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史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地位论文,爱情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独具的风格分不开的。首先便是初民社会在“男女大防”上的相对开放性，这可在《周礼》等典籍中找到依据。这是产生那些健康、活泼又大胆波辣的爱情诗的土壤，是为后世同题材文学创作所无法具备的，于是造就了《诗经》爱情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完美、诗歌情境美、艺术个性突出等独特风格。《诗经》对后代的巨大影响当然首推其现实主义精神和赋、比、兴艺术手法，但其中爱情诗也带给《诗经》巨大声誉，使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关键词 《诗经》 爱情诗 中国文学史 地位 影响
《诗经》中的爱情诗在中国文艺的百花园中是那样鲜艳夺目，使后代无数读者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古老的恋歌从它们诞生那天起，就引起文坛上永无休止的争论。赞颂者把其当做后代爱情诗学习的范本，并竞相效仿之。贬之者则把其中的郑、卫民歌诬为“淫声”、“淫奔之诗”。不管赞颂也好，贬斥也好，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爱情诗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这足以说明《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 《诗经》爱情诗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独特风格
首先，我们看看《诗经》爱情诗产生的历史条件。我们知道，生活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源泉，一定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地影响着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说《诗经》爱情诗享有特殊的地位，也和它处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分不开。
诗经产生于两三千年前的“初民社会”，那时，人际关系较为开放，男女之防尚不太严。直到汉朝定下三纲五常，后经朱熹等人的“努力”，才渐渐多了将“淫奔女子”深潭处死的悲剧。
朱熹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诗集传》）朱熹认定郑风、卫风是伤风败俗的，其实这位宋代的理学家大错特错了。《郑风》、《卫风》中的民歌是合于当时风俗的。
《诗经》中的爱情诗产生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但奴隶制社会就一定严格限制男女交往么？不见得。古希腊遗留下众多的自由恋爱的诗歌。中国的情形呢？其实也并不象宋朝迂腐们所想的那般“男女授受不亲”。请看：《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而会之。”这婚姻政策实在太宽松了。再看《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韩诗内传》中写道“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五经异文·鲁论》中说当此节日“男女聚会，讴歌相感。”男女相聚，以歌声来倾吐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郑风·溱洧》中写道：“女曰‘欢乎？’士曰‘既且。’‘且往欢乎，洧之外，洵讦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他们调笑、戏谑，最后互赠芍药，依依惜别。那时人的风俗，如同今天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相似。当时，虽然已经有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男子自来求爱亦不鲜见；往往转求父母，遣媒为使，事情也就成了。如《卫风·氓》男女逾墙相会，遗人笑柄，但似乎不会有被发现处死的危险。
因此，诗经产生于男女关系比较开放自由的“初民社会”。诗经中爱情诗那些活泼、健康、大胆泼辣、毫无顾忌的风格是与这样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连当时的上层社会对此也是肯定的。一如孔子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无邪’。”
其次，我们再看看：《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历史地位。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有无可替代的隆崇地位，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说它美，因为这一时代情诗的形式是自然天成的，这也是以后的时代所不可能有的。《诗经》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它渡过了群婚制的蒙昧，混沌的荒古，进入了文明期。然而，还未到礼教和家族钳制和压抑人性十分严酷的封建社会的成熟期，离那个以金钱为婚姻先决条件的商品经济的时代更遥远。
《诗经》中反映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甜美的，如《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从诗经反映的爱情生活看，男女也基本是平等的。男子追求女子合理，女子追求男子亦合情。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也狂也且！”在《诗经》中，女子少有称“妾”的，可见男女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
