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以来中国人口史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现就1993年以来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分类概述如下。
一、论著及总体研究
1993年以来又有几部中国人口史的专著问世。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三人合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是目前较为全面介绍和论述中国移民历史的专著，它对中国历史上移民的动因、时间、迁出地、迁入地、迁移方向和路线及迁移所造成的影响，作了尽可能的定量分析，进而归纳出中国移民史的分期、特点和类型。结构完整、体系健全。书附历代移民的18幅地图和30张表格，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朱国宏的《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将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海外移民情况作了剖析。内容包括海外移民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和历史背景、移民类型与特征、移民规模、流向和分布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口等所带来的影响。有关中国人口断代史的专著有冻国栋的《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作者使用比较研究和量化分析的方法，以史学为主体，融合其他边缘、交叉学科的知识，既从纵的方面考察了汉宋间人口分布的特色及其变化，又从横的方面考察了唐代诸道及至各道内部诸地区间的户口差异等相关问题。吴松弟的《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9月版），对北方移民的南迁过程、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分布状况及主要路线和入籍过程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其特点是紧扣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的关系作了探讨。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继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后，1993年9月江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全面统计和个别事例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中国近代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地理分布和人口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以“人口与历史”为题，对“人口解释历史与历史地解释人口”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李中清（美）、郭松义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论文集，由十数篇文章组成，采用人口学方法，以详细记载清代皇族人口行为的《玉牒》资料为依据，研究了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清代皇族人口在婚姻模式和生育水平上的变化，发现了皇族人口中也有杀害女婴而导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
近两年来有关中国人口史总体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少，其中关于户口统计的有王育民《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该文就中国历史上人口统计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剖析。作者认为史载的户口数字不能轻信，对它的应用上还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葛剑雄的《古籍中的户口数：失望？希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则从理论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古籍中所记载的丁、人丁、丁口等数并不是实际人口数，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价值，只要能够做到准确理解古籍中的户口数字和有关记载，它所带来的将是希望，而不是失望。
关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叶瑞汶的《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走势的分析》（《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阎万英《我国古代人口因素与耕作制的关系》（《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上官鸿南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吴忠民的《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压力》（《理论学刊》1993年第1期），都对人口与耕地关系问题作了探讨。 其中叶文比较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人口与耕地的发展情况后认为，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和耕地增减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阎文也认为我国古代人口因素与耕作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数量过少，则导致耕作的落后；人口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则使耕作制进步；人口数量超量增长，迫使耕作制在全国范围内均有所发展，但人口经济效益下降。李元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生产》（《黑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唐松明、 黄海的《军事人口与军事人口学浅议》（《南方人口》1994年第1期），则从人口与军事的关系方面作了论述。
有关中国人口移民与人口分布的论文有王跃生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移民政策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和他的《中国封建社会民族人口迁移政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4 期），对中国古代人口迁移政策作了剖析。作者认为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某种政治、军事目的而迁移人口是封建社会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我国目前的人口分布状况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张冠梓的《试论古代人口南迁浪潮与中国文明的整合》（《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认为中国古代民族人口不断向南迁徙，促使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形态，文明内涵不断走向整合，并促使全国经济中心移到南方。王家范的《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钱宗范的《中国封建社会流民和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都对中国历史上流民产生的动因及流民问题的复杂历史效应作了探讨。其中钱宗范的论文认为流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下土地和农民结合的不很牢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使劳动者和土地重新组合。
