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戈尔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翻译文学常常受到冷落，即使纳入视野，也往往只是作为 背景来看待。实际上，翻译文学从对象的选择到翻译的完成及成果的发表，从巨大的文 学市场占有量到对创作与接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都不仅仅是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背 景，而且作为走上前台的重要角色，直接参与了新文学历史的构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 的重视。从翻译文学切入，有助于把握文学史乃至于文化史的发展脉搏。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与新文学开创基业的双重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 育的迅速发展，文学翻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如同近代以来从物质文明到制度文明 再到整个精神文明向外求索的视野一样，在文学翻译方面，国人放眼世界的注意力也是 大半放在西方，同处东方的日本受到青睐，主要是因为日本追踪西方、在亚洲率先步入 了近代化进程，国人希冀从日本得到启发，以使中国尽快跟上世界潮流。但在整个东方 显得有几分落寞之时，印度的泰戈尔却引起了热烈的关注，文坛上形成了与“易卜生热 ”、“托尔斯泰热”等相比毫不逊色的“泰戈尔热”。具体景况如何，个中原因何在， 本文试做梳理与分析。
一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印度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一生共创作 了50多部诗集(约1000首诗)、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2000 首歌曲，还有游记、自传与大量关于文学、哲学、政治的论著等。因其卓越的建树荣获 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新文学前驱者注意得比较早。1915年10月15日发行的《青年杂志 》第1卷第2号，发表编者陈独秀译自泰戈尔获奖诗集《吉檀迦利》的《赞歌》4首。但 一则新文学的高潮尚待时日，二则当时新文学前驱者的目光主要放在西方，一时还没有 给泰戈尔多大的关注。在1918年底以前，报刊上发表的泰戈尔作品译文寥寥可数：1917 年6-9月，《妇女杂志》第3卷第6、7、8、9期相继发表天风、无我译的短篇小说《雏恋 》(即《归家》、《卖果者言》(即《喀布尔人》)、《盲妇》；1918年9、10月，《新青 年》第5卷第2、3号发表刘半农译的诗歌《诗二章》、《海滨》与《同情》；1918年12 月，《时事新报·学灯》连载韵梅翻译的剧本《邮政局》。
1914年赴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倒是很快就感受到从西方传到日本的泰戈尔热，初读几 首泰戈尔诗即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年后买到了一本《新月集》，那种淡雅的装帧和静默 的插图，给他带来孩童得到一本画报似的快乐。1923年，他回忆当时由于心境的孤独与 悲苦而一度痴迷于泰戈尔的情形：“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的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突 然寻出了他这几本书时，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 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里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 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翌年，“我为面包问题所迫，也曾向我精神上的先生太戈儿求过点 物质的帮助。我把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偈檀伽利》三部诗集来选了一部《 太戈儿诗选》，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但是那时的太戈儿在我们中国还不吃香，我写信 去问商务印书馆，商务不要。我又写信去问中华书局，中华也不要”。(注：郭沫若： 《太戈儿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当时，中国两家颇有影 响的出版机构如此态度，泰戈尔在中国的“还不吃香”可见一斑。
然而，一进入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在中国真可谓时来运转，译介与研究掀起一股热 潮，1925年后才日渐衰歇。
先来看泰戈尔作品的中文翻译。据大略统计，1915年10月至1929年底，《新青年》、 《小说月报》、《少年中国》、《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京报 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第23种杂志与报纸副刊，发表泰戈 尔作品中文翻译350篇次以上(评介文章中作者自译的引文不计在内)；商务印书馆、泰 东图书局等5家出版机构，出版了《太戈尔戏曲集》、《太戈尔短篇小说集》等中译本1 8种，31个版本；译者近90人，包括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刘 大白、叶绍钧、许地山、徐志摩、沈泽民、瞿世英、王独清、李金发、梁宗岱、胡仲持 等；涉及泰戈尔诗集7种以上，如《吉檀迦利》、《采果集》、《新月集》、《园丁集 》、《游思集》、《飞鸟集》等；长篇小说2种：《沉船》、《家庭与世界》；戏剧10 种，如《齐德拉》、《邮局》、《春之循环》、《隐士》、《牺牲》、《国王与王后》 、《马丽尼》等；短篇小说集多种，还有论文、书信、讲演、自传，如《我底回忆》、 《人格》、《创造与统一》、《人生之实现》、《国家主义》、《海上通信》、《欧行 通信》等。18种译著中有16种出版于1920-1925年，250余篇次的译文中亦有92%以上在1 920-1925年刊出，有的作品译文达五种之多。(注：参照北京图书馆文献研究室编《泰 戈尔著作中译书目》，载张光璘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 4年10月第1版。)
