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帕克《安慰者》的互文性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帕克论文,策略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英国杰出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1918-2006)被英国著名评论家弗兰克·克默德称为“她那一代作家中最有魅力的”(Kermode,“A Turn of Events”23)。在她整个的创作生涯中，总共写出了22部小说，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大奖，例如T.S.艾略特奖、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和意大利文学奖，并三次得到布克奖提名。2010年，布克奖评选委员会决定评出一项“错失的布克奖”。斯帕克、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怀特(Patrick White)和1973年布克奖得主法雷尔(James Gordon Farrell)赫然名列最后的六人候选名单之中，而著名小说家默多克和洛奇等人则止步于最初入围的22人候选名单中。可见，斯帕克在当代英国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相较于国外学界对于斯帕克小说的深入研究，我国大陆对于斯帕克的关注显然较少，从金辉于1990年最早刊发关于斯帕克的“英国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及其新作”到目前为止，有关斯帕克的重要研究只有15篇。而国外对于斯帕克小说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评论随笔》(Essays in Criticism)、《批评》(Critique)、和《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等权威杂志发表了不少关于斯帕克的评论。但是，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尚未出现对斯帕克第一部小说《安慰者》(The Comforters，1957)互文性策略的专门研究。评论界提到该小说时，主要也只是论及其元小说策略，因为它是“一部关于小说创作的小说”(qtd.in Kermode,"The House of Fiction" 79)。《安慰者》作为斯帕克的发轫之作，展现出其在小说创作上的天赋，获得许多好评，被认为是“令人快乐”(Waugh 256)的。评论界认为在这部小说内，斯帕克表现出“纪德式的精湛技艺”(qtd.in Greene 139)。事实上，除了元小说技巧，斯帕克在这部小说中更经常使用的是互文性策略。该策略与小说获得的巨大成功息息相关。以此为开端，斯帕克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并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约伯记》的文本痕迹 斯帕克并非凭空想象即兴创作小说《安慰者》的。在创作前，她积累了许多素材并从中汲取有益信息，在小说内部糅合了一些互文性文本，正如有论者所说的，“所有的作者首先都是读者，他们都受到影响……所有文本都与其他文本互相交叉”(Worton and Still 30)。斯帕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文本痕迹是《旧约》中的《约伯记》。 1957年，《安慰者》刚出版时，沃对该小说的命名感到困惑：“顺便提一下，我不明白，它为何起名《安慰者》？”(Waugh 256)其实，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读者会发现在《约伯记》内也出现一些劝慰约伯的“安慰者”。《安慰者》的书名其实正是源于此。斯帕克对小说的命名与她长期以来对人类的受难和对《约伯记》的关注不无关系。1955年4月15号，她在《英格兰教会报》(The Church of England Newspaper)上发表论文“约伯受难之谜”，同年，她开始动笔创作《安慰者》。在一次访谈录中，斯帕克如此评价《约伯记》：“首先，这是最漂亮的诗歌。我认为，它是《圣经》中写得最好的。它是早期文学中的最佳作品之一”(Hosmer 142)。有学者也注意到《约伯记》对斯帕克的影响：“比起其他所有的文学作品，斯帕克对《约伯记》最感兴趣。