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派分概念形成史考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概念论文,史考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3—0134—06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史研究，尤其是学术思想与流派的研究方法，以后来的观念为主，还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充分尊重历史的原生状态和时序先后变化发展过程，路径分明。理论先行，观念预设，角度新颖，条理清楚，但也有可能使历史感被弱化，甚至将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且学术派分的得名，往往非自号，而源于他称。因而，考究学派名称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具体的过程，就显得非常必要。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极盛一时，遍布全国，但主要派别究竟有多少，学界见仁见智，分别有梁漱溟的邹平村治、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黄炎培和江问渔的徐公桥职业教育以及高阳、俞庆棠的无锡民众教育几大派别①。实际上，按当时人的看法，主要各派的数目，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这些派别概念在当时怎样出现的、形成的途径是什么？因此，重新考究乡村建设派分的概念形成史，不仅能够丰富乡村建设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为学术史研究提供方法借鉴。“乡村建设派”这一笼统称呼之下，包含众多的派分。按当时人的看法，划分乡村教育的派分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两极的比较归纳；二是多元的区别分析。
二、形成的路径
（一）、两极的比较归纳：从两说到两派。1933年1月， 舒新城在《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一文中，将最近五年之教育思想的转变简括为“在功能方面，由教育的神圣观转变到教育工具观，在内容方面，由治术教育转到生产教育，在形式方面，由都市教育、人才教育转变到乡村教育、民众教育。”其中，谈到乡村教育的思想时说：“数年来虽有不少的主张，但归纳起，可以下列二说为代表。甲、乡村生活改造说。倡此说者为陶行知。……乙、乡村建设说。倡此说当推梁漱溟为代表”，并具体比较了两者的不同：“他与陶氏虽然同样注重生产教育，但其出发点却完全不同：陶氏以教育为基点，故首先注重于乡村学校之改革，逐渐及于乡农乡政；梁氏则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研究的对象，于发现乡村问题之重要后而注意于乡农教育。在陶氏理论上，改造乡村学校是方法，改造乡村生活是目的。在梁氏则办乡农学校、改进乡村，均是解决中国整个问题之手段”②。这是目前已知对乡村教育学说较早进行划分的记载。该文的发表，制导了以后权威教科书以及教育思想史名著，关于乡教派分主要分成两大派的观点。
1934年7月，陈青之在认同舒新城对两家的不同点所作的比较， “尚属恰当”的基础上，从学科理论的角度，将“两说”换成“两个系统”：认为“且不仅出发点不同，两人的精神与态度也不一致。陶氏是注重科学的，其所创作多带西方的色彩；梁氏是研究哲学的，其所表现多含东方的精神。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理论和方式，形成了两个系统——前者以改造乡村生活为目的，后者以建设乡村社会为目的”③。任时先在1936年12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中提到乡村教育思想时，同样引述了舒氏比较陶、梁相异处的观点，谓“年来乡村教育思想亦很纷歧，但归纳起来，不外下列两派。一是“乡村生活改造派”，首倡此种主张的是陶行知先生；二是“乡村建设派”，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④。这是目前为止所知学界最早明确用派来划分乡村教育的做法；也说明陶行知的学说，在30年代中前期的教育界就有较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理论本身的出现早（1927年）和在乡教史上开新纪元的地位，并非全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因素。但是随着晓庄被国民党查封，按照后来流行的东西新旧时空价值标准，平教会的地位上升，逐渐取代了生活教育派的位置，与乡村建设派一道成为乡教的两大主力。
1933年9月，章光涛在《东方杂志》撰文称：“以作者个人的末见， 中国现时教育的重心，不在于侧重高等教育的专门化，而在于广大的人民生活教育之普遍化。在目前复兴农村运动之下，应使劳动生产教育和扑灭文盲运动与发展农业生产形成整个的工作；所谓东方文化派的乡村教育，与美国式的平民教育，皆不足于解决当前三万万以上的农民之迫切需要”⑤。这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被称为“东方文化派”，美国式的平民教育显然是指晏阳初的平教会。1935年9月， 隶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李紫翔，本着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以是否直接依赖国际物质和人力为主要标准，将“普通可称为村治派，日本学者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派’”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划入乡教运动中的“旧派”，而把邹平以外，以平教会“定县主义”为代表各派归为“新派”，加以批判⑥。尽管连作者本人也觉得把邹平以外的各派都归入“新派”不太妥当，但将乡村教育赋予新旧两派的价值判断的观点对日后影响深远。