上二首诗中的女主人公在爱情上都占有一定的主动性。《静女》的女主人公活泼、诙谐，设“小计”对心上人加以考验，竟急得小伙子抓耳挠腮，这和李白《长干行》中那个“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少妇简直是天壤之别。《褰裳》里的少妇更为大胆泼辣，对徘徊不定的情郎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来就来，不要摆臭架子，你若不来，我就另有选择。这样的性格多么痛快淋漓，是对男尊女卑社会的最有力的挑战。
诗经爱情诗又往往和劳动相联，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一种朴素的自然美。如《关雎》，以采撷荇菜喻求偶之举：“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周南·汉广》写一个樵夫，在汉水之滨砍柴时，浩渺的汉水触动了他的情怀。《召南·草虫》写妇人一边采蕨、采薇，一边瞭望他夫君的忧忧思绪。《王风·采葛》也是由采葛而引起的对情人的怀念。《王风·君子于役》写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如之何勿思？”反映的是同样的思绪。
这些和劳动紧密联系的爱情诗表现了当时劳动人民朴素、健康、真挚的感情。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也无海誓山盟，但读起来一样感人肺腑，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诗经》爱情诗产生于文明初开的古代，有些诗未免质木无文，简陋、粗糙者有之。但是人们不要忘了一条可怕的规律：艺术的发展并不与生产的发展齐头并进，它们不成比例。后也不可能出现远古的美妙神话，同样，诗经中的爱情诗，后世也难以企及。
《诗经》爱情诗的隆崇地位也可以和后代爱情诗作相比较表现出来。假如各代的爱情诗来一个“大赛”的话，我以为诗经的爱情诗，有几个第一。
首先是抒情主人公形象完美第一。
其中情态之美，《卫风·硕人》当为压卷之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前面写的是体质之美，后面写的是表情之美。有实有虚，美若仙姝。结尾处描绘更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恍如美人眉目传情，挥动舞袖，风情萧洒，勾魂摄魄矣！
精神之美，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也狂也且！……”这样的女子，感情多么直率，人格何等自尊，性格多么痛快，令人爱慕啊！这样的女子对男子别有一种诱惑力。她的爱情理想是大胆而健康的，且有那个时代妇女身上不具备的爱情主动性。失恋了她也不会郁闷成疾，或去自杀。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确使人爱怜，但有时也使人心烦，动不动就以泪水洗面，可怜兮兮的。
其次是爱情诗情境美第一。《邶风·静女》、《郑风·溱洧》等爱情诗均写出了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轻松、活泼，既不偷偷摸摸，也无战战兢兢，双方感情的表现非常之自然、健康。这情境显然与司琪幽会表兄潘又安不同，更不能与封建文人青楼买笑相提并论。诗中表现的这般美好的境界，在汉族的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因为这以后便是一个封建礼教文化禁锢的时代，或者是一个爱情已不那么质朴、真纯的商品经济的时代。
《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窃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
兮。舒忧爱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使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这是一首爱情的月光曲。以纯静的、柔和的、令人心神恍惚的月光，寓情于景地写出了一对恋人的爱情心理。诗的同文词的变化，又反映了男女主人公爱的兴奋和激动，反复吟唱的形式恰合热恋中男女缱绻之情。以后历代爱情诗也少有如此的佳作。
《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创造了以乐写哀的艺术手法，也可以看出《诗经》艺术手法的高明。因此，其中爱情诗能出现这样美好的情境，也就不足为怪了。
艺术个性突出堪称第一。《诗经》中的爱情诗，尤其是其中的《郑风》、《卫风》是诗经中最富艺术个性的部分。后人虽然竭力学习这些合艺术性的情诗，用以创作了大量表现婚姻恋爱主题的作品。但如不是悲剧，就必然被歪曲和以变态的形式表现着，它反映了强化了的封建婚姻社会基础。在唐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里，我们所看到了门阀社会等级观念对青年男女婚姻和幸福的支配作用。《莺莺传》和后来的《西厢记》里面描写的男女欢会又是多么的反常。在另外许多作品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牡丹亭》所写的梦的相爱，就是《倩女离魂》的魂的追随，而更多的是写风流士子留恋着沦落风尘的妓女，或者人与狐鬼神仙相恋，因为这样可以超越于礼教之外去想象。《红楼梦》里爱情描写又是另一种类型，它把爱情主人公划定在姑表或姨表的关系之内，并共同锁闭在“大观园”的高墙里，一切都在这儿萌芽和发展——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供作家驰骋的，就只有这么一块小小的天地。
而《诗经》里的爱情诗篇，多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独特的艺术个性，他们的恋爱婚姻，虽然也受到家长制的限制，但还没有完全被其主宰。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比较自由，比较无拘束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的感情是那么奔放。表现了少男少女率真个性，并不是轻狂和淫靡。
综上述，我们可以看出，《诗经》里的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无可取代的隆崇地位。虽然，这些爱情诗产生于文明初开的古代，无多少前人创作经验做借鉴，艺术上有些粗糙。但其强烈的思想性，表现青年男女对婚姻平等、自由的追求，歌颂忠诚专一，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后代难以企及的。
诗经爱情诗对于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情境的表现和独特风格的创造，也是后人难以相比的，都堪称“第一”。