早在1955年，斯帕克就撰文回应荣格对约伯受难的解释”(Randisi 36)。 斯帕克在《安慰者》内刻意模仿和借用《约伯记》的人物、素材以及主题。著名结构主义理论家热内特指出互文性涉及超文本(hypertext)与更早的先文本(hypotext)之间除了评论之外的任何关系(Genette 5)。实际上，先文本正是我们常说的互文本，指的是可以认定是另一文本源头的重要文本。《约伯记》是《安慰者》的先文本。这两个文本的互文关系体现在各自主人公身上，他们有着相同的身份、类似的受难经历以及同样的人生抉择。首先，就身份而言，约伯和凯瑟琳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约伯被认为是上帝的仆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1：1)。《安慰者》中的凯瑟琳信奉基督教，严守教规。在小说中，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挽救一个令人讨厌的教徒，显示出她忠于信仰的基督徒本质。其次，约伯和凯瑟琳在生活中都遭遇巨大的不幸，历经各种磨难，受到精神上的折磨，然而从未背弃对于神的信仰，终获救赎。约伯失去所有财产和孩子，自身健康也严重受损，几乎要崩溃。他曾经哀叹自己的命运：“他(这里指的是上帝——笔者注)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约伯记》19：13-19)凯瑟琳也一样经历各种灾难。小说刚开始，为了摆脱烦恼和寻求心灵上的安宁，她退隐休养所，不料，她发现身边一个叫霍格的基督徒令人厌烦，让她不堪忍受。凯瑟琳紧张不安，只好离开休养所。接着，她又碰到麻烦。她不断听见一些好像是从打字机传来的声音，它们准确说出她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或者预告她接下去的计划和行动。她企图找到这种神秘声音的确切来源，但是未能如愿，于是，她向周围的朋友求助。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处境，只是安慰她，提出种种建议，后来他们非但不同情她，还认为她“疯了”，有时还对她冷嘲热讽。凯瑟琳还转向自己的男朋友——故事的男主人公劳伦斯。他却觉得她与以往大不一样，直言她有些神经错乱，甚至告诉她“我发现这些天来很难与你相处”(Spark 194)。①最后，在遭受苦难时，他们都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约伯既可以像他妻子所怂恿他的那样去“弃掉神，死了吧”(《约伯记》2：9)，也可以接受苦难，反思一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坚持道义。在《安慰者》里，凯瑟琳曾经抱怨：“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个疯人院？我们都是彬彬有礼的疯子，小心翼翼地体谅着其他人的疯狂行为吗？”(196)她既可以像约伯一样“诅咒上帝而接受死亡”，拒绝接受某种未知力量的控制，也可以选择接受苦难。约伯和凯瑟琳都选择承受苦难。最后，约伯得到上帝给予的丰厚报偿，而凯瑟琳则同样得到回报，成功完成了小说创作。 除了借鉴《约伯记》对主人公的塑造外，《安慰者》还参照了约伯与其“虚假”安慰者的关系。一开始，两文本内的安慰者们好像对于主人公的受难表示同情，并且在安慰他们的过程中表现得很有耐心。当约伯的朋友看到他陷入如此苦难中时，他们“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落在自己头上。他们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约伯记》l2：13)。凯瑟琳与约伯一样，也有三个安慰者。当她找到他们时，起初他们总是认真倾听她的故事，就像约伯的安慰者一样。这些安慰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约伯和凯瑟琳提出的恳求。约伯对他们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约伯记》2：3)同样的，凯瑟琳在讲述关于神秘声音的故事前，也祈求安慰者仔细倾听。约伯的安慰者开始时同情他，但很快就暴露了真面目，表现出“虚伪”本质。他们不断责备约伯，认定约伯犯了过错，应该忏悔和遭受惩罚。约伯生气地回应：“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约伯记》16：2)。 在《安慰者》中，凯瑟琳的安慰者并不比约伯的好多少。