再来看对于泰戈尔的研究、介绍及报道。海外泰戈尔研究的翻译，报刊上时有刊载， 除此之外，上海新文化书社还发行了Emest Rhys所著《太戈尔》的中译本(杨甸葛、锺 余荫译)。自1921年起，报刊上也出现了国人自己所写的较具深度的评介文章，如瞿世 英、郑振铎的《泰戈尔研究》(1921年4月17日至21日《时事新报·学灯》)、冯友兰的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1921年10月《新潮》第3卷第1号)、愈之的 《台莪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1921年8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等。泰戈尔1924 年访华前后，评介的声势更大。历史最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23年7月 辟“太戈尔专号”。发表《太戈尔学说概观》(王希和)和4篇译作(任鲁译《海上通信》 、钱江春译小说《叶子国》与《喀布尔人》、梁宗岱译剧本《隐士》)及“国际大学近 况”的报道等。《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为“泰戈尔特号”。作为新文学 重要阵地的《小说月报》，先后四次集中地译介泰戈尔。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的“ 文学家研究”专栏，实际上是泰戈尔专栏：《太戈尔传》(郑振铎)、《太戈尔的人生观 与世界观》(瞿世英)、《太戈尔的艺术观》(郑振铎)、《太戈尔之<诗与哲学>观》、《 太戈尔的妇女观》、《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以上三篇作者均为张闻天)。《 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0号(1923年9、10月)为“太戈尔号”(上)、(下)，容量更大 。《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改革始，泰戈尔是第一个享有封面标明作家专号殊荣的 作家。这两期《小说月报》从装帧到内容都显示出编者的热情与用心。封面均有泰戈尔 像，正文前有画像、摄影与手迹插页。“太戈尔号”(上)录《飞鸟集》与《新月集》诗 句和夏芝(通译叶芝)的《<吉檀迦利>序》为卷头语，“太戈尔号”(下)摘引泰戈尔《跟 随着光明》句作卷头语，正文包含欢迎、研究、著作选译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抵达上海，《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插入“欢迎太戈尔”临 时增刊，刊出一组照片、速写与四篇文章。泰戈尔在49天的访华期间，到了上海、杭州 、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在公开场合讲演15次以上，(注：参见季羡林 《泰戈尔与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新闻媒体上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关 于他行踪的报道，各大报都以重要版面刊登他在各地的讲演和照片。在其访华期间，“ 泰戈尔热”达到高潮，泰戈尔的作品风靡一时，甚至连一般的中学生都以能背诵几首他 的英文诗为荣。(注：参照张光璘《泰戈尔在中国》，载《中国名家论泰戈尔》 。)
二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泰戈尔热”，并非直接来源于近邻印度，而是间接来源于隔洋 跨海的西方与日本。泰戈尔在赴欧前及旅途中从自己的孟加拉文诗集中选译出来的103 篇英文诗歌，深得叶芝等英国文学名流的好评。叶芝为之亲自作序的英文诗集《吉檀迦 利》，于1912年11月由伦敦的印度学会出版，在英国反响强烈，泰戈尔声名大振。1913 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 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 文学的一部分。”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在《颁奖辞》中，也从西方 的文化视角肯定了泰戈尔的文化价值，一是间接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二是展示 了与西方文化迥然相异的另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在印度广大的、平静的、奉为神圣 的森林中达到了完美境界，这个文化所寻求的灵魂的恬静和平，与自然本身的生命日益 和谐”。这种文化与征服自然、强调竞争、喜好利益的西方文化构成了一种互补性。( 注：参照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8，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12月再版。)因 而，泰戈尔在几乎可以闻得到战争硝烟味的1913年获奖，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西方人在飞速发展的工业进程中，早已感受到物质的重压与人性的异化，现在又承受着 战祸将临的悲观与恐惧，才要到泰戈尔那里寻求精神的安慰。于是，“泰戈尔热”伴随 着诗人的获奖开始形成。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参战国 家33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在15亿以上，死伤3000余万人。巨大的创痛使西方社会在 反省与批判自身文化的同时，获得了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的契机，泰戈尔作为东方文化的 代表，其价值在西方得到重新审视。1920年3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泰戈尔信中的 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在这场表明欧洲无耻失败的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欧洲自己已不 能保卫自己，这点是很清楚了。它需要亚洲的思维，正如亚洲从欧洲的思维中获得了裨 益一样。人脑有两个半球，倘若一个僵死，那么整个身子会衰弱下去的。必须重新联接 两个半球，促使身体健康发展。”