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幕诗酒文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2)03-0103-06
中唐著名诗人元稹于长庆三年(823)至大和二年(828)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在此期间他广辟文士幕僚，山水游赏，诗酒文会，《旧唐书·元稹传》载：“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1]文人入幕及幕府文学创作是中晚唐文学的一大特色，它改变了盛唐到中唐的文坛格局，呈现出新的特点和风貌。但就地域而言，各地幕府文学创作的活跃程度并不平衡，元稹所镇的越州，有着深远的诗酒宴集传统，洵为唐代诗酒文会活跃频繁之地。元稹以著名诗人和地方长官的双重身份组织诗酒文会，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堪称一时之盛，在中晚唐幕府文学中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的内涵和意义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本文试从各种文献资料中钩稽出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的盛况，分析其独有的时代特色与文化内蕴，并进一步探讨其所反映的社会风尚和文人心态。
一、元稹浙东诗会钩稽
唐代越州地区，经济繁荣，山水奇秀，又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大量的文人墨客或仕宦或漫游于此，在明山丽水之间，追踪东晋王羲之兰亭宴集的风流雅韵，频繁而广泛地开展诗酒文会活动，形成了一个个诗会联句唱和的高潮，如大历年间鲍防主持的联唱、元和年间薛苹主持的唱和等，而这其中又以元稹长庆至大和年间的诗酒文会活动最有代表性。元稹观察浙东七年，在唐代后期的浙东观察使中任职时间最长，地方首脑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使他在诗酒文会活动中居于领袖地位。唐张固《幽闲鼓吹》有这样一则记载：
元稹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稹尝赋诗，命院中属和，复乃簪笏见稹曰：“某偶以大人往还，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稹嘉之曰：“质实如是，贤于能诗者矣。”[2]
这件事虽然并不是发生在元稹观察浙东时并且周复最终也没有唱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反映出元稹对诗酒文会的热衷程度：唱和几乎成了僚佐们的任务。浙东诗酒文会活动的兴盛，与元稹的努力和倡导是分不开的。
在州府内部，元稹广辟文士为幕僚，这些文士或诗文兼擅，如卢简求、郑鲂、周元范，或能文工书，如韩杼材、陆洿、刘蔚、王璹等。掌书记卢简求，《旧唐书》载其致仕后在东都“有园林别墅，岁时行乐，子弟侍侧，公卿在席，诗酒赏咏，竟日忘归。”[3]观察判官郑鲂，新出土《郑鲂墓志》云其“为诗七百篇，及陈许行营功状，思理宏博，识者见其焉。”[4]观察判官周元范，张为《诗人主客图》置其于白派“及门”人中，现在可以看到的周元范诗尚有七绝一首、七律一首、断句四联。观察推官韩杼材，《墨池编·能品》云：“元稹观察浙东，幕府皆知名士，梓(当作‘杼’)材其一也。笔迹希颜鲁公、沈传师而加遒丽，披沙见金，时有可宝。”[5]从事陆洿，《嘉泰会稽志》载：“禹穴碑，郑昉(鲂)撰，元稹铭，韩杼材行书，陆洿篆额。”[6]从事刘蔚，《书史会要》补遗载：“唐，刘蔚……善篆书。”[7]从事王璹，据《宝刻丛编》：“《唐春分投简阳明洞天并继作》，唐元威明、白居易撰，王璹分书，刘蔚篆额。”[8]元稹喜爱文士，与这些僚佐诗人们相处甚洽，如郑鲂，字嘉鱼，白居易酬元稹诗《和酬郑侍御东阳春闷放怀追越游见寄》谓“君得嘉鱼置宾席，乐如南有嘉鱼时。劲气森爽竹竿竦，妍文焕烂芙蓉披”[9]；周元范，张籍《送浙东周元范判官》诗云：“吴越主人偏爱重，多应不肯放君闲。”[10]僚佐诗人们围绕在元稹周围，成为浙东诗酒文会活动的主体。
