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徽宗抑制通货膨胀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抑制论文,宋徽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多次发生过通货膨胀，而其中宋徽宗时期的那一次，表现得尤为典型。
宋徽宗时期发生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主要是：（一）财政开支浩大。冗兵、冗官、冗费占了政府开支的极大部分。如早在崇宁年间，仅湟州戍兵即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多缗。同时，官僚机构臃肿。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御史中丞张克公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①此外，宋徽宗又在蔡京“丰亨豫大”之说的诱惑下，大兴土木，设立应奉局，兴办花石纲，举行“千道会”，费用以亿万计。（二）奢侈消费膨胀。徽宋时期统治阶级生活十分奢侈。如宰相蔡京请客，仅蟹黄馒头一味即用钱一千三百多缗。住房建筑必须“度前规而侈后观”②。至于皇室、贵族、官僚日常享用之物无不价格昂贵。（三）物质生产萎缩。这是宋徽宗时期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当时的生产萎缩，除了频繁的天灾，致使民不聊生，“耕稼失时”③，“至自相食”④，更重要的是残酷的封建剥削破坏了生产，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⑤。
宋徽宗时期封建统治者的浩大开支，使现钱不足应付。于是，北宋政府便采取了铸大钱、劣钱和滥发纸币、度牒等通货膨胀手段，企图弥补财政赤字和满足统治集团奢侈生活的需要：（一）铸当五、当十大钱。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北宋政府令陕西铸折五铜钱，次年又先后令陕西等地铸折十钱、“圣宋通宝”当五大铜钱。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又令各路铸造“崇宁重宝”御书当十钱。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又铸御书“大观通宝”当十钱。当十钱先后为害达十年之久。（二）造夹锡钱等劣币。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二月，蔡京令陕西铸造夹锡当二及当十大钱。夹锡钱是一种用铁铅锡合金铸造的劣质钱⑥，但折二夹锡钱却要当两个铜钱使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直至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又不断命令诸路铸造夹锡钱。（三）滥发纸币及度牒等。自崇宁元年至大观元年（公元1102-1107年），共增印四川交子二千四百三十万缗，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规定的每界发行定额的二十倍。大观年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而且不备本钱滥加印发。同时，北宋政府还超量发卖僧道度牒来敛取货币，使之成为一种变相纸币。神宗熙宁年间，每张度牒价钱为百三十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增价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每年竟出卖度牒三万多张。
宋徽宗时期，北宋政府投放大钱、劣钱、纸币等数量过多，大大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而这些大钱、劣钱和纸币又缺乏贮藏职能，因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一）私钱泛滥。因当十大钱每文只重三钱，故不足三个小平钱即可改铸一个当十钱，私铸有利可图，于是民间盗铸蜂起。此外，民间又以药染擦夹锡钱冒充当十铜钱使用，也有伪造交子和钱引的。私钱数量极多，流散各地，不利于商品交流，影响极坏。同时，据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统计，因造私钱而被投入监狱者十多万人，不仅大大削弱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二）货币贬值。由于当十钱仅重三钱，其中有虚价将近两倍，故其一出笼，即产生了“物重钱轻”的现象，甚至“商贾不行”⑦。夹锡钱流通后，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在陕西曾贬值四十倍。大观年间，钱引每缗只值钱十数个，度牒也由徽宗初年每张二百二十千降到二十千。（三）物价暴涨。由于官私当十大钱的大量投入流通领域，于是“滥钱为多，百物增价”⑧。周行已说：“自行当十以来，……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⑨钱币贬值，使“告身、度牒、交子、钱引之类，率皆亏损价值，遂使富商坐邀厚利，刍粮踊贵”⑩。（四）社会动乱。通货膨胀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人民反抗。正如监察御史沈畸所说：“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益困，而饥寒之患，此盗贼之所由起也！”(11)又因陕西夹锡钱的贬值，使边境军民十分贫困，士气低落，国防削弱。而物价飞涨，又使从事投机买卖的“官倒”乘机哄抬粮价，严重搅乱了市场。宣和末，东京“斗米千钱，民兵缺食”(12)。