(注：转引自克·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泰戈尔 传》，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泰戈尔再次游历欧美大陆，听他讲演的人盈千 累万，反响比战前更为热烈，盛极一时。(注：参见侯传文《寂园飞鸟 泰戈尔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日本近代以来对西方紧追不舍，西方有什么热，日 本马上就会仿效来个什么热；再则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其传统价值观在急骤的近代化步 履中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挑战，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使得日本人也希 望从东方色彩极为鲜明的泰戈尔有所借取。因而，日本也兴起了“泰戈尔热”。中国远 学西方，近追日本，对于由西方到日本的“泰戈尔热”自然要追踪一次了。但是，更为 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五四前后中国有着自身的内在需求，即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同泰戈 尔的契合。
最先在中国面世的泰戈尔作品《赞歌》，是《吉檀迦利》的前四首。这样的选择固然 与诗集是获奖作品有关，但诗中对新生命的渴求与获得新生命的喜悦，显然暗合了陈独 秀发动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意向。洋溢着乐观精神的诗歌一直是五四时期泰戈尔作品翻译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有学者批评当年邀请泰戈尔访华的“主人们”“没有看到， 或者故意不想看到”泰戈尔“怒目金刚的一面”，而“竭力宣扬他那光风霁月的一面。 翻译作品也只选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春之循环》、《吉檀迦利 》等等，好像诗人一生只写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其他密切联系实际的作品根本不存在； 好像诗人终生与春花秋月为伍，远远脱离现实，遨游在虹之国、白云之国里”。(注： 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这一批评忽略了“光风 霁月”本身的意义。春光、秋色、清风、明月、白云、森林、月夜、星空、海浪、海滩 、莲花、鸟儿、细雨、露珠等自然景象，在泰戈尔文学世界的象喻系统中，寄寓着诗人 对民族解放与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乐天达观的生活态度，表明了他对印 度传统文化中悲观厌世思想的超越。五四是一个理想主义激情高涨的时代，新文学的前 驱者与读者需要这种精神的鼓舞与激励，有意识地选择这方面的作品自在情理之中。瞿 世英就曾这样来表述他对泰戈尔的认识：“我要特地向读者说，泰戈尔不是谈玄说虚的 ‘诗家’。他的思想和伯格森、倭铿都很相像，是表现时代精神的。读了他的作品，便 令人觉得宇宙的活动和人生的变化是有意义的，是快乐的，便给人以无穷的勇气。”( 注：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并且，“自 然”在泰戈尔那里，并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意象，而是与印度文化的“神”融为一 体。在他看来，神不是虚无缥缈、不可企及的，也不是只在被人供奉的庙里，而是存在 于宇宙、自然之中，寄托在童心、母爱、友爱里面，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种带有 泛神论色彩的自然观与神人一体现，对于急需打破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一统天 下、争取自我解放的人们来说不无积极意义，因而在五四文学中引起了热烈的呼应，郭 沫若的《女神》就是最突出的代表，那物我合一的胸襟、气冲牛斗的豪情、凤凰涅槃的庄严和女神再生的悲壮，都看得出泛神论的投影。
泰戈尔有一剧本《大自然的报复》，梁宗岱译为《隐士》，(注：梁宗岱译：《隐士》 ，《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期，1923年7月；梅九译：《散雅士》，《学汇》第3-14期 ，1922年10月13-17、19-25日；张墨池、景梅九译：《散雅士》，上海新民社1924年 版；殷衣译：《修道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剧中主人公隐士经过长期修道 ，自以为已经得到了解脱，可以不再为爱与恨而烦恼，于是从山洞重新来到尘世间。刚 开始，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无聊与情趣，他的确有一种超越的自由感。但是，贱民出身的 孤女华纯提对他的依恋与抚爱却唤醒了他的爱心，他欲逃不能，终于脚踏实地地走进人 间，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个剧本其实多多少少折射出一点作者内心世界的冲突。泰戈 尔终其一生，都在冥想与现实中徘徊与求索，他既向无所不在的神寻求慰藉，热情地抒 写颂神之诗，展开对人生与宇宙问题的哲理玄想，又对现实生活与社会问题予以深切的 关注，创作了大量触及印度现实的作品。从1918年12月起，其“密切联系实际的作品” 的翻译就不断面世。在泰戈尔访华前后，更是达到高潮。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印度传统社会的包办婚姻、童婚与妻子殉葬等陈规陋俗，给女性的命运罩上了沉重的 阴霾，酿成了无数血泪悲剧。泰戈尔许多作品描写这些悲剧题材，五四时期对此做了大 量的翻译介绍。《河阶》(注：王靖译：《河阶》，《新人》第5期，1920年8月；另一 译名为《河边的台阶》。)的女主人公苦森是典型的童婚受害者。她7岁结婚，丈夫在很 远的地方，她就只和他见过一两次面。8岁时，从一封信里得知丈夫死了，这个还不知 夫妻生活为何物的小姑娘便做了寡妇，回到老家度那孤寂凄苦的日子。十年一晃过去， 苦森已长大成人，身心成熟起来。有一位英俊的年青苦行者来到村子的庙里住下，讲经 释典。有人说他就是苦森的丈夫，究竟是不是，苦森也不得而知，但她的确被苦行者的 男性魅力深深地迷住了，在梦境里不断出现心中的偶像与她谈情说爱的情景，醒来时心 情变得非常沉重，以致于不敢前去听讲。苦行者问其原因，苦森道出实情，不料苦行者 当晚即离开了这个村子。月亮落下去了，到处都变得阴沉起来，如同此刻苦森的心境。 只听见河里扑通一声，苦森跳入河中，结束了她那只有梦中才有幸福的一生。那在黑暗 中咆哮的风，好像要把天上的星星都刮掉似的，一定是在为苦森以及与她同样命运的女 性鸣不平。