（二）多元的区别分析：从“有实无名”，到名副其实。1934年11月27日，赵演在列举各地著名乡教单位时，认为“以民众教育从事乡村建设之事业，年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举其著名者如定县之平民教育促进会，北平师大创设之民教实验区，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属之二县改实验区，无锡教育学院所从事之种种实验，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清河所办之社会实验，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之徐公桥改进事业，河南教育厅与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之洛阳民教实验区，皆其较著者也”⑦。这只是列举各地著名乡教单位，对各家的特点并未点明。1935年之后，随着乡教的进一步发展，学界开始侧重从所属机构性质、工作目标、入手方式和内容等特点，条理、类别各地乡村教育。这可以视为一种准派别式的划分。1935年9月， 李紫翔从各派的归属性质上，认为“政治机关”者有江宁、兰溪实验县和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学术机构”则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和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私人团体”有中华职业教育社、华洋义赈会等⑧。孙晓村则以“工作的路线和目标”为准绳，认为从事乡村建设的最主要可分为“七种类型”或“七大阵容”：第一种代表，以晏阳初为首的定县，以教育改进农民生活；第二种代表，梁漱溟领导下的邹平，以习惯代法律，以柔性的教育感化代替硬性的行政；第三种代表是彭禹廷为代表的镇平，纯粹以自卫出发；第四种代表江宁、兰溪，从改革县政入手，自上而下；第五种代表，专门从事合作社的组织和推广，以改造乡村社会，华洋义赈会最典型；第六种代表，以实验并推广优良的农产品种为主要的目的，金陵、中央两大学属之；第七种代表是燕京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设立农村改进区以改进农村的各种不足⑨。
黄问歧（炎培）则将工作机关性质和各实验区的特性结合起来作了划分：“各实验区及实验组织，其主办者有下列各种机关之别：政治机关、教育团体、宗教团体、银行团体、社会团体及地方自治。各区工作特性又有下列各种不同：其一，以政治为主体，以实现全民政治为目的，山西村治即属此。其二，以教育为特殊主体，一切均由教育入手，平教会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其三，以人民自卫为主要对象，培养人民武力以为自治基础，镇平、菏泽即其一例。其四，以政教合一为基本的理论，以学校为中心，实现政治的功用，以学校为代替自治机关，邹平即是一例。其五，从经济生活入手，以改进生活、增加生产为用努力目标，湖南棉业试验场、吴江蚕丝合作社即属此。各处合作运动、土地政策、金融改善、农场实验等均以改良经济为依归”⑩。1935年6月，孔雪雄在实地考察全国乡建实际情形之后，主要列举了邹平、定县、江苏教院和徐公桥、河南镇平、河北华洋义赈会、南京晓庄、沈玄庐影响过的浙江萧山东乡和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等(11)。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则为新加的。
有了这些“有实无名”的准派别的划分作前提，乡村教育各派的划分就呼之欲出了。1935年11月，著名教育学者姜琦在王悦将当时乡建理论家共划为“十派”的基础上，增加了邰爽秋的“念二社派”，明确提出乡教共计“十一派”，并用表格的形式明确标识如下：
表1(12)：
派别 国民党农民运动 村治派
晓庄派 平民教育会派
理论家孙中山、沈玄庐 梁漱溟
赵叔愚、陶行知 晏阳初
用和平团结方式，使农以伦理本位为哲
主张教育权由少数人夺
民得着实际利益（孙）； 学背景，走政教
到多数人，农民的知识认定社会的病象，
理论的中心运用民众的组织唤起民合一与推行合作
与组织、经济三者并重以教育为主体，
众的力量，以与封建势经济的路，来建
（赵）；普及生活教育，进而建设乡村，
力抗斗（沈）。 设中国乡村的多
运用新式方法，达到改 再造民族。
方面。
进社会救济农民（陶）。
由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在政治上反对欧
革教育制度的命，农民实施四种教育，
理论的论据田（孙）；实行二五减租 洲民主政治与苏
三大训练（赵）；工学团 三种学校方式，
（沈）。俄共产党的路；
小先生制，人口统制等划县为实验单位，
在经济上反对资
（陶）。以做乡村工作。
本主义与共产党
要走的路。
续表1：
派别农村复兴 中华职业教育
无锡教育学院
中国的社会
广西的国民
委员会改进社主义者
基础教育者
理论家 汪兆铭江问渔 高阳
冯和法等 雷沛鸿
主张农业 主张用教育力量推
注意集中农家生
引导全省青年
建设为主，以“教”，“富”， 进乡村，组织民众， 活程度，及农产
所有各事，使
理论的中心 军事政治 “政”三者并重，
为政治经济文化多
物的收获与价格， 学问与劳动合
交通为辅。而以教育为中心。
方面的建设。
而创出商业资本
作，使儿童成
社会的观察。 人均协助政府。
以具有充分教育意
提高农民的购买
民众教育与小
各地农业 先行职业教育。 义的机关，为实施
力，寻找压迫农
教合作，全省
理论的论据 放款，技 后办乡村改进。 中心机关，并主张
民的主要因子。
军事化。
术改良等。
政教合一。
再续表1：
派别 普通大学教授 念二社派
理论家
