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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0年代，国内就有人写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①但是，把国史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余年来，对国史的研究，无论就广度和深度、高度和力度，还是就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较之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了巨大进步。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研究现状与成果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国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前，这是国史研究的酝酿阶段。
随着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和大批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有关党史和国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对这些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这样，史学界特别是党史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国史方面的研究。1979年3月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以及邓小平、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等著述，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评价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政治文献，也反映了这一时间内对党史和国史研究的成果。这一时期，宣传和研究党史、中国现代史的刊物、组织机构相继创立和恢复活动，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办的《党史研究》（此刊于1988年1月与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正式合并，定名为《中共党史研究》）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创刊。1980年以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相继成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乃至地市、县都成立了相应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这一切推动了国史研究。
第二个阶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至1984年前后，这是国史研究的开拓阶段。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32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回答了建国后党和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这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研究党史、国史的重大认识飞跃，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国史确定了一个新的起点。在《历史决议》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第一，发表了一批阐释性的著作。《历史决议》通过后，围绕它评价党史、国史的论断和观点，发表了一大批诠释、阐发性论著，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983年初版），运用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对《历史决议》所论及的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历史考察和较为精当的理论分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二，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问世。1983年6月，王学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一卷）出版（1988年12月又出版了第二卷），从体系上对国史研究作了新的尝试，反映了国史研究的新进展。1985年5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柳随年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该书在社会主义经济史这一新的领域中做了开拓性尝试。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由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第三，文献资料、个人文集开始编辑出版，为国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还出版了《三中全会以来》等重要文献汇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4月创刊的《文献与研究》。该刊原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1988年改名为《党的文献》，由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办。该刊每期发表一些重要的党史文献，并配发一些研究性的论文。这一切不仅开拓了党史研究的广泛空间，而且也深化了对国史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1986年至今，这是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只要回溯一个这一时期，就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或震动于当时或影响于后世的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都发生在这一个阶段中的几个年段上。历史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每逢某一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的丰年。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20周年，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这一切历史机遏，再加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百家争鸣空气活跃，使国史研究更显得生机勃勃。这一时期，国史研究已成为学术界最为瞩目和倾注最多心血、成果最丰的领域。第一，一大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命名的专著、教材陆续问世。如陈明显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赵鹏飞的《共和国的成长》、靳德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宋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杨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郭彬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肖效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孙瑞鸢的《新中国史略》、尹凤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李茂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出版社组织编写的“1949-1989的中国丛书”，包括《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历程》四卷，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40年历史作了生动、翔实的描述。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论析》和谭宗级等著的《十年后的评说》，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力作。当代中国研究所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更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此丛书目前已出版近80余卷，完成任务过半，预计将于1994年底全部出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卷）。这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录，忠实地记载了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的当代中国的历史，书中查阅和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特别珍贵，对研究国史无疑给了极大帮助和极重要的启示。第二，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国史研究的专著，较为著名的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第三，综合型研究朝辞书或工具书方向倾斜。为了迎接建国40年，关于国史研究方面的一大批“辞典”、“手册”、“大事记”相继问世。如廖盖隆的《新中国编年史》、黄文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朱建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张晋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倪忠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手册》、冯登岗的《新中国大事辑要》、刘鲁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共和国纪事》、黄道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大事记（1949-1989）》、翟作君的《共和国四十年大事述评》等。第四，重要文献资料进一步得到发掘和整理。如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等专题资料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徐鸿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汇总了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建国40年经济发展的各种统计数字，有极高史料价值。《党的文献》杂志从1987年起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文献档案专题选载”专栏，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等，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专题选载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有重要价值的文献档案，并配合发表有关专题研究文章。