作品里，默默无言的石阶作为见证者与叙事者，展开幽幽的叙事，在浪漫抒 情的笔触下，闪烁着抨击文化弊端的锋芒，既指向童婚制度与寡妇守节习俗，也触及了 印度社会历史仪的苦行主义与禁欲主义，因为男性的出世离欲，往往舍弃的不止于自身 ，还要妻室付出守活寡的沉重代价。另一篇短篇小说《双死》，(注：俞长源译：《双 死》，1921年4月5日《学灯》；另一译名为《得救了》。)女主人公谷瑞是个非常漂亮 的世家小姐，其丈夫派瑞西疑心生暗鬼，无端地怀疑并苛责妻子。婚姻既不快乐，又没 有儿女，谷瑞就在宗教方面寻找安慰，拜一位年轻的法师为师父，把蕴藏在心里无处发 散的感情，全部虔诚地献在师尊的脚前。丈夫越发变本加厉地刺激、折磨妻子。他发现 了法师写给谷瑞的信，狂躁至极，突然中风。等谷瑞赶忙请来医生，丈夫已经死去。朋 友们闻讯赶来办理派瑞西的后事，竟发现谷瑞也僵卧在丈夫身旁，原来她已服毒自尽。 他们对谷瑞的以身殉夫不由肃然起敬。作品以不动声色的叙事与带有反讽意味的结尾， 揭示了男权桎梏下女性命运的可悲与性格的脆弱，对古老的殉夫传统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
有些作品已经显示出女性由屈从到抗争的转变与生机。譬如，五四前后共有5种中文译 本问世的短篇小说《盲妇》，(注：天风、无我译：《盲妇》，《妇女杂志》第3卷第8 、9期，1917年8、9月；哲生译：《盲妈》，《妇女杂志》第8卷第1、2期，1922年1、2 月；褚保时译：《幻想》，《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年9月；枕薪译：《目力》 ，《学灯》1925年9月17-26日；非予译：《眼》，《国闻周报》第5卷第41、42期，192 8年10月21、28日。)女主角爱玛、即叙事者“我”，最初，对盲目自信地以她的眼睛做 医学实验的丈夫唯命是从，以为既然嫁给了丈夫，自己的愉快和痛苦都是丈夫的权利。 等到她经历了双目失明、丈夫变心等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自身内部的“妇人”的人性与 个性要求终于觉醒起来，战胜了“女神”的传统道德要求，敢于大胆向丈夫抗争，捍卫 自己的合法权益。年轻的姑娘海梅及尼也一反印度传统女性在婚姻问题上对长辈的依从 ，敢于自主婚姻。长篇小说《沉船》(注：徐曦、林笃信译：《沉船》，商务印书馆192 5年版。)虽然情节较多人为的巧合之处，但新婚夫妻之间陌不相识以致阴差阳错演出一 系列悲喜剧这一情节本身，还有哈梅西与汉娜丽妮失恋的痛苦等，折射出抨击包办婚姻 制度的锋芒，尤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汉娜丽妮与传统女性卡玛娜形成鲜明的对比，汉 娜丽妮对自由恋爱的追求与个性尊严的捍卫显示出新女性的风采。这一主题正与五四时 期新文化启蒙思潮十分吻合。
剧本《齐德拉》，对女性生存价值与爱情本质的探索有一定的超越性。1924年5月8日 ，正值泰戈尔访华时，为祝贺泰戈尔64岁寿辰，新月社在北京协和学校礼堂用英语将这 一剧本搬上舞台。此前，已有两种中译本面世。(注：瞿世英译：《齐德拉》，《小说 月报》12卷5期，1921年5月；吴致觉译：《谦屈拉》，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剧本的 女主人公齐德拉，是一个从小被当作男孩子来培养的公主，英武刚勇，在百姓中颇有口 碑，只是苦于没有爱情。好不容易遇见她梦中的偶像——古奴族皇子阿儒纳，大胆求婚 ，谁知皇子早已立誓终身不娶。齐德拉祈求爱神给她以爱，祈求时令之神给她以时间充 分展现女性之美，在神灵的大度帮助下，她以幻影般的美丽姿容得到了意中人的爱情。 然而一年之后，她主动向意中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希望能以“真自我”来永葆爱 情之树长青，她终于如愿以偿，以“真自我”的价值赢得了阿儒纳的认可与钦敬。在这 里，女性敢于争取爱情并追求爱情的质量，不仅要外形美，更要人格美，希望得到男性 的爱，但不做男性的附庸，神话的浪漫色彩下面，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女性命运的思考 与对爱情本质的哲学探索。五四文学婚恋题材中最多的是争取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的目 的只是婚姻的实现，至于两性结合之后怎样，像鲁迅的《伤逝》那样的作品实在是凤毛 麟角。《齐德拉》的译介，虽然没有立竿见影式地结出多少创作之果，但反映出前驱者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印度传统社会的妇女，承受着种姓歧视、性别歧视与陈规陋习的有形压迫，也遭受着 种种愚昧迷信的无形折磨。短篇小说《生或死》(注：敉玫译：《生或死》，1920年11 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梅译：《人或死》，《学汇》第106-109期，1923年2月2 日-5日；止闲译：《生与死》，《国闻周报》5卷第28、29期，1928年7月22、29日；另 译为《是活着，还是死了》。)里的寡妇康塔宾尼患病昏死过去，被抬到火葬场，在将 烧未烧时突然醒了过来，生命的本能驱使她离开火葬场，但她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十分恐 怖与怀疑，以为既然已经死去，就不能再回到家中，于是流浪到小时候的一个女友家。 她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着的死人，所以行为怪异，引起女友夫妇的怀疑。女友的丈夫去她 公公家探询，都说此人已死，便确定这一个不是妻子早年的朋友。康塔宾尼对女友说， 我是你的朋友，可我不是活人了。在人世间中，已经无家可归，在死人中间，同样没有 归宿。她回到公公家，不管怎样解释，无人肯信，众人都惊恐万状，连她含辛茹苦抚养 的侄子也不敢近前。无可奈何，她大叫着“我没有死”跳井自杀。这个在病魔与火神手 下侥幸保住性命的寡妇，却到底没能逃脱愚昧迷信的漫天罗网。愚昧迷信，表面上看不 见刀光剑影，实际上在戕害人的灵魂与吞噬人的生命上面正所谓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这 一作品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嫁过两个男人，在道学家眼里， 就成了不洁之物，被剥夺了从事祭祀劳作的资格，再加上“好心人”的恫吓，惟恐死后 下地狱受到锯成两半的重罚，虽生犹死。祥林嫂既失去了信任及生计，又丧失了自尊与 自信，最后在风雪弥漫的祝福之夜死在街头，便不足为奇了。封建迷信在何等程度上参 与了对祥林嫂生命的剥夺，实在是耐人寻味。