庄崔古等 子钵
千家驹
杨开道
邰爽秋
反对人口统 反对平教会以中以发展人民生计的经济活
制，以农民 国农村破产是 主张新村建
动为脊干，来改进民众生
反对建设，
耕田不足， “穷”，“穷”为帝
设，以技术、 活，扶植社会生存，保障
理论的中心
要防崩溃。
是另一阶级，
国主义、封建势
经济、社会
群众生活，而达到民族
剥削不是人 力的产物，要激进。
三者合一。
“复兴的教育”。
口的关系。 进。
列举各种数
以实际参加或力能参加民
以建设助 字，证明三 要不“穷”，须推 注重垦殖，
生经济活动的男女老幼民
理论的论据
长崩溃， 十亩的农民，
翻帝国主义与封
以达到民治
众为教育之对象，提倡
根本要与 证明耕场缩 建势力。 的社会。“经济分团制”，寓一切教
民休息。 小的关系。
育于民生建设之中等。
原表以各家的理论中心和理论论据的特点为基准，列举领袖，简明扼要地将乡村教育分成十一派，与上述潜在的派别划分大同小异；更重要的是，这是目前已知在权威的《教育杂志》上，明确地将乡村教育划分为众多派系的典型材料。其中，直呼为“派”的有村治派、晓庄派、平民教育会派和念二社派；其余则是无“派”字冠于其上之派，有“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无锡教育学院”、“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者”、“普通大学教授（庄崔古、子钵、千家驹、杨开道）”等。有些划分可以合并，如冯和法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与教授中的千家驹同属“左”倾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3)。大学教授中的“庄崔古”是指有中国第一个教育研究所之称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第一、二任所长庄泽宣、崔载阳及因不同意简单的乡村建设与梁漱溟展开过笔仗的教授古楳(14)。杨开道则是教会系统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子钵的情况待考。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人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抗战爆发后，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晏阳初的平教派一起，先后参加国民参政会，并与前者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政治舞台上著名的“职教派”(15)。后来坊间教育论著所使用的“职教派”一词，实际多少含有政治因素的专有名词了。无锡教育学院原名是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乃秉承孙中山的“唤起民众”遗训而成；后碍于政府律令，更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仍坚持以培养民众教育高级专门人才，企图“要以下层工作，在乡村里头建立中国政治的基础，而使中国的政权操诸大多数的民众”，以实现“大众化的民主政治”为使命和特点(16)，被称为民众教育派。以军事色彩浓烈为特点的“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可能是首次被正式列入全国乡村教育派别之林，这表明它并非如现在一些学者所说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教育派别；而“雷沛鸿派”的称呼，则是1949年以后的事(17)。念二社派是因为该运动是从民国念二（廿二，1933）年开始，故名。
三、派分的成因
乡教各派多处于自发状态，星散各地，入手处各异，加上各种条件的限制，领导人的学识和理论信奉有别，往往各成一家。造成乡教派分的原因，平教派负责人之一的孙伏园有过概述：“第一是运动的领袖，在学识上和经验上，不一定都相同，因而对于社会各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是运动的地域，在经济上，在教育上，和风俗上习惯上，不一定都相同，对着不同的问题自然产生不同的做法；第三是运动所需要的条件，例如人材的制限，经费的制限，都有大小的不同，也自然产生不同的结果”(18)。职教社的陈叔昂也说，农村改进的方式，“有以教育为中心者，有以自治为中心者，有以经济为中心者，有以卫生为中心者，有以农事为中心者，有以自卫为中心者，各就其环境、人才、财力，而因地因时制宜，方式虽异，改进农村之宗旨则一”(19)。可见，中国各地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们缘于出身、教育、阅历、信仰等背景差异而对这些条件认识的不同，是各派形成的基本原因。
以各派领袖的理论学识而言，晏阳初的“科学”、梁漱溟的“哲学”(20)、陶行之的生活教育说、章之汶的“农业推广”(21)、高阳（践四）的农业经济学及教育学、雷沛鸿以社会学为基础，包含政治学、教育学、法律学、文化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等(22)，这些表明他们之间的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不尽相同。又以邹平派“以教统政”为例，将县以下行政机构纳入乡学、村学中去运作，只能适用于山东，而在四川等地则行不通。原因是，除该省为孔孟之乡，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外，最重要的是韩复榘藉此抵御南京方面的权力渗透。韩氏让乡建派在邹平办“不受各厅”管辖，由他自己“直接”掌控的研究院和实验县，把县政权也完全交给了乡建派。“因为当时山东各厅厅长，多半是由南京派来的，韩复榘为了抵制他们，便十分重视这些所谓‘社会名流’，后来竟将济宁、菏泽两个专区十多个县的政权也交给了他们”(23)。