元稹在广辟幕僚的同时还广泛结交当地的文士和佛道人物，以其地位和影响吸引了诸多名士参与其使府的唱和，这些本土文士和佛道人物成为浙东唱和活动的另一主力军。当时与元稹交往的浙东文士有：徐凝，睦州人，有《奉酬元相公上元》、《酬相公再游云门寺》、《春陪相公看花宴会》等，曾自谓“一生所遇唯元白”[11]。章孝标，睦州人，有《上浙东元相》。赵嘏，字承祐，楚州山阳人，游历浙东时犹未进士及第，有《九日陪越州元相燕龟山寺》、《陪元相公游云门》等。另外有韩秀才、卢秀才等，名字待考。与元稹交往的佛道人物有：冯惟良，《嘉定赤城志》载：“冯惟良，相人，字云冀，修道衡岳。元(大)和中，入天台，廉使元稹闻其风，常造请方外事。”[12]徐灵府，据元稹《重修桐百观记》：“岁大和己酉，修桐柏观讫事，道士徐灵府以其状乞文于余。”[13]僧直言(一作直玄或亘玄、真元)，有《观元相公花饮》。另外还有范处士、郭虚州、刘道士、王炼师等。他们与元稹及其幕僚往来唱和，谈禅论道，在生活态度和创作风格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长庆四年(824)春，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与任湖州刺史的崔玄亮曾共赴越州，与元稹一起游赏赋诗。白居易《会二同年》诗云“照湖澄碧四明寒”[14]，“照湖”即“镜湖”，在越州。“二同年”指的是元稹和崔玄亮，白居易《得湖州崔十八使君书喜得杭越临郡因成长句代贺兼寄微之》自注云：“贞元初同登科，崔君名最在后。”[15]崔、白二人的到来为越州诗会增添了一番热闹，他们与元稹共同游览了镜湖、法华山、云门山等地，留下了不少诗篇，如元稹《春分日投简阳明洞天作》、《题法华山天衣寺》、《游云门》，白居易《和春分日投简阳明洞天作》、《题法华山天衣寺》、《宿云门寺》等，浙东诗酒文会活动因而增色不少。
以元稹及其幕僚为主体，以浙东本土文士和佛道人物为生力军，并有邻郡府主诗友的参与，在元稹的努力和倡导下，浙东诗酒文会活动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前后参与者仅现在可考就接近三十余人，而实际人数当不止如此。
元稹浙东诗会作品可考者有：元稹《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郑从事即郑鲂，郑鲂原作佚。元稹《春分日投简阳明洞天作》，白居易《和春分日投简阳明洞天作》。元稹《题法华山天衣寺》七绝一首，白居易《题法华山天衣寺》七律一首。元稹《游云门》七绝一首，白居易《宿云门寺》五古一首。白居易《会二同年》。元稹《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诸公》，徐凝和《奉酬元相公上元》。徐凝《春陪相公看花宴会二首》。徐凝《酬相公再游云门寺》，元稹原唱佚。元稹《醉题东武亭》。元稹《拜禹庙》。元稹《酬周从事望海亭见寄》，周从事即周元范，周元范原唱佚。元稹《赠刘采春》。元稹《修龟山鱼池示众僧》。赵嘏《浙东陪元相公游云门寺》。赵嘏《九日陪越州元相燕龟山寺》。章孝标《上浙东元相》。僧直言《观元相公花饮》。计二十一首。另有元稹佚诗两首：《新楼北园偶集从孙公度周巡官韩秀才卢秀才范处士小饮郑侍御判官周刘二从事皆先归》，《朝回与王炼师游南山下》，二诗皆据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
应该说，元稹浙东诗会留存下来的诗作是极少的，如果说唐诗所存十不一二，那么，浙东诗会所留存的恐怕远远低于这个比例。我们只能从目前可考知的有限材料里略窥浙东诗会当年的规模及盛况。从内容看，浙东诗会所表现的主题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有宴集、登游、访道、送别、禅悟、隐逸等等。其中游赏宴集诗所占的比重较大。元日观灯，春日赏花，端午竞渡，重九登高，春秋佳日无不大摆酒宴，歌舞音乐，献酬唱和。或几位好友相聚小饮，如《新楼北园偶集从孙共度周巡官韩秀才卢秀才范处士小饮郑侍御判官州刘二从事皆先归》；有时场面宏大，如赵嘏《浙东陪元相公游云门寺》“松下山前一径通，烛迎千骑满山红”[16]，徐凝《酬相公再游云门寺》“远羡五云路，逶迤千骑回”[17]，二人皆云“千骑”，未免有些夸张，但其场面之宏大却可以想见。就体裁而言，元稹浙东幕府中的文学创作，以诗歌酬唱居多，这与大历年间鲍防集团偏重联句有所不同。“大约是联句之诗，需众人合作，既可逞才使气，亦需雕章琢句，故拘束与限制颇多。而唱和之诗，既能表现群体的氛围，又能发挥自己的个性，因而颇受元稹等人的喜爱。”[18]
二、浙东诗会特征之一：世俗性
由于社会政治背景的变化与时代风尚的影响，元稹浙东诗酒文会活动表现出与前此浙东、浙西联唱不同的特色。首先，元稹幕诗酒文会活动文人雅趣的淡逸色彩消减了，而以歌舞侑酒、放逸娱游的世俗性特征增强了。