个性解放、人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指向，也是新文学的母题之一，因 而，在泰戈尔翻译中对这方面的作品做了有意识的选择。短篇小说《爱情的胜利》(注 ：邓演存、朱朴译：《爱情的胜利》，《东方杂志》第18卷第2期，1921年1月。另谢冰 心译：《弃绝》，《译文》1956年第9期。)中，汉门德对妻子克沁充满了爱情，克泌几 次想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丈夫都说不出口。得知了底细的父亲怒不可遏地要儿子把她 驱逐出去。汉门德从妻子那里得到确认之后，陷入巨大的苦闷之中，一度去向克泌的“ 养父”室烈兴师问罪。室烈强调，当初正是为了成全他们这对心心相印的恋人，才不得 不隐匿克泌的首陀罗出身，假称她是婆罗门种姓。爱情终于使汉门德战胜了种姓优越感 ，拒绝了父亲的指令，父亲以剥夺他的婆罗门种姓为要挟，他也决意不变。如果说《爱 情的胜利》只是向种姓等级制度挑战的话，那么，寓言体短篇小说《叶子国》(注：钱 江春译：《叶子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期；另法周译：《纸牌国》，《宇宙风 》乙刊第21-24期，1940年2-5月。)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展示了批判锋芒。作品描写 古时海上孤岛的一个叶子国，一世、皇帝、武士、老9以及小2等阶级等级森严，与此相 适应的法规、定律无数年前早已分配定当，谁也不得擅自越位，否则严惩不贷。如此一 来，这个岛国没有一个用脑思想的机缘，没有一个有解决什么问题的需要，没有一个用 得着去讨论的新题目，全岛上下都不声不响地周流于无精打采的沟壑里。即使跌倒了， 也没有一点声息地仰面朝天，板起那张无动于衷的面皮。直到远国太子、商人之子、高 多儿之子这三个游历者漂流到叶子国，才激起轩然大波。他们没有岛国特定的等级身份 ，不受任何清规戎律的束缚，顺从欲望的支配，饥则食，渴则饮。叶子国里一片骇然， 上上下下以为不齿。游历者引进的新生命终于激活了叶子国的死海，最初不知欲望为何 物的叶子们，开始明白了生命本来是不为规律所缚定的，他们身上的欲望渐渐觉醒了， 慢慢挣扎起来，等级错乱了，七情六欲涌动起来，少男少女爱情的春潮激荡起来，原来 被视为比小2还要低一等的、“不要脸”的远国太子被等级高贵的心后选中为婿，登上 皇位，自此国中的人民，不用规律来治理，但按他们的欲望来定善恶标准。叶子国焕然 一，以致远国太子的母亲闻讯后都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作品在寓言体的色彩下，对印度 的种族等级制、封建文化及国民性弱点等多有辛辣的饥刺，对个性解放与人性解放做了 热情的弘扬。译者一定是对这篇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才动手翻译，他生怕读者把它 只当作海外奇谈，特意在译文篇末写道：“这一篇小说所含抒情诗的色彩尤浓。但其间 也有所指，他是印度人，这一篇自然多少说着了些印度的制度和社会。但此外请读者想 一想，这岛国中本来的情形尤其是两性间的——除了印度外还像哪一国?”其实何待译 者提示，读者自然会领悟于心。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中个性精神明显缺乏，对此 ，印度与中国的现代文化先驱者具有共识，因而在个性精神的呼唤上很容易产生共鸣。 泰戈尔在《跟随着光明》中有这样一段：“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呼声，那末独自的，独 自的走去罢；如果大家都害怕着，没有人愿意和你说话，那末，你这不幸者呀!且对你 自己去诉说你自己的忧愁罢；如果你在荒野中旅行着，大家都蹂躏你，反对你，不要去 理会他们，你尽管踏在荆棘上，以你自己的血来浴你的足，自己走着去。如果在风雨之 夜，你仍旧不能找到一个人为你执灯，而他们仍旧全部闭了门不容你，请不要死心，颠 沛艰苦的爱国者呀，你且从你的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电的火把它点亮了，然后，跟 随着那光明，跟随着那光明。”《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泰戈尔专号”(下)引为卷 头语，泰戈尔抵沪当夜，沈雁冰在《对于太戈尔的希望》也引用了这段慷慨悲壮的话( 译文略有差别)作为文章的结尾。
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与人性解放，主要从西方援引了两种思想资源，一个是个人主义 ，另一个是人道主义。在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中，颇有一些作品属于人道主义主题。譬如 短篇小说《喀布尔人》，主人公拉曼是一个来自喀布尔的小贩，一次收货款时因对方不 认帐发生口角，激怒之中拉曼将对方刺伤，被判入狱。几年后，拉曼出狱第二天便带着 一点杏仁、葡萄干和葡萄来到叙事者家中看望他在卖货时结下的忘年交——女孩子敏妮 ，不料敏妮正忙着做出嫁的准备，叙事者作为敏妮的父亲，不希望此时此刻女儿与喀布 尔小贩这样身份的人见面，便推到过几天再来。喀布尔人从怀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 来，上有一个小小的手印，原来这是他的小女儿的手印。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做生意时 ，小女儿的这个印记便总是放在他的心上。他之所以愿意对小敏妮格外关照，正是把怜 爱女儿的心寄托其中。叙事者得知个中原委，不禁深受感动，叫出敏妮与老友相见，并 且送他一把钞票，希望他早日与家乡的女儿团聚。作品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但简劲的 叙事中渐次展开的人道主义氛围，很容易打动读者的心。剧本《邮局》(注：韵梅译： 《邮政局》，《学灯》1918年12月6、9-14、16-18日；邓演存译：《邮局》，《学灯》 1921年12月9、12、14、19-31日；江绍原译：《邮政局》，《太平洋》4卷第7、9、10 期，1924年6、12月、1925年6月；《邮局》，焦菊隐译述，载《现代短剧译丛》，商务 印书馆1929年版。)主人公少年阿马尔父母双亡，自己又重病卧床，诚乃不幸，但幸运 的是他身边氤氲着人道主义温情的氛围。阿马尔住在收养他的姑父家养病，医嘱不能外 出。他便与第一个从窗前经过的人交谈，在好心人的共同参与中，想象着外面的世界， 渴望着自由的生活，希望长大以后卖牛奶、当化缘和尚、当邮差，以满足走四方的心愿 。更夫告诉他村子里建邮政局的事情，他便渴望着收到来信，甚至玄想能够收到国王的 来信。心术不正的村长写信告密，没想到国王真的派来了御医，并说要夜半前来探视。 剧中除了村长之外，都对少年寄予同情与关爱，甚至连国王对一个病童都能如此关心， 这显然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剧中人道主义氛围的确让人感到温馨。