雷沛鸿在广西的法规“以政治的力量为主，经济社会的力量为辅”，普遍施行国民基础教育于全省；又以这一教育力量，助成该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建设(24)。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34年3月， 标榜“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旨在与蒋介石相抗衡的新桂系，通过了有该省“根本大法”之称的《广西建设纲领》，强调“实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教育”(25)。这表明在广西，教育是从属于政治的。因而，国民基础教育的理论依据具有浓烈的军事政治色彩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乡村教育派分概念史及成因的追踪，可知其得名不是自称，而是源自他称；且有一个过程，并分成两条路径：一是两极的比较归纳，二是多元的区别分析，分别反映了早期乡教少数派独大的实际和后期乡教发展进入极盛阶段时，派分纷呈的历史。由此可知，严格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还原历史本身，是学术史研究的首要和基础性的工作。乡教十一个派别的得名，缘于各家的固有名称、工作特质、所在地址、团体机构名、职业职务或纪念性的称谓等。因此，学术史上派别的得名，除常见的以代表人物、地域、性质和刊物传媒因素外，还有其他多种原因，需要具体分析。而且主要派分数目，远较一般论著所说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三派或五派为多，表明尚有大多数的乡教派别的历史至今仍失落在研究者视野之外，更遑论各派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实现乡村建设由区域到全国，由民间到中央了。
注释：
① 专著主要有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62～463页。
② 舒新城：《最近中国教育思想的转变》，《新中华》，创刊号，1933年1月。
③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4月3版，第786页。是书1934年7月13日定稿。
④ 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收入《民国丛书》第四编（43），上海书店影印，第395～398页。
⑤ 章光涛：《复兴农村与农村教育》，《东方杂志》，30卷18号，教育论坛栏（三），1933年9月。
⑥⑧ 李紫翔：《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千家驹、李紫翔编著：《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6年4月，第21、10页。
⑦ 赵演：《现阶段中国教育鸟瞰及其改进趋势》（续完），《教育杂志》25卷3号，1935年3月。
⑨ 孙晓村：《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第33～34页。
⑩ 黄问歧：《乡村建设与民教实验近况概述》，《中华教育界》，23卷6期，1935年12月。
(11)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6月再版，第4、408—409页。
(12) 姜琦：《乡村教育的动向》，《教育杂志》，25卷11号，1935年11月。
(13) 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序》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
(14) 古楳：《卅五年的回忆》，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年1月，第190～199页。
(15) 尚丁：《我国政治舞台上的“职教派”》，《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8卷，政治军事篇，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11～216页。
(16) 甘豫源：《中国教育改造运动中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中华教育界·乡村运动与乡村教育专号》，22卷4期，1934年10月。
(17) 引自刘季平等的《生活教育在广西》，《桂林文史资料》第12辑。
(18) 孙伏园：《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民间》1卷1期，1934年5月。
(19) 陈叔昂：《农村改进经历谈：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赵家塘农村改进区的筹备报告》，《中华教育界·乡村运动与乡村教育专号》22卷4期，1934年10月号。
(20) 堵述初：《晏阳初的平教会》，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076页。
(21) 张毓麟、郭敏学：《章故院长之汶先生事略》，李扬汉主编：《章之汶先生纪念文集》，1998年印，第56—57页。
(22) 曹天忠：《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23) 杨开道：《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第1085页。
(24)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广西区档案馆：《广西省教育厅档》，05—28—1号。
(25) 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