宋徽宗时期的通货膨胀，使民不聊生，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北宋政府为了稳定封建统治，也曾力图遏止通货膨胀，克服由通货膨胀造成的种种弊端，然而结果救弊措施失效，北宋王朝终于灭亡。宋徽宗不能遏止通货膨胀的原因何在，便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内容。
一、无法紧缩货币
从徽宗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要紧缩货币，必须缩减大钱、禁绝私钱、节约开支。可是这三方面，北宋政府都做不到。
（一）无法缩减大钱
早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因右仆射赵挺之与蔡京意见不合，反对使用当十钱，朝廷曾先后令福建、广东停用当十钱，荆湖、两浙、江南、淮南各路改当十钱为当五行使。次年，又令以上各路停止改铸折二钱为当十钱。可是，同年朝廷又宣布：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北宋政府为什么不能下决心彻底废除当十钱呢？因为有实际困难。通货膨胀这毛病很难整治，已经变化了的币值，如果又要人为地去调整，必然会有许多人要受经济损失。宋徽宗虽然已认识到当十钱害民，欲改为当五、当三，但他恐怕这样做会使积资钜万的大商人产生怨恨。其实将当十钱突然改为当五、当三使用，吃亏的不光是大商人，还会损害更多人的利益。正如周行已所说的：“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13)但不改又不行。如让人民将大钱向官府兑换小钱，小平钱又不足。于是徽宗下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14)可是，小钞这种纸币，因缺乏铜钱作发行准备金，未能取得民间信任。同时，官吏偷懒怕麻烦，“惮于书造，止给一贯小钞，细民难于分擘行用”(15)。况且“小钞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伪”，“输于官而不可得钱”，“是以，东南之民不肯以当三易钞”(16)。可见用小钞来收兑大钱的作法，效果并不理想。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蔡京再度登台拜相，又大肆推行当十钱。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蔡京再罢相，次年，张商英当宰相时，曾痛斥当十钱之害，下令禁用并停铸当十大钱，限民在半年之内将公私当十钱就地送官，每十千给银绢各一匹两，然后拣出劣质私钱改铸小平钱，将合格当十钱折三行用。可是，直到这年八月四日，“令出五十日而犹未大孚”(17)。究其原因，仍然在于有钱的人怕吃亏。政策多变也确实危害不浅，当时“钱钞屡更而商贾不行”(18)。徽宗下了很大决心，又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五月七日下诏：“自五月八日应公私当十钱并改作当三行使”(19)。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要推行当十改为当三之令，阻力仍不小。那些财钱众多的官僚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大造舆论，一面放风说，当十钱“不久必复旧，可畜以待也”，一面挑动群众不满情绪说，“当三则亏汝，当七则折中矣”(20)。有人甚至公然歌颂当十钱，如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永嘉知县虞防上言说：“朝廷昨行当十钱，最富国便民良法也，……改为当三亦误国之一也。望特许兴复，以便上下。”(21)此外，铸钱铜料缺乏也是北宋政府未能彻底废除大钱改铸小平钱的原因之一。但是铜料缺乏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即使行用纸币这种货币符号，只要发行量控制得当，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而蔡京却以缺铜为借口不铸小平钱，当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宇文粹中弹劾观望复铸当十钱不铸小平钱者，蔡京就出来辩护说：“无铜教他如何做也！”(22)
至于突然贬废夹锡钱，后果也很不好。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降低夹锡钱的币值使之与铁钱并行，结果使商人受损，“自关以西皆罢市，民不聊生”(23)。不久，又尽废夹锡钱，中产之家纷纷破产，陕西沿边经济萧条，民心不安。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将东南夹锡钱集中到陕西行用，结果贬值二十倍，商人破产，商业停止，效果更不好。
北宋政府对遏止纸币的膨胀也缺乏办法。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时，纸币因数量过多而大幅度贬值，北宋政府又规定在更年界时，新交子一可当旧交子四。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减少交子的数量，其实是火上加油，是以旧交子的大贬值和民众的经济大亏损为代价的，只能使社会乱上加乱。此后钱引进一步贬值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封建统治者这样做，主要是他们迷信政治权力。他们不懂货币流通规律，以为有权可以任意增减货币。据《东都事略·蔡京传》载：蔡京“拔故吏魏伯刍提举榷货务，令作泛料关子(24)百万缗进。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此太师与我奉（俸）料也！’擢伯刍至徽猷阁待制。”所谓“泛料关子”本是一种不备本钱滥印的空头支票之类的东西，徽宗却把它视作额外收入，以为是蔡京白送给他的“俸料”，这足以说明他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总之，对付通货膨胀，北宋政府犹如骑虎难下，“未见有良策者”(25)。