他们竭力寻找解释神秘声音的逻辑线索，忽略了她的受罪和怨言。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对凯瑟琳也失去耐心，最终逐渐成为“虚伪”的安慰者。凯瑟琳曾依次向男爵、男友劳伦斯和杰罗姆神父求助。实际上，正像有论者所说的，他们“跟《约伯记》内的安慰者一样不能提供慰藉”(Kemp 20)。当凯瑟琳刚听到神秘声音时，她非常害怕，匆忙赶到男爵住所寻求安慰。男爵确实尽力劝慰她，但是他认为她的经历是过度劳累的结果，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48)。令人费解的是，后来他把凯瑟琳那天的表现添油加醋，四处传播，使凯瑟琳受到许多朋友的嘲笑。这正像约伯说过的：“神使我作了民中的笑谈”(《约伯记》17：6)。凯瑟琳向劳伦斯求助时，同样未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劳伦斯听过她的故事后，认为她疯了，还污蔑她是个“会巫术的医生”(48)。刚开始，他还试图帮助凯瑟琳，但是很快就丧失了耐心。而且，劳伦斯似乎更加关心他祖母的走私事件，无暇安慰凯瑟琳，因此他算不上真正的“安慰者”。最后，当凯瑟琳把她的困惑告诉杰罗姆神父时，他认为她生病了，建议多加休息。之后，当她很快离开休养所时，他说：“我认为那个地方不适合你；你本该去本笃会修道院。那里更适合你”(66)。事实上，正是杰罗姆建议她去菲丽梅纳休养所。杰罗姆的前后表现不一说明他的建议不可靠。他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安慰者。 《约伯记》讽刺了理性思维，认为人生充满神秘的苦难，与其苦苦寻求原因，还不如凭借信仰来消除苦难。关于此，作为先文本的《约伯记》在《安慰者》里留下清楚的印迹。在《约伯记》内，约伯饱经折磨，最终无法从理性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是依靠信仰，甘心情愿地承受一切。一开始，约伯生活舒适，接着遭遇到重大的不幸，他逐渐失去承受苦难的耐心，力图追究自己受苦的原因，甚至想与上帝论争。然而，约伯的生活是个谜，他的受苦是神秘不可知的。他未能找到理由，惟有转向信仰。正是对于上帝的信仰使他摆脱了苦难。 信仰、理性和苦难之间的关系在《安慰者》中得到类似的反映。主人公凯瑟琳在生活中遭遇种种苦难，其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她耳边总是回响着疑似从打印机传来的神秘声音。凯瑟琳以及她的朋友们千方百计想要合理解释神秘声音的来源，以减轻她的痛苦，但是没人能够如愿以偿。唯一能够帮助凯瑟琳摆脱痛苦的是信仰本身。有一次，凯瑟琳说：“这就像一种宿命”(66)。对她而言，寻找理性是毫无意义的。她只能像约伯一样在信仰中得到安慰。小说结尾时，“劳伦斯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把它撕成碎片，扔进灌木丛生的荒地，让它随风飘逝。……他并没有预见到后来当他看到这封信出现在此书中的惊奇和欣喜”(233)。斯帕克不仅叙述了凯瑟琳神秘的受难生涯，而且把这种神秘延伸到人类的生活中。劳伦斯的“欣喜”反应源于他对生活神秘性的认同。对于他，理性和逻辑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可以推断，他也会像凯瑟琳一样去追求一种信仰。在先文本《约伯记》的影响下，《安慰者》彰显了对理性的蔑视和讽刺，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作家本人的宗教观：宗教是神秘莫测的，只有内心充满虔诚和敬畏，才能真正走上信仰之路，唯有此，方能获得救赎，以此消除人生磨难，最终赢得恒常之乐。 显而易见，《约伯记》在《安慰者》内留下清晰的印迹：除了标题外，前者中的主人公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同样都在后者中得到反映，而且两个文本都嘲讽理性的思维，推崇信仰的重要性。20世纪西方文学深受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斯帕克的创作彰显出对于理性思维的质疑，她与其前辈T.S.艾略特一样，将人性救赎的希望寄托于上帝，精神危机唯有仰赖宗教信仰才得以解脱。《安慰者》的文学格局不如后者的扛鼎之作《荒原》，然而斯帕克继承了英国的文学传统，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并努力寻求解救之道。 