出于娱乐和政治的需要，唐代幕府大多置放大量的饮妓、歌妓。《唐会要》卷三四载，宝历二年京兆府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19]幕府举凡活动皆有乐，大到庆典，小到私宴。到中晚唐，官伎制度进一步普及，好声妓、频宴饮是当时方镇幕府的普遍风气，听歌看舞成为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元稹浙东幕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浙东地区是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大邦盛府，有更多的物质基础蓄置歌妓，举办各种大型的游赏宴会。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云：“今年五月至苏州……不听笙歌直到秋。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20]可见元稹幕内确是有许多歌妓，以至白居易都要向元稹讨要霓裳舞者。
元稹幕府中的歌妓不仅能歌善舞，有的还能诗善词，可考者如刘采春。《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载：“乃廉问浙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文靴。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辞能唱望夫歌。’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彩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21]可见刘采春是著名的歌者，所唱之曲皆为当代文人才子所制，且甚为元稹所重。《全唐诗》卷八○二录《啰唝曲》六首，即“望夫歌”，以刘采春为作者，虽尚有疑窦，但这六首诗是刘采春所唱，则无可疑。无论如何，刘采春其人才貌兼擅是可以肯定的。
幕府文人与歌妓交往密切，可以说举凡接待宾旅，迎来送往，宾主欢聚，游赏宴饮，无不活跃着歌妓们的舞姿歌态：“雁思欲回宾，风声乍变新。各携红粉妓，俱伴紫垣人。”[22]“妆梳妓女上楼榭，止欲欢乐微茫躬。”[23]元稹及其幕僚们就这样在歌舞酒色之中诗酒狂放、纵情欢乐。元稹《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兴余望剧酒四坐，歌声舞艳烟霞中。酒酣从事歌送我，歌云此乐难再逢。”[24]《酬白乐天杏花园》：“刘郎不用闲惆怅，且作花间共醉人。”[25]赵嘏《浙东陪元相公游云门寺》：“小槛宴花容容醉，上方看竹与僧同。”[25]《九日陪越州元相燕龟山寺》：“佳晨何处泛花游，丞相筵开水上头。”[27]徐凝《春陪相公看花宴会》：“丞相邀欢事事同，玉箫金管咽东风。百分春酒莫辞醉，明日的无今日红。”[28]
歌舞酒宴之间，幕府文人与歌妓一方面是欣赏者与表演者之间的关系，听歌看舞是文人的娱乐方式，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日日听歌看舞，朝夕相处，文人与歌妓的关系往往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这首先是由于“才色兼擅”的歌妓与“才情并茂”的文人较之其他人群更容易相互沟通而产生内心情感上的共鸣。且不说白居易与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式的同病相怜，单就元稹与刘采春而言，也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欣赏者与表演者之间的关系，而更进一步，心灵相通，臻于“才才相惜”之境。元稹对刘采春的赏识不仅在于她的容貌，更在于她的才情，“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29]，才情过人才是刘采春深深打动元稹的原因。关于元稹与刘采春另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元稹相廉问东浙七年，因题东武亭曰：‘役役闲人事，纷纷碎薄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病痛梅天发，亲情海岸疏。因循未归得，不是恋鲈鱼’。卢简夫(求)侍御曰：‘丞相不恋鲈鱼，为好鉴湖春色。’春色谓刘采春。”[30]可以看得出，刘采春是深受元稹青睐的。