这些爱情诗不仅为后世无数作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和艺术经验，也为他们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这些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是绝不容忽视的。
二 《诗经》里的爱情诗对于后代巨大的影响
《诗经》对于后代巨大的影响当然首推其现实主义精神和赋、比、兴艺术手法。但爱情诗的影响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它给诗经带来巨大的声誉，使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历代的爱情诗都不如诗经爱情诗影响重大，虽说朱熹等人诋毁过其中的《郑风》、《卫风》，也不过是蜀犬吠日而已。朱熹虽然警告人们，说那是淫奔之诗，可以试想，合于天理人性的东西能深入人心呢？还是道学家的违情悖理，虚伪做作的说教能深入人心呢？当然是前者而非后者。何况形象、生动的诗作总会胜于学究们干瘪的空话。因此，后世的许多学者、诗人颇为欣赏、喜爱《郑风》、《卫风》中的爱情诗，是很好理解的了。
诗经中的爱情诗对后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许多研究者都按图索骥，旨在证明后世诗人的爱情诗有出处，诗家某句是从诗经中某句脱胎而来。这种寻章摘句的研究未免皮相，应该从宏观角度再来探讨一下。
从思想方面考察，首先是诗经爱情诗中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后世诗歌影响颇大。
《诗经》这方面作品如《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识人只！
此诗主要表现一女子怨恨其母对她婚姻的干涉，呼天唤地，诉其怨愤之情。
《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也狂也且！”这首诗主要表现了女主人公争取主动爱情的心理，要求男子对自己平等相待，不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式。
《诗经》里这样的爱情诗还很多，表现了我国早期的婚姻、恋爱的进步思想，对后世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对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描写，显然受了《柏舟》一类爱情诗的影响。其中诗句：“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这对感情甚笃的夫妻，就因为焦母的逼迫，无路可走，只有双双自尽，这和《柏舟》里女子的控述：“母也天只，不识人只！”何其相象，只是时代不同，逼迫的程度不同罢了。
其次是《诗经》爱情诗中表现男女忠诚专一的爱情的作品对后世影响也颇为深远。《卫风·伯兮》：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这首诗撼人的艺术力量来源于深刻而逼真地写出了思妇细腻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对丈夫深厚而忠贞的感情。
这首诗也可看作我国最早的闺怨诗，其积极的思想内容，高妙的艺术手段，对后世的闺怨、宫怨诗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诗经》中表现这种坚贞专一爱情诗的名篇还有《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这首诗于直说中见坦率，见专一，见浑厚，也见风趣。诗中那位憨态可掬的男子汉，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布：即使东门之外美女如云，我所爱的，永远只是‘缟衣綦巾’的那一位。
《诗经》这类爱情诗所表现的古拙、朴素、专一的感情，不仅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对后世男女之间的感情也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
与《诗经》时代距离较近的汉乐府名篇《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诗明显受到诗经爱情诗的影响，在表情强烈方面又超过《诗经》。它一连串列举五种自然现象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女子对爱情的坚贞是再明白不过了。
汤显祖戏剧《牡丹亭》对情的描写是很特别的，它写杜丽娘梦中与情人相会，生而死，又死而生，一灵咬住不放，终于感动天地鬼神，让她还魂与情人团聚，情节曲折生动，十分感人。
不管诗歌、戏曲、还是小说，表现这种忠诚、专一爱情的作品屡见不鲜。我们知道，古代文人把《诗经》当作案头必备书。言必称“诗”，举业也必读《诗经》。他们创作的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受《诗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从艺术方面考察，《诗经》中爱情诗除了运用普遍的艺术手法：赋、比、兴外，还在人物情态描写，语言技巧的运用等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艺术经验。
特别是人物的体态和神情的描写，给后代诗歌以启迪。象白居易的“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王安石的：“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都明显地受了诗经爱情诗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时代是发展的，并不是说，后代再没有超过诗经爱情诗的诗作了。也不是说，诗经爱情诗所开创的形式也一成不变了。而是说，诗经爱情诗是后代学习的范本，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至于其中某些爱情诗作，造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美，这也是千秋万代儿孙对诗经景仰和引以为荣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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