短篇小说《 归家》，(注：仲持译：《归家》，《东方杂志》18卷第5期，1921年3月10；天风、无 我译：《雏恋》，《妇女杂志》3卷第6期，1917年6月；西神译：《放假日子到了》， 《小说月报》11卷第5期，1920年5月；惨腹译：《回家》，《晨报副刊》1920年11月26 、27日；紫华译：《不如归去》，《学灯》1921年7月26-28日。)写淘气的男孩子巴的 克常惹妈妈生气，被舅舅带到加尔各答上学，分别时母子都十分高兴。但离开了母亲， 一切远非想象的那般美好。巴的克在学校备受歧视，回到舅舅家又受到舅母与表兄弟的 冷落，一个正需要友谊与关爱的14岁少年，陷入了度日如年的孤独与寂寞之中，于是天 天盼望假期早到，以便回到母亲的身旁。因遗失教科书，巴的克受到舅母的严词训斥， 得了热病也不敢声张。第二天，警察将正拖着病体往家乡赶的巴的克送回舅舅家。归家 心切的巴的克，昏热中的呓语里也是家乡江轮水手测水深的报数，见到闻讯从乡下匆匆 赶来的母亲，懵懵懂懂之中还以为是假期到了，他已回到妈妈的身边。《邮局》和《归 家》这两篇作品的译文，在短短几年之间出现四五种之多，一则由于其人道主义主题切 合了五四的时代要求，二则其描写儿童心理、性格与生活的题材，对于儿童文学传统极 为薄弱的中国文坛来说，颇具新鲜感。
剧本《牺牲》，含有对底层社会予以关切的人道主义意绪，但主题意域显得更宽广。 剧中的王后格娜娃底欲以红色花球与做牺牲的兽类做祭品，祈求圣母赐子。国王歌文达 则有感于“牺牲”对于百姓利益的损害，下令废除以众牲的鲜血向女神献祭的传统习俗 ，这一改革触动了婆罗门祭师的特权和盘根错节的习惯势力，遇到了重重阻力。祭师、 首相、将军等联合亲王一齐反对，劝国王收回成命。格娜娃底更是反应强烈，坚持要实 现自己对圣母的承诺——献上300只小羊、100头水牛的血。祭师威胁利诱，软硬兼施， 怂恿亲王杀害国王取而代之。一时间，宫廷内外，风波险恶。最后，国王揭露了祭师的 阴谋，粉碎了一场政变，改革得以推行。剧本以紧张的情节、激烈的冲突，表达出反对 流血、反对强取豪夺、反对偶像崇拜的主旨。这一剧本仅在1923年就有两种中译本(注 ：梅译：《牺牲》，《学汇》第100-105期，1923年1月28日-2月1日；高滋译：《小说 月报》第14卷第10号，1923年10月。)面世，恐怕不只是为了迎接泰戈尔的来访，也有 中国国情的内在动因。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中国政局一直处在不稳定之 中。北京成为各派系军阀角逐实力与玩弄阴谋的擂台，总统、总理走马灯似地更换；各 地军阀割据一方，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恣意侵夺百姓财产；新文化启蒙运动虽有波澜壮 阔之势，但封建礼教、愚昧迷信等因袭已久，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严重妨碍着现代 化进程。《牺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中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之艰难，所以 才引起翻译界的兴趣。
泰戈尔是东方精神文明的维护者与倡导者。陈独秀首译《赞歌》时即已看到了这一点 ，在篇末称之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应该说，泰戈尔汲取了西方文明的不 少营养，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渊源的印度文化的传人，从东西方的对比中，尤 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更加热爱东方，试图以东方精神文明来弥补西方文 明的种种弱点。他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著述，阐述东方精神文明的长处，甚至为此受 到西方世界的冷遇也不做退让。印度与中国同属东方文明古国，近代以来先后沦为西方 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文明究竟还有没有一点存在的价值，这给东方人带来了 巨大的困惑。泰戈尔对东方精神文明的弘扬，对于中国人来说，至少在感情上一般来说 容易得到认同。早在1921年11月，《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刊载的魏嗣銮的《旅德日记 》，就记述了作者作为留学生当年6月8日在德国达尔模城聆听泰戈尔讲演后的感受：“ 觉泰戈尔之讲演，虽无新义，然其痛诋欧洲人之生活与思想，实可为东方人出气。”《 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刊出的《欢迎太戈尔先生》(记者)中说：“他的理想是东方的 理想，能使我们超出于现代的物质的以及其他种种的束缚。他勇敢的发扬东方的文明， 东方的精神，以反抗西方的物质的、现实的、商贾的文明与精神；他预言一个静默的美 丽的夜天，将覆盖于现在扰乱的世界的白昼，他预言国家的自私的心将死去，而东方的 文明将于忍耐的黑暗之中，显出它的清晨，乳白而且静寂。”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五 四时期的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中，泰戈尔的非文学论著大概可以算得上最多的。全译或 选译的论著就有《人格》、《创造的统一》、《人生之实现》、《国家主义》等。此外 ，还有大量关于泰戈尔论述精神文明的翻译与评述，如《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注： 冯飞编译：共学社1922年版。)、《印度泰莪尔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论》(注：枕江译 述：《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0期，1920年5月。)等。
泰戈尔对东方精神文明的倡导，与他反对殖民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密 切相关。泰戈尔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长大，深知在殖民统治者压迫与盘剥下生存的 屈辱与痛苦，因而，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创伤能够深深理解与同情。早在1881年，还只 有20岁的泰戈尔就写了一篇《死亡的贸易》(另译《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痛斥 英国殖民者向中国倾销鸦片的强盗无赖行径。1916年夏，泰戈尔在访日期间，指责日本 接受了西方的国家主义而不是人道主义，抨击日本的扩张侵略行径，以致受到冷遇，遭 到报纸文章的嘲讽，离开日本时没有任何欢送仪式，与刚到日本时受到的热烈欢迎构成 强烈的反差。这一态度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沈雁冰在《对于太戈尔的希望》里，就道 出了泰戈尔在中国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我们敬 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 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 ”(注：1924年4月14日《民国日报·觉悟》。)