关于民族形成与变迁问题，也有人作了论述。尤中的《汉族形成和稳定后人口与分布》（《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 年第1期）认为：汉族在秦汉时期形成并逐渐稳定，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布已扩大到了江南、珠江中下游地区。卢仲康、成清扬的《论历史上回族的形成与空间迁移——与金其铭先生商榷》（《地理科学》1993年第3期），就元代“回回”散布全国的原因、 明代和清代对“回回人”疏散政策的实行以致今日回人“大分散，小集中”特点的形成过程作了探讨。另杨志玖《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回族研究》1993年第2期）、 刘淑英《我国古代匈奴族人口初探》（《人口与经济》1993年第1期）、 黄有福《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中国地方人口史，蓝勇的《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对历史上各个时期三峡地区移民在三峡地区经济开发的积极作用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消极作用作了有益的探讨。林汀水的《也谈福建人口变迁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认为：福建从前秦到近代的人口变迁， 除受一般规律的制约外，还深深地受到人口迁徙的影响。韩光辉的《历史上北京地区人口周期性锐减的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认为政权更替、战争荼毒、自然灾害和粮食短缺共同构成了历史上辽、金、元及明末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周期性锐减的基本原因。另外，韩光辉的《古代北京城市户籍管理与户口统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张万铎的《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变迁》（《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古治康的《论汉族移民在贵州开发中的作用》（《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都对有关论题作了研究。
二、断代人口史研究
秦汉 冷鹏飞发表《论西汉后期流民问题的社会原因》（《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认为导致当时严重流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土地兼并，而是西汉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不能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变化，打乱了社会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所造成的恶果。陶文牛发表的三篇文章对东汉人口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中《东汉永和年间人口的南北分布》（《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对东汉永和年间全国人口南北分布呈南增北减的形势及其发展原因作了探讨。此外，他的《东汉人口增长和减少的演变：〈续汉书·郡国志〉户口资料研究之一》（《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1 期）和《东汉人口南北分布的演变：<续汉书·郡国志>户口资料研究之二》（《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两文， 利用《续汉书·郡国志》中的户口资料对东汉人口作了研究。作者认为，由于社会原因，当时北方实有人数的实际比重要高于史料的记载；由于社会动荡，东汉人口增长并没有达到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最高限度就走向最后的衰落，且东汉人口的忽起忽落，导致了南北分布比重的不断变化。另莫仁南的《再谈汉代有罗马人迁来吗》（《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对德效骞（Homer·Dubs）、常征等人的论断提出了反驳，论证了汉代并无罗马士兵定居河西。
魏晋南北朝 十六国时期人口仍无定论，争论较为激烈，继袁祖亮对王育民的《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第2 期）一文中的几个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左的看法之后，王育民《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答袁祖亮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 对袁祖亮的《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历史研究》1991年第2 期）中的观点又进行了驳论。王再次肯定十六国时期的人口发展呈前降后升的基本形势，并不存在袁文《蠡测》所谓的“马鞍形”人口发展公式；他还进一步强调北魏盛时户口确已恢复到东汉的水平；东魏、西魏时期，户口发展趋于停滞，并不是“仍有增长”；作者还对《蠡测》中北周旧境户数大于北齐、并超过隋大业盛时的看法提出了质疑。郑显文的《北齐户口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 期）认为：《隋书》等文献记载的户数只是北齐境内的民户（三百三万余），未包括北齐境内的军户（五十余万户）、逃户（约十余万户）、寺院僧及其附户（约三十余万户），故北齐灭亡时，境内实有户近四百万。葛剑雄《六世纪前的南北大移民》（《社会科学报》1994年1月20日）一文，就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几个历史朝代自北向南移民的数量、原因、影响及现实意义作了探析。此外卢国里《汉末晋初间的人口迁移》（《南阳学坛》1993年第3期）也作了有关论述。
隋唐 陶文牛的《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对隋代人口作了考察。作者认为， 隋代户口极盛时期是在文帝末年，并估计当时实有人口超过六千万，北方占65%左右，南方占35%左右，是继两汉之后人口发展的新高峰。
有关唐代人口的研究也很热门，李燕捷的《唐代人口死亡原因统计与分析》（《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 利用量化分析揭示了唐代社会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陶文牛的《唐元和长庆年间户口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指出：元和、 长庆之际，全国实有户数多于天宝末年的在籍户数。翁俊雅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探讨了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的关系，认为建中元年实行的两税法是安史之乱后民户大迁徙、土地所有权急剧转换和大量浮寄客户从事商业活动的直接产物；反过来，两税法的实行又促成了第二次民户大迁徙。另外，崔明德的《论唐代西北民族的人口数量、特点和移动的主要趋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吴松弟的《唐代铁勒诸部的内迁》（《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 覃成号的《唐代壮族先民分布区的人口》（《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都就唐代有关人口问题作了研究。