（二）无法禁绝私钱
要紧缩货币，除了缩减官铸大钱之外，当然还应当严禁私铸大钱。可是，北宋政府虽然早在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开始官铸大钱时，就召募私铸人丁为官匠，集中于铸钱院，加以控制，并再三下达禁令，而民间私钱依然难以禁绝。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首先，私铸大钱有利可图。因为当十大钱只重三钱，却当十个小钱使用，私铸大钱可获利几及两倍，加之私钱多偷工减料，大都锲薄沙
，获利更大。正如沈畸所说：“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26)为此，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十一月，尚书省在向皇帝上奏时慨叹说：“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27)
第二，政府不彻底废除大钱，私铸盗贩大钱也就不可能绝迹。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北宋政府曾令福建、广南停用当十钱，又命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路、淮南改当十为当五，次年还下诏在上述地区停铸当十钱。然而，同时在京师、陕西、河东、河北各地仍行用当十钱。这种各路或用或禁当十钱的情况，使许多人有机可乘，就在东南地区私铸大钱，越江淮盗贩至仍用大钱的京师及北方三路。总之，只要官铸大钱存在一天，私钱也就不可能禁绝。
第三，私铸大钱多出于豪绅官僚之家，地方官无力禁绝。据沈畸说：“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28)同时，政府虽申严私铸之法，而盗贩者往往“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29)。朝廷经常责备淮、浙、福建官吏旷职，“纵奸弗戢”(30)，致使盗铸盛行。其实，这些地方官之所以纵容盗铸，置而不问，因为他们“怀私观望”(31)，自有其不可告人的小打算。
第四，私钱多在江海中鼓铸，官府缉查困难。私钱多出于东南地区，这些地方多江河湖海，“盗铸当十钱，率以船栰于江海内鼓铸”(32)。尚书省指责“当职官全不究心，纵奸容恶”。由于江河湖海烟波浩淼，且盗铸船栰流动不定，当职官员也实在难以缉拿。如大观初，九江一带长江中流夜间常有盗铸私钱的船只出没，炉火闪烁，与渔火相混，不易被察觉。
第五，官府用小钞收换私钱，民间不信任小钞，不愿送纳私钱请钞。崇宁、大观间，北宋政府曾多次下令，命民间将官私当十钱以小平钱三文计价，送官换取小钞。因官府发行小钞缺乏铜钱作本，小钞不能向官府换得铜钱，故民间不要小钞，往往私下用私铸大钱换取小钱，致使私铸大钱被转贩入京师及北方三路(33)。
（三）无法节约开支
北宋政府想缩减公私大钱，固然遇到了上述种种困难，而国家财政开支的日益增大，也不允许它紧缩货币。为此，节约财政开支也应成为紧缩货币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是，冗兵、冗官、冗费这三个北宋王朝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到徽宗时期，随着北方金兵威胁的不断加强和北宋封建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国势越来越弱，三冗问题不仅不能克服，反而愈加严重。对北宋政府的需要来说，钱不是太多而是太缺，故而节约财政开支也就无从谈起。
徽宗即位之初，也曾一度想裁减冗员、冗费，讲求遗利(34)，还曾批评用金箔装饰殿宇的做法。但是，后来他在宰相蔡京侈靡享乐主张的诱惑下，抛弃了原来的打算，开始大肆挥霍国家钱财，而蔡京也就乘机为宰相及京官增加供给、食料等钱。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蔡京第一次罢相，徽宗曾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蔡京的党羽们便扬言阻挠，说什么“减俸非治世事”，于是，宰相、京官依然加俸，还增厨钱。大观初，蔡京复相，许几遭到打击报复(35)。从此，吏员更为冗滥，财政开支更大。这时，又有侍御史黄葆光上言论冗官之弊。蔡京假意请求废罢一切，以激怒士大夫，不久，黄葆光被贬官往昭州，而徽宗又斥责上言者“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36)，使臣下们再也不敢有所建言。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蔡京第二次罢相，次年新宰相张商英又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37)。政和初，又有户部侍郎范坦、御史中丞张克公上言请节约财政开支，减省冗官厚禄。可是，这些建议都未产生实效，因为减俸触及权臣们的既得利益，阻力很大，使徽宗无法做到。