二、对《恋情的终结》叙事策略的借鉴 诚如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所说：“任何文本都是引文的镶嵌品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Kristeva 66)。除了与《约伯记》的互文，《安慰者》还可以视为对英国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代表作《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1951)的“吸收和转换”。格林比较欣赏和支持斯帕克，曾经为她提供资助，因此成为她的好友。斯帕克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格林的影响。《安慰者》与《恋情的终结》的多处相似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互文关系：女主人公都是皈依天主教的新教徒，深受其影响；元小说特色显而易见；小说叙述视点复杂多维。 《恋情的终结》的女主人公萨拉与《安慰者》的主人公凯瑟琳都是皈依天主教的新教徒。宗教对她们与男友之间的恋情以及伦理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她们执意坚守教会条例，并为此而有些执拗己见，结果都被男友误会。虔诚的信徒萨拉结束了与男友班德瑞克斯的恋情，原因不在于她厌倦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对他不断的爱——萨拉对上帝之爱令这种爱愈发复杂难懂”(Stevenson 97)。萨拉对上帝与日俱增的关注使她觉得自己与男友的恋爱显得多余。班德瑞克斯，则对她的变心难以接受，继而产生了极大的误会，开始怨恨她，甚至雇佣侦探，试图找到她变心的缘由。《安慰者》中的凯瑟琳与萨拉一样，加入宗教团体后，与其男友劳伦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后者误解了她，因此屡次发火，认为凯瑟琳今非昔比，难以理喻，感觉“凯瑟琳在改变，他随时可能失去她”(108)。其实，凯瑟琳一如既往地爱着劳伦斯。在她将要离开休养所时，她第一个写信给他，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尽量逗他开心。小说结尾时，她在外出度假前，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劳伦斯。宗教与爱情的矛盾是西方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斯帕克在创作之初就关注到宗教信仰对于人性的深刻影响，《安慰者》中的凯瑟琳因为信仰天主教得到了灵魂的拯救，同时也找到真实的自我，实现了自身的价值。由此可见，皈依信仰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 著名批评家布雷德伯里指出，《安慰者》“很明显地借鉴了伊芙琳·沃和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尤其是借鉴格林在他最有趣的小说《恋情的终结》中体现出来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元小说手法”(Bradbury 355)。《恋情的终结》利用班德瑞克斯的第一人称叙事，表达了他的困惑：自己组织的叙事是否歪曲了上帝早就规划和创造好的历史(Stevenson 96)。它是一部思考小说本质的小说。格林在此表达了他的小说创作观：小说家就是上帝，在小说中编造人类的神话、困境以及选择。小说中，班德瑞克斯叙述的故事并没有按照格林希望的那样进展，相反的，小说由“更高层次”的作者——上帝来掌控，只能按照他的旨意进行。 《安慰者》表现出与《恋情的终结》相似的元小说特色，因为前者“主要涉及小说非同寻常的形而上特征。在小说中，如同上帝一样的作者制造和控制所谓‘人物角色’的其他人的一切”(Bradbury 355)。《安慰者》主人公凯瑟琳看似小说中的人物，最后，她却成了小说的创作者。她在小说中常常谈论创作问题。在结尾处，凯瑟琳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小说有着看似自相矛盾的看法：她没意识到自己对小说进展的持续影响，现在，她等不及它的结束。她明白只有当她置身度外的同时还完全身处其中，才能明白叙事的逻辑(206)。凯瑟琳如同《恋情的终结》的作者格林，提出了关于“高层次的(或者是上帝的)和低层次(或者是文学上的)构思者”问题。实际上，《安慰者》有两个构思者：其一即身兼作者和读者双重身份的凯瑟琳，其二为似乎是借助打印机发出声音的上帝。凯瑟琳感觉有人正用打印机打出她正在参与的小说。