宋、辽、金、元 宋代户口问题向来分歧较多，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认为， 现存宋代全国性户口统计数只是承担赋役的那部分人口，而其户数大致可视为实际户数，根据户数推算，北宋后期的实际人口已达一亿，宋、金合计人口已超过一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宋代局部地区人口压力已相当严重。吴晓亮的《南宋江南市镇人口蠡测》（《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 期），估计了南宋江南（今浙江、苏南、皖南、江西）市、镇的数量、平均户数、总户数、总人口及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吴松弟的《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着重将靖康之乱后所形成的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移民南迁浪潮状况作了研究。与此相关的还有胡建华的《宋代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探析》（《殷都学刊》1994年第2期）、日本学者塚田诚之的《唐宋时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动向——以左右江流域为中心》（《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赵冈的《南宋临安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等。
有关辽代人口研究方面，有杨雨舒的《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东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亡渤海国以后， 在渤海故地改建并隶属于契丹的地方政权，928年， 辽太宗耶律德光下令迁东丹之民于辽东地区，文章对这一东丹南迁的原因、南迁后渤海地方行政机构的变化情况及影响等作了初步探讨。
金代户口问题长期以来是金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刘浦江的《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 对金朝各个时期的户口消长作了系统的考察并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他认为，金朝户口变化呈大起大落的趋势，人口负增长和零增长的年分多于人口正常增长的年分。他的另一篇《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则对金代猛安谋克的户口数量变化、人口结构、 地理分布等进行了研究。王曾瑜在《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一文中， 紧扣金朝户口分类制度与阶级结构特点的关系作了探析。
元代户口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高树林的《元朝民户研究：元朝“诸色户计”研究之一》（《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 期）和《元朝匠户户计研究：元朝“诸色户计”研究之二》（《河北学刊》1993 年第5期）两文分别对元朝的民户和匠户在元朝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构成、生产情况、税役负担等作了分析研究。还有耿占军的《元代人口迁徙和流动浅议》（《唐都学刊》1994年第2期）、 许洪新的《试论宋元时代上海地区的人口迁入》（《上海修志导向》1994年第2期）， 也各就元代人口问题作了论述。
明清 明清人口问题依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成果较多。其中关于明代人口数量问题，葛剑雄、曹树基发表了《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该文经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 辩明了明代官方户口统计数存在隐漏的原因，并估计出了实际人口的数目，认为明末人口已突破二亿大关。吕景琳在《明代耕地与人口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一文中， 对向来有争议的明代耕地与人口数目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推断与看法。彭雨新的《明清两代田地、人口、赋额的增长趋势》（《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则将明、 清两代前期的人口、田地、赋额作了计量比较，认为三者在社会经济复杂的情况下，有时并不一定成正比关系。关于明代人口迁徙的论文，张建民的《明代湖广人口变迁论》（《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石泉、 张国雄的《明清两湖移民研究》（《文献》1994年第1期）， 都探讨了两湖人口变迁问题，前者主要论述其变迁的原因、状况及影响；后者则对移民的地理特征，移民的吸收和扩散过程，移民的动力、类型和路线，移民与人口，移民与区域开发和环境变迁及在中国移民史中的地位，共六个专题作了简要概述。阎爱民的《明代南方的人口教育和人口素质》（《历史教学》1993年第6 期）则从人口社会史的角度剖析了明代中期南卷考区六省科举功名中进士乡贯的分布情况，归纳了南方人口知识结构格局及制约南方人口教育发展的基本因素。明代人口史研究论文还有李令福的《明代山东省人口发展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芮国强的《明代的赋税黄册制度》（《湖北档案》1993年第5期）等。
清代 有关清代人口问题的论文，田彤的《清代（1840年前）的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月刊》1994年第3 期）指出，清代（1840年前）所出现的人口过剩，对清代进而对近代造成了巨大创痛，如导致近代农村社会的贫困、社会经济的畸形构成，经济起飞的迟缓、城市化的失衡、延误了近代化的有利时机等。周志初的《试析清末农村人口问题》（《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考察了清末农村人口，认为清末确已存在总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力与耕地不足的矛盾，对其解决办法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赵建群的《清代“溺女之风”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对清代盛溺女的根本原因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清代宗室由于其有独特的历史特点，近年来清宗室人口愈来愈受到重视，这方面的论文有胡启松的《清代早期宗室人口寿命浅探》（《历史档案》1993年第2 期）和韩光辉的《清代皇族户口管理措施研究》（《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前者通过大量资料分析了清代早期宗室人口平均寿命很低的原因；后者分析了清王朝对皇族户口管理所采用的组织、经济、教育等措施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有清一代是移民戍边的重要时期，这方面的论文也多有发表，王希隆的《准噶尔统治时期天山北路农业劳动者的来源和族属》（《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 对准噶尔统治时期开发天山北路农业经济的劳动者的来源和族属作了研究。马汝珩、成崇德的《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发：兼论避暑山庄兴建的社会条件》（《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详细地将康乾时期内地流民北移的原因、清政府的对策及边外土地开发与农业生产发展对避暑山庄兴建的影响作了探讨。华立在《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4 期）一文中，研究了18世纪中国人口流动所呈现的新格局和新的组合形式。