泰戈尔的人格、思想与艺术，闪烁着爱与美的光芒，对于五四时期洋溢着理想主义激 情的国人来说，正如夜行山路的火炬。冰心初读泰戈尔的传略与诗文，就被其人格和文 本的澄澈、凄美深深地感动了，1920年8月30日夜，她在题为《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 的短文里写道：“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 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 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泰戈 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 寞。”(注：收《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冰心不仅从泰戈尔那里获得了 心灵的慰藉，而且接过了童心、母爱与人类之爱的母题，给予酣畅淋漓的发挥。王统照 、叶绍钧等早期歌颂爱与美的小说，也都能从泰戈尔那里找到源头。
五四文坛对泰戈尔的热情译介，还有文体建设的动因。五四正值新文学初创期，新诗 、话剧、小说等，急需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泰戈尔是艺术多面手，从体裁来看，话 剧，小诗，散文诗，游记，短、中、长篇小说，均有出色的创作；从文类来看，表现儿 童世界的文学更是他的一大建树。因而，新文学前驱者自然要把目光投向泰戈尔。泰戈 尔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艺术建构的确多有启迪。当初泰戈尔诗引起郭沫若惊异的，就是 平易近人、清新隽永与散文化体式。其韵律婉转、自然天成的诗歌，对新诗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明显的是《飞鸟集》的小诗体式，与日本的俳句等一道，为中国现 代小诗的形成与兴盛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冰心、周作人、宗白华、郑振铎、王统照、田 汉、郭沫若、徐志摩、许地山等创作小诗都曾受过泰戈尔的直接影响。他那带有浓郁抒 情色彩的诗体小说，精悍隽永的短剧，以及流贯于多种文体中的把自然风光、人情生趣 与哲理玄想融为一体的笔法，等等，都给中国文坛以深刻的影响。
三
泰戈尔的思想艺术本身丰富多彩，加之接受者审视泰戈尔的视角各有不同，因而对他 的认识也就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无论是顶礼膜拜，还是认真的辨析与审慎的选择，抑或 偏激的否定，都促成了“泰戈尔热”的形成，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也预示了不久之后热潮 变冷的原因。
泰戈尔一到中国，便坦言“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 活，……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 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 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以相杀反目为事，……导 人类于此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与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 (注：见1924年4月14日《申报》载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转引自实庵《太戈尔 与东方文化》。)泰戈尔原以为到中国弘扬东方精神文明肯定会赢得满堂彩，但事实上 ，这一观点非但没有得到他预想的那样普遍的、热烈的呼应，反而成为一部激进批评者 的靶的。《中国青年》的“泰戈尔特号”实际上是“泰戈尔批评号”。实庵(陈独秀)的 《太戈尔与东方文化》，把“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归结为：“尊 君抑民，尊男抑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轻物质而重心灵”，据此谢绝他“ 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泽民的《太戈尔与中国青年》，说泰戈尔虽然不能说是辜鸿铭 或康有为那样的复古派，至少也相当于梁启超、张君劢那样的玄学派，“他的思想实在 是中国青年前途的一大障碍”。《觉悟》1924年4月13日发表的一篇署名为伊的《反对 太戈尔》，也持如此激烈的观点：“我们所以反对的理由，因为我们确认他底思想与学 说非但在现在的中国为不必要，而且有妨碍于国家命运的发展。”沈雁冰则对泰戈尔做 了区分：“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 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冥想去慰安的太戈尔；我们所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 他的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太戈尔!”“我们以为中 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 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目的方法，亦惟有如吴稚晖先生 所说的：“‘人家用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 五经退兵’!”(注：雁冰《对于泰戈尔的希望》。)同文学研究会屡打笔仗的创造社代 表作家郭沫若，在这一点上与沈雁冰取得了共识，他在《太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指出： “在西洋过于趋向动态而迷失本源的时候，太戈尔先生的森林哲学大可为他们救济的福 音。但在我们久沉湎于死寂的东方民族，我们的起死回生之剂却不在此而在彼。”