她拒绝顺从，“我想要站在一边，看看这小说除了人为情节外，是否还有其他形式”(117)。《安慰者》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反映了斯帕克对于小说的思考，说明它与《恋情的终结》存在互文关系。 在《恋情的终结》里，格林展现了高超的叙事视点掌控能力。小说大部分由班得瑞克斯充当第一人称叙事者，但是在中间插入了萨拉的日记：这些日记由班得瑞克斯雇佣的私人侦探提供。日记的叙事功能转由萨拉实现。从她的角度叙述的故事版本与班得瑞克斯提供的完全不一样。正是从日记中，班得瑞克斯知道自己错怪了萨拉。不同视角的运用把事情的真相更准确地展现出来，也使小说的情节更加错综复杂。《安慰者》借鉴了《恋情的终结》的手法，也采用了多视角叙事。不同的是，它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并间或夹杂着由书信体现出的第二人称叙事。小说开始时，劳伦斯写信给凯瑟琳，告诉她自己对祖母走私事件的怀疑。结果信件被霍格截获并被用来敲诈。从此意义上讲，故事始于信件的叙事。结尾时，读者看到了另一封信，它讲述了劳伦斯对凯瑟琳留下的纸条的心理感受。小说里出现的信件与作者的观点互相补足，自然实现了视角的转换和衔接，并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角度和理解途径。多视角叙事技巧的模仿显示出斯帕克在创作中擅长于学习和模仿的优点。 三、对侦探故事文类的戏仿 对文类的戏仿早已有之，它“肯定可以在极大的文本范畴内起作用：有对整个文类传统的戏仿；对时代风格或潮流的戏仿……”(Hutcheon,A Theory of Parody 13)戏仿文类属于互文性的范畴。著名评论家罗丝指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识别出两个或更多文本间的关系，或者认识到具体文本与文类、流派或时代等隶属更宽范畴的类别之间的关系，那么，互文空间即形成”(Rose 203)。据此，可以认为《安慰者》对侦探故事体裁的戏仿体现出斯帕克在小说中的互文策略。 侦探故事作为欧洲小说史上的重要文类源远流长，而斯帕克很早就对侦探故事深感兴趣。《安慰者》中出现了许多该文类的重要元素：罪犯、罪行、侦探以及勒索的主题。罪犯包括五人团伙，他们分别负责策划、走私、销售和运货等一系列环节。罪行就是走私钻石。侦探是男主人公劳伦斯，但他充其量只是个业余侦探。劳伦斯好奇心强，喜好打探别人私事，虽然善于观察和收集事实，但是拙于思考，更不善逻辑推理。他热情满腔，但缺乏一流侦探必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因此屡次受挫，未能成功。“勒索主题”同样明显地显示出《安慰者》的侦探故事特征。霍格善于敲诈勒索。当她截获劳伦斯谈论有关自己祖母走私的信件时，就以此为要挟，谴责劳伦斯的祖母吉帕，说她“充满罪恶，……必须去见神父”(123-24)。她还逼迫吉帕雇佣她。霍格也想敲诈凯瑟琳。霍格怀疑她与人有私情，监视她的行动，并对她说：“他呆在你的住所，直到今天凌晨一点多才离开……上上周你有两次直到半夜后才离开他的住所。如果让劳伦斯知道你的私通……”(207)在提出要求之前，她被凯瑟琳赶走了，因为凯瑟琳确信自己的清白无辜。在描写霍格的邪恶行为时，勒索的主题得到充分的表现。 如上所述，《安慰者》具备一些侦探故事的基本因素，但是它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侦探故事文类，而是对它的戏仿。著名文论家哈琴指出：“戏仿是一种模仿，但这模仿以反讽性的颠覆为特征。……换言之，戏仿是带有批评距离的重复。它更注意差别，而非共性”(Hutcheon,A Theory of Parody 6)。上文讲到了《安慰者》对侦探故事的模仿，但斯帕克并未止于此，而是进一步突出小说与侦探故事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她颠覆了这一文类的传统模式。 侦探故事的传统结局一般都是侦探揭露罪犯的罪行，侦破案件，揭开谜底，惩罚了犯罪分子，《安慰者》却是另一幅画面。首先，罪犯吉帕本人坦白了罪行，并供述自己的犯罪过程。案件不是“侦探”劳伦斯侦破的。可见，传统意义上的侦探角色被消解了。其次，关于犯罪过程的谜底在故事发生一半时就被揭开，而非在最后部分。故事进展一半时，吉帕就分别向霍格和劳伦斯等人承认罪行，并讲述了经过。读者不必等到最后才知道犯罪的真相，这也是对侦探文类传统的颠覆。最后，故事结束时，罪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的，他们似乎从犯罪中得到一些回报：两个罪犯高兴地结婚了，也许是犯罪过程中的密切合作增进了他们的感情；罪犯霍加斯原来麻木的一条腿居然能够挪动了，尽管其父亲亵渎了宗教，以此为借口进行走私活动……这样的结局颇具黑色幽默色彩。 