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在更深层次上不同程度地再造了边疆的社会面貌。相关文章还有董玉林的《清代移民屯垦对新疆地名的影响》（《干旱区地理》1993年第4期）等。“湖广填四川”是清初移民的主要现象， 行龙的《试论清代四川人口发展的特征》（《中国人口科学》1993年第4期），通过计量比较得出：有清一代四川人口以与全国人口发展周期快慢不同的频率，呈现出一种持续上升的趋势，其直接原因即是“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运动，文章对这次移民所造成的影响也作了探讨。刘源的《“湖广填四川”与四川流民问题》（《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 着重对清中叶这一迁徙运动给四川所造成的人口压力以及四川流民问题的出现作了探讨。刘正刚在《清代四川的福建移民经济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部分福建移民的主要迁出地及他们对四川农业、商业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有关该论题的论文还有龚胜生的《清代两湖人口发展的时空差异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另， 王社教《清代安徽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也就清代安徽人口问题作了论述。
近代与民国 关于中国近代的人口问题，行龙的《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历史启示》（《光明日报》1993年3月1日），比较了中西人口过剩产生的不同条件，分析了中国过剩人口对中国近代发展造成的恶劣影响，并呼吁当代只有确实将发展经济与控制人口并举，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再认识》（《光明日报》1994年2月28日），阐明了作者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三种认识：即近代人口分期的界点应是1870年；在近代总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东南三省却呈颓败之势；传统城乡结构始终具有稳定性。他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进一步就有关问题作了探讨。关于近代移民问题，也有两篇文章作了探讨，梁玉多的《谈我国近代移民对巩固边疆的作用》（《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比较了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移民政策的利弊，论述了移民实边具有巩固边防的作用。孙振玉、陈燕玲的《清代浩罕国商业移民与中国的乌兹别克族：近代丝路商业移民现象研究一例》（《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考察了清代浩罕国在新疆的商业移民活动与主要在近代最终形成的中国乌兹别克族的关系。
有关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王育民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辩证》（《学术月刊》1993年第6期），对陈恭禄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中首倡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提出了质疑，并作出了新的估测，认为大致在五、六千万左右。谢世诚、何野春、华国梁的《太平天国苏福省人口初探》（《学海》1993年第2期）、 蓝振露的《试探太平天国时期的鸦片走私人口》（《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 黄清根的《洋务时期拐卖人口的罪恶》（《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4期）也各就有关问题作了探讨。
关于中国近代地方人口史，近年来成果较多。何一民的《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对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特征作了研究，认为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前期人口增长以移民为特征，后期以大起大落的曲线发展为特征。沈毅的《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 着重探讨了近代大连人口结构的特征及由此特征所决定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发展状况。王天奖的《近代河南人口估测》（《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分析了近代河南人口消长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估测了近代河南“极盛”、“顿衰”、“转盛”及民国时期的人口约数。徐日彪在《近代香港人口试析（1841—1941）》（《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统计分析了1841—1941年间香港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和影响。其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程贤敏的《川西近代藏族人口研究》（《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 唐凌的《清朝同光时期广西人口问题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等。
民国时期的人口研究成果重点表现在对人口思想的评述，这方面的论文有张庆军的《民国时期人口思想初探》（《中国人口科学》1993年第1期），评述了民国时期各派的人口思想观。文章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人口增殖论派和以陈长蘅为首的节制人口论派都把焦点放在提高中国人口素质问题上，但各有侧重。行龙的《孙中山人口思想评析》（《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对孙中山人口思想又专门作了评析。 作者认为，与同时期诸多思想家相比较，孙中山并没有把中国贫穷的根源归结为人口的多寡，而是把人口、政治、经济并列起来作为民族主义的三大问题来看待。另外，李占才的《陈独秀五四时期的人口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人口思想作了评析。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现代人口史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孙艳魁的《试论抗日战争时期难民西迁的社会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对抗日战争时期， 大批战区人民向我国西部各省市迁徙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作了考察，作者认为这一西迁运动带来了西部城市的战时繁荣，促进了西部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外，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的人口思想也有人开始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胡国民的《大跃进时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2 期）和熊华源的《周恩来在八大前的人口思想和实践》（《中国人口报》1993年3月）。1993年以前中国人口史研究状况见本刊1987年第9期、1993年第12 期行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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