和笔两方面内容。但是明确地分辨文笔，则以刘宋时颜延之为最早。《宋书·颜竣传》说：“太祖（宋文帝）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得臣义，躍得臣酒。’”这里将文与笔对举，显然各有不同内容，与魏晋时连用者不同。那么颜延之所讲的文和笔各指什么内容呢？《宋书·颜延之传》记：“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咨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对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这是以檄文称笔。檄文是无韵之体，据此知笔乃指无韵的文体。颜竣早年为孝武帝主簿，竭忠尽力，颇臆爱遇。及失宠，孝武帝使御使中丞庾徽之弹奏。奏中称颜竣“代都文”，这当然是贬义，但也说明颜竣擅长笔逃。文吏所长者，自是笔疏之体，这与颜延之说“竣得臣笔”相合。至于颜测，《宋书》以他附于蹭父传后，称他“亦以文章见知”，此处“文章”自不同于笔体，当是指纯文学体裁而言。钟嵘《诗品下》说他的五言诗“祖袭颜延”，又说他“最荷家声”，可见颜测所得颜延之的文，即指他继承了乃父诗赋等文学写作才能。
文笔之辨，以刘勰所论最为系统。《文心雕龙·总术篇》专门讨论了文笔问题。他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按照刘勰的说法，文笔之分，在齐梁时已经分明，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已为大家普遍接受。刘勰自己也是如此，他在《序志》篇中说自己的著作体例是：“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这是说《文心雕龙》上半部分是区分文体的内容，而这区分又分成文与笔两大部分。刘勰所述文体共三十三类，自《明诗》至《谐隐》是有韵的文；自《史传》至《书记》则是无韵的笔。文笔二体，区分十分清楚。刘勰的这种区分，与当时的文体辨析是相合的。《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所引《文笔式》说：“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据王利器先生考证，《文笔式》一书出于隋人之手，（见《文镜秘府论校注》），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时代与刘勰是接近的，也反映了南朝人的普遍看法。
但就在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之外，萧绎《金楼子·立言》又有新的说法。他说：“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闫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是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其源又异。”萧绎这里是在对古今学者区分对比的基础上提出的文笔概念。所谓古之学者有二，即儒与文；今之学者有四，即儒、学、文、笔。这种区分符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是进步的观念。关于儒与学，暂置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萧绎对文笔的区分，并不是以有韵、无韵为界限，而更注重文体的本质特点。对于笔的定义，他称“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又举例“不便为诗如闫纂，善为章奏如伯松”，章奏自然是无韵之体，本属于笔的范囿，但萧绎却把“不便为诗”的闫纂也划入笔者之列，这就打破了当时通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念。再看他对文的定义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里更强调的是辞藻、声律，以及打动人的情思。应该说这种区分并不科学，因为什么作品可以称“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呢？又哪些作品叫做“情灵摇荡”呢？这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但是从对文学作品本质的认识上，萧绎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批评家。他提出的不是划分文体的界限，而是文学作品的要求和境界。在他看来，即使是诗，如果像闫纂那样，也不能称为文。萧绎的这一认识对纯文学作品的本质，是把握得很准确的。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比简单的文笔区分更具有进步意义。
事实上的确如此，南朝的文学批评已不简单地限于文体的区分，而是在文体区分的基础上更纵深地讨论各文体的风格、作家写作的得失；同时，开始总结文学自秦汉以来发展史中的成绩和不足，探讨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南朝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彩迷人的面貌，各家观点竞出，互相批评，亦互有影响。就这个意义说，南朝的文学批评的确比魏晋时要复杂而深刻得多了。比如说，魏晋的文学地位和价值还需要有识之士的呼吁，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刘宋以后，这种情况就转变了。首先是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开文学馆；其次，史家撰书，已单列《文苑传》，这些制度上的改革，是文学独立的明显标志。至于人们意识中对文学性质的认识，则是普遍地表现于创作、评论等各方面。在这样的背景里，人们对文体的辨析已不简单地限于“诗赋欲丽”、“诗缘情以绮靡”的表面特征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抒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的认识上了。因此，对南朝时期文体辨析的叙述，必须与当时的批评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但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非本文所能完成，我们只能就一些最直接的文体论进行简单地论述，构勒出当时文体辨析的大致轮廓，以明总集编纂的理论背景。