曾敏行在《独醒杂志》卷九中有一则记载，便是表现这种舆论阻力的：“大农告乏，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裾被身之物辄除其半，众怪乃问之，则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绔，蹩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乃长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传禁中，亦遂罢议。”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二月，蔡京复相，“赐予无艺，营缮并兴，殆无虚日，以致国用益窘”(38)。于是淮南转运使张根上言，进节用之说，其中批评了大兴土木及大臣赐第之事，并指出“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39)这就大大激怒了权幸们，他们便言章交上，力图中伤张根。不久，张根又上书论花石纲之害。这更加触痛了权幸们，他们又借口张根奏牍草略，傲慢不恭、轻躁妄言，将其贬职监信州酒税。到了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蔡攸与其父蔡京同时擅权，他也向徽宗灌输人生及时行乐的思想，说什么“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40)，还请自涂脂擦粉，穿着奇装异服，混在优倡队中，用淫言浪语蛊惑徽宗。从此，徽宗更是挥金如土，朱勔等更加大规模地供奉花石纲，并从中捞取私利，阶级矛盾加剧，东南人民起来反抗。这时，大学生邓肃进《花石诗》十一章对徽宗加以讽谏。其中两首云：“饱食官吏不深思，务求新巧日孳孳，不知均是圃中物，迁远而近盖其私。”“安得守令体宸衷，不复区区踵前踪，但为君王安百姓，圃中无日不春风。”(41)结果，邓肃同样遭到打击，被开除学籍，“放归田里”(42)。到了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又有尚书左丞宇文粹中上言请裁减财政开支。这时，民穷财尽，北宋王朝实在混不下去了。次年徽宗被迫作出讲究裁省的姿态，但已经来不及了。过了两年，北宋终于灭亡。
二、不能发展生产
要克服通货膨胀的弊病，紧缩货币只是消极的办法，积极的办法还要依靠大力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可是，北宋封建统治者并无任何增产富民的有效措施，恰恰相反，只是一味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从而破坏了生产。
（一）无奖励生产的措施
蔡京当权，借口继承熙、丰新法，又大搞“方田均税”，似乎是为了减轻贫苦农民的田赋负担，发展生产，而实际上却是包庇官僚地主，加重农民田赋负担，致使农民破产流亡。徽宗再三责令地方官招诱流民归业，并召人佃种荒闲田地，可是官租又空前加重，根本不可能使农民安土重迁。政和年间，徽宗接受侍读徐处仁“节浮费、罢横敛”的建议，诏置裕民局，似乎又想推行富民政策了，却遭到蔡京的反对。蔡京说：“今设局裕民，岂平日为不裕民哉！”(43)于是，撤销了裕民局。北宋封建统治者不仅不设法改善农民生产条件，反而兼并土地，破坏生产。政、宣年间，杨戬和李彦先后主持西城所时，大肆掠夺民田，共括得田三万四千余顷，使原田主纷纷破产，乃至流为乞丐。每当农业生产出现危机，徽宗总要下诏命地方官大力劝农，可是并无实效，“监守、令官带劝农，莫副上意”(44)。
（二）无轻徭薄赋措施
在封建社会，要使生产者有积极性，至少得做到轻徭薄赋。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徽宗时，重徭厚赋压得劳动者喘不过气来，根本谈不上发展生产。在朝臣中主张罢横赋、省民力的也屡屡有人，如张商英曾劝徽宗改钱法，行钞法，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45)。但蔡京、王黼、朱勔之流依然我行我素，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支移、折变、和买、和籴、经制钱、免夫钱等等层出不穷。宣和年间，仅向全国百姓刮取免夫钱一项，“凡得钱六百二十万亿”(46)。尤其是花石纲之役，使得“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乃至自杀身死。直至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兵入侵，农民起义，经济崩溃，北宋王朝濒临危亡，徽宗似乎又有所醒悟，下诏说“比年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47)，这实际上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三）无防治天灾措施
防治天灾，保护生产，这是封建国家职能范围之内应有之义。北宋末年，封建统治者平时不仅不维修水利，而且还有谋取私利而恣意进行破坏。如越州鉴湖一带的豪强兼并之家，勾结地方官府，破坏水利，盗湖为田，使鉴湖面积缩小，“望之才一带耳！”(48)当天灾发生之后，有的官府不悉心赈救。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秋，东南各路竟还发生“水灾强籴”等事(49)。又如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京师、河东、陕西等地发生大地震，山崩地裂，震动宫廷，灾情惨重，皇帝按例派官前去察访。可是，被派去按视的右司郎官黄潜善回京后，却瞒骗朝廷，缩小灾情，说“震而已，所传则非也”(50)。
三、难以整肃吏治
从上述宋徽宗时期通货膨胀的根源及救弊措施失效看来，可见要克服通货膨胀的弊病，关键还在于整肃吏治，改变黑暗的政局。然而，当时以徽宗、蔡京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业已腐朽，他们本身便是导致当时政治黑暗、通货膨胀、人民苦难的罪魁祸首，要靠他们去澄清当时昏浊的官场，等于与虎谋皮，实难做到，试作具体分析：