幕府文人与歌妓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歌妓们把文人创作的诗歌拿来演唱，他们之间同时也是一种创作者与歌唱者的关系，歌妓成为文人诗歌传播的重要途径。如上述刘采春，《云溪友议》云其“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31]，这其中定有不少“元才子”元稹的诗作。《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二“乐府门”云：“商玲珑，余杭之歌者。……元微之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乐天即时遣去，到越州，住月余，使尽歌所唱之曲，即赏之。后遣之归，作诗送行兼寄乐天曰：‘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32]商玲珑是杭州歌妓，从这段记载来看，她非常熟悉元稹的诗歌，所唱之曲多有元稹的作品，至于元稹幕下的歌妓演唱元稹等人的诗作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诗入乐，供歌妓演唱，文人们的诗歌借歌者得到广泛传播，这一方面扩大了诗人的知名度，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热情，而另一方面，诗人诗歌创作的内容、风格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筵席之间写给妓人演唱的诗不同于一般的言志抒情诗，因为要入乐，这类诗就特别注重诗体的协律可歌性，而内容往往以风情为主，风格清怨婉媚。元稹深谙歌法，擅长风致宕逸的艳丽小诗，作诗有意追求“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33]。元稹浙东时期留下来的艳丽小诗很少，可见者仅《赠采春》一首：“新妆巧样画双蛾，谩裹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迴秀眉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34]对妇女容貌、服饰的描写极为细致，含情婉转，风格柔媚清怨。
三、浙东诗会特征之二：佛教文化色彩
元稹浙东诗酒文会活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
浙东是一个有着浓厚佛教文化底蕴的地区，自东晋南渡以来，佛教发展迅速，寺院林立，名僧辈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向了它的繁荣期，而浙东地区佛教尤为繁盛，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宗派华严宗及天台宗即发源于此。元稹本身有着很深的佛学造诣，一生喜游佛寺，结交僧禅人物。在任浙东观察使的七年间，屡经宦海沉浮的元稹利用职权之便更加频繁地与幕僚们游历佛寺，结交僧禅人物，并兴修佛寺，经营佛藏，促进了浙东佛教文化的发展。
浙东幕重要的佛教活动可考者有：(一)长庆四年，元稹与白居易、崔玄亮等九刺史资助杭州永福寺石壁刻经，元稹为该寺作《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二)大和二年春，为白寂然卜筑沃洲山禅院。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载：“大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见道猷、支、竺遗迹，泉石尽在，依依然如归故乡，恋不能去。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始为卜筑，次廉使陆中丞知之，助其缮完。三年而禅院成，五年而佛事立。”[35](三)大和二年九月，元稹僚佐韩杼材为慈溪清泉寺撰《清泉寺大藏经记》，刘蔚篆。《金石录》卷九载：“第一千七百八十五，唐清泉寺大藏经记，韩杍(杼)材撰并行书，刘蔚篆，太和二年九月。”[36](四)修筑龟山寺鱼池。《会稽掇英总集》卷九：(龟山寺鱼池)“此池微之所修，戒其僧以护生之意。”[37]元稹有诗《修筑龟山寺鱼池》：“劝尔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38]