其中1949年至1956年共有19个专题，已汇编成《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两册，公开出版。此外，还出版了《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重要文献。第五，组建和创办了国史专门研究机构和国史研究专刊。199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这个机构在政治上受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领导，日常工作受社会科学院领导。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已有的《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一是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它的任务是，一方面继续完成《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着手进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系统研究工作。1992年底，又成立了以各部门、各地方《当代中国》丛书编辑人员为基础、当代中国研究所为骨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会。这些机构逐渐成为我国国史研究的中心。这一时期，除了中央及各省市创办的几十种党史刊物外，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还创办了专门研究国史的刊物《当代中国研究》、《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和《国史研究通讯》等3种刊物。这些刊物的创办为我国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研究阵地。第六，国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开始形成。这一切都为国史研究蓬勃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国史研究中的不同意见
目前，学术界对于国史研究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
1、关于当代人能否研究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中国有个传统，当代人写志，后代人编史，当代人不编当代的史书。不可否认，当代人写当代史，由于时间相隔很近，历史的进程还在发展中，因而对事件的意义和人物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局限，往往看不清楚。一般说来，离事件愈远，对它的认识就愈清楚。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4周年的文章中就讲过，十月革命“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②目前，持上述这种看法同志不多。
绝大部分同志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过了40余年，国史的研究和撰著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是党中央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多年间的关键性问题已经做出决定性判断；其次，在历史资料的积累和整理方面，打下了比较充实的基础；第三，已经培养出一批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才。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建国以来40多年的历史与我国当前的现实联系十分紧密，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归纳起来有：(1)研究国史，可以发挥历史借鉴作用。对40多年来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功和失误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思想政治根源从而得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2)研究国史，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启迪作用。运用充分的、生动的、翔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史实，来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其感染力、说服力优胜于其他任何教材。(3)研究国史，可以提供反驳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的有力的历史论据。(4)研究国史，便于全面、系统地清理保存一批史料。编成一些当代史料，便于后人作进一步研究。
2、关于国史的学科属性
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同志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历史学科，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在具体的处理上就有不同了。一些同志认为，国史属于中国现代史范畴。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国史虽然属于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更贴切地说，它是中国的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研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特征，是根本不同于由剥削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而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逐步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国史与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异同。近两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这么几点看法：
国史与党史（社会主义部分）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史和国史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一般来说，国史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而党史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具体来说，党史和国史的区别在于：
(1)研究的对象不同。有的同志指出：党史是以党的活动和自身建设为主体的；国史则是以国家的活动为主体。有的同志认为，国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主体。这个主体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国际条件下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它同世界各国发生着各种联系，这个主体自身内部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包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党史，主要以党的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以及党务活动为其内容的，它的活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简要地说，国史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历史；而党史则是政党建设的历史，政党活动的历史。
(2)内涵与外延也不尽相同。有的同志指出：国史应该全面地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外交、科技、国防、人口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特大的自然灾变等，应该研究我国各民族在当代发展的情况。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共和国史册上，也应有它的一页位置。党史所研究的主要应涉及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重大的历史性会议的内容、作用和意义，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情况，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教训，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党与群众的关系状况，党与我国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党与国际上其他工人政党的交往关系等等。有的同志则认为：党史是专史性质，无论纵向和横向都围绕着党的活动展开的；国史则属于断代史性质，有很强的综合性，国史是建立在对各个领域的综合研究基础之上的。
还有的同志指出，即使国史和党史都写同一方面的内容，也有强弱之分，侧重点是不同的。例如政治方面的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状况和作用，祖国的统一，等等，都是国家建设和活动的重要方面，在国史中都应有较充分的反映；而在党史中，则重在体现党在这些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活动，而具体内容不一定要深入展开。
(3)研究目的和功用不尽相同。党史研究是要总结党的建设的规律，这不仅对于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很重要，而且对于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就这个意义上讲，两者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国家政权建设，以及由这一政权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多方面的，有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等，各自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国史研究中都应作专题性研究，这在研究目的和功用上，比党史研究要宽泛得多。
3、关于国史的主线
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应当侧重于宪法第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28年的主要经验，也是说的这一点，因此，国史要写建国前，中国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奋斗；建国后，又经过什么步骤，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探索和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何在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这个问题，50年代就提出来了。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也讲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实际上回答了国史的主线问题。