戏仿的典型效果——喜剧性和反讽性在《安慰者》内都得到一定的体现。除了上文提到的结局具有喜剧效果，读者的期望与实际情况的不一致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性。一般说来，罪犯大都年岁较轻、充满邪念。小说主犯吉帕的形象却与此大相径庭。她已是七十八高龄，比一般的罪犯要年长很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她的犯罪并非受到欲望驱使或者源自邪恶用心，吉帕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非常有趣，对此很有智力上的优越感，并没有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此外，这个高龄老太吉帕居然在与她的外孙和政府机构的斗智斗勇中经常胜出。有论者指出：“优秀的侦探故事在解谜的过程中显示出完美的理性和逻辑”(Cuddon 182)。而斯帕克恰恰就在《安慰者》里讽刺了理性和逻辑——传统侦探故事的典型特征。劳伦斯为了侦破案件，极尽理性和逻辑思维，试图通过推理的手段达到目的，但是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毫无意义。这显示了理性和逻辑手段在追究事实上的无能为力。传统意义上精明能干的侦探形象在此遭到无情地嘲讽，戏仿的反讽效果得到进一步体现。 《安慰者》并非简单地表明斯帕克对传统侦探故事文类的批评，而是反映了她对该文类的反思和试图改进该文类的努力。这种反思正是戏仿的主要特色。正如著名文论家哈琴指出的那样：“戏仿源自对某种传统在文学性方面的不足的认识。它不仅仅是揭露某种机制的失效，而是一种必要的创造性的过程，期间，新的形式似乎使传统恢复了生气，同时为艺术家增加了新的可能性”(Hutcheon，Narcissistic Narrative 50)。斯帕克改进该文类的最主要证据之一是她在小说中加入了许多超自然因素。它们与以依赖推论而著称的侦探故事传统极不相符。借此，斯帕克为侦探故事这一文类“增加了新的可能性”。有论者指出“戏仿很难做好。必须在两者——与原文的极其相似和故意扭曲其主要特征——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Cuddon 483)。《安慰者》做到了这点，成为斯帕克对戏仿的完美诠释，使该小说与侦探文类形成明显的互文关系。 《安慰者》是一个独特的互文性元小说文本。它吸收和改进前文本《约伯记》和《恋情的终结》，形成与它们明显的互文关系，展示了作者高明的互文性策略。斯帕克对侦探故事文类的戏仿反映了她更新和发展该叙事模式的愿望，再次体现了她对互文性策略的掌控能力。《安慰者》呈现的是罗兰·巴特笔下的“多重空间”，在此，“许多并非原创的文本互相交织和碰撞”(Barthes 146)，于是，该小说成为罗兰·巴特提出的“可写”(writerly)文本，而非传统的“可读”(readerly)文本，为读者展示了文本阅读的无限可能性，丰富了小说的蕴涵。著名评论家史蒂文森指出，伯吉斯、戈尔丁和默多克等人与斯帕克同样“都致力于技巧的试验，但斯帕克更加执着”(Stevenson 182)。《安慰者》对互文性技巧的成功试验在斯帕克小说创作生涯的开端大大增强了她的信心，促使她在之后创作的《罗宾逊》和《唯一的问题》等小说中坚持沿用该技巧，成其为她小说创作中的一大特色。从中可以窥见，作为天主教虔诚信徒的作家斯帕克深受《圣经》及其宗教传统的影响，并将它潜移默化至她的创作中，例如在她中后期的重要代表作《唯一的问题》(The Only Problem，1984)中再现了《约伯记》的受难主题。斯帕克认为皈依宗教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她将宗教当作取之不尽的资源，既能为作品提供素材和主题，又增强了作品的宗教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召唤读者参与其中，填补阅读空白。与此同时，斯帕克博采众长、纳其精华，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为英国现代小说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①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Muriel Spark,The Comforters(London:Macmillan，1957)，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