佛寺更是元稹及其僚佐们游赏唱和的重要场所。唐代寺院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游赏场所的性质，会稽地区佛寺众多，元稹浙东幕的诗酒文会活动大多是在寺院中举行的，如云门寺、法华山天衣寺、龟山寺等。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浙东诗会作品，有接近半数是关于佛寺游赏或佛寺宴饮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佛寺大多依山傍水，环境清幽，为游赏佳境；另一方面，又可与高僧大德谈禅论道，修身养性。
寺院题材诗歌内容一般以描绘寺院风光或者阐发佛理为主，而艺术风格则主要表现为清幽静谧。浙东诗会佛寺题材的诗歌也离不开山寺幽静风光的描写和诗人方外之思的抒发，并且不乏这方面的佳作，如元稹的《游云门》：“遥泉滴滴度更迟，秋夜霜天入竹扉。明月自随山影去，清风长送白云归。”[39]这首七绝情景兼备、意境浑融，明月青山、清风白云，动中见静，忙中有闲，自然而流畅，淡泊而爽丽，表现出诗人从容不迫豁达闲适的超然心境。但是浙东诗会寺院唱和之作与一般的寺院游赏诗歌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热闹与清幽并存。之所以热闹，是因为诗会唱和属群体活动而且又多以歌舞佑酒；之所以清幽，是由于佛寺本是参禅论道的寂静之所。浙东诗会的许多诗作都集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如《九日陪越州元相燕龟山寺》：“双影旆摇山雨霁，一声歌动寺云秋。林光静带高城晚，湖色寒分半槛流。”[40]一面是歌舞佑酒的欢娱，一面是参禅悟道的清寂，而这两点正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生活情趣。因此，浙东诗会所表现出来的歌舞佐欢和参禅悟道的文人风尚是带有时代普遍性的。
歌舞佑酒和参禅悟道，看似矛盾，实际上都是中晚唐之际时代风尚及士人心态变化的反映。安史之乱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整个帝国由盛转衰，一蹶不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士人们对前途、理想丧失了信心，心态渐趋内敛、消极。几经宦海沉浮的元稹哀叹着“莫学州前罗刹石，一生身敌海波澜”[41]，镇守浙东七年，几乎不再参与朝政，白居易走上了“吏隐”的道路，就连中兴名臣裴度晚年也为自安之计，沉浮以避祸。中晚唐之际的士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对理想感到幻灭，从政热情和谋求功名事业的进取心大大衰退，他们已经无复致君尧舜的进取豪情，而是在另一个天地里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元稹浙东幕的诗酒文会活动，正是这种时代心理的反映。
总而言之，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既是东晋兰亭宴集传统的延续，也是中晚唐之际时代政治的折射，更是东南地域文化精神的表现，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集会本身而具有更为广远的价值。以越州为中心的诗酒文会活动，不仅集结了当地著名的诗人文士，而且扩展到杭州白居易、湖州崔玄亮等文士群体。诗酒文会活动的领袖人物元稹，在长庆中曾入朝为相，但不久即遭排挤被外放为地方官，他在镇守越州期间纵情山水，饮宴赋诗，未始不是政治失意的表现。诗会活动所呈现出的处于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的特殊心态，与穆宗以后日趋衰微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而这种心态又惟妙惟肖地映射于存留至今的集会诗文当中。这些珍贵的诗文作品，是我们了解中晚唐之交文学多元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通过元稹浙东幕诗酒文会活动的考索，尽可能地还原集会的原生状态，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进一步解读中晚唐之际政治、文化与文学既互相影响又各显个性的发展规律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