“世 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 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 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太戈尔如以私人 的意志而来华游历，我们由衷欢迎；但他是被邀请来华，那我们对于招致都便不免要多 所饶舌。我不知道这次的当事者聘请太氏来华，究竟是景仰的他哪一部分的思想，要求 的他哪一种的教训?”(注：《创造周报》第23期，1923年10月。)1924年4月19日，代英 在《觉悟》上发表《告欢迎泰戈尔的人》，征引他人之语，把批评的锋芒指向某些可能 要利用泰戈尔的欢迎者：“有不少的人说，这次泰戈尔来华，是几个中国的‘玄学鬼’ 搬来，为他们张目的。”亦湘在《太戈儿来华后的中国青年》(注：《中国青年》第27 期，1924年4月18日。)中，“很希望国内青年不要受太戈尔的蛊惑，更不要受国内文学 家玄学家及东方文化派的胡言谰语”。批评阵营的激进者甚至到泰戈尔讲演的会场，散 发题为《反对太戈尔》与《我们为什么反对太戈尔》两种传单，(注：参见远定《告崇 拜及反对太戈尔的人》，1924年5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魏风江《我的老师 泰戈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98页。)造成与接待氛围很不谐调的尴 尬局面。尽管泰戈尔见多识广，大度达观，但宣传东方文明优越论的热情也不能不受到 影响，压缩了原订的正式讲演计划。
泰戈尔另一个受到非议较多的是非暴力反抗论。这一思想在印度尚且有激烈的反对意 见，何况是正在酝酿着剧烈的社会革命的中国。泰戈尔的社会政治题材长篇小说《家庭 与世界》，以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运动为背景，表现了两种政治主张的冲突。散地 波富于爱国热情，崇尚暴力，信奉“一切伟大的都是残忍的”，主张激烈的群众运动。 他的同学尼海尔则主张渐进的改革与和平的建设，反对散地波煽动造神运动，用宗教崇 拜来激发群众的狂热，反对带有盲目性、破坏性的抵制英货运动，不让妻子毕马拉烧洋 布。为此，尼海尔遭到人们的误解为非议，就连一向崇拜丈夫的毕马拉也一度把他的冷 静视为怯懦，感情倾向于激进的散地波。但是，散地波煽动起来的狂热却导致了伊斯兰 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反倒偏离了爱国的正轨。作品表现的非暴力的思想倾向， 既有作者的主体色彩，也有甘地的和平主义投影。小说发表后，在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些女士认为作者侮辱了印度教妇女姑且不说，最让泰戈尔难以接受的是一些爱国者 认为作者反对民族运动，为英国说话，污蔑爱国主义(注：参照侯传文《寂园飞鸟 泰 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17-220页。)这样一部作品于1923年有 了中译本，(注：景梅九、张墨池译：《家庭与世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三版。) 虽然几年以后再版过，但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秋白在题 为《过去的人——太戈尔》(注：《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的书评里， 认为《家庭与世界》的艺术价值固然“无可疑义”，可惜他却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落后的 印度市僧“又要反抗英国，又怕犯了杀戎”的心态，他那“否认一切有组织的力量”， 而“以为‘个人的修养’是避免社会冲突里所发生的一切恶象之‘大道’”的思想倾向 已经“后时”了，泰戈尔“原是一个‘后时的圣人’”，他再也跟不上印度正在奋勇前 进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情绪。秋白对于《家庭与世界》思想倾向的全面否定今天看来并非 没有商榷的余地，但在当时，的确道出了泰戈尔与日趋紧张的中国革命形势不合拍的实 情。
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不同的思潮相互激荡，有对峙、冲突，也有吸纳、融合。剧 本《马丽妮》(注：高滋译：《马丽妮》，《小说月报》第14版卷第9号，1923年9月。) ，表现的就是宽容的意旨。公主马丽妮主张同情、宽容，婆罗门因为怕她传播异教，要 将她放逐到异国他乡，但是，当马丽妮走出王宫，向百姓传播福音之后，却赢得了包括 广大婆罗门在内的人民的信赖，把她当作女神来尊敬。主张严禁异教、到处煽风点火、 惟恐天下不乱的克曼客到头来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宽容思想在多种宗教并存、时 而发生冲突的印度社会，自有其积极意义；对于急于打破封建礼教一统天下的新文化运 动来说，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只是五四高潮过去之后，宽容渐渐地不再为人们所欢迎 。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文化启蒙走向潜层，而政治斗争则成为社会的焦点。1925 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国民革命军东征、南征，肃清广东境内军阀势力。1926年7 月，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相继发生“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于是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紧接着是八年抗战和第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火不断。中国当时急需的是行动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而泰戈尔 非暴力与和平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带有空灵之秀、清淡之雅的艺术风格，就失去了五四时 期的巨大吸引力。所以，在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泰戈尔热”，后来 的冷落就势在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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