（一）宰相是奸雄
蔡京原是个政治投机家，他参加过熙、丰变法，变法失败时，他立即就投靠反对派。徽宗即位后，他以书画技巧投皇帝之所好，逐渐当上了宰相。他执政期间，以“绍述新政”为幌子，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谋取个人的权力和财利。如鼓吹“丰亨豫大”，大兴土木，是为了腐蚀皇帝，并取得皇帝的欢心。夸大事功，是为了粉饰太平，得到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从而谋取更高的权位。滥封官爵，赐予无穷，是“托爵禄以市私恩”，“援引小人以为朋党”(51)。“假借姻娅布满要途”(52)，是为了培植亲信势力。“交通阉寺，结托宫禁”(53)，是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渔夺百姓，视国家财物如粪土，是“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54)。“交通豪民，兴置产业”(55)，则完全是凭藉地方势力掠夺民财。在蔡京权震中外之后，他便“自称公相，总治三省”(56)，威福自擅。当他贪得巨量资财之后，便挥金如土，恣意享乐，穷极侈靡。而通货膨胀的政策，正是他旨在剥削人民满足私欲的一个杰作。要遏止通货膨胀，整肃吏治，首先必须严惩蔡京这个罪魁祸首。可是，徽宗时期，蔡京却当了四任宰相。
（二）权臣多帮凶
徽宗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臣，很多是蔡京的帮凶。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目的也同样只有一个，即攫取个人的特权和私利。与蔡京一起，被当时人称为“六贼”的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更无一例外。王黼专主应奉司，“极天下之费率归于应奉”，目的是“中上意，牢其宠”(57)。朱勔兴花石纲之役，渔取于民，横行东南，目的也是通过奴事徽宗，谋取官位与钜资，其所积聚私财，田至三十万亩(58)。宦官李彦提举西城所，掠夺民田，又发物供奉，靡费巨万，劳民妨农，也是为了取得美官和中饱私囊。宦官童贯慌报边功，镇压方腊起义，目的也是为了获宠于徽宗，取得权势财利。事如愿偿，他权倾一时，被称为“媪相”，“宠煽翕赫”，“岳牧、辅弼多出其门，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59)。宦官梁师成性阴贼险鸷，善逢迎，希恩宠，与王黼狼狈为奸，责办殊方异物，充于内囿，结果也取得“隐相”地位，“所领职局至数十百”(60)。此外，杨戬主掌后苑，善于测伺皇帝意向，立西城所，括取民田，在济、郓等数州立租算船，也得到了徽宗的宠爱与重用。后来，蔡京年老，其子蔡攸代为决事，他效法主黼，创置宣和库式贡司，“拘管封椿，为天子私财”(61)，也同样是企图窃弄威权，恣为奸利。至于地方官中更多趋炎附势之辈。不少转运使竭泽而渔，刮取民财，争进“羡籴”，供奉皇帝，是“用是以取办理之誉”(62)，得到提拔。那些负责“方田均税”的方量官，“惮于跋履，并不躬亲”，“一付之胥吏”(63)，于是贿赂公行，官吏贪墨，豪家得利，农民破产。还有一个胡师文，“谄奉大臣”(64)，趋附蔡京，建议将折二钱改铸当十钱，也是为了升官发财。综观徽宗时期这些权臣，与历史上大多数奸贼一样，具有吹牛皮、拍马屁、谋私利、害人民四大特点，而这类人物正是封建官僚政治的产物。
（三）徽宗是昏君
宋徽宗从其性格特点看，并非暴君，而是一个十足的昏君。他即位之初，也曾想继承父兄遗志，变法革新，振兴国家，有所作为。无奈他生长深宫，养尊处优，不解民困，不知国情，一味贪图享乐，缺乏深远的政治眼光，也无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于是，在蔡京等六贼的怂恿诱惑之下，他那封建皇帝的劣根性大大滋长，原来的积极打算消失无踪。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徽宗曾下罪己诏说：“朕获承祖宗休德，托于士民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中心，而过愆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食饕得志。搢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65)徽宗的这个罪己诏提到了一些他的错误的具体表现，也有一定诚意。但是，北宋王朝腐朽衰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宋史·徽宗纪·赞》中，把徽宗失国之由归结为“骄奢淫佚”，“狎近奸谀”，“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以及“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等等(66)。这一些如说是徽宗个人昏腐的特点，是促使北宋王朝迅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也不错。但是，我以为，宋徽宗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危机的加重，实乃北宋立国以来一些基本国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将身分篡夺后周政权，当了皇帝，他怕别人学他的样，拥兵篡权，于是在立国后，采取“守内虚外”方针，收编和控制饥民为兵，形成了冗兵。他优待士大夫，“不抑兼并”，造成了冗官和发展了官僚政治的消极性，又形成了冗费和官场的腐败。他实行空前的君主专制集权，使佞幸之臣只要迷住皇帝，就可胡作非为，不受其它的监督……等等。只是到了北宋末期，随着王安石变法派的失败，蔡京等政治投机家的作邪，徽宗的昏腐，才使北宋王朝原有之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得到了恶性发展，通货膨胀便是其最集中的表现。