南朝辨析文体的专著主要是任昉的《文章缘起》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任昉之书，《隋志》著录称《文章始》一卷，然有录无书。两《唐志》著录一卷，题张绩补。既有补亡，说明唐代亦无此书。《四库提要》说宋人修《太平御览》，收书一千六百九十种，也没有收此书，可见这书来历有些不明。然王得臣是北宋嘉祐中人，作《麈史》说：“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势、约，凡八十五题（案，实为八十四题），可谓博矣。”又说明北宋已有此书。《四库》馆臣猜测大概是张绩所补之书，后人误以为任昉。尽管如此，张绩唐人，所补《文章始》必有所据，八十四类文体的记载也不至于离开原貌太远。更为有据者，《文选序》五臣吕向注引《文始》，其文字与今本相同，这应是可靠的证据。任昉《文章始序》说：“《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这是将文章各体的源头都溯于《六经》，与同时的《文心雕龙》以及稍后的《颜氏家训》看法都相同。这一观点的是非暂置勿论，于此可见任昉著书目的是追溯文体之源，其学术思想显受《七略》、《汉志》的影响。从现存的《文章缘起》看（《丛书集成》本），任昉于每一种文体列一篇他认为是该体起源的文章。如‘三言诗’，他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为其始；四言诗为“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戊诗”；五言诗为“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九言诗为“魏高贵乡公所作”。这样的溯源可见任昉虽然持各体皆源于《六经》的观点，但涉及到具体的文体，却能尊重文学史事实。任昉对文体的溯源工作，有许多地方合于萧统的《文选序》，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以上述三、四、五、九诸言诗体来说，任昉所指认的始作者，与萧统所说一样。《文选序》在叙述诗歌的发展说：“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萧统很明确地以韦孟、李陵分别作为四言、五言的始作者。至于三言、九言，萧统没有点出作者，但五臣向注说：“《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贵乡公。”《文始》即任昉《文章始》的简称，吕向引《文章始》注《文选序》，的确看出了二者的相同之处。事实上萧统的文体观以及对文体的区分、辨析都受到过任昉的影响。任昉《文章始》将文体分为八十四类，未免太过琐碎，但他的目的本不在归类，而是溯源，如三至九言，虽都是诗体，但各起源却实有不同，这是《文章始》体例所规定的，所以分为八十四种，自也有他的道理。
刘勰的《文心雕龙》，今世已成显学，对它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但同时也带来了因理解不同而导致的解释纷歧。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解释不一，自然涉及到对刘勰文体论述部分的评价不一。就当前的《文心雕龙》的研究成绩看，过于强调、提高该书的理论部分，也即下篇，就比较忽略上篇文体部分在全书中所起的作用。笔者非常同意王运熙先生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他说：“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看，它原来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见《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这个结论是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实际的。《文心雕龙》既是一部写作指导的书，那么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论文体的部分就在全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体裁与风格之间的关系，文体是基础，辨清了各文体的特点、界限，也就辨清了各文体的风格要求，这就是《文心雕龙》必须先辨析文体的原因。刘勰介绍自己辨析文体的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者完成了，“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序志》）。自汉魏以来，文体辨析到刘勰这里才真正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更具有指导意义。“原始以表末”是追溯源流的工作；“释名以章义”是综核名实，分辨内涵、外延的工作；“选文以定篇”是确定代表作家作品的工作；“敷理以举统”是指明文体的特点和规格要求的工作。通过这样的辨析，各文体的源流、特点、规格要求便很清楚了。
从以上论述看，文体辨析一直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就在于指导写作，因此对此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一历史事实。南朝文章弥盛，作者辈出，更兼时主提倡于上，“是以缙绅之徒，咸知自励”（《南史·文学传论》）。人主视其优劣，或赐金帛，或有擢拔，因此辨文体，学写作是当时学子的一大需要。这种风气以及形成这种风气的背景，构成了当时文学批评的内容。至于隋唐之世，兴科举，考文章，文体辨析与指导的要求更强烈。《北史·杜正藏传》记正藏“为《文轨》二十卷，论为文体则，甚有条贯。后生宝而行之，多资以解褐，大行于世，谓之《杜家新书》云”耍杜氏此书又称《文章体式》，《隋书·文学传》记他“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从书名看，杜氏此书为分析文体之书；从其在当时及海外受到欢迎的情形看，可知时人对文体辨析指导的需求。
注释：
[1]参见本人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第二章第一节《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2]本文采用的是吴树平先生校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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