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并不矛盾，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突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了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持政治上稳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力量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两种意见只是视角不同而已，两者可以相互参照和补充。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基础和中心内容的，或者说是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主线而展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及其方方面面的研究，即离不开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研究一系列根本制度是怎么确立及其在实践中运用、完善的情况，以及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管理变化和取得的成就，等等。
4、关于国史的分期
一种意见是根据《历史决议》进行分期。即把建国后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这种分期法的缺点是把国史和党史等同了，因为《历史决议》是从党史的角度写的，是就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所作的总结。
第二种意见是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变化来进行分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途径，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不断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变化和解决的情况、实现国家根本任务的程度，决定着共和国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依此标准，可将国史划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蓬勃兴起时期（1953-1956）”；“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6）”（这一时期还可具体分为几个阶段：1957年到1960年，建设道路初步构想的提出和群众建设热潮的掀起；1960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调整；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国家建设的严重挫折）；“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77年至今）”（这一时期也可具体分为几个阶段：1977年至1981年，历史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从1982年至1987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88年至1992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1993年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第三种意见认为以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变化脉胳作为依据来划分国史各个时期，每个时期中又由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构成。以此为依据，可将国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1949年至1952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1953年至1956年）”。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始及其严重挫折（1957年至1976年10月）”。这个时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及其初步挫折（1957年1月至1960年12月）”；“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1961年1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全国大动乱（1966年5月至1974年12月）”；“各条战线的调整和全国的再度混乱（1974年12月至1976年10月）”。第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1976年10月以后）”。也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工作的徘徊与改革开放的准备（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全面的拨乱反正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1978年12月至1984年10月）”；“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经济环境的治理整顿（1984年10月至1989年12月）”。
第四种意见认为，应以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为依据来划分国史各个时期。依此根据来划分，可分为三个时期：“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49-1956）”；“探索中国式道路时期（1956-1978）”；“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78至今）”。
第五种意见则认为，现行分期过行繁琐，拘泥于历史表象，不便于从宏观和本质上对国史进行分析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有45年历史，分期却有4、5段之多，基本上局限于对史实的简单分割，缺乏系统性、启示性和预见性。持此种意见的同志主张，应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新中国4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1949-1978）”；“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978－今）”。
三、开创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不容置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还是一块有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为了进一步开创国史研究的新局面，需要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要处理好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国史的主线、分期、事件及人物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是自然的，只有通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百家争鸣来解决。但是，就其社会功能来说，国史研究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有些敏感性问题，宜粗不宜细的问题。因此，作为国史研究者必须要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抱着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对于具体的学术观点可以百家争鸣，但对于涉及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应该坚持以《历史决议》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根本准绳。这是大局，国史研究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二，要处理好加强队伍建设和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的关系。国史研究，起步较迟，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必须尽快造就一支专业队伍。要造就这支队伍，现在条件可以说是具备了。一是现有的近现代史，党史的研究教学工作者，把他们研究的重点逐步从建国前转移到建国后。二是一批离退休老同志，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结合文献资料，可以撰写论著。事实上，在这方面，有些老同志已经身体力了，如薄一波近几年撰写了堪称国史研究的力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三是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几年也开始增设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室），设置专业课，培养研究生（如从199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开始招收国史专业博士生）。队伍要加强，但研究人员的素质更应该提高。国史所涉及的面要比党史等专史大得多，这就需要研究者有多方面的知识。其中，要努力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解中国具体国情，掌握必需的经济学知识、外语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要处理好扩大研究层面和提高研究水平的关系。近几年发表的国史论著盛况空前，但课题内容重复或基本重复的不少。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信息不灵，资料短缺，任务需要，“热点效应”等等。当然，作为一个学科研究，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但应当通过国家、省市社会科学规划、中央和地方的史学刊物，加以引导，尽量减少此类问题。
第四，要处理好发掘史料与应用史料的关系。说到国史资料，这是研究者担心的问题，认为很多档案材料看不到，无法研究。这里说的材料看不到，应该指的是党和国家没有公开的东西，如中央的会议记录之类。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考虑一下国史研究者的特殊需要，尽量提供一些方便。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不过，是不是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都已经受到应有的尊重，已经充分地利用了呢？未必。从研究问题的资料依赖量来说，绝大多数已经公开了，关键是缺乏系统的整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有的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起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后的资料不是少了，而是多得多，只要肯下功夫，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第五，要处理好著述和评介的关系。这些年书出多了，是好事，但评介工作没有跟上，是个欠缺。对于国史研究的论著，目前的评述缺乏深度和特色，对于国外研究的译著本来就不多，有影响的评介更是寥若晨星。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开放科学文化领域，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加强对国外国史研究的信息收集、著述译介。好的评介有特殊的价值导向作用。
注释：
①1958年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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