注释：
①②③《宋史》卷一七九，“食货”下一“会议”。
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九，宣和元年十二月。
⑤《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⑥俞兆鹏：《论夹锡钱》，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九○年第四期。
⑦《宋史》卷三四八，“毛注传”。
⑧(29)《宋史》卷一八○，“食货”下二“钱币”。
⑨周行已：《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⑩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长编拾补》）卷二五，崇宁四年十一月癸亥。
(11)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
(12)陈东：《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
(13）《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1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仁”。
(15)《长编拾补》卷二六，崇宁五年七月己亥。
(16)《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17)(20)《长篇拾补》卷二九，大观四年八月庚午。
(18)《宋史》卷三四八，“毛注传”。
(19)《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政事”三七，“财利下”，“公私当十钱改当三诏”。
(21)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一，政和二年五月。
(22)《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
(23）《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附“贾炎传”。
(24)《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作“料次钱券”。
(25)李纲：《梁谿集》卷一四四，“御戎论”。
(26)《长篇拾补》卷二六，崇宁五年二月丙子。
(27)《长篇拾补》卷二五，崇宁四年十一月丙辰。
(28)《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
(30)《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政事”三七，“财利下”，“告谕民户投纳不依样钱御笔手诏”。
(31)《长篇拾补》卷二六，崇宁五年十二月辛未。
(32)《长篇拾补》卷二五，崇宁四年六月丙寅。
(33）《长篇拾补》卷二六，崇宁五年十二月癸酉。《长编拾补》卷二七，大观元年正月丁未。
(34)(35)(36)《宋史》卷一七九，“食货”下一“会计”。
(37)胡我琨：《钱通》卷一二。
(38)《长篇拾补》卷三七，重和元年四月乙卯。
(39)(47)《宋史》卷一七九，“食货”下二“会计”。
(40)《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宣和元年九月。
(41)邓肃：《栟榈集》卷一。
(42)《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43）《宋史》卷三七一，“徐处仁传”。
(44)《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
(45)《钱通》卷一二。
(46)王称：《东都事略》卷一○六，“王黼传”。
(48)杨彦令：《杨公谈录》。
(49)《续资治通鉴》卷九二，重和元年九月壬午。
(50)《九朝编年备要》卷五二，宣和六年三月。
(51)(52)《续资治通鉴》卷九○，大观四年五月癸亥。
(53）《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一，大观五年二月丙寅。
(54)(55)《宋史》卷一○九，“食货”下一“会计”。
(56)《东都事略》卷一○一，“蔡京传”。
(57)《东都事略》卷一○六，“王黼传”。
(58)《宋史》卷四七○，“朱勔传”。
(59)《宋史》卷六八，“童贯传”。
(60)《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61)《续资治通鉴》卷九五，宣和六年十二月癸亥。
(62)《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赋税”。
(63）《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方田”。
(64)《长篇拾补》卷二八，大观三年二月庚子。
(65)《东都事略》卷一○，“徽宗纪”。《长篇拾补》卷五一，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
(66)《宋史》卷二二，“徽宗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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